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紹卡·莫迪：印度追趕中國工業化步伐，最大阻力沒想到竟來自……

過去十年來，印度的崛起重塑了地區和全球格局。一些分析人士預測，到2027年，印度將超過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那麼，印度的經濟前景究竟如何？

本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視角：製造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技術工人——短缺仍困擾着印度。當前，印度還未獲得全球經濟大國地位，但莫迪政府卻已然陶醉於大國幻想之中，以“自力更生”“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向印度工業化急需的中國工程師發放簽證。作者認為，莫迪的自大將導致印度的發展前景堪憂。

本文由“南亞研究小組”的楊倩、毛克疾編譯自《印度教徒報》（The Hindu）2024年7月30日的文章《The problem with India’s blocking of the Chinese》；文章作者阿紹卡·莫迪（Ashoka Mody）系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曾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著有《破碎印度》。

【文/阿紹卡·莫迪】

印度政府已承諾向中方技術人員發放更多簽證，因為大批印企正無比熱切渴望來自中國的技術支持。

印企間流傳着“印度工廠管理層和勞動力，相較他們的中國同行，還存在‘巨大技能差距’”的説法，這甚至獲得印度工業和內貿促進局（DPIIT，譯者注：這是“印度製造”倡議的牽頭部門）秘書拉傑什·庫馬爾·辛格（Rajesh Kumar Singh）的認同。正如一家總部位於韋洛爾的鞋企所言，“中國技術人員‘高產且高效’。同樣條件下，他們可以用我們生產100件產品的資源生產150件產品。”印度工程出口促進委員會（EEPC）主席也呼籲印政府向中國技術人員發放更多簽證。

印度貿易出口增長乏力，而中國增長明顯（1948-2020年數據，各國佔世界出口的百分比）。圖源：作者專著《破碎印度》，下同

從鞋類、紡織品到機械工程和電子產品，印企自華購買相關生產設備，但如若沒有中方技術人員的幫助，這些機器就無法獲得高效利用。印度各大產業聯合會、工業協會的高層也反覆提醒印政府官員：很多機器都在閒置，且出口訂單也難以完成。甚至連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這樣的印度頂級財閥，其麾下的太陽能工廠也在等待中國技工獲得赴印簽證。

官方公開承認印度存在巨大的技術赤字。這一表態非同尋常，令人印象深刻。少有人如此明確指出，即使是“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需要大量專業技術。過去 40 年裏，中國正是不斷打磨這類技術才躋身全球製造業中心。同時，中國的人才成本也低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然而，儘管印度政府幾乎不對外國專家施加任何限制，但卻總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中國專家赴印。這已成為一個難題。印度必須跳上全球產業技術升級換代的快車，而中國恰恰最有能力幫助印度在最基礎的“低技術”產業中站穩腳跟。

然而，由於印度政府踐行對華放寬簽證的承諾仍非常遲緩，現在是時候敦促印度政府對印度糟糕的教育事業採取行動了——這是真正的問題根源。儘管國際輿論大肆宣揚“印度經濟”，但世界並不會等印度太久。印度如果沒有外國技術援助，並大幅改善國內教育水平（這對中國也成立），那創造大量就業的經濟繁榮就是水月鏡花。

一、簽證前景不容樂觀

中國公民2019年獲得約20萬份赴印簽證，但在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對華髮放簽證規模急劇萎縮。2023年，印度對華髮放的簽證數量已降至2000份。“安全導向型思維”在印度已然根深蒂固。到2024年，哪怕是區區1000份面向中國電子行業技術工人的簽證也因“嚴格審查”，紛紛被卡在“審批流程”中。

儘管印度商工部官員已釋放積極信號，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印內閣部長卻潑冷水道：“中方技術人員和商人只有經過審查，且確保不違反旅行條件後，才可能獲得簽證。”顯然，要是堅持搞審查，那釋放再多的積極信號都沒用。

強硬的國家安全論調很容易披上“自立印度”（Atmanirbhar Bharat）的華麗修辭，聲稱“印度製造業已步入自力更生的‘黃金時代’”。當印度經濟增長越發依賴海外技術支持，特別是中國技術的時候，印度官員卻沒有意識到“自力更生”一詞反而更具諷刺意味。

印度城市非但沒有成為生產力增長的引擎，反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落後於GDP的增長。

二、國內外知識技術結合

東亞經濟史告訴我們，儘管海外知識與技術至關重要，但只有配以受過良好教育的國內勞動力，才能有力激發經濟發展動能。由於印度教育薄弱，引進外國知識與技術才顯得尤為迫切。

20世紀80年代，韓國企業通過拆解購進的外國設備以實施“逆向工程”。那時，韓國已有近三十年紮實的教育基礎，幾乎不需要外部人力援助。顯然，他們僅靠進口機器設備就獲取了可觀的國外技術。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經歷了爆發式的經濟發展，儘管當時中國教育基礎弱於韓國。然而，正如世界銀行1981年的一份報告所預測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基礎教育的普及化和高質量，為中國快速發展做好了準備。為了促進國內發展，鄧小平派高層決策者出國考察，並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事實再次證明，國內外技術的相互作用力之強大，足以推動中國成為新的全球製造業中心。

與此同時，印度也建起了更多學校，招收了更多學生。但令人沮喪的是，當時基礎教育學業成果的測試結果卻表明，“印度學校幾乎沒有在教育學生”。斯坦福大學的埃裏克·漢努舍克（Eric Hanushek），在研究教育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方面成果斐然。他指出，印度僅有約15%的學生具備參與全球經濟分工所需的基本閲讀和算術技能，而在中國這一比例高達85%。

印度在女孩教育方面落後，且印度的教育質量隨年級升高而差距逐漸拉大，大部分學生沒有做好進入大學的準備。

而且中國並未止步於此。2018年以來，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開展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中國學生的表現超越世界最佳水平。連續多年的PISA評估和中國內部評估都顯示，中國達到世界一流學習水平的學生日益增加。印度參加了2009年的PISA評估，但因表現不佳而尷尬退出。

三、“紅皇后競逐”

儘管中國發展仍存在缺點和問題，但其深得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愛麗絲鏡中奇遇記》中紅皇后傳授的經驗精髓。如果要維持原有地位，你就要以兩倍於現在的速度奔跑，但如果想要領先，你甚至需要跑得比兩倍更快。中國大學在全球名列前茅，在計算科學和數學領域尤是如此。中國科學家在與涉及產業發展的應用科學領域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作為電動汽車和太陽能技術方面的全球領先者，中國已準備好進入人工智能領域的前沿。

中國新近崛起的出口實力使其超越印度。

簡而言之，中國已處於全球技術前沿——這已引起西方關切，然而他們非但沒有改善千瘡百孔的教育體系，反而以“不公平競爭”為由對自華進口商品設置貿易壁壘。這一貿易保護主義舉措，即使被冠以“產業政策”的藉口，也無法解決其教育體系的根本缺陷。

印度和其他國家的精英似乎很難從中國汲取經驗。羅希特·蘭巴（Rohit Lamba）、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等經濟學家不認為印度應該繼續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但這顯然是錯誤的。相反，他們認為印度必須發展以技術為支撐的服務業以增加就業機會。

二者合著新書《打破常規：印度未曾走過的繁榮之路》（Breaking the Mold: India’s Untraveled Path to Prosperity）強調，印度雖然要力所能及地發展製造業，但更應該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與製造業相關的服務業。這種説法忽視了印度高質量大學教育基本盤極為狹小的事實。正如歷史學家穆庫爾·凱薩萬（Mukul Kesavan）在提及德里大學衰落時所提出的，印度政治高層正在掏空這個國家最好的高教機構。

四、印度的現實

疫情期間，印度技術類服務出口增長戛然而止。就連印度理工學院的畢業生也很難找到工作。許多曾經在班加羅爾從事支持、維護和基本編碼等“IT經濟底層工作”的工程師，也只能在零工經濟中尋找機會。印度的IT行業在2023年提供了500多萬的工作崗位，目前這一數據在走低。較之印度10億適齡勞動人口和6億勞動力的總盤子，這些崗位顯得微不足道。

儘管印度仍無法為孩子提供教育，無法為數百萬人提供體面工作，但《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仍然預測：印度正在成為全球經濟超級大國。然而，印度幾乎已然錯過了“中國+1”計劃的窗口期。墨西哥憑藉地緣位置的優勢，越南依靠地理位置及人力優勢，雙雙抓住了中國產品出口遭遇貿易壁壘的“窗口期”。事實上，外國投資者都在迴避印度，印度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除了石化產品和化學品以外）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僅為1.3%，甚至低於越南。

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受益於貨幣大幅貶值，印度在“紅皇后競逐”中輸給了韓國。

毫無疑問，如果“國家安全”“自力更生”的口號阻礙了外國專家獲得赴印簽證，哪怕只是一部分，也足以讓印度失去另一個重新開始的機遇。由於印度基礎教育和大學教育的功能失調，加之盧比升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出口前景將破滅。印度必須解決人力資本嚴重不足的問題，而不是醉心於全球大國的幻想。

全球“紅皇后競賽”不斷加劇，印度的機會窗口正在關閉，而數百萬印度人卻還在絕望中等待着一份體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