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不足後天亂搞,歐洲軟件行業只剩一條出路?
潘昱辰
(文/潘昱辰 編輯/高莘)“除非歐洲能提供數千億美元的額外公共補貼,否則它將在創新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在今年9月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發佈影響巨大的《歐洲競爭力報告》後,英國《金融時報》日前也跟進報道稱:美國正在享受前沿技術的良性循環,歐盟則陷入了中等技術陷阱。
儘管有不少觀點將原因歸結於政府補貼額度,但《金融時報》強調,歐盟和美國的公共研發支出都約佔其GDP的0.7%。然而,美國私營企業的研發支出幾乎是歐盟的兩倍(分別為GDP的2.3%和1.2%)。在《金融時報》看來,這才是歐盟政策急需解決的問題。
先天劣勢
《金融時報》以互聯網及軟件開發為例:美國的信息和通信技術部門的增加值正好也是歐盟的兩倍,但這並非因為歐洲缺乏軟件創新能力——歐洲也有Linux、Skype、Spotify和X-Road等軟件的存在。
《金融時報》認為,歐盟需要通過政策為軟件行業創造一個更大的本土市場,從而激勵企業創新。
然而,歐洲要想如願建立大規模本土市場來鼓勵創新開發,卻難如登天。
歐洲是由幾十個小國家組成的區域。觸控科技高級戰略分析總監曾航認為,由於歷史原因,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歐洲,從未形成過大一統的市場。儘管20世紀下半葉歐盟成立,並統一了貨幣和部分政策,但每個國家基本都保留着各自的語言和文化,並依然制定着各自的財政政策,使得歐洲的互聯網軟件產業發展困難。

歐洲及歐盟成員地圖 nationsonline
除此之外,歐洲的人口和市場規模也不及中美等大型市場。歐盟總人口為4.5億人,其中第一人口大國德國總人口不到8500萬人,而中美儘管網民佔比均不如德國,但在14億和3億的人口基數之上,產生的信息量遠遠大於後者,而這也為互聯網運營的壯大奠定了基礎。
另一方面,歐洲長期推行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對於互聯網創新企業而言卻是一種阻礙,導致企業運營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偏高,對比中美自然競爭力不足。
此外,過去歐盟對互聯網行業缺少政策保護,導致原本弱勢的企業還要面臨着美國互聯網巨頭的擠壓,諸如Skype等歐洲應用早在10餘年前便為微軟等企業收購,致使歐洲人常用的互聯網應用全部為美國所有。而少數熱門應用如Spotify也因平台問題,面臨Apple Music等美國競品的不對等競爭。
近年來,為阻止美國互聯網企業的進一步入侵,歐盟開始頻頻出手制裁相關企業。自2014年起,歐盟陸續對蘋果、谷歌等互聯網巨頭展開調查。2016年,歐盟委員會裁定,蘋果在愛爾蘭享受的低税率,需補繳高達130億歐元的税款;2017年,歐盟委員會又對谷歌購物開出24億歐元的罰單。其後蘋果和谷歌曾對以上處罰反覆上訴,但在今年9月,歐洲法院均裁定兩家企業敗訴。
而在立法方面,歐盟於2018年出台《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以保護歐洲網絡用户的隱私安全;2022年又批准《數字市場法案》,矛頭直指谷歌、蘋果、亞馬遜、Meta等美國互聯網巨頭——若企業沒有遵守法案,最高可能被處以營業額10%的罰款。即便如此,歐洲培植互聯網企業的根基依然非常單薄。
上述的《歐洲競爭力報告》還發現,美國經濟的大部分由高科技行業佔據,尤其是製藥和生物技術、軟件、航空航天和國防。但美國最大的三大私人研發支出公司,則從21世紀初的福特汽車、輝瑞和通用汽車,變成了如今的谷歌、Meta和微軟。
而在歐盟,當時的三大公司是奔馳、大眾和西門子,而如今則是大眾、奔馳和博世。《金融時報》由此認為,美國新公司取代老巨頭的速度比歐盟更快,而且歐洲對汽車行業有着“特殊的依戀”。
然而,或許令歐洲企業難以想象的是,歐洲互聯網及軟件行業創新發展的遲滯,同樣影響了汽車——這一歐洲傳統優勢製造業的變革。
毀於內亂
今年9月,歐洲最大的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集團宣佈終結長達30年的本土不裁員承諾,將關停位於本土的整車工廠和零部件工廠,在全歐製造業引起了大地震。
事實上,無論是歐洲的傳統整車企業還是零部件製造商,面對競爭的加劇皆有電動化、智能化轉型意圖,也不缺轉型資金,然而轉型效率卻極為緩慢,最終導致轉型反而成為企業的負擔。
這又牽涉到歐洲傳統企業的又一大弊病:大企業部門眾多、派系林立、內鬥不止。大眾汽車集團在車載軟件上的折戟便是典型案例。
自2015年起,為消除“柴油門”事件的影響。大眾汽車集團開始啓動電動化與智能化轉型。出身寶馬集團的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出任CEO後,一面加大轉型投入,一面讓寶馬時期的得力助手克里斯蒂安·森格(Christian Senger)打造電動平台MEB,而大眾ID.3便是其首款產品。
2019年6月,大眾成立軟件部門,但距離ID.3既定的上市時間僅有一年多。作為外來者的迪斯與森格,在集團內部調配資源與人力時卻阻礙重重。最終因時間緊迫,大眾軟件部門被迫將部分工作外包,結果成為軟件問題爆發的導火索。
2020年年中,ID.3軟件危機集中爆發。德國《經理人雜誌》曾揭秘稱,集團最多每天要面對測試人員上報的300個軟件錯誤,嚴重影響了ID.3的交付。面對巨大的困難,迪斯不得不承認,大眾還需要“數年時間”,才能達到在軟件競爭的必要水平。

2020年,因軟件問題正在插線刷機的大眾ID.3 vwid
另一方面,集團內部的派系林立,也讓自寶馬空降的迪斯如履薄冰。大眾汽車工會藉此機會彈劾迪斯,讓後者失去了大眾汽車品牌CEO的職位,僅保留大眾汽車集團CEO一職。
對此,前奧迪研發主管彼得·默滕斯(Peter Mertens)曾撰文表示,大眾負責軟件項目的高層在董事會處於弱勢地位,沒有應得的權力和影響力:“如果一家公司的主要利潤來源在董事會中沒有真正的發言權,那麼他們怎麼能成功呢? ”
唯一出路?
現實是,與中美更為成熟的產業鏈相比,傳統歐洲製造商在面臨電動化、智能化轉型的進程時,並沒有與之配套的巨頭企業予以相互扶持,實則在孤軍作戰。
“德國汽車行業的高管總是自豪地説:他們的‘血液裏有汽油’,但現在他們的血液裏有電和密碼嗎?”默滕斯諷刺道,應立即讓大眾、寶馬和奔馳的所有高管編寫一個小遊戲或計算機病毒,達不到要求者應該被立即解僱。
他承認這個措施非常激進:“可因為高層管理人員不稱職,從而使企業承擔失去數千個工作崗位的風險,這難道不是更激進嗎?”
默滕斯的觀點最終一語成讖:就在4年後,軟件業務仍無明顯起色的大眾宣告關停本土工廠並裁員。
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歐洲製造業的高層開始加深反思力度。
今年3月,雷諾集團CEO盧卡·德·梅奧(Luca de Meo)發表《致歐洲的信》,一方面表達了對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税的反對及擔憂,另一方面強調歐盟只有與中國合作才能走向復興。德·梅奧呼籲歐洲車企向中國車企學習,因為中國電動汽車的性能、成本、軟件和新車開發速度都“領先歐洲一代”。此外,歐洲在如鋰、鎳和鈷等電池原材料,以及半導體方面都依賴於中國的供應。
大眾汽車集團在ID.3軟件危機之後,先是將軟件部門更名CARIAD獨立運營。其後於2022年4月成立CARIAD中國子公司,目前已擁有超過1100名員工,主要負責綱自動駕駛、智能座艙軟件的研發。
其後,CARIAD又與地平線成立合資公司推進開發。母公司大眾汽車集團也通過入股小鵬汽車開發主流智能電動車、與合資夥伴上汽聯合開發ADP平台的豪華智能電動車等方式,以彌補自身在軟件智能化領域的先天不足。

上汽奧迪 上汽奧迪
無獨有偶,歐洲另一大汽車集團Stellantis則同樣以入股形式與中國新勢力零跑汽車合作,為零跑汽車銷售至歐洲提供渠道,並獲取零跑在電動化、智能化領域的技術。
儘管如此,大眾、Stellantis等歐洲汽車製造商在智能化領域的研發進度仍顯著落後於中國同行。根基不牢的歐洲軟件行業要想後發制人,其前路依然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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