菲利蒲·菲利波維奇| “顏革”24週年： 是誰在迫害塞爾維亞，又是誰在守護她？

引言**：**近年來，塞爾維亞國內頻繁爆發各種遊行示威，涵蓋環保等議題，甚至發生罕見的校園槍擊案。這一系列事件為親西方反對派及西方各類NGO及駐塞使領館提供了“可乘之機”，試圖在塞爾維亞國內發起新的“顏色革命”。

回溯至2000年10月5日，塞爾維亞的“顏色革命”曾成功扶植起了親西方的傀儡政權。在如今塞爾維亞面臨多重壓力的背景下，24年後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親西方反對派力量，並探討那些在國際輿論場上鮮有討論，卻默默守護着塞爾維亞安全與穩定的力量：武林、奧利奇和帕拉薩諾維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菲利蒲·菲利波維奇】

好巧不巧，今年8月9日，我剛瀏覽完中國外交部發布的《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所作所為及其真實面目》，就在第二天的8月10日親眼目睹了由西方扶持的反對派和綠黨在塞爾維亞街頭組織的集會。

而就在前幾天，塞爾維亞國會原定於9月30日舉行由反對派議員發起的關於鋰礦開採法案修訂的辯論被取消，再次引發了議會前數百人的小規模集會。由於規模過小，這次集會並未受到中國等國際媒體的注意，但不出意外的話，不消多久，同樣的一批人還會上街滋事。根據以往慣例，估計下次集會又將是某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8月遊行發生後，許多中國朋友感到非常意外，紛紛給我發消息以確認情況，詢問塞爾維亞是否依然穩定，是否還能繼續去旅遊，那裏是否一切正常？也有不少人直接問我，塞爾維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從今年8月開始的街頭遊行，早有預警；而在8月遊行之後，也陸陸續續發生了幾起數十人至上百人規模的、並不起眼的集會。早在7月底，反對派就揚言要舉行遊行，其理由是，7月16日，塞爾維亞政府通過了《關於為實現雅達爾礦區開採和加工項目而設立特定用途區域的空間規劃法規的實施規定》，恢復了原先已暫停的力拓集團開採項目。其法律依據是塞爾維亞憲法法院7月11日的決定，該決定宣佈政府2022年停止雅達爾項目的做法是違憲的。

塞爾維亞鋰礦Daily Wrap

在環保活動人士組織的大規模抗議之後，塞爾維亞政府於2022年1月撤銷了力拓集團價值24億美元的項目所獲得的許可。憲法法院認為，政府此舉超越了其權力範圍，該做法不符合憲法、政府法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的規定。

儘管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和其他國家官員一再強調該項目對國家經濟是一個重大機遇，但環保活動人士仍擔憂開採鋰礦可能造成的環境後果——而這種擔憂的情緒正好給了親西方反對派可乘之機以煽動民意。

在與一位專攻化學的朋友討論這座鋰礦時，我瞭解到西方對此礦藏高度關注的合理緣由。這並非一處普通的鋰礦資源，而是一種新穎的鋰硼礦石，在塞爾維亞被命名為“Jadarite”（化學式為LiNaSiB3O7OH）。其獨特之處在於，能夠實現鋰與硼的同時高效開採。

更引人矚目的是，該礦不僅儲量巨大，而且礦石中氧化鋰（Li2O）的含量/品位尤其顯著，達到了約1.78%的水平。能超越它的礦藏屈指可數，加拿大的Tanco礦品位可能更高，達到3%，但其總儲量卻相對有限；還有澳大利亞的Greenbushes礦，品位能達到2%——相比之下，歐洲其他多數礦藏的品位則普遍低於1%。

另外，Jadarite礦石的純淨性也是其一大顯著特點。它幾乎不含有鐵、鋁、鎂、鈣、氟等常見雜質，這一特性無疑大大簡化了後續的提取工藝，使得鋰和硼的提煉過程變得更為高效且直接。這些信息無疑為我們理解西方為何緊盯這一特殊鋰礦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回到集會，每當大家看到塞爾維亞發生這樣的大規模聚集時，立刻就會聯想到“顏色革命”，並擔憂塞爾維亞可能會陷入動盪，進而產生不安的情緒。

塞爾維亞2000年顏色革命作者供圖

然而，與致力於在輿論場上一些引發恐慌的文章相比，我的立場相對淡定。因為我認為儘管照片上的反對派遊行看似來勢洶洶，但實際上它們無法掀起像2000年10月5日那樣的體制顛覆性的“顏色革命”。

對於熟悉塞爾維亞局勢的讀者來説，這類集會遊行並非首次發生。近兩年來，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出現一次規模不等的遊行，而且這些遊行的手法、組織模式、參與者以及幕後主使都如出一轍；而且結果也都一樣，最終均以失敗告終。簡而言之，塞爾維亞並不具備“顏色革命”成功的要素和條件，除非真的出現領導人遇刺這類極端事件。

塞爾維亞的反對派主要由幾個零散的政黨構成。在2023年的選舉中，這些零散的政黨進行了一次大聯合（當時他們自稱“塞爾維亞反對暴力聯盟”）。這恰好給了大家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夠看清這些政黨的真實面目。

這些政黨包括：自由與正義黨、人民運動黨、綠色左翼陣線、塞爾維亞中間黨、民主黨、環境起義黨、自由市民運動黨、塞爾維亞新面孔黨、塞爾維亞團結工會黨、一起黨、改變運動黨、祖國黨、市民民主黨、羅馬尼亞黨和伏伊伏丁納進步倡議黨。總體來説，這些政黨屬於所謂的親西方自由民主派。

與之相對的，還有另一股反對派力量，即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其中包括塞爾維亞民主黨（注意，這與前述的民主黨不是同一個政黨）以及“門”黨等，他們與親西方自由派的最大差別是奉行傳統的保守主義（有時甚至是比較激進的保守主義），與親西方自由派的共同點則是都反對執政黨，比如反對執政黨對西方過於妥協，但他們或多或少有點為反對而反對。

面對如此複雜且令人眼花繚亂的政黨，如果他們不聯合，根據塞爾維亞的選舉法，估計大部分都無法進入議會。

知道了他們的名字和派別後，接下來就可以做比較。如果對比2000年10月5日政變以及如今的遊行，就能發現極為顯著的差別：

1，相較於世紀之交，如今的反對派政綱顯得薄弱。

無論是傾向西方的民主派，還是激進右翼反對派，都缺乏一套完整的政策體系。他們沒有系統的政綱、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

所謂民主派所倡導的民主自由價值，在執政十二年間的一系列不作為與揮霍無度中已宣告破產；民眾普遍認識到，這些民主派實則是偽民主派，充當着境外利益的代言人。而激進右翼則將塞爾維亞普遍接受的傳統價值觀念推向極端與教條化，這也讓立場温和的普通人感到不悦。

現政府是在歐洲價值、傳統價值及多元對外關係方面做得最為平衡的政府，也是唯一能將眾多要素整合為系統性政策的力量。正因如此，反對派轉而採取為反對而反對的策略，或是走上了議題型政黨的道路。前者只關注能否推翻武契奇，後者則僅關注能否在自己關注的議題上有所作為——至於後續如何，他們並無計劃。

因此，在近期的每一次選舉中，民眾自然也不願賦予他們承擔責任的權力，因為這些反對派顯然不願為他們反對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負責。

2，今日的反對派在組織度頗為低下。

他們僅在街頭聚集時勉強呈現出抱團的表象，而實際上塞爾維亞內部所謂的民主派早已四分五裂，原本相對統一的民主黨也已瓦解成眾多分支。

在這些反對派中，組織化程度相對較高的政黨是吉拉斯以及著名排華政客瑪麗尼卡·特皮奇領導的自由與正義黨，後者是ANTIFA和黑衣女等索羅斯集團旗下組織的“踐行者”。

自由與正義黨核心領導吉拉斯（中）特皮奇（右）作者供圖

若以市政基層黨組織的數量為衡量標準，吉拉斯的自由與正義黨在全國範圍內僅設有約88個市鎮委員會；而相較之下，武契奇的前進黨則擁有177個。

此外，自由與正義黨長期面臨資金短缺的困境，在全國範圍內並不受歡迎，其主要支持者僅限於親西方的自由派及部分對現狀不滿的年輕人。可以説，該黨既談不上自由，也缺乏正義，更難以稱之為一個真正的政黨。

自由與正義黨和前進黨的市政委員會（黨組）分佈作者供圖

至於其他反對派政黨，除了丘塔領導的“環保起義”黨還能召集一些支持者外，其餘黨派的活動幾乎僅限於互聯網和官方網站上更新新聞，其黨員人數和政黨規模均微不足道。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煽動街頭暴力的行為主要由自由與正義黨和環保起義黨所為。

3，遊行的一個重要但常被忽視的目的，是為了對所獲得的資金進行證明。

反對派及其麾下的一系列非政府組織，常年接受來自諸如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民主基金會（NED）、中央情報局以及美國和歐洲各類大使館的直接或間接資助。

武契奇在8月的表態中就曾指出，過去六個月內，為了使塞爾維亞陷入動盪，境外勢力投入了7800萬歐元。如果僅從公開數據着眼，並聚焦於美國民主基金會這一個組織，就會發現它在過去30年間在塞爾維亞的投入高達5000萬美元。其中，投資金額達到峯值的年份是2000年，即“顏色革命”爆發的那一年，投資額為180萬美元。

這還僅僅是NED這一家NGO的公開數據——如果算上那些非公開的數據，以及所有其他眾多NGO的投入，那麼過去30年的總金額很可能是一個天文數字。

獲取資金後，如何“合理”使用便成為了一個問題。許多組織會將資金用於吃喝玩樂，在高檔場所舉辦各種“會議”，然而當需要向資助者展示資金使用成效時，他們卻往往無法明確説明資金的具體去向。為了證明資金的使用情況，這些組織便不得不採取一些反政府活動，以此作掩蓋資金的胡亂使用。

另外，許多組織和反對派政黨會利用這類遊行活動進行大規模的串聯與聯動，進而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存在感。倘若沒有這樣的遊行，恐怕絕大多數民眾連他們的名字都未曾聽聞。

4，反對派並未獲得顯著的民間支持。

回溯2000年10月5日的政變，其發生背景複雜。塞爾維亞這個國家剛從近十年的戰爭與制裁中艱難走出來，又遭遇“後冷戰時代”處於鼎盛時期的美國的打擊，民主意識形態已全面滲透東歐，甚至連俄羅斯都受到波及。當時，許多工廠被迫重建或關閉，儘管米洛舍維奇採取措施試圖挽救奄奄一息的經濟，但戰爭及此前的一系列損失仍讓不少民眾對於是否應繼續支持米洛舍維奇產生了動搖。

然而，如今在前進黨的領導下，塞爾維亞的面貌已煥然一新。高速公路網絡不斷擴展，工廠數量日益增多，即便面對疫情和俄烏戰爭的衝擊，經濟增長依然穩健。塞爾維亞還擁有了高鐵，一系列新的基礎設施拔地而起，體育和文化領域也取得諸多新成就；更令人矚目的是，2027年塞爾維亞即將舉辦世博會。作為“顏色革命”發生條件之一的內部惡劣環境，在塞爾維亞並不顯著存在。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通過10月5日政變推翻米洛舍維奇上台的民主派——即如今又試圖通過“顏色革命”推翻武契奇的民主派——在執政期間並未能取得如今前進黨所取得的成就。

2000年顏色革命作者供圖

5，反對派****缺乏個性鮮明的領袖。

回望上世紀90年代的塞爾維亞自由民主派領袖，儘管他們中不少人與美國、德國或英國情報部門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明確就是“叛徒”，但至少他們具備一定的能力。

例如，曾擔任民主派總理的佐蘭·金吉奇，他多年為德國各情報部門效力，後來雖將整個塞爾維亞高層出賣給海牙並因此遇刺，但他畢竟師承哈貝馬斯，是一位貨真價實的哲學博士——時至今日，仍有不少民主派認為金吉奇極具人格魅力。

再以武科·德拉什科維奇為例，這位公開親美甚至試圖為美國洗清罪名的政治人物，同時也是塞爾維亞當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小説家之一。許多人認為，德拉什科維奇從政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如果他專心於文學創作，必然會被載入史冊。

然而，反觀現在的民主反對派，基本上可以説是一羣能力低下、缺乏人格魅力、組織能力和演講能力的人，甚至其中還不乏“癮君子”。與世紀之交那個年代相比，當時的政治對抗中無論是執政派還是反對派都顯得頗有質量，人物也更具能力，而如今的巴爾幹政治對抗卻常常給人一種“狗咬狗”的印象。

**6，**反對派尚未獲得強力部門或內部人士的支持。

許多人在審視10月5日政變時，往往會忽視一個重要細節：民主派推翻米洛舍維奇的行動得到了當時逐漸向北約靠攏的部分軍隊高層的支持。從另一個角度看，那次顏色革命實質上是一次軟性軍事政變。

有一個常被忽視的事實是，在10月5日政變期間，特警、國安和公安等力量原本計劃與示威者對抗，但軍方以防止內戰為由卻動用武力威脅，阻止了警方打散遊行的嘗試。

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涉及南斯拉夫及後來塞爾維亞的軍政和軍警關係。由於長期與北約既對抗又合作，自上世紀80年代鐵托去世後，南斯拉夫軍隊高層內部開始出現了所謂的親西方改革派軍官。他們的立場是，為了保護軍隊的完整並避免與北約的戰爭，必須採取“曲線救國”的策略，與敵人為“友”。久而久之，在這一派別中湧現出了親西方倒戈派。這些倒戈派與那些不希望塞國內再次爆發內戰的軍官綏靖派，最終在10月5日政變期間，通過各自的作為或不作為，共同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目前，塞國內仍然存在各種綏靖派、親西方派和“曲線救國派”政治人物，但他們的影響力遠不及主權派、獨立自主派和愛國派力量。然而，這一點仍需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如今各類所謂的“顏色革命”嘗試，其規模最終被限制在最多約5萬人的集會範圍內。即便是去年因兒童槍擊案這一直接觸動塞爾維亞父母敏感神經的事件而引發的系列遊行，最終也僅有幾萬人上街參與——須知，相比之下，武契奇的前進黨可是擁有將近100萬黨員基礎。

在中國輿論場上，畢竟還是較為缺乏針對塞爾維亞反對派的深入討論，也缺少對塞爾維亞為保障自身政權、主權與領土完整所作努力的關注。事實上，塞爾維亞並非一個任人擺佈的對象，其國家安全力量一直保持着高效運作的狀態。從上世紀的一戰、二戰、冷戰，到“後冷戰時期”的內戰，再到21世紀初，塞爾維亞的國家安全力量在不同歷史時期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儘管在2000年，由於最終缺乏足夠的支援，塞爾維亞未能成功鎮壓“顏色革命”和西方傀儡的滲透，但其對抗西方的決心和行動一直延續至今。塞爾維亞的內務部、警察以及情報局，長期以來都是對抗西方影響力的重要力量。

從上世紀的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到後來的塞爾維亞國家安全局局長奧布萊恩·喬爾傑維奇、內戰時期的約維察·斯坦尼什奇，再到現任情報局局長奧裏奇、副總理（前局長）武林，以及行動處總監帕拉薩諾維奇，這些人都為塞爾維亞的國家安全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當代的反西方鬥爭中，後面這三位尤其值得一提。

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和奧布萊恩·喬爾傑維奇作者供圖

現任情報局局長弗拉基米爾·奧利奇，是一位堂堂正正的機械工程博士。在擔任議長期間，他曾讓反對派無言以對，展現出極高的智商、深厚的愛國情懷以及卓越的鬥爭能力。

弗拉基米爾·奧利奇資料圖

而武林，作為塞爾維亞社會主義運動黨的核心成員，也是中國和俄羅斯人民熟悉的朋友，自青年時期起就一直站在對抗西方利益集團的最前線。

他最為中國民眾所知的發言，莫過於在被迫辭去情報局局長職務時的那段著名言辭：“美國和歐盟要求以我的人頭作為不對塞爾維亞實施制裁的條件。”他堅決表示，自己不願成為對塞爾維亞進行訛詐和施壓的理由。然而如今，他不但沒有被逼出政壇，反而成為塞爾維亞副總理，主管與金磚國家的聯絡。

亞歷山大·武林資料圖

最後要提及的是一位在中國鮮為人知，但對塞爾維亞貢獻極大的幕後人物——塞爾維亞情報安全局行動處的總監馬爾克·帕拉薩諾維奇。

前不久，塞爾維亞當地媒體還撰寫了一篇關於他的專題報道。他是塞爾維亞國家安全領域的一位傳奇且頗具爭議的人物。憑藉非凡的智慧、堅定的意志和無畏的勇氣以及在反情報和情報工作中的卓越成就，他贏得了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波黑塞族共和國總統多迪克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三位總統頒發的勳章，並因此晉升至塞爾維亞情報安全局的高層。

帕拉薩諾維奇不僅是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親密的助手，也是塑造國家新格局的關鍵人物。作為年輕的80後安全乾警，他更被視為塞爾維亞國安精神的傳承者。

馬爾克·帕拉薩諾維奇與武林的合影作者供圖

馬爾克·帕拉薩諾維奇與多迪克的合影

馬爾克·帕拉薩諾維奇和斯塔尼什奇的合影

帕拉薩諾維奇曾公開指出，塞爾維亞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外部勢力的秘密行動。這一聲明引發強烈反響，也使他成為自由派媒體攻擊的目標。他被指責為扼殺民主、破壞合作的元兇，然而這些指控大多未經證實，被視為抹黑運動的一部分。事實上，他正是站在對抗“顏色革命”最前線、承受壓力最大的人。

帕拉薩諾維奇還致力於加強塞爾維亞與俄羅斯的聯繫，這種合作不僅侷限於政治領域，還涵蓋了經濟和安全合作，從而增強了塞爾維亞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不知讀者們是否還記得，近幾次“顏色革命”都是俄羅斯提前通知塞爾維亞的，為此塞爾維亞高層還多次感謝了俄羅斯）。

十月，對中國讀者而言，是國慶慶典的時刻；但對於塞爾維亞來説，十月不僅象徵着曾經爆發顏色革命的動盪歲月，同時也標誌着國家安全與主權維護的重要歷史節點。125年前，1899年10月17日，塞爾維亞王國通過立法，正式成立了警察的秘密工作處，奠定了塞爾維亞國家安全體系的基石，並開啓了其國家安全的歷史篇章，10月17日也是塞爾維亞安全情報局的節日，類似中國的國家安全日。

縱觀歷史，武林、奧利奇和帕拉薩諾維奇，與許多塞爾維亞歷史上的國安幹警一樣，都是塞爾維亞敵人的眼中釘。但無論人們如何看待他們，他們都已經通過自己的行動，在塞爾維亞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並繼續書寫着輝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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