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2024年大選局勢，依然對特朗普有利

距離美國大選只有一週時間了，今年全世界最大的一個不確定因素，即將揭曉答案。

這次美國大選會出現哪些結果？又會產生哪些影響？哪兩種情況的出現對我們最危險？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傑出教授黃靖老師，將帶領大家抽絲剝繭，詳細分析美國大選的決定性因素、特朗普的獲勝概率和當選後的政策變化，以及中美關係走向。

【文/ 黃靖】

一、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政策不再是決定性因素

1. 哈里斯與特朗普的政策主張對比

在經濟議題上，哈里斯的首場經濟政策議程演講以去通脹和降低生活成本為核心，強調將致力於“強化中產階級”。

她提出了圍繞“機會經濟”（opportunity economy）的主張，承諾將推動禁止食品價格欺詐立法、為處方藥設置費用上限、為新生兒父母提供税收減免、為首次住房者提供首付款補貼等措施，以維護中產階級的經濟安全、穩定性和尊嚴。

然而，“哈里斯經濟學”收穫了褒貶不一的評價。哈里斯經濟議程由於缺乏明確的執行細節和對實現這些政策目標需要的政府財政支持的解釋而遭到詬病。一些主流媒體聲稱這是“激進的民粹主義經濟議程”。

特朗普競選團隊也攻擊哈里斯是“價格操控”的“共產主義者”。特朗普則表示要取消扼殺就業的法規、放鬆監管並提高油氣生產來降低油價、對企業降税以振興經濟。同時，他還宣稱對外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税。

批評者認為，特朗普的政策將會讓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急劇增加，其加徵關税的做法可能會引發其他國家的報復性措施。與之相比，儘管哈里斯加徵關税的傾向低於特朗普，但是她仍可能延續拜登政府在半導體等特定領域的關税，以維護美國的競爭力。

在社會議題上，哈里斯承諾改革移民系統，並捍衞女性的合法墮胎權；特朗普則攻擊拜登政府放任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導致犯罪激增的邊境開放政策，並聲稱要實施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驅逐行動。

特朗普和哈里斯視頻截圖

在外交政策上，哈里斯更可能延續拜登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特朗普則持續尋求“美國優先”的政策迴歸。

特朗普承諾將在當選後會結束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解決拜登政府“製造的每一個國際危機”。哈里斯聲稱將“努力結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重申將“捍衞以色列的自衞權”，並表示將堅決支持烏克蘭和北約。

不過，在對華政策上，拜登政府與特朗普第一任期保持了連貫一致。因此，哈里斯將延續當前拜登政府主基調，通過基於價值觀和地緣政治利益的盟友體系對中國進行圍堵，並繼續通過“小院高牆”政策對中國實施精準的技術遏制。

就整體局勢而言，無論是哈里斯還是特朗普上台，美國的對華遏制戰略都不會出現根本性逆轉。

2.從“我們要什麼”到“我們是誰”：美國民眾價值觀的分裂

從小布什執政時期（2001年-2009年）開始，基督教福音派選民在美國政治中突起，他們在宗教、種族、墮胎、性取向、社會福利、移民等關鍵議題上持右翼保守價值觀，成為一支左右美國政局和選情的重要力量。

與之相抗衡的左派自由主義則強調種族平權、男女平等、宗教包容、個人自由等價值觀，形成所謂“政治正確”社會力量。

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觀政治抗衡的結果，使美國宗教文化的“大染缸”喪失了功效。此前，美國無論是地方選舉還是總統大選，候選人的政策取向是選民投票的依據。

左派政策取向強調照顧弱勢羣體、支持工會、加強福利、強化政府的管控等，自然能贏得中下層選民和知識分子的選票；右派的政策傾向於資本發展、提倡減税、鼓勵投資、限制福利、依賴市場調節（而不是政府管控）等，因此受到資本家和保守選民的支持。

但從小布什時期開始，選民的投票傾向發生明顯的變化。投票標準不再是競選者的政策取向，而是根據其價值觀念進行投票。

選民選擇的不再是利益，不是“我們要什麼”（what we want），而是福山所説的政治認同，即“我們是誰”（who we are）。

民主選舉不再是利益導向，而是價值觀導向。而價值觀上的矛盾是不能妥協的，其結果是難以彌和的政治分裂，形成了政治上的兩極化。“特朗普現象”由此而生。

7月15日在美國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拍攝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現場。新華社

二、特朗普的勝選概率有多大？

從總體局勢來看，民主黨的候選人哈里斯仍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1.這次大選的整體背景“美國社會分裂和民心動盪”並沒有改變。

在美國大選中，凡是社會處在分裂動盪狀態中，挑戰者的贏面都較大。在歷史上，美國選民的立場和選擇是以階級/階層及其對政策的偏好來劃分的。

然而，冷戰結束以來美元霸權推動的去工業化、尤其是政治正確導致的“文化戰爭”使得美國民眾的政治認同，即“身份政治”決定了選民立場。

美國選民以“身份認同”而非階級/階層利益來劃分政治界限，決定投票取向，不但削弱了國家的凝聚力，而且使得社會的分裂更加難以癒合。這樣的局面有利於“挑戰者”特朗普。

2.拜登政府存在通脹、移民和戰爭三大政策軟肋。

由於持續數年的高通脹，民眾經濟體驗感較差；拜登政府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在處置開放/封閉得州邊界問題上的政策失誤導致社會整體對移民的“非法湧入”不滿。

在對外事務上，深陷俄烏和巴以兩場戰爭泥潭對內激化了社會分裂，對外降低了美國民眾的自豪感。這樣的形勢對執政的民主黨候選人不利。

3.聯邦制度下的美國地方政府有較大的自主權力，社會的高度分裂使得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的不協調甚至衝突的現象越來越多。

比如特朗普訴訟案中地方法院與最高法院不同的立場，和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邊境問題上的對峙等。

這進一步凸顯了美國基於“政治認同”分裂而導致的政治上的勢不兩立，進而使得大選的結果更加依賴選舉人團制度而不是整體選票的多寡——在全國贏得多數選票的候選人仍然有可能輸掉大選。

4.哈里斯本人除了其個人操守有瑕疵之外，難以擺脱“拜登替身”的選舉形象是其面臨的最大難題。

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是要提出有別於“拜登主義”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張，但哈里斯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知識、歷練和曝光度都明顯不足。

而且，她依然是拜登執政團隊的“副總統”，如果提出新的政策主張，不僅有和自身執政團隊“衝突”的風險，而且在政策極化的環境下很容易“兩頭不討好”。

也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哈里斯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除了在“墮胎”、“購房補貼”和“減税”等單項議題上表現出較激進的立場外，至今仍未能提出一套完整系統的政策主張和建議。

美國總統拜登和副總統哈里斯資料圖：新華社

5.哈里斯的競選夥伴沃爾茲也並非無懈可擊。

2020年明尼蘇達州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非裔男子死亡，並引發全國性的爆發抗議和騷亂；2024年初和8月明尼蘇達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市大火導致多人死亡。在這些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事件中，作為州長的沃爾茲被認為優柔寡斷，應對失當。

並且，沃爾茲在移民和墮胎權問題上的立場十分開放甚至激進，易於受到攻擊。

因此，目前看來，2024年大選局勢依然對特朗普有利。

關鍵在於：

第一，特朗普團隊與共和黨建制派能否（最終）達成妥協，團結一致，並有效屏蔽以布什家族和切尼家族為首的共和黨建制派利益集團對特朗普的“杯葛”；

第二，特朗普競選團隊能否有效“管控”（manage）特朗普，特別是限制其口無遮攔地“信口雌黃”；

第三，充分發揮和利用萬斯的攻擊性，但要適當壓低其在政策主張方面的姿態，把“場面”完全讓給特朗普。

畢竟特朗普的個性更適合做挑戰者。在沒有任何執政包袱的情況下，特朗普“不擇手段”的攻擊將更為犀利。

而且，他只要在三個關鍵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贏下任何一州，便勝券在握。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對美國而言，這次大選最為危險的局面是哈里斯以微弱優勢獲勝，尤其是在總票數不佔優而是靠選舉人團的微弱多數獲勝的情況。

如果出現這樣的大選結果，美國極有可能發生“內亂”——這正是近來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內的有識之士最為擔憂的局面。

美國白宮資料圖：新華社

三、特朗普在新任期的對外政策，會有什麼變化？

如果特朗普/萬斯能夠如願進入白宮，將給美國帶來歷史性的轉變（至於這場轉變對美國是禍是福，則另當別論）。

首先，特朗普看到的是一個正在衰落的美國，因此，美國的首要任務是使自己“再次強大”。

在此之前，美國沒有必要、也無力承擔一個“霸權國家”應盡的國際義務。但特朗普堅持認為美國衰落的根本原因在美國國內——這其實是很清醒的認識。

因此，特朗普的政策主張從根本上説是基於傑克遜主義的戰略收縮（strategic retrenchment）。

必須強調的是，特朗普從未主張脱鈎斷鏈，而是要充分利用美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依賴，在維持美國的霸權、尤其是美元霸權的基礎上，以大幅度加徵關税為籌碼，逼迫外部世界、尤其是主要製造業大國（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為“讓美國再次強大”納貢交税。

第二，在對外政策上，特朗普/萬斯團隊明顯要將所有的壓力聚焦於他們認為是主要對手的中國。

為此，他們不惜決絕地停止俄烏戰爭。因為他們明白普京願意和談的兩項基本要求中的第一項——烏克蘭永不加入北約——是可以滿足的；而第二項要求——俄羅斯對烏克蘭領土佔有的合法化——是可以通過談判而拖而不決的。

而誓言“不讓普京贏”的歐洲、尤其是西歐主要國家的真正訴求，則是有效阻斷“俄羅斯威脅”——普京不越過第聶伯河向西侵犯。

在特朗普看來，這一點亦可通過談判來達成協議（make a deal）。如果特朗普重入白宮後能將以上兩個戰略要點付諸實際政策，對中國而言，既有機遇，更可能產生嚴峻的挑戰。

四、出現哪兩種情況，對我們是最不利的？

第一，尼克松現象2.0。

1972年尼克松訪華是上世紀最具重大意義的戰略行為，它從根本上扭轉了國際政治格局，形成了對蘇聯極為不利的中、美、蘇戰略大三角，這是蘇聯最終解體的戰略大環境。

如果特朗普/萬斯團隊能夠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烏克蘭中立、歐洲獲得俄羅斯不再“侵略”擴張的安全保障、俄羅斯願意就其佔領的東烏克蘭領土的合法化進行談判（但絕不撤出），他們就能如其所願地以停火談判方式結束俄烏衝突。

在這樣的情形下，戰略利益的驅使必將導致美俄關係的緩和，甚至重歸於好。事實上，特朗普和萬斯都曾公開表示美國應該“聯合俄羅斯”打壓中國。

一旦出現如此局面，中國的安全環境將極大地惡化。

一方面，日本將擺脱同時與中俄為敵的戰略困境，右翼勢力主導下的日本將更無後顧之憂地加入美國打壓中國的行動中。

另一方面，莫迪領導下的民粹主義的印度將緩解來自“伊斯蘭帶”的後顧之憂。支撐莫迪政權的基礎是以印度教為主體的民族主義，因此，從土耳其到沙特這一廣袤的“伊斯蘭帶”是威脅印度國家安全的主要來源地。正因如此，莫迪一直與俄羅斯保持密切聯繫，並對中國有所節制。

一旦美俄和好，印度將更緊密地擁抱俄羅斯，而對中國的姿態則必將趨向強硬。

第二，特朗普重返白宮的同時，極右勢力也將在歐洲得勢。出現里根+撒切爾2.0現象。

儘管歐洲的極右勢力在經貿、地緣政治乃至安全等各方面都與特朗普/萬斯團隊有着不一致、甚至相互衝突的立場，但他們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是相通的，其以保護主義、排外以及與俄羅斯和解為核心的內外戰略如出一轍。

並且，他們在中國問題上也持相同的強硬立場。在俄烏衝突這一美俄之間的根本糾結被解除之後，不排除再現上世紀八十年代裏根/撒切爾聯手壓制蘇聯的局面。而這一次，他們要打壓的是他們共同的“制度性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中國。

因此，特朗普上台將對中國造成的困難局面並非僅僅是加税和“貿易戰”。畢竟，這些只是特朗普討價還價的籌碼，並不能改變中美兩國在經濟上都不可逆轉地嵌入了同一個世界的事實。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之間的競爭是兩個大國對爭取整個世界的博弈，誰贏得了這個世界（的絕大部分），誰就贏得了競爭中的主動權。

然而，一旦出現以上兩個惡劣局面，中國將在這場競爭中面臨極為嚴峻的外部環境。對此，必須未雨綢繆。

結語：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戰”，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冷戰是一場全方位的零和對抗。

所謂“冷戰”，是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國和蘇聯之間進行的一場沒有“熱戰”的全面對抗。它的發生和發展，有着特定的國際環境和十分鮮明的特點。

二戰結束後，反帝反殖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席捲全球，而領導這些運動的往往是各國的共產黨或民族主義左翼組織。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世界格局迅速分裂為以美國為首和以蘇聯為首的兩大對抗陣營。“冷戰”由此而生。

美蘇冷戰是一場此消彼長的全方位零和博弈。

首先，雙方在意識形態上針鋒相對。一個要走資本主義“自由”之路，一個要走共產主義“民主”之路，旗幟鮮明，涇渭分明。

第二，雙方在軍事安全上公開對抗。美蘇各自組織了北大西洋公約聯盟和華沙條約聯盟，兩大軍事陣營互以打敗對方為終極目標。

第三，雙方在經濟上相互獨立。在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指導下，美蘇營造了完全不同、互不往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1981年裏根總統執政後，摒棄了自尼克松以來與蘇聯的緩和政策，公開宣稱蘇聯為“邪惡帝國”，開展和蘇聯的軍備競賽。

在國內，里根通過減税、縮減社保福利預算、凍結最低工資、限制工會權力、公共事業私有化等政策，強勢推動美國向右轉。經濟上則着力於大資本主導的“供給側經濟”，以擴大消費來推動美國經濟發展。

隨着美國社會“右進左退”的轉型，美國經濟也進入第二個高速發展期：里根主政8年期間，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6%，國民經濟總產值從1980年的6.76萬億美元增長到1990年的9.39萬億美元。

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決策體制有效且其具有制度化的妥協機制。這個妥協機制在面臨強大外敵時尤為敏感和高效。

其結果是對外整合了與盟友的關係，對內克服了各利益集團間的矛盾，對美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進行整體調整，使美國能夠率領聯盟體系把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擰成一股繩，凝聚起來“遏制”蘇聯。

回顧歷史，美國“贏得”的冷戰並非是軍事上的勝利，今天的俄烏衝突表明俄羅斯仍然能夠和美國及其盟友進行軍事上的對抗；冷戰也不是政治勝利，因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崛起擊碎了“歷史終結”的幻覺，“華盛頓模式”沒有一統天下。

美國“贏得”冷戰的根本原因，是在兩大陣營的“零和”對抗中，把自己和盟友將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擰成一股繩，最終在經濟上壓垮了蘇聯僵化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並通過“政治敍事”的構建奪得了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

2.美國想把中國引入冷戰框架。

拜登政府執政以來，儘管一再聲稱美國“不與中國打冷戰”，但卻視中國為“最嚴峻”的威脅。為了打壓中國，拜登政府不遺餘力地在政治上拉幫結派，要“重振”針對中國的“有共同價值觀的聯盟”，在經濟上以“去風險”為名“去中國化”，在軍事上打造壓制中國的“印太圍堵圈”。

顯然，這套“全方位”的戰略是在冷戰思維指導下制定的，其目的就是要將中國帶入其預設的冷戰戰略框架中。這也是西方輿論鼓譟中美“新冷戰”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正如當年美蘇冷戰中的情形一樣，美國也很難在政治和軍事上壓倒今天的中國。

近來布林肯和沙利文都公開表示尋求與中國長期“和平共處”，但華盛頓的整體思路仍是下大力氣企圖像當年對付蘇聯一樣在經濟上壓垮中國。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在“競贏”中國的各項政策中，力度最大、措施最狠、密集度最高的就是企圖在經濟上“去中國化”。

所謂“脱鈎”“去風險”，以至在高科技領域搞“小院高牆”，本質上都是想將中國經濟排除在世界經濟，或者至少是發達國家的經濟之外。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不但在經濟上阻礙中國的發展，而且也是更為重要的，能夠使美國及其盟友像當年遏制蘇聯那樣，將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凝聚起來“全方位”地遏制中國。

3.中國不會落入美國預設圈套。

今非昔比。由於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使得今天的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中國和美國及其盟友在經濟上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山東港口煙台港，滾裝船在裝運外貿車輛。資料圖：新華社

在這個大格局下，美國及其盟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糾結於兩個完全不同的博弈之中。

一方面視中國為“最嚴峻的挑戰者”（或“系統性對手”）而企圖全力打壓，進而推動一場此消彼長的“零和”對抗。

然而，由於雙方經濟上（一時）難以逆轉的相互依賴，又不能——其內部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堅決抵制——與中國“脱鈎”，而是要“保持公平的經濟交流”（以便能夠繼續賺錢），這在實質上是一場妥協雙贏的“正和”博弈。

換言之，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的錯位，是美國對內整合力量、對外拉幫結派打壓中國的最大障礙，這個障礙使得美國難以像針對蘇聯那樣將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凝聚在一起遏制中國。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絕不會被美國帶節奏，陷入到其設定的“新冷戰”戰略圈套中。

首先，中國在意識形態上避免與美國搞涇渭分明的對抗。

美國提出號稱是“普世價值”——實質上是強加於人的——“自由民主”價值觀；而中國則注重共同利益，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包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在內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中國拒絕“顏色革命”，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但不輸出意識形態，也不強迫其他國家走和我們一樣的道路。

其次，在經濟方面，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堅持合作發展，互利共贏。

畢竟經濟全球化不是任何一個政府的戰略或政策決定的，而是市場經濟推動的結果。推動經濟全球化根本動力，是市場經濟對資源的最佳配置、生產的最高效率和利潤的最大化的不懈追求。

只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美國要在經濟上“去中國化”就是偽命題。不久前訪問中國的美國財長耶倫坦言，在市場經濟機制下，“（美國）與中國脱鈎必將是災難性的”。

可見，當年冷戰中最基本的標誌性現象——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針鋒相對、軍事上的陣營對抗、經濟上的完全“脱鈎”——在今天中美之間並不存在。

聲稱中美之間的“新冷戰不可避免”是美國在帶節奏。如按照美國設定的節奏走，中美進入冷戰狀態，形成所謂“新冷戰”，美國就能夠像當年那樣，把自身及其盟友體系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凝聚在一起打壓中國。

顯而易見，中國沒有也不會跟着美國的步驟而陷入其預設的冷戰戰略框架中去。

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和對外開放，尋求合作、不搞對抗。

如此，僅憑美國一個巴掌，“新冷戰”能拍得響嗎？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筆記俠”，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