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磊：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地步-心智觀察所、米磊

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與“科研-商產”的打通息息相關，因此，科技成果轉化問題近年來成為我國硬科技業內人士熱議的焦點。

近日，中科創星創始合夥人米磊（下圖右）做客觀察者網·心智觀察所，就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現狀和未來，以及如何借鑑某些西方國家先進經驗等議題與心智觀察所首席經濟學家李波（下圖左）做了深入探討和交流。

【“兩張皮”的問題】

李波：歡迎米磊老師來到****觀察者網做客，心智觀察所是觀察者網新開的一個欄目，着重研究產業發展中一些規律性的問題。無論從理論還是到實踐，你在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方面有很多獨特的觀察與感受。我最近也讀了你撰寫的《硬科技2》這本書。你在書中感慨，我們國家這四十年多的發展一直存在科技與生產力兩張皮如何結合的難題，能否把你的觀察再給我們分享一下？

**米磊：**40年以來，這兩張皮的結合一直是一個老大難問題，也一直沒有真正得到解決。首先，科技如何轉化為生產力，這本身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事情。人總是有惰性的，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一羣人一定會先從容易的事情入手，只有當容易的事都幹完了，才會去逐步接觸到更高難度的事。科技成果轉化今天到了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地步了。過去40年，我們的經濟在增長和增速比較快的情況下，對這個事情的重視程度本身也不夠。

李波：過去40年我們的技術來源是什麼？

**米磊：**過去的技術來源，大多從發達國家引進。過去40年的高增長，本質上來自於發達國家把前三次工業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技術紅利向中國進行了一定的擴散。我們結合了自身廉價勞動力的優勢，為全球提供中低端的製造業。

李波：我們也有很好的工程師資源來消化這些過去的技術，所以我們不僅吃了勞動力紅利，還吃了我們技術工程師的技術轉化紅利。

**米磊：**不過現在海外輸入的技術紅利基本上已經很少了。

李波：我們的科研院校在過去三四十年裏的研發投入很大，培養出了很多人才，參與了很多國家的重大項目，也取得了很多不菲的成就，那這一部分的轉化為什麼較難融入到我們的經濟發展中，成為我們技術輸入的另一端？

**米磊：**科技成果轉化在中國的過去十年是處在高速發展的一個階段。我覺得已經開始有很多成果轉化了，我們的科研在最近20年也是高速增長的階段，國家在過去20年對科研的投入也是大幅度增加的。整個中國的研發投入，從2000年到現在，每年的增長是在20%左右，是遠高於GDP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科研和人才的產出在過去這幾年是井噴式的。所以我們也預測，未來五到十年甚至20年是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的高增長階段。

李波：怎麼來解決這兩張皮的問題？

**米磊：**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過去我們科研部門和產業部門是割裂的。科研部門、大學和研究所的主要任務是做學術發文章，並不太注重考核他對產業的貢獻。所以對科研部門來説發文章、寫專利就夠了，所以在課題的立項中，有時候並不太關注是否能夠推動產業化。換言之，做的這個課題是不是有產業化的價值這不是最核心的。這種考核體系，也制約了一部分科技成果轉化。

另外我們的產業部門中，真正的硬科技企業總體來説是偏少的，我們大多數的企業還是依靠於中低端的製造體系，他們本身是沒有承接硬科技能力的。

李波：除非是像華為那樣被大環境逼迫的。

**米磊：**是的，華為這樣的公司是少數的，他們有龐大的工程師隊伍和研發團隊。

去年12月，東莞理工學院與華為在東莞松山湖簽署框架合作協議

李波：華為做企業的理念和宗旨也是以研發為導向。

**米磊：**中國過去像華為這樣的公司，並不是產業界的主流，所以導致科研院所的技術在產業中是很難承接的。

【美德日的“他山之石”】

李波：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提出來，要改變這個科技、教育和產業結合創新的體制，就説到這個點子上了。美國和日本在這方面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鑑的？

**米磊：**美國在把技術用於產業化方面是在全球領先的。我們可以追溯一下美國當時經濟是怎麼崛起的。19世紀全球的科研創新的中心在歐洲，包括一流大學也在歐洲，以電氣化革命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原創技術也發生在歐洲。但是大規模的應用和製造，包括大部分的產業化的落地是在美國。所以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技術商業化的國家。有一本書叫《他們改變了美國》，講的就是這100多年來美國人把技術大規模應用的企業家和科學家們，其中就包括了以愛迪生為代表的幾代硬科技企業家。他們把技術商業化做得非常好，所以説美國從那個時代開始就很重視這件事情。

李波：美國的企業家的構成就有很類似愛迪生這種發明家的成分，他們從歐洲轉化技術，能夠迅速佔領市場，有了這個路徑，在科技轉化上嚐到了甜頭。

**米磊：**是的。美國的GDP超過英國，就是在電氣化時代依靠大規模的產業化，包括後來緊跟內燃機革命的福特汽車，發明了流水線作業體系等等。

為了解決產業化和軍工技術轉化問題，二戰之後，1946年美國在全球第一個搞出了風險投資公司——ARD公司。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美國善於用金融以及其他各種創新工具方法來推動技術轉化。然後有了硅谷和整個風險投資的崛起，對美國的科技創新幫助非常大。

但到70年代，美國又遭遇了石油危機。石油危機之後，美國被迫為了拉動經濟，在1980年出台了“拜杜法案”。美國在50年代有過“無盡前沿法案”，讓國家大量投入技術科研，30年之後美國經濟遇到問題又有了“拜杜法案”，大規模鼓勵高校科研成果產業化，之後大量的專利被轉化出來。再加上風險投資在硅谷崛起之後也做了有效結合，推動了美國的產業轉化。

1946年美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ARD成立

李波：“拜杜法案”最主要的政策抓手是什麼？

**米磊：**最主要的抓手是把國家投給高校的研發經費形成知識產權和專利，然後授權給老師、教授和發明人，由發明人自主去決定如何轉化，跟誰合作去轉化。成功了之後再收取一定的費用，相當於是後付費模式，即成功了之後再給國家分成，而且分的成比例非常低，只有百分之幾。所以發明人積極性很高，而且這個政策由教授自主選擇，法律上有明確的保護。

李波：我們這邊對發明專利有行政審批，但流程往往較長。而且擔心國有資產流失，未來可能會有更加鮮明的改革舉措出台。

**米磊：**是的，這一次三中全會表明我們要在科技體制創新上會持續進行改革。

李波：也這是三中全會最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日本在國家科研投入轉化為產業生產力方面有什麼值得我們關注和學習的？

**米磊：**日本也很重視產業化。比如説有一個專門做工業化科研轉化的研究機構，它跟德國的弗勞恩霍夫協會非常像，都定位在科技成果轉化的中間階段，把應用技術研發推向產業化，這個屬於連接科研和產業中間的部門和機構。

李波：德國和日本都沒有那麼發達的風險投資，德國自己都抱怨過沒有那麼大型的風險投資機構，這方面沒有中國那麼強，日本和德國也有些類似。

**米磊：**德國和日本實際上側重把技術轉化的階段“從4做到6”的公共平台，我們的科研院所側重”從1做到3”，把技術推向更接近產業化的階段是7到9。

李波：就在你的書裏也介紹了，這“4到6”的過程中轉化的前景還不那麼明確，收益也不是那麼確定，因此私人做是比較困難的。風險投資做可以，因為風險投資有自己的組合。但在風險投資不太發達的社會里就必須依賴一種半國家半公益性質的機構或者團體。我們國家好像似乎缺這樣的平台。

**米磊：**我們國家現在也有一些新興的研發機構，這些新興研發機構其實定位就是屬於“4到6”的平台。

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

李波：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有代表性的新型研發機構？以某些典型案例作為我們學習的樣板。

**米****磊：**地方上對這些新型研發機構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説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等等。這些新型研發機構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去做產業化。

李波：這些機構平台本身的定位是非盈利的，但其實驗室或者項目又要追求盈利的吧？

**米磊：**平台是非盈利的，但是平台的使命是要把技術能夠轉化出去，孵化出更多的硬科技企業，然後這些企業將來可以推動技術進步，將來是可以產生盈利的。

李波：平台本身也有資金嫁接功能。平台的一部分相當於一種基金？做種子投入。

**米磊：**這些平台前期可能政府投入比較多，但也可能會有一些市場化的投入。

李波：有沒有一些好的商業轉化的案例？

**米磊：**比如北京大學程和平院士主導的雙光子在體顯微成像系統，在天宮一號系統上實現了應用，還被國家博物館收藏了。

李波：如果沒有這樣的平台，這個科技成果轉化就不會那麼快。

**米磊：**這些平台確實能夠幫助到產業。科研院所的一些技術，能夠在拿到風險投資之前，通過這些平台能夠更接近市場化。

李波：以此為基礎，能夠預測到這種技術的應用市場範圍，風險投資才會加碼。

**米磊：**還有技術成熟度的問題，如果只是高校研發出來這個技術，它的成熟度是達不到風險投資投資標準的，然後通過這樣的新科研機構，讓這個技術往前再走一段，更成熟，才能夠達到將來風險資本介入的階段。

李波：假如給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打分，那麼德國、日本在什麼位置？中國大概現在在什麼位置？

**米磊：**風險投資和新型科研機構都是工具和手段。美國的風險資本是最強的。科研機構、大學的科技成果轉化辦藉助風險資本，確實是能夠介入到這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美國這方面可以打九分。

德國和日本的風險資本弱一些，但是他們通過弗勞恩霍夫研究所這些平台做了彌補，所以我覺得他們可以打七分左右。

中國現在這兩個工具都有。但是風險投資的體量和活躍度現在是不如美國的，尤其這兩年有所降低；我們國家級的新型機構還是偏少，投入還是需要再加強。畢竟我們手段和工具都有了，我覺得中國的成果轉化打分應該是介於美國和德國之間，就是比德國好一些，然後比美國要弱一些。

李波：你的書裏也提到了德國有很多“隱形冠軍”。當然中國也有自己的隱形冠軍，但中國這些企業的技術好像很少是從產業研究院裏邊轉化過去的，往往是自己研發的？

**米磊：**是這樣的。德國是因為老牌強國，有雄厚的積累。但從今天的這個角度來看，某一個技術在中國產業化的成功率比德國和日本更高。

李波：因為我們的市場更大。而且市場接受創新的活力和動力也強，所以如果我們有更好的配套措施，科技成果轉化的速度可能會更快。你在書裏面還提到一個“共性技術”的概念，我們在轉化中應該怎麼去定位“共性技術”？

**米磊：**集成電路的製造流程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共性技術。因為Fabless（設計公司）這類企業只需要去做芯片設計，台積電、中芯國際等負責去流片，這種都是共性技術。

李波：如果拿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作為參照物，我國有關芯片製造環節的“共性技術”目前進展如何？

**米磊：**目前跟IMEC還是有明顯的差距，因為IMEC也是比利時政府連續幾十年長期投入的結果，目前它已經成為了全球性的微電子研究平台。有了這種持續的投入，科學家們就可以專注於芯片領域的關鍵共性技術上的攻關。而且它得到了像英特爾、台積電等等這樣大企業的支持。

李波：這些大企業支持這一共性平台的出發點是什麼？

**米磊：**所有的企業都是有盈利要求的，但任何一個大企業也不能無邊界和無限擴展地把所有科研和供應技術全都自己來做，他們往往只是技術的某一個應用方。有一些共性技術資本投入很大，投入週期很長，如果只有一家用，這家企業是負擔不了高昂成本夫人。但如果你把這個技術給幾百家去用，每一家都負擔一些成本，才能夠把這個成本攤下來。

李波：大企業可能在這個平台上投入多一些，小企業可能相對投入少一些，但是也在平台上參與了。在分享這個技術的時候會有什麼歧視性政策嗎？

**米磊：**大企業參與了之後，會有優先使用這個技術的權利，或者説是有一個技術保護期，能夠讓他的產品在推出來後在全球領先幾年。這個對他來説就夠了。但是這個技術很快能夠對全球的創新產生支撐作用，大家都是受益的。

【需要當今時代的“鄭國渠”】

李波：這個技術也會讓整個供應鏈的上下游受益。你家鄉在陝西，中國科學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是很強大的，西安光機所在科研成果轉化上據説也有一些獨到的做法，可否介紹一下？

**米磊：**西安光機所在十幾年前就在大規模的做科技成果轉化，當時也是看到了科技成果轉化對整個國家的價值所在。作為一個國內的科研機構，也非常重視這個領域。西安光機所後來也成立了專業的可以成果轉化的部門，包括中科創星也是在西光所的支持下，發展起來成為了一家硬科技的投資機構。

西安光機所

李波：有什麼特別值得學習的做法？

**米磊：**西安光機所一開始的理念首先是解放思想。當時趙衞所長提出了“拆除圍牆，開放辦所”。這個思維其實跟美國斯坦福和硅谷的合作模式是很像的。打破圍牆，研究所的技術可以出去轉化，全社會最優秀的科研人才也可以到西安光機所這個平台上來做科研，這就是產學研的深度融合，能夠更有效的去促進創新，這是西光所非常成功的一點，也是科技機制改革的一個探索和創新，走出了一條可以成功轉化的道路。

李波：在這個新轉化機制的主導之下，有沒有產生出幾個優質的上市公司？

**米磊：**比如西安光機所孵化出了聚光科技，已經上市了，包括我們中科創星投資的源傑科技，做光芯片的，也上市了。未來還有一些在光學領域的潛在要上市的公司。

李波：西安光機所也聯合中科創星成立了光電子先導院。

**米磊：**是的，先導院也是我們其中的一個業務板塊，是做光芯片的公共技術平台。

李波：這個公共技術平台的維持主要由國家預算撥款，還是孵化出的企業以後能夠回饋？

**米磊：**先導院是一個非常市場化的模式，包括中科創星多家控股共同投入，再加上自身的融資，當然也得到了地方政府一定的支持，通過市場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技術服務。包括我們現在在設備方面累計投入15億元，通過各種服務向企業收取一定合理的服務費，來獲得它自身發展的收益。

李波：這個市場化定位是一種盈利型，還是半公益半盈利模式？

**米磊：**前期其實是半公益半市場化的，它帶有很大的公益屬性。因為它前期的投入是很大的，一定是累積虧損的。但是我認為最終它還得有一定的市場化路徑，必須要有一定盈利的可能性才能夠可持續發展，然後才能再擴大它的投入，持續把這個公共技術平台做好。

李波：在你的書中也提到了我們科技成果轉化很多時候不那麼順暢。跟美國相比，走向科技創新的金融資本供給比較少，跟其他領域的資本比不成比例。現在中央提出了“耐心資本”，但是金融資本是要牟利的。可能有一部分人是出於某種價值偏好，可以保持耐心。從我們國家的現狀來講，我們體制上應該怎麼革新，思維認知上如何解決對科技創新的金融供給不足問題？

**米磊：**金融一定是逐利的，就像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資本一定是往短期回報最高的地方快速的湧入。中國治理金融風險就一定要採取大禹治水的模式。而且國家推出了科創板，遏制一定程度的虛擬經濟回報，其實就是在調整導向，要引導更多的金融資本湧向科技創新領域。因為從歷史上來看，任何一個國家在崛起的時候都是金融大力在支持科技，就能夠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一旦到了科技創新的後期，走向這種空轉和虛擬經濟的時候就會必然導致金融危機，泡沫破裂之後就會走向蕭條。

李波：支持科技創新畢竟是有風險的。你書裏面講了兩個概念——死亡之谷和達爾文之海。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有一種金融資本高風險的文化，供給很充分。量子力學專家潘建偉在公開演講中也説過在美國得到的資本供應會多於中國，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發揮社會主義這種金融體系的優越性？

**米磊：**國家在政策方面要有一定的導向性。我們講就是要有一個“鄭國渠”的體系。秦國為什麼能夠一統六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鄭國渠，能夠把洪水精準地滴灌到農田裏，變害為寶。鄭國渠修了幾十年，秦國暫時沒有精力再對外打仗了，本來這是韓國的一個計謀，但是沒想到將計就計，反而成就了秦國，鄭國渠修好之後，整個農業的產量翻了一倍，生產力大幅提升。有了這麼多糧食，秦國才有統一六國的實力。

我覺得今天的中國應該修建科技創新的“鄭國渠”，即要搭建銀行、保險這種萬億級的國家級引導產業的母基金，然後再配套百億級的中國市場化的風險投資機構，這些投資機構再把錢投到我們初創的硬科技企業，形成一套非常精準的可以滴灌的“鄭國渠體系”。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像以前是大水漫灌，國家的資金就能夠有效支持科技創新。這種精準的投放能夠去催生一大批創新型的中小企業。

李波：有一個關鍵詞很重要，就是“精準投放”。質疑的人可能會問，誰來能夠決定該投這個項目，不投另外一個項目？這還涉及到二層、三層平台的問題，應該怎麼選擇？

**米磊：**國家和銀行、保險有錢，但我們也有很多初創企業嗷嗷待哺，相當於一邊是河水一邊人快渴死了。所以我們要拓寬這個融資投資渠道——國家級的母基金和市場化的母基金。這些母基金用他們的專業能力來培育和篩選專業的投資機構，市場化是優勝劣汰的，只有真正具備專業能力的高水平的投資機構才能夠留下來，專業的投資人他會找到最合適、最匹配的項目，然後去支持企業創新。美國的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也培養了一批項目經理，這些項目經理能夠選的項目往往就是全美國最好的項目。

李波：目前國內母基金的運作也有十幾年的歷史了，如何評價母基金在選擇專業投資人、專業投資機構方面的經驗？

**米磊：**我覺得專業化的母基金是沒有問題的。創新是要分權的，要把這個資源和權力要下放。我們過去出現的一些尋租的問題是因為資源過於集中到個別人手上。

李波：非常同意，曾經有人説金融和科技有互斥基因。

**米磊：**我們自己也總結過，科技和金融有三大矛盾。首先，科技創新是不確定的，金融資本追求確定性；第二，中國的科技創新需要更長週期的支持，但中國金融資本整體來説是new money，比較短期；第三，中國的科技創新早期的項目往往幾千萬就可以起步，相對來説是小錢，但我們現在大量的銀行保險都是幾萬億的錢，沒有辦法支持這種中小企業，所以這就是一個大錢和小錢的矛盾。總結這三個矛盾，我們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讓金融來有效支持科技創新，這就需要我們的“鄭國渠體系”。

李波：一個能精準滴灌的“鄭國渠體系”很重要，可以藉助母基金和專業的投資機構用市場化的模式，我們的科技成果轉化一定會更加健康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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