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卡薩斯、張軍：多重轉型是理解中國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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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如何理解當下中國經濟轉型的趨勢與機遇？改革的方向又在哪裏？
《瑞士在華商業調查2024》一書中，與海外諸多悲觀論者常提的“多重危機”不同的是，瑞士聖加倫大學教授托馬斯·卡薩斯與復旦大學教授張軍，分享了他們看待中國增長機遇的“多重轉型”視角，文章也表達了許多瑞士在華公司對中國經濟雖未言明但實際持有的樂觀看法。特將文章翻譯為中文，以饗讀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托馬斯·卡薩斯（Tomas Casas-Klett）、張軍 翻譯：王梓淳 審校：石爍】
商業情緒調查通常都要關注當下的情況，《瑞士在華商業調查2024》也不例外。在今年的調查中，受訪者的回答反映了一系列可比問題的年度情況。這正是此類研究引人入勝之所在。同時，在投資一國或與該國展開貿易時，往往需要着重考慮相關的中長期前景。本文正是分析了中國的長期前景。
本文提出，從“多重危機”挑戰出發並非是理解中國最好的方式，相比之下，“多重轉型”是一個更好的分析視角。更具體地説，中國正在經歷並推動着五個深刻、同步的轉型，這些轉型無一例外均意味着改革、政策推新以及精英商業模式的轉變。在未來十年內，這個複雜、多層次的轉型過程將影響中國的可持續價值創造和增長前景、中國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以及中國企業作為戰略貿易伙伴的地位。
一、中國的多重轉型
本文提及的五個轉型可謂廣為人知，尤其對於在華的外國商人而言，因為它們能夠在不同程度上對收入增長、利潤前景和運營變量產生影響。本文將在不同部分對此進行闡述。
（1）從投資驅動到消費驅動
從投資驅動到消費驅動是最為關鍵的轉型，因為傳統的投資和出口驅動的增長已經達到了極限——這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產能過剩中顯而易見。儘管強勁的供給側與競爭激烈、合理定價、抑制通脹等美好追求相關聯，但中國最大的經濟擴展潛力在於消費方面。然而，目前消費的GDP佔比依然相對較低，不到55%（見圖 1，中國的消費佔比低於瑞士、德國和美國）。
圖 1 最終消費支出佔GDP比重（%）：中國、美國、瑞士、德國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國家賬户數據和經合組織國家賬户數據文件（2024a）
國外有專家強調，“中國的長期消費增長”沒有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更有甚者如邁克爾•佩蒂斯在2023年曾直言道：“除非北京能夠設法讓消費增長激增，否則中國在經濟再平衡過程中將難以實現高於2%的增長速度。而消費增長激增雖然可能，但可能性極低。”
這類觀點的基本假定是，中國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的轉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現有的精英商業模式（例如通過土地銷售為地方政府支出融資的“土地財政”）會抵制這種轉型，而且無法自行脱離現有範式進行轉型。歷史上，大國往往需要遭受外部的重大沖擊才能夠實現這種轉型。對於中國來説，其面臨的問題在於未來究竟以多大的力度去實施旨在增加需求的政策（例如加強衞生和社會保障系統）。
正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指出的，中國計劃改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具體而言，這項包容性改革的具體措施包括改善收入分配、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擴大醫療衞生系統的覆蓋面。如果這項改革能夠成功實施，再加上其他政策協同，那麼消費佔GDP的比重在本世紀末能夠達到60%。
（2）從西方到全球
中國的經濟增長最初依賴於對西方國家的出口，這些出口貫穿了供應鏈的始終（從研發端到產品的目的地）。如今，中國已經不斷取得進步，建立了面向世界各地的全球網絡——中國正在努力將自己打造為貨物貿易的樞紐。中國在秘魯建設昌凱港的邏輯，既是為了加強自身與秘魯的貿易，也是為了讓秘魯向日本出口更多商品（引自與Sam Shi的對話）。
有趣的是，可以將中國的這種轉型趨勢概念化為中國在出口資本的同時利用其他國家的勞動力（從而發揮其貿易順差的作用），這與西方通過移民引入勞動力的方式形成對比。地緣政治推動了中國的部分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了越南、墨西哥和新加坡，這在強化中國當前地位的同時，也將在長期內顯著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隨着其他經濟體的不斷發展，中國的多元化投資組合將不斷“升值”，從而促進國家財富的積累。
（3）走向低碳經濟的能源轉型
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低碳經濟也是中國的戰略重點。中國在電池、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領域的領先地位證明了。在這場轉型中，中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平衡的政策模式，以及“政府支持、規模經濟和持續創新”的生態系統確實能夠帶來增長。
然而，做好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的平衡絕非易事：如果去碳化進程過快則可能會妨礙經濟增長，例如去碳化可能會導致電力短缺。無論如何，能源轉型對每個國家來説都會是一項成本高昂的任務，具體的耗資則取決於它們對這項任務的重視程度。顯然，中國對此非常認真。
（4）從“製造”到“創造”
《哈佛商業評論》曾在2014年發佈三位哈佛商學院教授的文章，名為“為什麼中國不能創新”。如今，中國已經完成了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現在，拋棄“複製-粘貼範式”是中國的一個顯著成就。有意思的是，就在2021《哈佛商業評論》又發佈了一篇名為“中國的新創新優勢”的文章。
《哈佛商業評論》分別於2014年和2021年發表的關於中國創新的文章
在許多領域，中國現在是全球競爭環境中最具創新性的參與者之一。但這並非沒有代價：創新也可能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對未來過度投資（或者説過度創新）並承受相關風險，意味着經濟體在消耗資本的同時，還忽略了那些在適當投資下就能夠帶來經濟增長的高生產率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國能否做好平衡，合理對投入創新的資源進行分配呢？這是一個問題。
（5）從產品到服務
中國多元轉型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是服務業，中國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遠低於發達經濟體（見圖 2），包括了許多低附加值的細分行業，例如餐館和小商販。此外，本土的在線平台，如阿里巴巴、拼多多和字節跳動，已經經歷了高度的優化並處在高效的運營狀態下。另一方面，中國目前缺乏高端的金融服務、具有競爭力的體育聯賽，以及世界級的諮詢公司。這表明，通過開放市場並提供合適的激勵措施，服務業仍有許多“低垂的果實”可以摘取，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圖 2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中國、美國、瑞士、德國
來源：世界銀行國家賬户數據和經合組織國家賬户數據文件（2024b）
二、中國的挑戰
國家在實現多重轉型以充分發揮其增長潛力的過程中，可能需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其中一些困難會阻礙某一特定的轉型進程，另一些則可能會導致整個轉型的失敗，甚至將國家困住。中國面臨的這些挑戰可以被概念化為十個問題，我們將分析它們對經濟轉型的影響。
（1）泡沫
泡沫是“動物精神”和樂觀情緒的體現，其本身並不一定是壞事，但必須得到控制。否則，泡沫的過度膨脹會扭曲經濟資源的分配，從而造成破壞。房地產就是一個泡沫，它在推動中國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和顯著提高生活水平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這一泡沫在合適的時機沒有得到遏制（人們可能會聯想到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或2005年左右的美國的類似疏忽）。
現在，迫在眉睫的是，在捅破這一泡沫的同時，避免新的泡沫形成。產能過剩表明現有的精英商業模式擁有過多的資源、金融渠道和體制特權，導致投資預期超前於實際需求。房地產行業是最大的此類累贅，並且鑑於其規模（佔GDP的20%以上），房地產業可能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才能恢復供需平衡。
IMF的研究表明，“與疫情前的水平相比，新房開工量下降了60%以上，這種歷史性的快速下降只有在過去三十年各國所經歷的最大規模的房地產行業蕭條中才有出現”，但另一方面，房價僅出現小幅下降，這部分原因是一些城市試圖通過對掛牌房屋設置指導價來控制房價下跌。隨着房地產泡沫逐漸消退，商業信心將受到抑制，經濟增長速度將低於預期（每年大約會相對減少1%的增長率）。
視覺中國
幸運的是，不同於日本，中國從未陷入金融市場的泡沫。此外，中國面臨的泡沫問題屬於，市場經濟體系下都會普遍存在的經典的資本主義產能過剩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有利於市場轉向生產力水平更高的商業模式。
（2）缺乏高端的金融服務
中國的精英金融商業模式遠遠落後於製造業。中國龐大的儲蓄沒有流向股市，中小企業也很難獲得融資。風險資本現在主要由國有實體主導。如果沒有金融自由化和外部的專業知識，這將繼續成為中國經濟的軟肋。
另一方面，金融的開放可能會使中國暴露於外部衝擊之中。穩定性（避免泡沫）和價值創造（有效的資本分配）之間的這種兩難權衡，在這十年內恐怕將無法得到解決。中國正在推動資本市場改革，重點是簡化制度基礎。這包括加強上交所的科創板（以納斯達克為樣板），為中國的技術驅動企業提供支持，同時承諾支持上海建設服務於國內和國際金融需求的金融中心。
（3）風險定價
中國曆來傾向於避免企業倒閉。儘管一些公司出現了倒閉，但破產潮尚未真正開啓，經濟中的風險定價正在逐步改善。
《經濟學人》2023年曾提出了“中國經濟低迷，為什麼沒有幾家企業倒閉？”這樣的疑問，指出“政府不願公司走向破產的主觀傾向是抑制增長的另一個因素”，強調中國政府實際上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去做。政府改變這種傾向的弊端使私營部門的融資將變得更加困難，並且隱含於國家擔保中的道德風險必須逐步消除。
風險定價和風險相關信息的生成是中國面臨的重要結構性挑戰。總而言之，中國的風險管理路徑應當是為企業創造調整和轉型的條件（正如我們在房地產和製造業中所看到的），而非簡單地讓企業倒閉。
（4）去槓桿
新加坡通過大量政府債務（約佔GDP的150%，高於瑞士的17%和美國的110%，World Bank 2024c）實現持續增長。雖然債務本身並不是問題，但某些行業應縮小其規模並減輕相應的債務負擔。不過，資本依然需要被有選擇性地分配到能夠創造價值的企業中，從而支持經濟的增長。
原則上，這些企業可以是中國的民營企業或國有企業，但要優先考慮前者，因為它們不涉及價值轉移。儘管中國的債務市場仍然與外部資本市場波動有所隔離，但是除非金融部門進一步開放，否則海外資本及其相關的專業知識將無法有效助力中國的增長。
（5）國有企業
中國的國有企業（頭部的資產回報率為1.5%，民營同行為3.9%）創造的價值可能少於美國（6.7%）、德國（2.6%）和瑞士（6.3%）企業。不過，在這個變化莫測的世界，國有企業提供了某種必要的穩定性。將國家資源分配到國有企業可能比分配到政府支出中更有效率。但是，國有企業創造出來的價值是否令人滿意呢？難説。
根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楊瑞龍指出了這一困境的解決方案。他認為中國打算做大做強國有資本和企業；但同時，並不打算讓國企在每個行業都處於“主導地位”，而要求國企“集中”於戰略性行業，這也意味着它們應該退出其他領域，為民營企業讓路。張軍教授進一步指出，國企的問題不在於所有權或管理問題——這是可以通過高質量的高管和人力資源解決的——而在於權力：“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關鍵在於約束濫用權力”。
在精英質量指數（EQx）中，有一個子指數是“權力”，很少有國家如中國這樣在“經濟權力”指數的三大支柱上分佈得如此不均：某些公司能夠在行業中佔據極高的主導地位（這一分項上中國在151個國家中排第104位），在行業聯盟和壟斷程度方面它們也具有一定的優勢（排名第67位），尤其是大國企。幸運的是，中國在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方面表現出色，在151個國家中排名第10位。如果能夠限制某些精英商業模式的權力，中國的創業精神將會進一步增強。
圖 3 中國在經濟權力指數領域及其三大支柱的排名（樣本中含151個國家）
來源：Casas-Klett & Cozzi, 2024, 第73頁, https://papers.ssrn.com/sol 3/papers.cfm?abstract_id=4779686>
（6）不平等
中等收入陷阱是眾所周知的經濟現象。要成為發達經濟體，需要通過制度認可的方式獲取特權或資源，形成價值創造的引擎。這樣的精英商業模式意味着不平等，但在成為發達經濟體之前，一國難以在消滅不平等的情況下實現增長。然而，不平等本身並不會導致增長，關鍵是要確保資源流向能夠創造價值和增長的羣體。
（7）人口下降
這個問題影響的是消費，而非環境或生產力。例如，韓國人口已經停滯了幾十年，但工業產出大幅增長。許多中國人會提早退休（女性55-58歲、男性63歲），這也正常，因為他們那時對價值創造的貢獻較低。因此，即便人口下降，生產性勞動力的增加將帶來某種形式的人口紅利。不過，需求總量的下降幅度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圖 4 中國在精英質量指數及4個指標中的排名（樣本中含151個國家）
來源：Casas-Klett & Cozzi，2024，第73頁,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 m?abstract_id=4779686
（8）“動物精神”
反映個人承擔風險或財務決策意願的情緒指標，近年來這一指標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了緩慢且穩定的下降，這在股票市場或“現在中國年輕人追求的是工作穩定和安全”的事實中可以看出來。雖然過度的樂觀情緒會引發泡沫，但缺乏風險偏好則會讓一切都減緩下來。這個世界上沒有能夠憑空產生信心的魔法。
中國人曾經是冒險者，但如今抵押貸款或孩子的教育負擔，讓很多中青年人不堪重負，企業則面臨更嚴格的監管和激烈的競爭壓力。如何讓中國重新成為一個充滿大膽自信創業者、消費者的國家，這是一個問題，並且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任何解決方案都不得不處在個體利益、心理和文化多重因素的動態交匯點上。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國家將保護產權，並且所有所有制形式都將受到相同的約束。此外，《決定》還強調了應通過正確的法律程序解決經濟糾紛。更重要的是，市場的進入和退出門檻被降低，將“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優化新業態新領域市場準入環境”，同時，“健全企業破產機制，探索建立個人破產製度，推進企業註銷配套改革，完善企業退出制度”。眾所周知，企業退出越容易，進入市場的就會越多。
（9）外部的創造力
與疫情前相比，2023年的上海，很多外國人已經離開，並且其中可能包括了80%的富有創造力的外國人——創業者、建築師和藝術家。剩下的主要是那些受訪調查的管理人員和高管。他們雖然致力於商業，但對中國和他們母國的經濟都做出了巨大了貢獻。城市的氛圍會因具有創造力的全球人才而得到豐富，就像人們在新加坡、倫敦或紐約見到的那樣。
所幸，今年以來，情況似乎有所恢復。中國確實擁有巨大的創意儲備，創意人才們正在展示自我、閃耀光芒，因此中國各行業的創意附加值正迅速增長，從時尚、食品到汽車和電子顯示器。然而，如果全球的創意元素無法聯結起來，那麼對雙方都會是損失。畢竟，美學價值可以通過網絡效應得到提升，對“美”的需求也有助於激發經濟活動中的“動物精神”。
（10）人工智能的衝擊
目前還沒有人知道人工智能將會帶來怎樣的顛覆性影響。如果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裁員現象在其他地方重現，全球經濟可能會被徹底重塑，許多白領崗位將消失。在這樣的環境下，穩定比增長前景更為重要。
一方面，AI可能只帶來邊際的生產率提升；另一方面，當AI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時，它有可能創造大量新的價值，從而推動經濟發展。面對人工智能革命，穩定與增長的兩難問題，仍然是中國和全球在這一歷史時刻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三、成功的轉型與新的可持續週期
在多重轉型與上述10個挑戰共存的情況下，只關注短期風險是一個危險的行為。樂觀來看，經濟在未來能夠出現消費增長6到7%、投資增長0到1%、整體增長達到4%的美好情景。
但是，過於樂觀並非好事，從疫情的經驗來看，即便是財政支出也需要被謹慎對待。在許多西方國家，疫情期間的財政擴張引發了貧富差距擴大與通貨膨脹。傳統的貨幣與財政手段在緩解危機、促進轉型方面可能會事與願違、讓問題更加嚴重，政策效果也往往難以持久。
中國將採取審慎的態度並以全局視角應對挑戰。例如，西方專家建議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土地自由化的土地改革方案一方面能夠“讓農民獲得土地中的大量財富，讓他們能夠按市場價值出租或出售他們的土地，從而為他們提供額外的可支配收入”；但另一方面，此類政策在刺激需求的同時，也可能會導致土地集中於地方精英手中，並引發類似於其他新興市場中存在的貧困和貧民窟現象。
巴西貧民窟網絡
換言之，短期解決方案需要與長期影響相權衡。中國的政治制度以長期規劃著稱，並且有着不被短期利益所迷惑的傳統。
在應對多重轉型的過程中，直到新政策和措施明顯見效之前，中國經濟相對而言可能會連續幾年保持平穩的狀態。這並不是一個充滿起伏的“W”型的經濟模式，而是“L”型的，伴隨着穩定且微弱增長、市場疲弱和低通脹的經濟模式。
經歷了前所未有的40年高速增長，這樣的經濟模式並不令人意外，這實際上也是一個相當好的結果。
然而，“L”型經濟模式的危險在於其缺乏變化，導致政策制定者可能在平靜的停滯中迷失，難以分辨哪些槓桿和政策才是有效的。目前，政策主旋律是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優勢，同時逐步淘汰低效益部門和低生產力企業，依據行業和精英商業模式逐步進行改革。
如果改革足夠大膽且具有結構性，那麼我們將看到這樣的景象：市場上的信息更加豐富（例如關於風險的信息）、自由化程度提高、資本配置改善、監管放鬆，甚至可能在多重轉型的後期對外國企業展開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並在最終可能看到長期的4%和5%的增長。
這裏有個關鍵問題是西方國家普遍依賴的貨幣調整政策會被拋棄。關於財政政策，儘管高債務和高税收有負面影響，但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能夠帶來更多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五年內，我們認為中國的消費將會增加，供應鏈會更加複雜，經濟發展會更加綠色和可持續，國際化程度會提高，技術也會更加先進，並且會進一步向西方開放貿易和投資，甚至開放金融資本和文化。我們的調查表明，這也是許多瑞士公司雖未言明但實際持有的看法。
致謝：
本文感謝復旦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傳世之作學術精品研究項目“構建經濟發展的國家理論”（XM04221238）對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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