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盧夫·本恩：苦等“全面勝利”的以色列，正陷入一種深刻的政治失敗

導讀：加沙戰爭爆發已滿一年，但以色列的戰爭目標似乎依然遙不可及。面對真主黨、哈馬斯等組織的持續抵抗，以色列陷入了“多線作戰”的困境。這一局面不僅未能通過一系列針對敵方的定點清除行動得到逆轉，反而加劇了以色列社會的內部變化。

以色列自由派新聞媒體《國土報》主編 阿盧夫·本恩從內部視角分析，指出以色列戰爭策略的政治和社會根源，包括內塔尼亞胡為保執政地位而延長戰爭、精英聯盟破裂和社會戰爭共識加強等。儘管以色列在戰場上有所斬獲，但挫敗感依然存在，國際聲譽受損，國內政治撕裂，自由派精英流失，經濟前景暗淡。作者認為，以色列應從長期戰略利益出發，重啓巴以和平進程，以獲得國家安全保障和地區承認，終止國際孤立，實現政治回調並重新確立民主與自由價值觀。然而，以色列的戰爭選擇目前極大程度取決於美國政策支持。

本文原刊於《外交事務》，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 阿盧夫·本恩】

10月7日，哈馬斯令以色列著名的軍事和情報機構大吃一驚。多年來，雙方都知道巴勒斯坦武裝組織準備入侵以色列並殺害以色列人，並綁架其士兵和公民。但他們不相信哈馬斯敢於或能夠成功實施這樣一次史無前例的行動。以色列軍方和情報部門、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以及更廣泛的以色列公眾都認為，以色列重兵把守的南部邊境是如此堅不可摧，力量對比則是如此有利於以色列，哈馬斯永遠不會挑戰現狀。

但哈馬斯確實發出了挑戰。在哈馬斯襲擊之後，以色列人常説的一句話是“一切都變了”。一段時間以來，似乎一切都變了：襲擊打碎了以色列人的基本自信，顛覆了他們對國家安全、政治和社會規範的長期信念。隨着以色列國防軍未能阻止襲擊，也未能及時拯救邊境社區（指以色列在其北部以及南部所謂“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建設的定居點）、軍事前哨和音樂節上手無寸鐵的觀眾的細節不斷湧現，其領導層幾乎在一夜之間威信掃地。

2023年10月7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附近的哈巴德村，救援人員在火箭彈襲擊現場工作。新華社

在10月7日之前的九個月裏，內塔尼亞胡曾試圖對司法機構進行全面改革，意在限制最高法院、總檢察長辦公室和技術官僚等國家機構的獨立性，從而使得他的右翼和宗教盟友獲得更多權力。這次改革的主要設計師，司法部長亞里夫·萊文（Yariv Levin）現在幾乎銷聲匿跡，大抵是為自己在哈馬斯進攻使以色列注意力分散而感到懊悔不已。內塔尼亞胡組建了一個代表常常激烈對立的不同政治派別的聯合戰時內閣，並在數天內召集了約25萬名預備役軍人向加沙發動反攻。

從最初的震撼中恢復後，以色列國防軍發起了復仇。肩負摧毀哈馬斯的軍事和治理能力的任務，它將加沙的大片地區化為廢墟，使近200萬加沙人淪為難民，並殺害了超過4萬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官方評估，死者中約三分之一是哈馬斯的武裝人員。以色列國防軍有效地阻止了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並摧毀了其在加沙的大部分地道系統。它宣稱這個昔日組織嚴密的恐怖組織已被擊潰，成為零散的遊擊部隊。

但是，即使以色列國防軍佔領了加沙約三分之一的領土，目前的局勢對許多以色列人而言依然更像是失敗。儘管以色列國防軍已全面動員，並受到美國政府幾乎毫不動搖的支持，但自10月7日襲擊起處在同一領導班子指揮下的這支軍隊仍然未能取得勝利。哈馬斯尚未投降，約100名以色列人質仍在加沙，而根據內塔尼亞胡的公開聲明，其中約半數仍然存活。

與以色列在全球範圍內加劇的孤立狀態以及該國越發暗淡的經濟前景相疊加，這種災難性的停滯狀況造成了一種全國性的無望和絕望感。但是事實的矛盾之處在於，自哈馬斯發動襲擊以來，以色列政治和社會的重要面相並未發生重大變化：北部和南部邊境社區的居民仍然無法返回家園。以色列當前多線作戰的狀態非但沒有使本國的猶太人團結起來共同對抗外敵，反而加深了內塔尼亞胡的反對者和支持者之間業已存在的社會和政治裂痕。

出乎雙方的意料，內塔尼亞胡繼續充當着以色列政壇的重心。使他得以繼續掌權的右翼聯盟加大了對粉碎巴勒斯坦建國運動和“取代以色列精英”的追求，其中，後者不過是摧毀以色列民主和自由主義制度的委婉説法。

9月17日，以色列軍方開始對其最強大的鄰近對手——黎巴嫩真主黨發起一系列越發大膽的反擊，真主黨在哈馬斯進攻以色列南部的第二天就在北部開闢了第二戰場。以色列暗殺了長期領導真主黨的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自1992年2月前任總書記阿巴斯·穆薩維遇刺身亡以來一直擔任該組織領導人），並向黎巴嫩南部發動了地面進攻。

2024年9月17日，在黎巴嫩貝魯特，人們為傳呼設備爆炸事件傷者獻血。新華社

以色列主流媒體的大部分評論都將北部不斷擴大的軍事行動視為一個機會：以色列不僅可以擊潰真主黨，還可以向自己證明，它終於擺脱了滿是創傷和脆弱的一年，證明它又變回了熟悉的那個聰明、強大、技術上令人畏懼，且舉世聞名的自己。但是，正如加沙戰爭並沒有像以色列人所預料的那樣改變以色列面臨的危急現實一樣，除非以色列直面其在巴勒斯坦政策以及國內政治上必須做出的更深層次改變，那麼這條新戰線同樣不會有所助益。

內塔尼亞胡升級戰爭的動機

10月7日襲擊發生一週後，如果你告訴一個普通的以色列人，“比比”（內塔尼亞胡的綽號）一年後仍將擔任總理，他的權力由同樣的右翼聯盟支撐，哪怕此人是內塔尼亞胡的支持者，他依舊可能不會相信你。

縱觀以色列歷史，在國家發生最嚴重的安全災難之後，其對應的文官政府最終都會倒台。當軍隊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和1982年入侵黎巴嫩遭遇失敗後，憤怒的預備役軍人從前線返回進行抗議，並迫使總理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1969至1974年任以色列總理）和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利庫德集團的創始人，1977至1983年任以色列總理）辭職。在這兩次事件中，政府都花費了數月的時間就可能的錯誤開展廣泛調查。

我們有理由想象內塔尼亞胡的表現會更糟。從政幾十年來，他一直以“安全先生”自居：他聲稱自己比以色列的將軍們更瞭解如何維護國家安全，在他看來，那些將軍膽小怕事、缺乏想象力，而且過於迎合美國的意願。他最棘手的政治對手都是曾出任以色列總理或防長的前軍事指揮官，如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阿里埃勒·沙龍（Ariel Sharon）、本尼·甘茨（Benny Gantz）和現任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Yoav Gallant）。

就傳統而言，以色列國防軍和情報部門的最高層一直由自由主義的阿什肯納齊猶太人（Ashkenazis，指以色列建國過程中來自歐洲的猶太人社羣）把持，而內塔尼亞胡長期以來則發誓要取代這一建制。也正是這一派在內塔尼亞胡年初提出全面司法改革後領導了反對這一改革的民眾運動。

資料圖：內塔尼亞胡 新華網

然而，內塔尼亞胡得以持續掌權或許是過去一年中對以色列歷史常態的最大突破。時至今日，內塔尼亞胡仍拒絕承認對以下事實負有任何責任：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許多人受到侵犯或受傷；250名人質遭到綁架；繁榮的邊境社區在一天之內遭到大規模破壞；以色列北部社區隨後的疏散。內塔尼亞胡的支持率在2023年末一度跌至谷底。雖然此後其支持率穩步回升，但仍落後於前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Naftali Bennett）等反對派人士。

以色列主要新聞頻道Keshet 12在納斯魯拉遇刺後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如果以色列現在舉行選舉，那麼目前在以色列議會中佔有68個席位的內塔尼亞胡執政聯盟只能贏得46個席位。作為一名民意調查的忠實讀者，他深知以色列民眾的憤怒，因此採取了多方面的策略來繼續執政。

一年來，內塔尼亞胡及其支持者一直堅稱10月7日事件的責任完全在於以色列國防軍和負責監控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部門“辛貝特”（Shin Bet，主要負責國內安全，區別於負責對外情報工作的摩薩德——譯者注），以及抗議其司法改革努力的以色列人，特別是威脅拒絕參加軍事任務的預備役軍人。

通過推卸責任並小心翼翼地維持自己的政治集團，內塔尼亞胡避免了對他可能產生巨大負面影響的調查，這一調查的範圍可能包括：他與哈馬斯共存的政策、對軍方和情報機構關於以色列即將受到攻擊的一再警告置之不理，以及他削弱以色列過往的和平夥伴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的努力。

由於害怕在投票中落敗，並在同時想方設法推遲進行中的腐敗案審判，內塔尼亞胡也設法避免了提前舉行大選。其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延長加沙戰爭、將作戰範圍擴大到黎巴嫩，甚至不惜以放棄加沙剩餘人質為代價避免與哈馬斯達成停火協議。與此同時，這些人質正在加沙剩餘的隧道中遭受酷刑、飢餓甚至被殺害。

為了保護自己，內塔尼亞胡向他的極右翼聯盟夥伴們讓出了極大的權力，而後者則強烈反對任何會導致以色列從加沙撤軍或從以色列監獄釋放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的人質互換協議。

這實際上代表着以色列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以色列人向來以不惜一切解救人質和戰俘為榮，1976年以色列國防軍在烏干達恩德培的行動構成了這種精神的縮影：在解救一架被劫持的特拉維夫飛往巴黎的法航班機乘客的過程中，內塔尼亞胡的哥哥約尼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就在五年前，內塔尼亞胡總理飛往莫斯科，親自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談判，讓俄羅斯釋放了一名因販毒而被拘留的以色列女青年。對於10月7日被劫持的人質，他卻沒有這樣做。

深知內塔尼亞胡決心繼續掌權卻只有脆弱的民意基礎，其執政聯盟的成員們實際上獲得了對他的槓桿，因此他們開始更賣力地推進自己的優先事項，包括呼籲重建沙龍在2005年放棄的加沙猶太人定居點。雖然內塔尼亞胡在公開場合拒絕了這一想法，但他依舊有可能成為第一位在數十年來以色列逐漸撤離巴勒斯坦土地的背景下擴大領土主張的以色列領導人。

伊塔馬爾·本-格維爾 澎湃影像

在10月7日之前的幾年裏，一些阿拉伯裔以色列領導人成功地推動了巴勒斯坦裔公民融入以色列社會，確保他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更多的經濟機會。哈馬斯發動襲擊後，政府拘留和起訴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的阿拉伯公民，並阻止阿拉伯社羣進行反戰示威，使得之前的政治努力付諸東流。主流媒體也緊隨其後，避免在無盡的評論板塊中出現阿拉伯聲音。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內塔尼亞胡的聯盟從政治上控制了國家警察部隊，並將其變成了極右翼民粹主義分子、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的個人工具，此人還是種族主義分子、拉比梅厄·卡赫納（Meir Kahane，出生於美國的以色列東正教拉比、作家和極端民族主義政治家）的信徒。

本-格維爾挑動了一場官僚戰爭：他任命親信擔任高級職務，提拔非法逮捕或對反政府抗議者採取暴力的官員，對激進的猶太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莊進行大屠殺視而不見，對國內阿拉伯社區暴力犯罪的急劇上升充耳不聞。對於他這樣的猶太至上主義擁護者來説，阿拉伯人越少，對猶太人越有利。

直到最近，大多數以色列猶太人還認為這種偏執的立場是不光彩的。但是，通過不公開反對這些立場，內塔尼亞胡實際上使它們“正常化”了。與此同時，內塔尼亞胡內閣中的另一位極右翼官員，財政部長貝扎萊爾·斯莫特里奇（Bazalel Smotrich）正帶頭在約旦河西岸攫取土地，並通過財政削減的方式削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維爾已經明確表示了他們的目標：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完全吞併，現在還要加上對加沙的正式佔領。

以色列社會的內部撕裂

以色列目前捲入的多線戰爭還是一場其內部的戰爭——一場由總理發起的、旨在從規範和態度上改變以色列人的戰爭。雖然內塔尼亞胡與他的右翼盟友們有着許多共同的意識形態理念，但他實際上把自己放到了一個受制於後者的政治地位。現在，他又試圖挾持以色列大眾。

10月7日的襲擊使世俗的、世界性的以色列人首當其衝陷入困境。在1991年馬德里會議和1993年奧斯陸協議之後的三十年內，這些以色列人逐漸將自己的國家視為西方世界自豪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將其與巴勒斯坦的衝突視為可以與之無限期共存且可控的遺留問題。在管理衝突、避免在戰和問題上做出重大動作的同時發展經濟，這就是內塔尼亞胡在2009年政壇復出後成功推銷的方法。

在內塔尼亞胡試圖通過司法改革來反對以色列自由派精英之前，這一策略促進了二者心照不宣的聯盟：即使這些精英永遠不會投給內塔尼亞胡，但他們享受着後者的戰略所帶來的財政景氣，並將以色列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和世界新興的“創業國家”時大加讚揚。

現在，以色列的自由派正面臨着雙重壓力：國外，是西方進步派的排斥，國內，則是內塔尼亞胡的基本盤對他們的妖魔化和邊緣化。雖然保守派和極端正統派的以色列猶太人也因謝克爾貶值和通貨膨脹走高而備受煎熬，但他們仍能從這場戰爭中找到意義。這對於西岸的頑固定居者來説尤甚，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對2005年以軍撤出加沙的反對立場終於得到了平反。出於他們在陸軍戰鬥部隊中的突出地位，他們還感到有機會提高自己在以色列社會中的地位。

最堅定、受打擊也最嚴重的自由主義者求助於兩種生存策略。一種是（至少暫時性的）移民，或者根據祖籍申請外國護照。實際上這種現象早在加沙戰爭之前就出現了——自內塔尼亞胡的司法政變伊始，離開以色列的言論在相對更加富裕、教育程度更高的以色列人之間便開始流行，而且隨着戰爭和內塔尼亞胡統治的持續，這種言論愈演愈烈。最熱門的目的地包括希臘、葡萄牙和泰國，以及倫敦和紐約等傳統避風港。一些移居國外者設法保留了在以色列的工作，以數字遊民的身份遠程工作。

7月2日，在加沙地帶汗尤尼斯，巴勒斯坦人被迫按照以軍要求離開該地區。 新華社

另一種生存策略是咬緊牙關，繼續對內塔尼亞胡及其聯盟表示抗議，同時支持以色列針對哈馬斯和真主黨的軍事鬥爭，並呼籲哈馬斯釋放剩餘人質。隨着8月下旬哈馬斯在拉法的一條隧道中處決了6名以色列人質，人質危機達到了可怕的高潮。出於對內塔尼亞胡既未能拯救這6名人質、也不會完成釋放剩餘人質的談判的憤怒，數十萬以色列人走上街頭，加入自10月7日以來規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議活動。

但是迄今為止，街頭抗議未能動搖內塔尼亞胡聯盟的根基。雖然示威遊行得到了反對內塔尼亞胡司法改革的人士，如加蘭特等人的支持，但內塔尼亞胡卻對這些示威遊行置之不理，他已經精明地將這些抗議者描繪成了一股政治化的力量——這些人只是一心想讓他下台，現在又憤世嫉俗般地利用人質的困境作為他們的藉口。

內塔尼亞胡的反對者們希望他耗盡運氣，或者以色列社會中的裂隙演變為一場不可思議的地震。內塔尼亞胡面臨的壓力點之一是極端正統派青少年免服兵役的棘手問題。幾十年來，極端正統派的領導人一直以他們的青少年需要避免在軍營中被世俗生活誘惑為由為這種豁免辯護。戰爭再次暴露了不必服兵役的極端正統派以色列人與被號召為國捐軀的其他以色列青年之間的殘忍差異。

今年6月，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合議庭一致裁定，針對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兵役豁免權沒有法律依據，徵兵必須對青年一視同仁。然而在執行這一裁決時，政府卻一拖再拖，而軍隊也不願強行徵兵。在以色列立法機構對明年的預算案進行表決時，這個問題很快就會再次浮出水面。極端正統派的政治領導人威脅稱，除非政府在表決的同時頒佈他們渴求的兵役豁免令，否則他們將推翻政府。為了保護自己的側翼，內塔尼亞胡最近吸納了他的老對手、前司法部長吉迪恩·薩爾（Gideon Saar）加入他的聯盟。

堅信叢林法則，反而遭受孤立

儘管以色列人對內塔尼亞胡表示抗議並呼籲將人質帶回家，儘管該國政府尚未取得它所承諾的全面勝利，但真正的反戰情緒在主流以色列猶太人社會中依舊微不足道。即使是許多憎恨內塔尼亞胡及其社會保守派基本盤的以色列人，也以自己的世界主義和對世俗民主的信念而自豪，但他們絕不會擁護他們眼中二戰後美國和歐洲自由主義者的和平主義價值觀，而是更願意信奉1966年意大利西部片《好傢伙，壞傢伙，醜傢伙》（The Good,The Bad,and the Ugly）中的一句名言，它後來成為了以色列評論界老生常談的名言：“該開槍時，就開槍，別廢話。”長期以來，以色列人一直在通過強調他們所處的惡劣環境，為這種好戰的哲學辯解。埃胡德·巴拉克用東方主義的語言將這一狀況描述為“叢林中的一棟別墅”。

1966年意大利西部片《好傢伙，壞傢伙，醜傢伙》

無論是現役和退役軍人中的高級軍官以及加沙剩餘人質的親屬，這些內塔尼亞胡最激烈的反對者在呼籲停火時，其中多數人想到的並非最終的和平，而是以色列國防軍從加沙部分地區的暫時撤出，以換取女性、老人和病弱者的釋放，隨後，以色列國防軍重新進入並開戰，直到擊潰哈馬斯、殺死辛瓦爾。在這之後，大抵是回到一種比戰前更嚴酷的現狀，包括沒收加沙北部的土地作為所謂的安全警戒帶。目前在黎巴嫩的新一輪攻勢引起的爭議甚至更少：一些反對內塔尼亞胡的領導人和總理本人一樣鼓勵暫時重新佔領邊境對面的山脊，並驅逐這些山脊上的黎巴嫩居民。內塔尼亞胡可能不受歡迎，但他推行的政策卻頗受歡迎。

美國和歐洲主要國家的政府對以色列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行動只是進行了象徵性的抵抗。加拿大、歐盟、法國、英國和美國對某些襲擊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定居者實施了制裁，德國、英國和美國停止向以色列出售包括2000磅炸彈在內的特定彈藥。

但總體而言，西方國家一方面對以色列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行動採取了幾乎放任自流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沒有為重啓巴以和平進程做出任何實質性努力，而選擇屈服於內塔尼亞胡“時機尚不成熟”的斷言。這一政策反映了以色列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的一種動態關係：只要以色列尊重其西方盟國在更廣泛的中東問題上的關切，那麼後者便會同意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接受以色列的領導。

然而，儘管西方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戰爭努力，以色列人卻感到自己與世界越發疏遠。這種疏遠感並非空穴來風：大多數外國航空公司都停止了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班，而以色列的信用評級處於歷史最低點。但另有些疏離感是自己造成的：主流希伯來語媒體突出報道西方校園和公共場合中聲援巴勒斯坦人的抗議活動以及反猶事件，並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內塔尼亞胡的説法，即這些事件代表了最古老、最非理性的仇視猶太人的形式。

與之相似，關於以色列在加沙犯下戰爭罪或企圖進行種族滅絕的説法在以色列則通常被斥為惡毒的宣傳，而這一情況目前正在兩個國際法庭審理（指南非在國際法院訴以色列種族滅絕案，以及國際刑事法院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申請對內塔尼亞胡和格蘭特的逮捕令）。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6日，美國波士頓的抗議者要求在加沙立即停火。 視覺中國

放棄勝利幻想，改變心態與戰略

9月，以色列政府加緊對真主黨的攻勢，這讓以色列人的自信大增。10月7日襲擊之後，真主黨證明自己有能力摧毀以色列的城鎮、機場和發電站：它策應哈馬斯的行動，迫使以色列國防軍不得不在南部和北部兩條戰線分散兵力。對於自10月7日以來士氣不振的以色列人來説，以色列國防軍的這一輪反攻讓人回想起1967年的六日戰爭，在那場戰爭中，以色列也曾憑藉空軍優勢迅速取得勝利。內塔尼亞胡宣佈以色列正在“贏得”這場戰爭，並威脅對真主黨的支持者伊朗發動類似的攻擊。

但是，隨着伊朗以大量導彈發動還擊、恐怖分子在特拉維夫輕軌站殺害6人，這種興奮轉瞬間便煙消雲散。事實上，從以色列國防軍的傷亡人數而言，它在新近在黎巴嫩開展的地面行動中已經付出了比過往空襲和特別行動更大的代價（在南黎巴嫩發動地面攻勢當天以軍8人陣亡，另有多人受傷）。顯然，一場將伊朗捲入的、規模更大的地區戰爭不會給以色列帶來快速而持久的勝利。

與此同時，以色列人的失敗感已經不是任何針對真主黨甚至伊朗的軍事成功能夠治癒的了——他們必須承認，自10月7日以來，他們所面臨的廣義現實已經發生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他們的戰略也需要隨之改變。

一年後，以色列仍在為大屠殺造成的損失哀悼，當時的場景則在媒體中不斷回放。這個國家正在喪失其經濟優勢，自由派的精英正大量流失。政府不僅未能在它的公民中恢復任何團結意識，反而繼續堅持其分裂政治。以色列的軍隊，尤其是預備役部隊，在這場最持久、最懸而未決的戰鬥中已接近精疲力竭。即使國際刑事法庭永遠不對以色列領導人發出逮捕令，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死亡和破壞對該國道德和聲譽造成的地區乃至世界性影響，也將揮之不去。

以色列不應沉湎於納斯魯拉被殺的喜悦，進而陷入一場針對伊朗的毀滅性地區戰爭，而應當利用其目前的戰場優勢，以及哈馬斯和真主黨的虛弱狀態，在美國的斡旋下，在南部和北部戰線上最終實現停火、接回人質、促進飽受戰爭蹂躪的加沙的恢復，並開始全國性的療傷。即使內塔尼亞胡希望特朗普能在11月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徒勞地為了“全面勝利”而拖延戰爭只會造成更多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

2024年1月1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人們參加聲援巴勒斯坦的集會遊行活動。大批示威者揮舞旗幟和標語，高喊口號聲援巴勒斯坦，呼籲停火。新華社

幾十年來，加沙和黎巴嫩一直是以色列的泥潭，它決不能重蹈覆轍，而應減少損失並達成協議。一個負責任的以色列政府在評估國家的長期戰略利益後，正如貝京在贖罪日戰爭的以軍勝利後與埃及簽署歷史性的和平條約一樣，自應抓住機會重啓巴以和平進程，與年邁的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進、落實兩國協議。建立一條能夠導向包括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在內的巴勒斯坦國的可信路徑，是支撐以色列長期安全、獲得地區承認，並保證以色列與沙特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唯一基礎。

以色列的悲劇在於，其現任政府正在領導國家走向相反的方向。內塔尼亞胡畢生的使命就是擊敗巴勒斯坦民族運動，避免在領土或外交問題上與之妥協。他的聯盟自稱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從河到海”的猶太國家，並且僅在必要時給予非猶太“屬民”——即使是那些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人——有限的政治權利。猶太復國主義反對黨要求內塔尼亞胡下台，但又出於對戰爭狀態下顯得不夠愛國和對右翼分子污衊的擔憂，不敢高舉與巴勒斯坦人和平共處的旗幟，而這恰恰加劇當前的災難。

相較於探究10月7日的深層含義，進而認識到戰前狀態的不可持續，並承認在駕馭經濟增長的同時“管理”巴勒斯坦問題的企圖不過是自欺欺人、意識到假裝巴勒斯坦人不存在的這一心理十分危險，以色列人正走上不同的道路：他們正在被引導接受約旦河西岸更深層次的制度化種族隔離、對加沙甚至南黎巴嫩的永久佔領，以及國內日益強大的專制統治和神權政治。可悲的是，在一年的戰爭之後，以色列的民主自由價值觀面臨的長期威脅變得更加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