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卿：人們給“英國病”起了很多名字，就是不敢説出“新自由主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少卿】

在一艘傲立於波濤之中、令人畏懼的巨輪上，船長堅定地站在舵位上，聲稱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儘管水已經慢慢湧入了輪機艙。“全體人員各就各位！”他高聲命令，船員們匆忙用木桶向外舀水。然而，不論他們多麼賣力，水位依舊不斷攀升，已經漫過人們的膝蓋，船首也開始傾斜。

對此，乘客們卻反應不一：有人依舊悠然地在甲板上品茶，彷彿對眼前的危機視若無睹；而另一些人則急切地尋找救生衣，翹首期盼着棄船的號令。

這一幕是不是有些眼熟？但我描述的不是《泰坦尼克號》，而是今天的英國。

如果你願意，就叫它“不列顛尼亞”號吧——這是一艘建立在數百年的殖民統治、全球貿易和經濟實力基礎上的巨輪。它的風帆曾迎風高揚，在工業革命與殖民財富的推動下，領先世界。然而，正如任何歷經滄桑的船隻一樣，隨着時間的推移，“不列顛尼亞”號也開始顯露疲態，船身漸漸出現了裂痕。或許它已不再如昔日般光彩奪目、不可一世，但它仍舊是一艘能夠航行的船，對吧？

很遺憾，事實並非如此。

如今，我們目睹的不是這艘船優雅老去的景象，而是它緩慢而滑稽的沉沒。長期以來，這艘船一直用財政“膠帶”勉強維持着，而現在，這些臨時的補丁已經無濟於事。

今天的英國，處境與當年的泰坦尼克號何其相似

緊縮政策：砍預算卻砍錯了地方

要理解這艘船何以陷入如此困境，我們需要追溯一系列不幸的決策。

首先便是緊縮政策，這可以比喻為船上廚師決定將伙食分量減半，試圖通過減少消耗來延長生存時間，結果卻導致許多船員因營養不良而無力工作。這項被稱為“聰明”的策略，旨在通過削減社會護理、地方政府預算以及公共部門薪資來“治癒”國家的財政創傷，最終卻使得公民們不得不自求多福。

公共服務的資金被削減到了最低限度，社會保障、醫療系統和地方政府因此步履維艱。但請放心，船長仍然信誓旦旦，只要大家再“勒緊一點腰帶”，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或者我們該説，是勒緊救生艇的纜繩。

“人們給我們的病症起了很多名字：撒切爾主義、里根主義、緊縮政策、特拉斯經濟學。但它們其實都是同一套意識形態的不同表述，是一種在公共生活中幾乎無人敢於直呼其名的學説：新自由主義。”

英國左派喉舌《衞報》疾言厲色，“44年來，它一直主宰着英國的決策……每一週，我們都見證了一個又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浮現：破敗的教室、失效的防洪設施、搖搖欲墜的大樓、超負荷運轉的醫院、人手短缺的社會護理、堵塞的下水道、致命的危房。”

諷刺的是，在經歷了長達14年的緊縮之後，英國的公共債務總額飆升至2.7萬億英鎊，幾乎是上世紀80年代水平的兩倍，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0%。英國在借貸、公共服務和利率之間如履薄冰，似乎決心要在“財政不負責任”的比賽中勝出。或許，唐寧街應該將“英國債務高山”打造成一個旅遊景點，供人蔘觀。

緊接着，便是那座致命的脱歐冰山。這艘國家之船明明早已預見數英里之外的危險，卻毅然決然地衝了過去，堅信“不列顛尼亞”號是永不沉沒的。

結果眾所周知：貿易壁壘猶如鋒利的冰刃，劃破了船體，而原本充裕的外國投資與勞動力也逐漸流失。船員們急忙用手頭的材料修補漏洞，但船隻已然嚴重傾斜，難以維持平衡。

英國的“獨立之路”就如同一個吵吵鬧鬧要獨立生活而搬出家門的青少年，卻立刻就得向父母借錢。2024年初，工黨倫敦市長薩迪克·汗引用了經濟諮詢公司劍橋計量經濟學的一項研究，該研究顯示，截至當時，脱歐已導致英國損失了1400億英鎊，GDP下降了6%，並造成了180萬個就業崗位的消失。預計到2035年，脱歐將使英國蒙受高達3110億英鎊的損失——無論是在生產、投資、就業、出口還是進口方面，英國各個地區的狀況都將比留在歐盟時更為糟糕。

“英國脱歐後寄希望於美國並未給英國帶來任何益處。除了失去了龐大的歐洲市場，英國還損害了與中國的關係。”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道。

地方破產危機：投資失敗的典範

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下，英國的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後：這些勇敢的人認為他們可以通過高風險的商業投資來填補財政缺口。這種做法無異於在船上的餐廳裏進行高風險的賭博，將船員的工資全數押在房地產交易上，最終輸得一乾二淨。

不出所料，當紙牌屋崩塌時，瑟羅克和沃金等地政府的金庫空空如也，他們的冒險投資血本無歸。如今，這些地方政府正拼命爭搶救生艇，而依賴他們服務的民眾則感受到了被忽視的寒冷。

從1988年到2018年的三十年間，英國僅有兩個地方政府宣告破產。然而，自2018年以來，這一數字激增至8個，其中包括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未來形勢更加嚴峻：接近十分之一的地方政府表示，可能在本財政年度宣佈破產；而一半的地方政府則認為，他們很可能在未來5年內關門大吉。

英國伯明翰市政府宣佈破產，陷入財政危機

2024年的伯明翰正在準備散夥飯。市議會正在考慮出售其珍貴的藝術畫廊，公共廁所已經一去不復返，圖書館很快可能步其後塵。垃圾清理頻率降低到每兩週一次。城市的水資源和天然氣供應先是被國有化，然後又私有化。為了節約成本，連街燈也被調暗了。從庇護申請到遺囑認證，公共服務幾乎停滯；對白領犯罪的監管幾乎不存在，金融詐騙氾濫成災，即使你的銀行賬户被清空，警方也未必介入調查。

伯明翰的故事只是英國地方政府困境的一個縮影。某些問題是自作自受：工黨領導下的市議會未能確保男女同工同酬，現需支付鉅額賠償；甲骨文IT管理系統的失敗採購案雪上加霜，該市積累了約10億英鎊的債務。

但更深層次的問題源自外部：作為從2010年開始的緊縮計劃的一部分，伯明翰從中央保守黨政府獲得的資金被削減了10億英鎊，而對服務的需求及提供成本卻急劇增加。

儘管標榜“權力下放”，英國依然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地方政府在財政上嚴重依賴威斯敏斯特。例如，倫敦市政府68.8%的財政來源來自中央政府的撥款，相比之下，紐約的比例僅為26%，巴黎更是低至16.3%。

唐寧街的“緊縮之斧”令所有人遍體鱗傷，但地方政府無疑是受傷最深的：2010年後的十年間，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撥款削減了60%。面對財政缺口，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賴自身收入，如地方議會税和商業税，但這些收入往往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服務成本需求。

為了彌補資金缺口，中央政府鼓勵地方從事高風險的金融行為。地方政府被要求“創造性地利用儲備”，包括“投資儲蓄項目”。一個個英國鄉鎮被迫扮演起“華爾街交易員”的角色，結果可想而知：對商業地產的投機性投資，將地方政府推向了破產的邊緣。

2023年，薩里郡的沃金因房地產投資失利而宣佈破產，負債高達19億英鎊；諾丁漢因市議會持有的能源公司“羅賓漢能源”在2020年倒閉而損失數百萬英鎊；瑟羅克在一個可再生能源項目上的豪賭也以失敗告終。總體而言，這些“小鎮華爾街”多數以失敗告終：據估計，英格蘭地方議會平均15%的預算用於支付債務利息。

為了“開源”，地方政府無所不用其極。一些地方政府成立了商業公司，向其他地方政府出售他們的服務，如諾斯集團，自1988年成立以來，特別是在2008年大幅擴張後，已成為英國最大的地方政府貿易公司，提供監管、護理、維護、廢物管理和多項其他服務。諾丁漢提議提高公共廁所和交通費用，還有一些地方盯上了交通罰款。

但實際上，這些措施是將地方財政危機轉嫁給了普通民眾，後者已經在生活成本上漲和高税收的壓力下苦苦掙扎——日常購物成了生存的賭博，老百姓不得不在“吃飯”和“取暖”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甚至有人建議編寫一本《財政生存指南》，以幫助民眾應對生活成本危機，內容包括配給提示和“如何與鄰居以物易物”的實用技巧。

英國財政部正支付數十億英鎊來彌補量化寬鬆帶來的損失

“一切都很好！”

在這片混亂之中，船長依舊樂觀。“一切都很好！”他一面宣稱，一面重新排列甲板上的椅子，輕快地吹着口哨，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冰冷的海水正拍打着他的靴子。而對於普通的英國人——船上的乘客來説，他們不得不自謀生路，眼睜睜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英鎊一點點沉入無底的深淵。

當然，仍有許多人懷抱希望。人們容易相信，局勢是可以挽回的——憑藉英國人的勇氣與決心，國家定能度過這場債務危機。畢竟，從二戰後的黑暗日子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英國總能在逆境中頑強前行。

然而，這一次的感覺不同。

因為問題的根源不僅在於全球經濟動盪等外部因素，也不僅僅是英國脱歐的後果，而是觸及到了“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弱點”，這些問題被忽視或管理不當的時間太久了。正如澳大利亞《對話》新聞網所評論的那樣：“儘管今天的保守黨領導人將英國淪為‘歐洲病夫’歸咎於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但這實際上是深刻的、幾乎是哲學層面的功能障礙和政府疏忽的結果。”

事實上，英國之所以陷入今日的困境，是因為歷屆政府在財政責任上玩弄了太多花招。無論是不計後果的緊縮政策，還是天真地認為脱離歐盟將帶來新的經濟繁榮，真相是，英國領導人一再選擇短期的政治利益，而非長遠的經濟規劃。現在，清算的日子終於到來。

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財政改革——通過徵税和削減債務來緩解債務壓力。然而，這種想法如同試圖通過重新安排甲板上的椅子（或議會中的席位）來拯救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一樣，顯得不切實際。誠然，可以增加一些税收，也可以削減某些領域的公共支出，但這些措施都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一個承諾超出其兑現能力的國家，如今正面臨着這些承諾帶來的後果。

“公共服務的結構性不足源於英國政治中的一個尷尬事實：我們希望支付美國水平的税，卻期待享受歐洲標準的服務。”英國智庫社會市場基金會主任詹姆斯·柯爾庫普直言不諱地指出。

新上台的工黨政府宣佈英國已經“破產和支離破碎”，公共財政中存在“200億英鎊的漏洞”。目前尚不清楚工黨將如何填補這一缺口。該黨在競選期間承諾不對“勞動人民”增税，即不會提高所得税、國民保險、社會保障税、增值税和公司税的税率，但這些税種加起來佔據了英國總税收的三分之二。財政大臣蕾切爾·裏夫斯顯然不會屙金溺銀，那麼資金究竟從何而來？

私有化是否可行？將英國剩下的公共資產出售給出價最高者，然後寄希望於最好的結果？

這種方法其實已經嘗試過，效果喜憂參半。英國的許多公共服務——如自來水、鐵路、能源——被私有化後，結果往往是消費者成本增加，服務質量下降。認為出售更多公共資產能夠奇蹟般地解決國家債務危機，不過是痴人説夢。充其量，這隻會是權宜之計，是勉強維繫“不列顛尼亞”號不散架的膠帶。

最壞的情況下，這將使英國變得更加脆弱，基本服務要麼變得負擔不起，要麼落入只追求利潤而非公共利益的私人利益集團手中。更何況，可供出售的資產已經所剩無幾——除非是將白金漢宮租給Airbnb，或將大本鐘的鐘聲賣給Spotify。

另一種思路是從內部着手改革——專注於產業政策、教育和技能培訓，以促進生產力和創新。至少，這看起來是一個理智的選擇。但這種長期戰略的問題在於，它們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坦率地説，英國現在急需幫助。在生活成本危機中掙扎的人們無法等待長達十年的工業復興來拯救他們於經濟絕望之中。他們需要的是即時的解決方案，而不是遙遠的承諾。

2024年第一季度，英國的GDP增長率僅為0.6%。

英國的經濟困境不是靠單一政策或速效解決方案就能解決的。這個國家需要的是徹底的變革——重新思考其經濟模式、治理方式以及與全球經濟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一場全國性的討論，探討英國在21世紀想要成為怎樣的國家。為此，需要的是願意做出艱難決定的領導人，這些決定可能在短期內不受民眾歡迎，但對於長期復甦至關重要——而這恰恰不是西方競爭性選舉制度擅長之處。

那麼，如何才能拯救英國經濟呢？或許可以發起一場眾籌活動，吸引全球對英國懷有深厚感情的人們捐款，幫助聯合王國渡過難關——比如出售印有“拯救我們的經濟！”字樣的茶杯墊。

如果他們真的這麼做，筆者倒是願意買一個作為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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