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戰爭愈演愈烈，以色列經濟還撐得住嗎？

【文/劉燕婷】

從2023年10月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以來，加沙戰爭已延燒一年。

在這一年內，巴勒斯坦經濟嚴重倒退。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23年11月報告，戰鬥才剛開始一個月，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貧困人口就已增加近20%，並且分別減少了61%和24%的就業機會，“人類發展”指標也出現11至16年的倒退。當時UNDP就已示警，如果戰鬥持續到第二個月，貧困人口總數將增加34%（50萬人），巴勒斯坦經濟則將遭受19年的發展倒退。

不幸的是，戰爭並沒有停下來，巴勒斯坦的苦難也持續加重。

西岸經濟主要受到以色列三大政策衝擊。第一，在10月閃擊發生不久後，西岸的15萬巴勒斯坦勞工便被禁止進入以色列工作；第二，以色列也在西岸發起軍事掃蕩與宵禁，加上以方定居者的暴力襲擊，部分巴勒斯坦人因此無法正常工作；第三，以色列財政部扣留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税收，後者因此無法支付部分公務員薪資。根據國際勞工組織12月數據，光是戰爭前兩個月，西岸就失去了32%的就業機會，即27.6萬個工作崗位。

8月22日，在約旦河西岸北部的圖勒凱爾姆，以軍車輛停在路上。新華社發（艾曼·諾巴尼攝）

加沙則被悲慘的人道浩劫席捲。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數據，早在戰爭爆發前，加沙的貧困狀況就已相當嚴重：在這片進出皆受管制的“露天監獄”中，大約61%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2023年戰爭爆發後，情況更是每況愈下：2024年2月的世界銀行報告揭露，加沙GDP已暴跌80%以上，從第三季度的6.7億美元降至第四季度的9,000萬美元，“幾乎每個加沙居民都將生活在貧困中”。

今年5月的聯合國報告也示警，加沙的生產基礎已被破壞，各部門損失超過90%，2024年的加沙GDP則可能下降51%，且加沙至少有37萬套住房遭到破壞，其中7.9萬套完全被毀，就算以每年992套的速度重建，也要到2040年才能完成，且整體重建費用約在400億到500億美元間，破壞規模是二戰以來首見。然而浩劫仍在繼續：2024年6月，國際勞工組織表示加沙失業率已達80%；8月，巴勒斯坦主要銀行協會表示，加沙各地的銀行都已停止運營，現金危機正在蔓延。

整體來説，戰爭不僅重創加沙，也波及西岸。反觀作為戰爭另一方的以色列，雖也承受相關成本，卻沒有太受經濟情況掣肘，背後原因除了豐厚的外匯存底，也與以色列特殊的對外關係有關。

戰爭如何衝擊以色列經濟

首先觀察以色列的戰時經濟表現。毫無疑問，這場歷時一年的戰爭，是以色列近年的最大經濟挑戰。

根據以色列2024年2月官方數據，該國的2023年第四季度GDP萎縮將近20%，遠大於各界原本預估的10%，下跌幅度主要來自私部門的消費萎縮（26.9%），以及固定投資的大幅下降（68%）。與此同時，進出口也分別下降了42%、18.3%，雖説政府支出因為戰爭增加88.1%，可以抵消部分前述損失，但2023年的以色列GDP成長最後只剩2%，低於2022年的6.5%。

可以發現，戰爭確實削弱以色列經濟，原因也不難想像：各行各業都受兩大因素掣肘，一是投資減少，二是勞動市場混亂，作為以色列經濟引擎的高科技產業尤其明顯。

3月27日，以色列安全人員在以色列北部城市謝莫納檢查一處遭火箭彈襲擊的建築。新華社發（阿亞爾·馬戈林攝/基尼圖片社）

首先是投資減少。根據以色列創新局（IIA）2024年4月發佈的年度報告，以色列經濟在過去20年受到高科技產業的大力牽引：1995年，高科技產業貢獻了當年GDP的6.2%；2023年則來到20%，且佔出口總額的53%（735億美元）。報告特別指出，高科技產業在以色列經濟的角色，就像石油與天然氣之於俄羅斯。但即便如此，以色列政府的研發投資比例還是低於美國、英國、韓國等其他全球科技大國，雖説以色列的研發支出在GDP佔比位居世界第一（6%），但這背後的主要推手還是私部門與外國資本投資，例如以色列高科技新創業，就有高達80%的創投來自外國資金。

如此一來，戰爭的影響便難以避免。以色列智庫RISE Israel的4月報告便揭露，2023年第四季度流向以色列科技業的投資總額為17億美元，2024年第一季度的數據則為16億美元，與 10月7日戰爭爆發前的兩個季度相比，投資額下降了31%，與2022年最後一季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相比，也下降34%。在戰爭爆發後6個月，活躍在以色列的外國投資實體數比前6個月減少了23%，本地活躍的投資實體數下降幅度更大，達到了30%。

再來是剩餘投資很大程度流向了本土科技巨頭，而非大小企業雨露均霑。以2024年第一季度為例，16億美元中約有50%流向六家公司，每家公司都吸引到1億美元以上的投資額，如果沒有他們，第一季度的投資額將僅剩8.64億美元。RISE Israel的報告同時指出，進行戰時融資的以色列科技公司中，有20%無法吸引到本土或外國創投基金參與，只能依賴私人投資者、科技孵化器和其他公司給予支持。

以色列非政府組織志願者，在以色列中部裏雄萊錫安市的停車場，向排隊民眾分發食物袋。法新社

再來是勞動市場混亂。如前所述，10月閃擊發生後，西岸的15萬名巴勒斯坦勞工便被禁止進入以色列工作，此外也有不少外籍移工選擇離開，農業、建築等領域開始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對此以色列政府雖積極要從印度、斯里蘭卡等國招募移工，卻還是無法迅速填補缺口。

更重要的是，戰爭開始後，以色列便迅速動員36萬名預備役軍人蔘戰，這是1973年贖罪日戰爭以來的最大規模動員，當然也會影響國內經濟運作。根據IIA報告數據，2023年的以國高科技產業從業人員數量成長2.6%，達39.6萬人，幾乎佔全國勞動力的12%，但2024年進行調查時，卻有科技公司表示“受戰爭影響，必須減少招聘”，可想而知後續項目的推進也受到影響。

整體來説，因為籌集資金髮生困難、員工改穿軍裝奔赴戰場，以色列的科技業被迫經歷困頓，新創公司的處境尤其艱難。當然早在戰爭爆發前，以色列科技業便已出現衰退，其原因主要來自全球經濟放緩，但戰爭的爆發無疑是在這個趨勢上，再給了一記當頭棒喝。

而科技業的挫折，基本上也是以色列其他產業的縮影。根據Kan-Tor & Acco的2024年1月數據，因為禁止西岸巴勒斯坦工人入境，以色列建築業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缺工危機，即便政府已從印度、斯里蘭卡招募工人，但截至調查時，新募工人尚未正式部署，以色列的勞動赤字高達14萬人，營運工地的生產力僅剩30%，全國有將近50%的工地被迫關閉。

2024年9月2日，以色列國內爆發抗議活動，並伴隨罷工，乘客在特拉維夫本-古裏安機場等候航班。法新社

農業也同樣受到影響。缺工問題自不待言，戰爭爆發後，不僅西岸巴勒斯坦勞工無法入境，長期支撐以色列農業的大量泰國、尼泊爾、坦尚尼亞移工，同樣因為戰火被迫離去，加沙周遭、以色列黎巴嫩邊境的農業帶，則因為不定期的炮彈波及，而被迫大量減產。例如加沙周邊的各個基布茲（Kibbutz，傳統上是指以色列的集體農場社區），其農作物產量便佔以色列全國的25%，某些農產的權重甚至更大：60%的馬鈴薯、57%的大麥、47%的番茄和38%的捲心菜。當然由於農業整體產值僅佔以色列GDP的2%，所以這些損失還不至於動搖經濟，以色列也能通過其他方式進口糧食與蔬果，不會因此糧食短缺，但前述衝擊還是會導致國內食品價格短暫上漲，以及以憤怒農民要求政府編列預算進行紓困。

情況類似的還有旅遊業：其雖然不在以色列經濟扮演關鍵角色，但相關羣體的損失相當嚴重，政府同樣要擠出預算進行紓困。根據以色列酒店協會（IHA）2024年7月數據，2024年上半的遊客過夜住宿量約為96.9萬人次，年減81%，與2019年同期（COVID-19之前）相比下降84%，以色列約有10%酒店面臨倒閉，還有大量酒店處於財務崩潰邊緣，其中耶路撒冷、拿撒勒和特拉維夫等旅遊業盛行的地區尤其明顯。以色列觀光局同樣表示，2024年1月至6月約有50萬名遊客訪問以色列，但去年同期約有200萬人次。

整體來説，以色列各行各業都受戰爭影響。根據商業資訊公司CofaceBDI數據，截至2024年7月，以色列已有46,000家企業因為戰爭被迫關閉，如果戰爭持續到年底，倒閉的企業數可能突破6萬。

為什麼以色列撐得住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經濟距離崩潰還有很長距離，且經濟壓力在中短期內，也很難成為以色列政府結束戰爭的關鍵，原因有二：以色列豐厚的外匯存底，以及特殊的對外關係。

戰爭當然造成以色列的經濟損失，也讓預算壓力上升不少。根據以色列央行2023年11月數據，戰爭才剛開始一個月，以色列每週的經濟成本就高達6億美元，約佔每週GDP的6%。其中包括教育機構完全關閉導致工人缺勤和生產力下降的成本（3.25億美元）、受戰爭影響地區14.4萬疏散居民的缺勤成本（1.54億美元）、動員36萬名預備役軍人的相關費用（1.3億美元）。

顯然，這一統計還未列入巴勒斯坦工人、外籍移工缺勤所造成的損失，也未反映戰爭期間需求和消費下降對於勞動市場和經濟造成的整體損害。不過央行也同時預測，如果戰爭持續到2025年，以色列的戰爭花費將超過530億美元，這是基於税收減少的背景下，國防和其他支出持續增加所進行的估算。

基本上從持續的時間與強度來看，以色列已經多年未有這麼大規模的軍事活動，前次2014年針對加沙的“保護邊緣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雖只持續一個月，卻已讓以色列損失19.6 億美元，這當中還不包括預備役軍人工資或各種軍備的費用，且當時的以色列政府還為此從國防部以外的各部削減5.59億美元的預算，來使財政恢復正常。可想而知，與2014年相較，這次的戰爭負擔非比尋常，不過以色列也不是毫無應對辦法。

去年巴以衝突爆發後，以色列央行在公開市場出售至多價值300億美元的外匯，以維持以色列貨幣謝克爾的穩定。由於衝突爆發，謝克爾兑美元匯率一度跌至近八年低點。

首先就是豐厚的外匯存底。根據以色列央行數據，過去20年間以國的外匯存底成長不少，從2005年的270億美元上升到了2023年的2046億美元。在這一基礎上同時觀察2023年其他數據：預估外債為1596億美元、外債佔GDP比率為31.1%、外債佔出口比率為91.5%、債負比率為11.2%、外匯存底支付進口能力為18.6個月。

雖説2024年尚未結束，但以色列央行已經預測2024年、2025年的外匯存底及相關數據：外匯存底分別為2161億美元、2291億美元，外債分別為1641億美元及1674億美元，外債佔GDP比率分別為29.9%及28%，外債佔出口比率分別為89.3%及85.5%，債負比率分別為10.9%及10.6%，外匯存底支付進口能力皆為18.7個月。整體來説，如果事實與前述數據差異不大，那麼以色列的外匯存底還是高於外債金額，外部流動性尚佳。

且外匯存底還有一個重要功能：這些資產不僅為國家帶來投資回報，也讓央行有能力在外匯市場上捍衞本國貨幣。例如2023年底，由於以色列央行迅速出售外匯支撐新謝克爾（New Israeli Shekel，NIS），匯率的貶值趨勢已有所緩解。不過近幾個月來，以色列的通脹率有所提升，最新數據顯示以國的年通脹率為3.2%，已經超出1%-3%的目標區間，為此以色列央行副行長也在8月表示，自己懷疑年底前是否還具備貨幣寬鬆的條件。這一變數恐怕有待觀察。

另外以色列也積極發售債券，基本上這就是以國一直以來的戰爭傳統：1967年六日戰爭期間，以色列債券的銷售額超過2.5億美元；1973年贖罪日戰爭期間，銷售額超過5億美元；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以色列遭伊拉克發射導彈，銷售額又超過10億美元。

這次當然也上演了類似場景。一直到2024年5月，以色列政府已經出售價值180億美元的債券，這些購買者如果不是本國與海外的愛國人士與資本，基本上就是歐美各國，這裏便會牽引出以色列經濟之所以屹立不倒的關鍵：特殊的對外關係，尤其是跟美國。

2024年8月19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特拉維夫，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晤。X@IsraeliPM圖片

以債券為例，從1951年開始，以色列發展公司（DCI）就在美國市場發行債券，並以美元計價。長期以來，這些用於支持預算的債務工具，在以色列外債中固定佔比12%-15%，由此成為國家信貸和硬通貨的重要來源。2023年10月7日以來，DCI更是大幅擴大以色列債券的銷售規模，並與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ALEC）達成合作，後者因此大力動員官員與相關部門推廣以色列債券，效果當然也相當驚人：根據英國《衞報》2023年11月報道，光是戰爭的第一個月，美國各州就已購買3億美元的以色列債券，以此向以方提供財政支持。6個月後，這個金額來到了17億美元，之後當然繼續增加。

但美國對以色列的債券採購，僅是美以特殊關係的一環，其他場域如軍事援助，美國的角色同樣吃重。從奧巴馬（Barack Obama）時期開始，美國每年對外軍事融資計畫中，就有33億美元固定撥向以色列，涵蓋了後者15%的國防開支，同時還額外提供500萬美元用於導彈防禦。2024年4月美國通過“2024年國安緊急補充撥款法案”後，再向以色列提供130億美元的新預算授權，其中有60億美元流向以色列國防部：40億美元用於補充鐵穹、大衞投石索等防禦系統，12億美元用於採購鐵梁，8億美元則供陸軍採購彈藥。

可以這麼説，面對這場等於屠殺的戰爭，美國為了以色列實在鞠躬盡瘁：不僅大力採購債券、提供軍援，甚至還在媒體與政治場域，一路為以色列保駕護航。

當然，歐盟也沒有“袖手旁觀”。除了同樣採購債券外，歐盟對以色列的最大支持，就是沒有中斷商品與服務交流，這點就與應對俄烏戰爭有很大的不同：作為以色列最大貿易伙伴，歐盟各國即便湧現同情巴勒斯坦的校園學潮，其政府還是沒有對以進行經濟制裁。當然隨著加沙傷亡攀升、輿論批評增加，有極少數歐洲國家開始了對以色列的軍火禁運，例如英國工黨政府就在9月宣佈停止對以運送30項軍事裝備，但英國對以軍售項目多達350項，這類做法只能説是“走個過場”。

而作為以色列第五大貿易伙伴的土耳其，雖從4月開始對以色列實施54種不同商品的出口限制，並且在5月停止了與以色列的所有進出口貿易，但這一政策還提供3個月的緩衝期，同時允許企業通過第三國履行現有訂單，不會立即產生嚴重衝擊，並且因為土以在水泥與汽車產業的深厚聯繫，外界也預估兩國可能會循“第三國轉運”方式，繼續重要商品的隱形貿易，以色列經濟也不至於因此傷筋動骨。

2023年10月28日，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衝突持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伊斯坦堡聲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集會上發表講話。Reuters

綜上所述，戰爭確實衝擊以色列經濟，但因以國本身家底殷實、而且“不是俄羅斯”，所以經濟問題暫時不會成為以色列的停戰考量，除非美歐未來改變既有政策，否則以色列短期之內都將繼續這場屠殺，不因經濟損失而卻步。

當然，“撐得住”與“體質健全”還是兩件事，戰爭成本的持續增長，必然會讓以色列財政產生某種畸形。在2024年7月的預測中，以色列央行就將2024年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從今年稍早的2.8%下調至1.5%，且因加沙戰事毫無平息跡象，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的衝突又不斷加劇，以色列央行也將時至2025年的戰爭成本上調到670億美元、而非一開始的530億美元。

而以色列不斷惡化的財政狀況也促使大型信用評級機構下調了該國評級，例如惠譽就在8月將以色列的信用評分從A+下調至A，理由是軍費支出增加導致財政赤字擴大，至2024年已佔GDP的7.8%，高於前一年的4.1%。以上種種意味著，以色列將面臨更多預算分配的艱難選擇，例如犧牲社會福利、教育等領域的支出，或是承擔更多債務。

另外某些經濟損失也可能產生深遠影響：2024年4月，三星電子旗下創投部門 Samsung Next宣佈，由於以色列商業狀況不斷惡化，該公司將關閉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辦公室、轉往海外，而過去十年間，Samsung Next在作為區域科技中心的特拉維夫紮根，已投資了70多家公司和以色列新創企業；7月，由於胡塞武裝從2023年10月起持續襲擊紅海水道，導致部分航線運量驟減，例如埃拉特港（Port of Eilat）就在掙扎8個月後宣佈破產。這些成本都有待以色列的未來處理與吸收。

整體來説，以色列作為屠夫，在化加沙為廢墟上實在毫不手軟，但也正如刀刃劈砍必遭損耗，以色列也難免因為大開殺戒而渾身浴血，留下傷痕。但比現實更現實的是，這些傷痕雖會痛癢，卻還是難阻屠夫大開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