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當今這個情況，誰敢説世界大戰已成歷史？
guancha
“當人們説世界大戰的時候，需要考量的並非是戰爭是否有可能，而是戰爭的形式問題。”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諾曼底登陸80週年紀念，人們對戰爭的痛苦記憶已經模糊。自從核武器被髮明出來以後，人們就生活在基辛格所稱的“漫遊”狀態之下。人們普遍認為，因為核威懾，這世界上最多隻會有代理人戰爭，大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已經遠離。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鄭永年教授從社會、國家和國際三個層面分析戰爭的可能性。尤其在社會層面，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公平現象激化了社會矛盾，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文章發出警告，中美之間的經貿“脱鈎”、意識形態鬥爭和地緣政治對抗，正在把世界推向一個潛在的戰爭邊緣。對中國來説，美國在中國周邊營造戰爭環境，企圖把世界性戰爭引向亞太地區，我們如何有效地回應是未來最大的挑戰。
【文/ 鄭永年】
1.高漲的民粹主義與破碎的世界
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沒有人可以低估發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了。誠如近代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和戰略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言，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而戰爭是政治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人們可以從如下三個層面來分析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首先，是國家的社會層面。今天，在全球範圍內，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北方還是南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國還是小國，所有社會都瀰漫着高漲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所不同的只是國家的控制能力問題。在一些國家，高漲的民粹和民族主義情緒已經造成了社會運動，無論是有組織的或者是無組織的，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而在另一些社會，政府依然具有操控能力，民間情緒還沒有嚴重危及社會穩定。
這一趨勢並不難理解。過去數十年被諸多經濟學家稱之為“超級全球化”的趨勢有效促進了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大大釋放了勞動生產力，為人類創造了巨量的財富。除了少數幾個國家拒絕全球化，大部分國家都捲入了這一波全球化浪潮。
但是，人們在忙於收穫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好處之時，忘記了全球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現在，這些負面影響終於積累起來，造成了社會運動，並且像流行病一樣在全球範圍內蔓延。
2020年12月9日，反對“脱歐”的示威者站在英國倫敦議會大廈外。新華網
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的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不公平。不管在哪裏，全球化造成了兩種不公平。在內部，其表現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公平——主導和參與全球化的社會羣體俘獲了絕大部分利益；而沒有能力參與全球化的社會羣體不僅沒有能夠獲利，反而被邊緣化，成為受害者。在國際層面，全球化也造成了國家之間的巨大不平等。經過了數十年的全球化，這個世界不是變得更加平等，而是變得更加不平等。
同時，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是“平等”這一價值觀全球化的過程。今天，落後國家民眾爭取平等的呼聲並不低於發達國家。因此，在國際層面，全球範圍內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社會運動都表現為反全球化、反資本和反移民。
在中觀層面，有可能出現不同形式的高度集權，甚至是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義政權。社會的兩極化反映到政治層面便是政治的兩極化。這種兩極化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特別明顯，尤其在拉美社會，要不是極端左派政權，要不是極端右派政權。無論是哪一派掌權，都會毫不遲疑地在最大程度上動用政權的權力，壓制反對力量，一意孤行地追求自己的目標或者“理念”。
不難發現，無論左右，基於民粹主義之上的“強人政治”是今天世界的常態。這種現象，既表現在俄羅斯、土耳其和印度等大國的政治中，也表現在諸如阿根廷和韓國那樣的較小國家的政治中。
如果人們已經對發展中國家的極化政治已經習以為常，那麼更壞的消息則來自發達的西方。最近歐洲議會選舉表明極右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在歐洲的大國當中，包括法國和德國。而在意大利極右派本來就已經掌權。歐洲極右力量的崛起已經使得人們對歐洲政治前景充滿憂慮，但人們最擔心的還是美國政治鉅變的可能性，那就是特朗普再次掌權的可能性。
在特朗普第一任總統期間，美國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媒體就已經認為特朗普政權具有法西斯色彩了。在近來的選舉活動中，特朗普不止一次表示，如果他當選，就要把他的政敵“關起來”。一旦特朗普再次當選，一個準法西斯政權似乎不可避免。這一政權無疑會再次衝擊美國的精英政治，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儘管還無從得知如果特朗普再次執政，其執政團隊將如何組成，但人們已經領教過特朗普的外交風格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間，其周邊已經聚集了一大批法西斯式的官員，好鬥好戰，尤其是極端仇視中國。現在，這批人已經在蠢蠢欲動了。
2024年7月15日，在美國密爾沃基，特朗普（前左）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新華社
如果美國的政權轉向法西斯化，那麼必然會影響到歐洲的極右勢力和其他一些極端政治力量，歐洲一些政權的法西斯化也並不是沒有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大西洋兩邊的法西斯力量有可能結成聯盟。
有人認為，因為極右力量的特點是強調主權國家，國內優先，反全球化和反移民，因此，各國右派力量之間不會那麼容易結成聯盟。但是，這種觀點過於天真。人們不能忘記了，正如二戰的經驗所告知人們的，左派力量可以結盟，極端右派力量也可以結盟。
在宏觀層面，也就是國際層面，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更加明顯了——世界在迅速兩極化。自古至今，所有的戰爭幾乎都發生在兩個陣營之間。正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團隊所統計的，16世紀以來，在守成國家和新興大國之間一共發生了16次權力轉移，其中12次發生了戰爭，即使是沒有發生戰爭的4次，也是以不同的所謂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即要不是自己體面地“退出”就是被“和平”地打敗。更為重要的是，大多數戰爭都是在兩個集團之間進行的。
2.被兩極化的世界：西方話語下的中國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麼今天的世界似乎正在迅速滑向戰爭。世界正在被快速地兩極化，並且表現在各個主要層面，包括經貿、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這裏要強調的是“被”兩極化，因為如今的兩極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產生的人為結果，而非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動生成的。
經貿的兩極化
首先是經貿的兩極化。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如果説全球化是一個資本主導、政府支持的過程，那麼經貿的兩極化則是一個政府主導、資本服從的過程。人們往往把全球化所導致的各國經貿高度互相依賴視為是阻止甚至避免戰爭的有效方法。
不過，經驗地看，全球化或許能夠延遲國家間的衝突，但沒有能力阻止和避免戰爭的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最好的案例。一戰之前，歐洲各國之間的經貿互相依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於人們普遍地認為，即使國家間存在衝突的利益，但很難想象有哪一個笨蛋會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衝突。
但是，衝突的確發生了，並且演變成世界大戰，不僅是一次，而且是兩次。更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都是發生在屬於同一個文明、文化圈，擁有幾乎差不多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歐洲國家之間。
美國所謂“去風險”徒增全球風險新華網
當特朗普剛剛發動中美“貿易戰”的時候，很少有人會預料到世界經貿會快速下行到今天的局面。特朗普的高關税政策很快演變成拜登的全面兩極化政策。拜登的政策包括如下幾個：
第一，通過經貿政策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卡脖子”，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
第二，“脱鈎”。“脱鈎”儘管源自特朗普，但拜登政府把它大大深化和升級了。儘管美國也隨着歐洲把“脱鈎”改為“脱險”，但對美國來説，這個變化毫無意義，因為“脱險”只是“軟脱鈎”，並且在實踐中，拜登的做法並不“軟”。
第三，重組貿易組織。美國幾乎拋棄了現存的世界貿易體系，另組以其為中心的貿易體系。無論是“芯片同盟”還是“印太經濟框架”都是這個性質的排他性的貿易集團。
第四，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壓中國的貿易伙伴，迫使中國的貿易伙伴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進行“二選一”。例如，美國已經採取了各種政策對墨西哥和越南等中國的貿易伙伴施壓。
與此同時，中國也在被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集團化”。在美國搞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中國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動經濟全球化。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依賴的是各種包容性的多邊主義，並不針對任何特定的國家，最顯著地表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上。中國把“一帶一路”視為是自己提供給所有國家的國際公共品，因為這是一個包容性的多邊組織，誰都可以加入。但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一直在搞認知戰，試圖塑造“一帶一路”是中國以自己為中心的經貿“集團”，是要把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
圖為中國援非盟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總部大樓（一期）新華社
儘管經貿兩極化並不符合資本的利益，並且中國也不會陷入美國的“認知戰”陷阱，但幾乎所有的經驗現象表明“一個世界、兩個市場”的局面已經成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已經制度化，而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則“被”形成。
長此以往，對處於中美之間、並不想作“二選一”的國家和經濟體會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對華經濟認知戰也應當是這個努力的一部分。最近幾年，他們拋出了各種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和話語，包括“中國經濟頂峯論”“中國資產泡沫論”“中國不可投資之地”等等。經濟認知戰的目的無非就是影響資本在作“二選一”的決策的時候，選擇“安全”的美國和西方，而不是“不安全”的中國。
意識形態的兩極化
其次是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應當強調的是，即使在超級全球化時代，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對立其實也一直存在。只不過是當時巨量的經濟利益掩蓋了意識形態分歧，而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也誤以為全球化會促成所有參與全球化的國家演變成為類似西方那樣的國家。對美國來説，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當時美國的判斷是，一旦中國融入了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那麼美國也能夠把中國納入其所控制的全球體系之下。
但是，全球化的數十年之後，美國和西方發現事物的發展幾乎與預期相反。今天，美國和西方在華的經濟利益並沒有像早年那麼顯見了。隨着中國企業的成長和進步，相對於西方企業的競爭力大大增強，美國和西方發現在中國不那麼容易賺錢了。
同時，美國和西方國家也發現，儘管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實現了崛起，但中國非但沒有演變成為“另一個”西方國家，而且更“中國化”了。不僅如此，正如美國的一些反華政治人物所強調的，美國不僅沒有能夠改變中國，美國反而被中國所改變。
最令美國政治人物沮喪的是，美國非但沒有能力把中國置於其控制體系之下（如往日的日本和德國），一個崛起的中國更是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了競爭，甚至威脅。
2024年7月4日在美國華盛頓白宮拍攝的美國總統拜登（左二）和副總統哈里斯（右二）。 新華社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再次訴諸於意識形態的對立，正如在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和西方所做的那樣。拜登自開始第一任總統競選以來，一直從意識形態出發來定義中美關係，把此定位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競爭。
此後，美國和西方的各界都以此來定義幾乎是所有的一切，例如“民主陣營的貿易”“民主陣營的芯片”“民主陣營的互聯網”等等，而把所有西方所厭惡的事物和“專制”聯繫在一起。美國用意識形態來打壓中國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表現在各個領域，尤其體現在芯片戰爭、“新疆棉”和台海問題上。
如同經貿上的認知戰爭，對美國來説，意識形態同樣是一場認知戰爭，甚至更為重要。如果説經貿上的認知戰爭更多的是為了影響海外的投資者，阻止他們選擇中國，那麼意識形態上的認知戰爭針對的不僅僅是國家社會，而且也是針對中國國內民眾的。
地緣政治的兩極化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地緣政治的兩極化。實際上，無論是經貿的兩極化還是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最終的表現必然是地緣政治的兩極化。地緣政治也是“被”兩極化的，或者説是美國組織的兩極化。
美國已經明確把中國定義為“有能力且有意願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競爭”的國家，其兩極化的努力至少體現在兩個層面，即中國的周邊和國際層面。地緣政治的直接目的是圍堵和遏制中國。
美國揚言已經放棄了（實際上沒有放棄）改變中國內政的企圖而改為“營造”中國的周邊環境。在這方面，美國已經在中國周邊塑造了至少6個小多邊，包括美日菲三邊聯盟、美日韓三邊聯盟（JAROKUS）、美英澳三邊聯盟（AUKUS）、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Quad）、五眼聯盟（美英澳加新）、美越印三邊聯盟，還有一個準美日越三邊聯盟尚處醖釀階段。
要意識到，美國組織的這些小多邊僅僅只是為了台海和南海問題而設置的，更是為了阻礙中國解決台海和南海問題，通過所謂的維護“海上航行自由”來封殺中國，避免中國成為一個海洋國家。今後，美國還會有更多陸地小多邊來應對中國。
在國際層面，美國的地緣政治舉動表現在幾個主要的方面。
第一，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在世界範圍內搞認知戰，塑造中俄“軸心”的認知。在俄烏戰爭開始之後，中國既非當事國，也沒有以任何形式參與戰爭，而是呼籲各方用政治和外交方式來解決問題，但美國的“二元對立”把中國置於俄羅斯這邊。實際上，當美國意識到中國不可能在這場戰爭中站在美國這一邊的時候，美國和西方國家就開始竭力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
第二，美國動用其政治力量“取消了”中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試圖把中國排擠出“全球南方”，和中國競爭全球南方的領導權。最近，人們也不難發現，美國和西方國家開始着手破壞“全球南方”，剛剛過去的、在意大利召開的七國集團邀請了一些“金磚國家”參加，無非是為了把中國、俄羅斯和其他金磚國家分裂開來。而在很大程度上，七國集團也達到了其目標。
第三，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術界加速塑造一個新的概念，即“全球東方”（Global East），把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綁架在一起，把這些國家“組成”了一個全球“專制陣營”。從西方自古希臘到當代，“東方主義”具有其深厚的知識背景，而“全球東方”只不過是古老的“東方主義”或者“東方專制主義”的現代翻版。
圖為2023年8月22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拍攝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現場。 新華社
3.並非是“戰爭是否有可能”，而是“戰爭以什麼形式”
應當再次強調的是，微觀、中觀和宏觀這三個層面的因素是互相促進和強化的關係。今天，沒有任何理由能讓人們相信西方國家有能力改變微觀（社會）層面和中觀（國家）層面的局面，這兩個層面的局面還在快速惡化（另文討論）。
如果這樣，那麼根據本文開始時所提到的克勞塞維茨敍述的內政外交邏輯，宏觀層面的局勢會加速惡化。也就是説，當西方國家無能解決內部問題的時候，就會把衝突轉移到國際層面。至少自近代主權國家產生以來，所有的戰爭都是這樣發生的。
實際上，談論“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可能已經低估了今天的局勢，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多國捲入尤其是大國捲入的局部戰爭早已經開始了。俄烏戰爭幾乎已經卷入了世界上大多主要大國，即俄羅斯、美國和歐洲。當然，如上所討論的，中國是“被”綁架而“捲入”的。中東戰爭儘管表現為以色列-哈馬斯的衝突，但其他很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經深度捲入。人們也可以認為，正是因為多國的捲入，才使得這些局部衝突具有了誰也沒有預想到的持久性。
自從核武器產生以來，人們往往認為捲入大國的世界大戰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兩個核國家（或者核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等於互相毀滅。但是，人們大大低估了以其他非核戰形式出現的戰爭的可能性。
實際上，核武器不僅從來就沒有消除過戰爭，而且也導致了另外形式的戰爭。經驗地看，核武器在以另一種方式“鼓勵”擁核國家使用暴力和戰爭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因為相信其他擁核國家不會使用核武器來實現互相毀滅，擁核國家更容易傾向使用暴力和戰爭。
核武器產生以來，世界從來沒有太平過，暴力和戰爭依然頻繁。即使兩個擁核國家沒有發生過直接的戰爭，但代理人戰爭從來沒有停止過。俄烏戰爭爆發以來，雙方陣營在互相進行核威懾的同時進行着一場持久的常規戰爭。
因此，當人們説世界大戰的時候，需要考量的並非是戰爭是否有可能，而是戰爭的形式問題。同樣，今天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其在其他領域（尤其是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並不會使得衝突和戰爭成為不可能，反而是擴展了戰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忽視了不同形式的戰爭，那麼就會犯重大的戰略錯誤。
戰爭是“永恆”的，因為戰爭是人性的一種“最終表現”，但戰爭的形式是變化的，因為人性是可以“文明化”的。
2024年9月21日，在加沙地帶北部加沙城，一名女孩查看以軍襲擊後的廢墟。 新華社
那麼，餘下的問題便是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會在哪裏的問題了，中東、歐洲還是亞太？
中東的以哈衝突仍然進行，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一局部戰爭很難發展成為世界大戰。美國支持的以色列在這個區域擁有絕對的經濟和軍事優勢。儘管世界同情弱小的一方，但這種道義上的同情很難轉化成為實際上的支持。一些歐洲國家承認了巴勒斯坦為國家，但這並不是問題的解決。阿拉伯世界的不團結也決定了戰爭的有限性質。在世界範圍內，反對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更多的出現在西方世界，而非中東世界。
如上所説，在一定程度上，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場多國捲入的“世界大戰”了，現在的問題是戰爭是否擴大和升級？儘管戰爭如何結束還是一個未知數，但要演變成美國和歐洲主要大國和俄羅斯直接交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並不大。兩邊陣營的核威懾從戰爭開始不久就開始了。
迄今，人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不管發生何種情況，雙方使用核武器的概率非常小。對美國主導的北約來説，這場戰爭的“藝術”在於北約對烏克蘭的各種形式的支持足夠大，但也僅維持在使俄羅斯找不到使用核武器的理由的水平。而對俄羅斯來説，其也可以通過其他常規手段來打一場持續的戰爭。
戰爭已經持續多年，各方都顯出疲憊感，因此都在尋找“台階”得到一個有利於己方的結局。最近圍繞着俄烏戰爭的三大事件表明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一是西方紀念二戰關鍵戰役“諾曼底登陸”80週年，二是七國集團峯會，三是專門針對俄烏戰爭的瑞士和平峯會。儘管在這三個事件中，北約還是一如既往地施壓俄羅斯，並放出了很多“狠話”，並且對俄羅斯出台了進一步的制裁舉措，但很顯然西方的目標並非擴大和升級衝突和戰爭。
同時，俄羅斯也做出了反應，在繼續進行戰爭的同時也提出了隨時就烏克蘭問題進行談判，並且也開出了具體的談判條件。總體上看，不管戰爭以怎樣的方式結束，西方利用俄烏戰爭“拖垮”俄羅斯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而俄羅斯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自己的目標。
2023年3月18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反戰人士在白宮前參加集會。 新華社
如果説俄烏戰爭開始進入一個“下行”的過程，那麼亞太地區的衝突則經歷着一個“上行”的過程。
實際上，從俄烏戰爭一開始，美國從來沒有把其關切點置於俄烏戰爭。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都把中國界定為美國的競爭者甚至敵人。因此，儘管美國一方面通過北約支撐着俄烏戰爭，但同時其戰略重點依然在亞太。正如前面所敍述的，這些年美國的戰略部署主要在亞太地區，在中國周邊構築了大量的“小三邊”。
人們不難從今年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中看到這一大趨勢，即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戰略重點都在往亞太轉移。香格里拉對話會本來是要就本區域的安全問題進行對話，但今年的趨勢表明，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已經儼然把此視為世界安全的對話會。這和前面所討論的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努力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有關。
近來，美國和西方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認知戰爭，把俄羅斯的“不敗”歸結於所謂的“中國向俄羅斯出口軍民兩用的產品”。言下之意就是，正是因為中國的支持，俄羅斯才有能力進行一場持續戰爭。今年香格里拉對話會的局面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認知戰是有成效的，成功地把歐洲的戰略注意力引向了亞太地區。
對美國來説，亞太地區成為“火藥桶”是美國勝出的終極手段。美國口口聲聲説自己是亞太地區和平的維護者，但經驗地看，美國分裂亞洲、在亞洲製造衝突和戰爭的行徑已經登峯造極。並且，美國現在的亞太或者印太政策的趨勢是“一切為了應付中國”（後續會另文討論）。美國統治集團似乎陷入了一種對中國不可自拔的極端恐懼心理。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美國的對華政策早已經呈現為十足的法西斯主義，只不過在美國的精心包裝之後，這種法西斯主義政策以非法西斯主義的形式表達出來。對美國來説，只要能擊垮中國，使其還是最後的“勝利者”，哪怕整個亞洲被戰爭毀滅也在所不惜。正如一些美國極端反華力量所公開言明的，在和中國的競爭中，美國只有勝利這一選項。
也就是説，對中國最嚴峻挑戰就是如何有效地回應——美國在中國周邊營造戰爭環境，把世界性戰爭引向亞太地區，最終實現其圍堵和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