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廣生：亞洲金融危機和貿易爭端親歷記

【文/石廣生】

我一生從事外經貿工作，見證了這個領域了不起的變化和發展，感到無比驕傲。外經貿的變化發展，背後反映了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高，反映了國家的強大。今天外經貿的大發展，一路走來是很不平坦的，我們經歷過新中國成立初期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等，中國外經貿飽受困難和挑戰。

由於實行了改革開放，外經貿實現了重大發展，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經貿更是實現跨越式發展。中國終於從一個貿易小國、弱國成為貿易大國，現在正在朝貿易強國道路上邁進，這對我一個長期搞外經貿的人來説心情是振奮的。事非經過不知難，回望來時路，有一些片段至今難忘。

亞洲金融危機的煎熬

1998年我擔任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上任伊始亞洲金融危機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在這之前的1997年7月2日，泰國中央銀行突然宣佈，放棄實行多年的與美元固定匯率制度，泰銖對美元匯率當日狂瀉20%，堅持了四個月的泰銖保衞戰失敗。此後，風暴快速蔓延至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緬甸以及中國香港等地，後波及日本、韓國、俄羅斯和整個東南亞。其中，日本、韓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的貨幣很快分別貶值到21.5%、32.8%、41.7%、80%、40.2%、39.4%和18.3%，並造成了香港股市、匯市的劇烈動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了。

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形成嚴峻挑戰，中共中央採取多項措施有效抵禦了危機的影響，保持了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圖為1997年11月，中央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現場

這場金融危機既突然也不突然。

説其突然，是因為當時確實很少有人意識到泰銖保衞戰的失敗是一場席捲亞洲的金融危機的前奏，連號稱“亞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對此也未過多留意，更沒人預感到這場金融地震的強度和烈度。

説不突然，是因為經過十幾年發展的“亞洲四小龍”，其經濟已產生不少泡沫，國際上各種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門，蜂擁而入，政府缺少管控經驗，金融體系十分脆弱。國際金融大鱷早就看在眼裏，隨時準備發動進攻，撈取厚利。所以，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事後證明，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國際金融大鱷一手操控的。索羅斯的如意算盤是先從最容易擊破的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入手，進而攪亂“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

這場快速發生、四處蔓延的金融危機，對1998年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和衝擊是突然的，也是巨大的。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迴歸後的香港仍是亞洲和世界的金融中心，而中國外貿當時佔國民經濟體量的30%以上，整個GDP增幅中有兩個百分點由外貿拉動，吸收外資也已成為發展經濟的重要成分。1998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目標是“保8”，而出口和引資成為“保8”的關鍵。主要難題來自：

**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出口產品價格下降。**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作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提振了東南亞各地區的信心，防止金融危機進一步擴散，在危機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但這也意味着中國出口產品價格需下降20%以上，才能達到與周邊國家可以競爭的水平，這麼做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

**主要出口市場受到重創。**當時中國前六大貿易伙伴中的四個（歐美除外），即佔我國出口比重24%的中國香港、17.4%的日本、6.6%的東盟、5%的韓國市場，也就是説全國53%的出口市場出了問題，這對中國當年出口造成的震盪可想而知。

**中國吸收外資形勢嚴峻。**亞洲是中國吸收外商投資的主要來源地。1997年，東盟、中國香港、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佔我國全部利用外資協議和實際金額的80%以上，金融危機使上述國家和地區綜合經濟實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對外投資勢必減少。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不僅使當地企業遭遇嚴重經濟損失，也使歐美及日本公司在亞洲的業務受到打擊，其中日本公司最為嚴重。歐、美、日的投資者對東南亞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信心大減，對華投資更加謹慎。同時“98特大洪災”使得災區企業的正常生產、出口貨物的出運和利用外資工作一度受阻，也對我國出口和引資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

面對空前嚴峻的外經貿形勢，中央經過慎重研究，提出1998年經濟工作的三大重要任務：一是確保當年國民經濟增長8%；二是確保當年出口穩定增長；三是保證人民幣穩定、不貶值。在經濟工作任務實現的過程中，外經貿特別是外貿出口是確保全年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主力軍。中央對我們寄予厚望，朱鎔基總理還對我們提出了出口增長10%的具體要求。我們的工作已處於風口浪尖，我作為部長責任重如泰山。

為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的指示和部署，繼續貫徹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增加利用外資。外經貿部採取了諸多具體應對措施，虛實結合，遠近結合，力求當年能見效。具體方案有：

一是講政治，統一思想。

應對危機，需要全行業堅定信心，共克難關。我們召開全國外經貿工作會議進行部署，並多次召開各種全國性專門會議和外貿進出口總公司會議等。部領導分頭帶隊深入基層和企業調研，與地方一起為出口工作排憂解難。外經貿部設立出口領導小組，由我牽頭，前後開了近十次工作會，確定一個奮鬥目標，即“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和引進外資”，甚至提出“戰鬥到最後一分鐘”的口號。我在會上對大家講，各級外經貿部門要從對國家負責、對人民負責的高度來完成全年外貿出口的增長目標，外經貿戰線的全體幹部職工要以災區軍民在抗洪搶險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和頑強拼搏精神為榜樣，為實現這一目標奮鬥不懈，力保國民經濟實現8%的增長。

二是經商有關部門，制定優惠政策，支持出口和引資。

具體內容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從原來的出口產品退税率3%、6%和9%三檔，將部分出口產品退税率提高至5%、13%、15%、17%四檔。同時加快退税進度，簡化退税手續，從而降低出口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

出口信貸貼息。為了提高出口競爭力，對出口企業自1998年7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期間出口報關並於1999年4月30日前辦理核銷的一般現匯貿易出口收匯，給予每美元0.03元人民幣的貼息，所需資金從中央外貿發展基金中列支。

調整出口賣方信貸利率。7月，中國進出口銀行下發《關於調整人民幣出口賣方信貸利率的通知》，明確出口賣方信貸利率與中長期貸款利率脱鈎，分為兩檔：大型成套設備和技術含量高的機電產品利率為5.22%，其他機電產品為5.85%。

進一步完善《中央外貿發展基金有償使用管理辦法》，理順財政、外經貿、銀行部門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以利於基金能儘快落實到企業，擴大外貿出口。

加強經營管理，處理好規模和效益的關係。要求各級外經貿企業立足於“自強、自立、自救”，向管理要效益、要規模，努力實現降低成本和費用。提倡在出口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保規模、保市場、保本出口，以此保發展潛力、保長遠利益，扭轉企業只講效益不講出口的觀念。同時，轉移國內優勢長線加工能力，進一步推動境外加工裝配業務，擴大出口。

三是加快外貿管理體制改革，促進出口和引資。

具體內容包括：放寬配額。1998年8月，緊急印發《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關於出口商品配額編報下達和組織實施的暫行辦法》，進一步放寬配額管理。取消24種商品的出口配額許可證，取消5種商品一般許可證限制，取消茶葉和“兩紗兩布”出口的統一經營限制；對非緊俏類商品配額實行總量控制、自主申領許可證的辦法；支持紡織行業解困，將被動配額可分量的15%直接分配給國家紡織工業局推薦的自營出口紡織工業企業，後又擴大到20%，同時凡是有自營出口權的紡織生產企業均可參加紡織品出口配額招標。

完善吸收外資政策。逐項落實全國利用外資工作會議確定的各項政策；加大招商力度，拓展利用外資方式；抓好外商投資大項目的審批工作；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辦好現有外資企業。

進一步放開進出口經營權。對國家重點聯繫的千户國有企業實行了進出口經營權登記備案制，並進一步擴大到全國6800多家大型工業企業。發佈了經國務院批准的《關於賦予私營生產企業和科研院所自營出口權的暫行規定》，首批20家民營企業經批准已獲進出口權，調動眾多企業進行出口。

原產地證發放。1998年6月，外經貿部下發《關於加強原產地證明書管理和簽發工作的通知》，進一步加強原產地證管理和簽發工作的規範化和制度化，大大便利出口。

四是為了優化出口結構，提高出口效益，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和以質取勝戰略。

具體來講，就是加速實現科貿結合、技貿結合，以外經貿為龍頭，通過開拓國際市場，將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服務；及時瞭解和向國內提供國際市場中科技產品的供求信息，為促進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服務；提高出口商品質量，扶持名牌產品出口，促進傳統產品更新換代；大力優化出口商品結構，特別重視機電產品尤其是成套設備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從總體上擴大出口增加值。

五是加速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

為了減少中國主要出口市場在金融危機中的損失，實現出口“東方不亮西方亮”和對全球市場的開拓，我們提出四條：鞏固和深度拓展美、日、歐的傳統市場，這些市場容量大，規模可觀；大力開拓非洲、拉美、東歐和獨聯體等潛力巨大市場；積極拓展新興市場，發揮中國比較優勢；注重通過對外貿易、吸收外資、對外投資、對外援助等各項涉外經濟活動的相互促進與融合，形成合力，做強出口。

六是改善出口環境，便利出口，實行銀貿結合、關貿結合、税貿結合。

1998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外經貿部在上海召開全國銀貿協作會議，提出外經貿的持續穩定發展對保持人民幣穩定乃至整個金融和經濟穩定具有重要作用，金融支持對外經貿的發展也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會議決定：完善支持對外經貿的金融服務體系，適當提高對外經貿企業的貸款比例，利用信貸手段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和擴大出口。

外經貿部和海關總署先後發佈《關於規範各類進出口企業經營行為，嚴肅查處走私行為的緊急通知》《關於加工貿易進口設備有關問題的通知》等，嚴格規範進口代理業務，有力保障了外貿正常秩序。禁止外經貿公司以“四自三不見”（即自帶客户、自帶貨源、自帶匯票、自行報關和不見進口產品、不見供貨貨主、不見外商）的方式代理進口，維護正常的進出口秩序。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共中央總攬全局，通過各種措施抵禦金融危機的衝擊，外貿出口穩中有升。圖為張家港港口集裝箱碼頭繁忙的景象

我們同國家税務總局商定，積極推進關於加快退税進度、簡化退税手續和進一步完善自營生產企業免抵退辦法。5月，國税總局、外經貿部聯合在廣州召開第二次税貿協作會，隨後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税貿協作努力做好出口退税工作的意見的通知》和《關於規範出口貿易和退税程序防範打擊騙取出口退税行為的通知》，規定税貿雙方要相互促進，共同進步。税務部門在依法行政的同時，儘可能給出口企業提供方便和幫助；外經貿部門在致力於外經貿事業發展的同時，要給税務工作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七是降低進口關税，有利進口加工，適當增加進口，實行以進帶出。

1998年6月，海關總署下發《關於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支持促進外經貿發展的通知》，全面落實國務院關於調整進口設備税收政策的各項優惠措施，改善投資環境。同時，對中國有市場需求的大宗資源性商品及對華有較大順差的國別，適當擴大進口，對以進口帶動出口的商品（包括對銷貿易、易貨貿易）優先安排進出口配額。

那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中國經濟最終實現“保8”，讓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國顧全大局，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讚譽。外經貿領域扛住了嚴峻考驗，交出了一份來之不易的成績單。

1998年全國進出口總額3239.3億美元，其中出口1837.6億美元，增長0.5%；進口1401.7億美元，下降1.5%；全年貿易順差435.9億美元，增長7.9%。出口不僅沒下降，而且在國際市場所佔份額還有增加，在當時的條件下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當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455.8億美元，增長0.67%，扭轉了前兩年大幅下降的窘局，這與亞洲其他國家當年出口普遍下降11%—32%的情況相比，實屬不易。逆勢穩盤，是黨中央堅強領導和宏觀調控部署的結果，是全國外經貿行業艱辛努力的結果，更是各部門、各地方重視和支持的結果，這是我的心裏話。

但是，回想那一年，我至今仍有不安：雖然我和全行業外經貿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終因國內外巨大困難，未能完成出口增長10%的目標，致使中央不得不通過擴大內需、增加投資的方式來“保8”，對此，我總有一種未完成使命的感覺。好在我和部領導班子緊緊依靠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充分調動全行業職工為國分憂的積極性，冷靜面對，研究制訂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克服種種困難，終於穩定了外經貿局面。

這一過程對我是一個鍛鍊，對整個外經貿行業也是一個鍛鍊。由於工作超負荷，身體過於勞累，我突患面部神經麻痹（俗稱“面癱”），説話時眼斜嘴歪。即便如此，也不敢休息，只能堅持“輕傷不下火線”，日常在辦公室批閲文件沒啥問題，但出席有些場合如外事活動、大會講話等，就很尷尬。記得《國際商報》刊登了一張我在外經貿部大會上講話的照片，細心的人能看出來我的嘴是歪的。生病期間，我還前往香港參加董建華特首組織召開的研討會，作主旨發言。

由於活動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不便謝絕，但與董特首約定，我不接受任何採訪，因為只要一開口，嘴就是歪的。在開會現場，我不得不面無表情地低頭念稿，念後立即離場。雖然覺得很過意不去，但確屬無奈之舉，以我當時的身體狀況，只能這樣完成公務了。現在回想那段帶病工作的小插曲，我稍感欣慰的是，不管當時有多難，我一直與部機關幹部職工、全國外經貿工作者共擔艱辛、共渡難關，始終戰鬥在一起。

平息中日大葱風波

亞洲金融危機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這之後，還有兩段經歷讓我至今難忘。

2000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突然宣佈對來自中國的大葱、生香菇、藺草蓆三種農產品進行設限調查，並從2001年4月23日起，對上述三種農產品先期啓動為期200天的臨時保障措施，即對這三種農產品分別安排一定數量的進口配額，配額內實行3%、4.3%、6%的低關税，配額外實行256%、266%和106%的高關税，同時可根據調查結論決定啓動正式保障措施。

日本政府這一舉動，既有貿易原因，也有國內政治原因。從產業和貿易來説，20世紀末，農業在日本已屬於夕陽產業，由於人口老齡化，農業生產成本很高，農貿界開始將部分農產品轉移到中國種植生產，再銷往日本，以降低成本。當時山東向日本出口的大葱成本僅為日本自產的1/3。

為了反對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於2001年6月22日起對來自日本的汽車、空調、手持或車載移動電話等三種工業品加徵100%的特別關税。日本對華出口這三種工業品的金額為5.158億美元，以對應我國對日出口的2億美元農產品。中方這次報復金額大、分量重，措施出台後立即在日本國內引發很大震動，反對對華設限調查的呼聲增高。

在重壓下，從2001年7月起，日方一改之前不與我方協商的態度，正式作出願意通過協商解決問題的姿態。中方予以積極回應。但在磋商中，雙方產生了嚴重分歧，日方指責我方報復不妥，並稱日本國內已就設限調查進入法律程序，必須依法行事；認為中方沒有理由提出讓日本政府取消臨時保障措施（即設限調查），中方必須首先撤銷報復措施並自主限制上述三種農產品對日出口的數量。

中方的立場是，日方必須採取實際行動，首先撤銷臨時保障措施，絕不接受日方要求中國首先承諾自主限制（三種農產品）對日出口的數量。因為設限調查是日本在先，我方報復在後，如我方首先撤回報復，實際上等於接受了日方強加給中方的無理的臨時保障措施。

因雙方都不讓步，政府間的磋商陷入僵局，在日方要求下，由政府間磋商改為民間磋商，但日方仍未表現出解決問題的誠意，繼續要求中方承擔責任，並威脅説如果中方不承諾自主限量三種農產品對日出口，將正式啓動保障措施。民間磋商無果而終。

正當雙方磋商進入僵局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華，其間他向朱鎔基總理表示，希望通過合作和協商的方式儘快解決雙方農產品貿易爭端。朱總理表示希望兩國有關部門友好磋商，妥善解決。12月在上海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江澤民主席會見小泉首相，雙方表示貿易爭端應通過磋商解決。

在兩國領導人會談精神的推動下，中日有關部門開始正式磋商，我在上海APEC貿易部長會議和多哈WTO部長級會議期間，與日本經濟產業大臣平沼赳夫、農林水產大臣武部勤進行了深入談判。由於雙方仍堅持原有立場不變，兩次談判均未果。

如果事情拖到12月21日，為期一年的保障措施調查期滿，按照WTO規則，日方必須就是否正式啓動保障措施作出選擇。日方越來越認識到此舉得不償失，即使在WTO打官司也無必勝的把握。於是，要求繼續進行高級別會談。11月底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向中國外經貿部表示，從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潮流尤其從雙邊經貿合作大局來看，不能不説日方作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為此，小泉首相在內部已明確表示，從兩國大局出發，不啓動正式保障措施。日本上層的態度基本明朗，但日方對已啓動的設限調查如何收場成了難題。在談判中為保全自家面子，他們一再要求中國主動限制對日出口（三種農產品），卻又不主動糾正啓動設限調查的錯誤。中方則堅持“日方先糾正挑起事端的錯誤，則我方可以考慮自我限制出口”的底線，絕不退讓。

12月11日，日方派出經產省和農林省兩位大臣再次來華與我談判。未果後，又要求中方派團去日本繼續談判。

12月18日，我方派外經貿部副部長孫振宇赴日繼續談判。

12月21日，在臨時保障措施調查期滿的最後關頭，日方態度終於鬆動，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農林水產大臣再次訪華，我同時與兩位大臣進行了緊張的談判，最終在中方立場的基礎上，雙方就解決兩國農產品爭端達成共識並草簽備忘錄：日方決定不啓動正式保障措施，並結束已啓動的臨時保障措施，中方撤銷已啓動的特殊關税報復措施。這場風波總算平息了，中日貿易回到正軌。

石廣生與日本經濟產業大臣平沼赳夫、農林水產大臣武部勤

韓國大蒜也起風波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生產國和出口國。世紀之交，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大背景下，美國、巴西、歐盟等已開始對我國大蒜出口進行限制，但並未採取保障措施即增加特別關税等。

韓方從1999年11月起，就着手對中國大蒜進行產業損害調查，中韓雙方於2000年4月和5月分別在兩國首都展開兩輪磋商，均未達成協議。

2000年6月1日，在先期磋商未果的情況下，韓國政府以“進口大蒜增加，導致韓大蒜市場價格下跌、產業受到損害”為由，對中國的冷凍和醋醃大蒜採取徵收315%高額緊急關税的保障措施。自此中國對韓大蒜出口處於停滯狀態，蒜農和相關企業損失慘重。在與韓方磋商未果的情況下，中方於2000年6月7日宣佈對進口激增、原產於韓國的手機和聚乙烯實施暫停進口的報復措施。

此後中韓有過多輪磋商，雙方除司局級磋商外，中國外經貿部副部長周可仁與韓國相關副部長進行了電話磋商，最終於2000年7月31日在北京簽署雙邊協議。

雙方同意在2000年至2002年的三年內，韓國每年分別以低關税從中國進口大蒜3.2萬噸、3.37萬噸和3.54萬噸。雙方還同意從2003年開始放開大蒜貿易。中方亦在該協議於2000年8月2日生效之日起，解除了對原產於韓國的手機、聚乙烯暫停進口的報復措施。

一場風波看似得以平息，沒想到轉過年來，我們發現韓方並未認真履行協議，2000年中國對韓出口大蒜實際只有2.17萬噸，距協議規定的低關税配額數量尚餘1.03萬噸，配額使用率僅為68%。經過調查發現，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對民間自由進口冷凍、醋醃大蒜採取一系列非關税限制措施，最終導致韓方執行進口數量未能履行協議。為了保障協議的全面履行，中韓雙方又開啓了新一輪談判磋商。

2001年4月6日，中韓兩國政府代表團就協議執行有關問題在北京進行司局級磋商。中方再次全面闡述了立場和態度，強烈要求韓方儘快採取措施，保證全面履行協議規定的大蒜總量足額進口義務。由於韓方代表團未得到國內的授權，只做了原則性表態，使得本輪磋商未取得解決問題的具體結果。

磋商中，韓方稱其政府已忠實履行了協議，政府採購部分已經足量進口，剩餘配額為民間自由進口部分，由於其國內市場需求不振且中國大蒜價格很高，難以消化。在中方提出必須按協議足額進口的要求後，韓國政府給予了高度重視，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兩次召集內閣部長會議，有關部門也召開了副部級專門會議，努力研究解決辦法。韓方不希望因大蒜問題影響兩國經貿關係的發展，但由於該問題在韓國很敏感又很棘手，韓國國內尚未達成一致意見。韓方表示，其國內有關部門仍在抓緊尋找解決辦法，並透露擬由韓外交通商部牽頭組織從中國採購去年剩餘配額數量大蒜的意向。

我方指出，中韓大蒜貿易協議是兩國政府簽訂的正式生效的貿易協議，對兩國政府都有約束力。兩國政府應創造條件，保證協議順利執行，而不應該設置障礙，阻止協議的正常執行。按照國際法原則和國際慣例，如果韓方違反協議，則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並賠償或補救因此給中方造成的損失。

否則，中方可採取適當措施維護自己的合法、正當權益。我們在磋商中向韓方明確提出三點要求：一、將2000年協議未執行的剩餘數量結轉到2001年，在2001年新蒜銷售季節前，韓方應將其足額進口；二、韓方應採取措施保證2001年、2002年協議數量的足額進口，以免下兩個年度再出現類似情況；三、在2001年4月18日之前根本解決中韓大蒜貿易問題，否則中方將保留採取恢復對原產於韓國的手機和聚乙烯實行暫停進口措施的權利。

作為未履行協議的一方，韓國顯然比我們更着急，他們無法承受手機和聚乙烯暫停出口帶來的損失，因此愈加迫切希望達成新的協議以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通過各個渠道多次表示，希望由他們新上任的外交通商部部長“直接與石廣生部長面談”。

2001年4月21日，我與韓國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長黃鬥淵在北京舉行了會談，經坦誠、友好協商，簽署了中韓大蒜貿易協議備忘錄，圓滿解決了2000年度中韓大蒜貿易協議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保持了中國對韓大蒜貿易的出口水平。雙方認為，大蒜問題就此結束，雙方應以大局為重，今後不應以貿易中的具體問題影響雙邊經貿關係大局。會談中，我方要求韓國政府從發展兩國友好和經貿關係大局出發，採取有效措施擴大進口中國產品，為中國產品進入韓國市場創造便利條件和寬鬆環境，以改善中方對韓鉅額貿易逆差狀況，推動雙邊經貿關係順利、健康發展。

石廣生與韓國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長黃鬥淵

國際貿易中產生摩擦是經常的，也是正常的，有貿易就會有摩擦，而且貿易越大，摩擦越多。為此，世貿組織設定了諸多解決爭端的規則，如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只要大家按照規則辦事，總能找到解決辦法，實在不行還可以上訴到WTO爭端解決機制來最後裁定。關鍵是要平等協商，“按牌理出牌”。

中國已是貿易大國，經歷了許多摩擦，積累了處理爭端的一定經驗，“大葱”“大蒜”風波只是其中兩例。當然，某些大國用霸凌手段對他國不按規則辦事，動輒實施制裁，已非一般意義上的貿易摩擦，而是典型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那就另當別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