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罕見“甜蜜時刻”後，富國皮袍下的“小”逐漸冒頭-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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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即將召開之際，我們有必要再去完整回顧國際減排合作和鬥爭的歷史。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蘇兩大陣營一度跨越鴻溝，在第三世界的推動下共同營造了全球環保減排合作的甜蜜時刻。雖然這個時刻十分短暫，但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它能夠產生已經殊為不易，既源於全球環保先驅、左翼運動家和中產階級的個人努力，也離不開資源環境矛盾日益突出的硬性約束。而一旦環保減排進入深水區，不可避免地要求先發國家對歷史排放做出彌補，表面的團結很快出現裂痕。
從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開始，中國減排議程的核心邏輯，並不僅僅是關注排放指標本身，更是要推動更加公平的國際治理結構。減排不應當成為少數國家鞏固既有秩序的工具，而應該真正成為拯救共同家園和人類自己的犧牲和努力。
1935年底，上海，華懋飯店客房。
菲亞特公司特派員奧雷利奧·佩切立於窗前，在這個位置望出去，從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外灘公園，到彷彿蒸騰着混亂氣息的十六鋪碼頭，外灘風物可盡收眼底。
但此時此刻，佩切的目光卻顯得恍惚而凝重。
這位剛剛到達遠東魔都的帥氣小夥，正面對着職業生涯迄今最艱鉅的一場考驗。根據年初簽訂的協議，意大利將提供全部融資、技術指導、設備和成套組件，幫助民國政府建立一座遠東地區規模最大的飛機修造基地—南昌中意飛機制造廠（SINAW,中央南昌飛機制造廠），並計劃在五年後移交中方自主運營，而佩切，正是全權負責合同執行的意方代表。
這位年僅27歲的菲亞特“特別事務部”新人之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原因其實非常簡單：沒有其他同事願意在半個地球之外的“蠻荒之地”耗費五年光陰。
光怪陸離的十里洋場，繁華表象之下是佩切難以理解也未曾目睹的苦難、壓迫、歧視和危險。在這樣的環境中，佩切徹底褪去青澀，一個國際業務“超級掮客”的天賦就此覺醒。這次任務對他的另一大收穫，則是與中國人的友誼，同勤奮好學、沉靜禮貌的中方建設者朝夕相處，讓某種對“東方”的刻板印象逐漸化解。
可就在一切剛剛走上正軌的時候，日本全面侵華開始了。
1937年8月，SINAW遭到日機重點轟炸，佩切在來自羅馬的直接命令下啓程返國。離開前的最後幾天，這位恪盡職守的年輕人得到了應有的報答，中方以現金形式向他足額支付了合同尾款。
許是在中國的記憶太過深刻，佩切即使功成名就之後，眼光始終能夠超脱髮達國家的一己私利，關注着全人類的困境與發展。
1965年，已是大實業家的佩切發表演講，警告戰略武器“恐怖平衡”對人類文明的危險性，提出需要新的調節機制，使兩大對立陣營能夠合作解決貧困、飢餓、疫病等全人類面臨的發展問題。
這篇極具感召力的演講，吸引了經合組織科學事務總幹事亞歷山大·金的注意，其後一見如故的二人，在佩切家中決定發起一個推廣共同理念的團體，並將之定名為：羅馬俱樂部。
1972年，由羅馬俱樂部資助的一羣MIT斯隆管理學院系統動力學家，以《增長的極限》為題發表了其研究成果，大膽預言生態約束（與資源使用和廢棄物排放有關）將對21世紀的全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人類將不得不付出越來越多代價去打破約束，成本效益逆轉將使人類平均生活質量在21世紀的某個時點出現下降，為此，研究者呼籲通過技術、文化和制度上的重大創新來避免人類生態足跡超出地球承載能力。
《增長的極限》甫一出版，就引發了巨大反響。追捧也好，批判也罷，這本小冊子的熱度，已經足以説明此時全球公眾對環境問題的敏感與關注。
假如將羅傑·雷維爾的大氣測量和肯尼斯·博爾丁《組織革命》一書分別視為環境問題科學研究和社會影響的起點，那麼經歷近20年醖釀演化，新議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時機已然成熟。
不久之後，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正式宣告了這個時刻的到來。全世界國家坐在一起，不是為了本國利益，而是尋求一個讓全人類共存的解決方案。
但是佩切很快就會發現，想讓發達國家真正拋棄私利和隔閡，遠遠沒那麼簡單。一旦利益被觸動，仍會有人像當年拋棄遠東戰場一樣拋棄減排議題。
美蘇對立，第三世界救場
關於1972年夏天的那場盛會，聯合國官方有如此介紹：“人類環境會議是聯合國就環境問題舉行的第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通過了《斯德哥爾摩宣言》（《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和行動計劃，提出了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的原則，以及採取國際環境行動的建議。會議還創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環境署），這是第一個只關注環境問題的聯合國專門機構。”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召開前幾個月，這次會議距離流產曾只有一步之遙。
1972年初，由於東德未能與西德同樣受邀參加聯合國空氣污染會議，蘇聯及華約盟國宣佈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退出即將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
這場起初以促成兩大陣營和解為主旨的會議，立即面臨全盤落空的局面。
關鍵時刻，籌備負責人、加拿大實業家莫里斯·斯特朗顯露了非凡的外交技巧和管理才幹，將中國與印度確定為此次會議的關鍵支柱。
“兩大陣營”的想象圖景，就此悄然轉向“三個世界”。
1972年2月，在接獲聯合國方面邀請後，周恩來總理敏鋭捕捉到這一重大轉向的意義，克服種種不利因素，毅然決定派遣燃料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唐克率團參會，與此同時，印度方面也表達了十分積極的態度，總理英迪拉·甘地擬親臨現場並發表主旨演講。
在撬動中國、印度這兩大極具號召力的代表後，許多原本無動於衷、將環保視為富人遊戲的亞非拉新獨立國家也改變態度，會議籌備至此打開了此前未曾設想過的新局面。
6月5日至16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最終在斯德哥爾摩成功召開，英迪拉·甘地憑藉其演講《貧窮是最大的污染源》一舉征服了會場內外聽眾。根據瑞典主要媒體《晚報》當年的記述，甘地所到之處，“瑞典人都自發地長時間鼓掌，她花時間簽名並握手……英迪拉·甘地是環境大會的勝利者”。
除了載入史冊的演講，在大會核心成果《斯德哥爾摩宣言》審議階段，發展中國家同樣發出了響亮的聲音。
此前，美國、英國、西德、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法國本已組成所謂“布魯塞爾集團”，試圖使會前擬定的宣言草案原封不動通過，防止會議成果“過度”反映發展中國家觀點和訴求，對西方國家施加更多國際義務，尤其要避免聯合國成立新的常設機構，從而增加發達國家會費負擔。
不過在會議尾聲的宣言審議中，中國代表團率先打破沉默，明確提出10項修改意見，並與參會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代表團相互策應，最終衝破阻力，實現了宣言文本的實質性修改，為全球環境議程帶來諸多深遠影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主要由中國和智利所推動的《斯德哥爾摩宣言》原則23、原則24，分別提出了按發展程度區分治理要求、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協商的理念，其後分別演變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協商一致”這兩大氣候變化談判核心原則。
令人扼腕的是，僅僅一年多後，隨着阿連德壯烈犧牲，聚攏在其身邊的進步力量風流雲散，如參會的智利代表團主要成員、駐瑞典大使路易斯·德拉諾就被迫流亡墨西哥，這場重大變故，就此終結了智利在全球環境議程中的短暫榮光。
就在智利悲歌上演的同時，中國環保事業則在繼續穩步邁進。
1973年8月，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在京召開，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綜合性環保法規《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確立了“全面規劃，合理佈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羣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32字總方針。
1974年10月，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正式成立， 下設辦公室幾經演變形成今天的國家生態環境部……
西方環保主義的甜蜜時代
在這條歷史主脈之外，斯德哥爾摩會議另一重意義，則是歐美社會精英的一場“關鍵對話”。
會議期間，莫里斯·斯特朗曾來到場外，與一羣正舉行抗議活動的北美環保激進分子進行了對話，這羣人的領導者，是堪稱一整代美國青年精神教父的斯圖爾特·布蘭德。
莫里斯後方戴着滑稽禮帽的就是斯圖爾特·布蘭德
波西米亞嬉皮裝扮之下，此時的布蘭德，早已憑藉《全球概覽》帶來的豐厚商業回報躋身富豪之列，其發起的要點基金（Point Foundation）正資助着反捕鯨等一系列激進環保行動。
正因如此，石油界巨擘莫里斯與布蘭德的這次對話，象徵的與其説是代際間的叛逆與撕裂，倒不如説更接近精英內部“老錢”與“新錢”對環境議程的共鳴。
在資本力量加持下，這種看似風格迥異的融合藴含着巨大的爆發力。
“綠色和平”創始人羅伯特·亨特，就在對舊金山灣區的巡禮後斷言，新生代們將推動思維模式的根本重組：“正在到來的變化在出現之前幾乎是不可見的。這些體系似乎一片混亂，其特徵是認識上的不一致，且看似矛盾的現實——如同嬉皮士和紅脖子。之後，系統突然重組，躍上一個新水平，如同原子中的量子躍出電子……下一次思維模式的轉換會是全球性的，它就叫作生態”。
多年以後，當史蒂夫·喬布斯重新喊出《全球概覽》的名言——“保持飢餓，保持愚蠢”（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西海岸嬉皮與極客自發融合的一整套意識形態，已登堂入室、蔚為大觀。
西方世界即將迎來與環保議程的蜜月時期。
突如其來的1973石油危機，使美國社會陷入恐慌，也成為了環保主義興起的強力催化劑。
短短幾個月翻倍再翻倍的油價，使美國人的生活突然變得“更慢、更黑、更冷”，從按車牌尾數單雙日加油到休息日禁售汽油，各種限量配給政策層出不窮，華盛頓甚至一度試圖軍事入侵沙特、科威特等國，以奪取油田控制權。
這場衝擊，卻也帶來一個意外的好處：美國朝野對替代石油的新能源技術興趣激增，並在卡特總統任內達到階段性頂點，前所未有的充沛資金流向這一領域。糅雜着“三廢”污染、人口問題、生物多樣性、土壤與水體等多元主題的早期環境保護或者説地球可居住性概念，也隨之開始向與化石燃料關聯最密切的氣候變化領域聚焦。
1981年，羅納德·里根入主白宮，諸多共和黨石油業金主所厭憎的新能源產業迅即遭遇“反攻倒算”，然而學術界的氣候變化研究卻仍在深入，隨着模型、數據、方法論的進步，全球變暖壓倒全球變冷，逐漸成為大氣科學研究者的共識。
1985年，來自29個國家的頂尖氣候學家齊聚奧地利菲拉赫，通過審查過去數年積累的科學證據，一致認為温室氣體排放可能使地球升温數個攝氏度並帶來嚴重後果，一個具有堅定共識的學術共同體誕生了。
另一個變化來自美國國內政治舞台。
經歷1980年大選慘敗後，羅伯特·斯特勞斯等上一代民主黨“煙槍屋”（Smoke-filled room）掮客逐漸淡出前台，左翼與中間派新人整體性崛起，作為中間派代表，參院民主黨新星蒂姆·沃思、艾伯特·戈爾等人深諳新一代美國中產階級價值觀及環境問題的“催票”潛力，因而對環保議題也均投注了非同尋常的熱情。
在這批“新民主黨人”的綱領《新奧爾良宣言》中，明確將環境安全列入十大政策主張，“支持一項戰略環境倡議，以在全球變暖、臭氧消耗、可持續發展和其他緊迫的環境問題上為美國提供更有力的領導……20世紀90年代，環境保護將成為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
1988年6月，席捲全球的創紀錄熱浪引發美國公眾廣泛擔憂，在這個堪稱完美的時機，被沃思請到參院作證的科學家詹姆斯·漢森確認：“温室效應已經存在的證據非常充分”。此言一出，公眾自然而然將之與正在經歷的氣候異常聯繫了起來，一種“政府必須對此做點什麼”的危機意識就此爆發。
臨近大選，這種強烈的公眾情緒令共和黨當局也不得不小心對待。不久，美國官方正式同意支持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組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以凝練關於氣候變化的權威科學共識。
至此，環境議程繼1972年之後的又一次高端峯會，時機已現。
時鐘來到1992年，當是時也，蘇聯解體、沙漠風暴，“美國治下的和平”儼然籠罩地球。
和平既已告成，發展的議題隨即凸顯。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在接續1972人類環境會議成果的同時，為全人類勾勒出“可持續發展”的21世紀藍圖。
這份長達20章，覆蓋78個方案領域，20萬餘字的藍圖被稱為《21世紀議程》。
165億噸標準煤
工業化已經完成、同時受到資源約束最嚴重的西方國家，在20世紀中後期成為環保和減排議題的主導者並不讓人意外，但是第三世界國家基於自身能力的責任擔當也不應被忽視。
不要忘記，中國不僅成為第一個承諾履行《21世紀議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是全球範圍內第一個制定並實施本國21世紀議程的國家。
事實上，從斯德哥爾摩會議開始，環保和減排就在中國最高政治層級上有條不紊地推進。
作為菲拉赫會議的中方代表，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葉篤正回國後，很快致信主管科技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我國不少重要地區都屬氣候脆弱區，如根據二氧化碳等氣體影響，未來數十年災害出現頻率再增加，將對我國工農業有重大影響，因此必須大力加強我國未來氣候變化的研究。
在葉篤正推動下，1987年，中國國家氣候委員會正式成立，負責統籌協調我國氣候工作，成員單位除了相關科研機構，還包括了水利部、農業部、林業部等行政主管部門，標誌着氣候變化問題不僅已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且已由單純的學術研究，向多領域多層級的複雜社會系統工程轉變。
從國際比較的視野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與佈局不僅起步早、規格高，其中還貫徹着依靠技術進步實現“綜合利用，化害為利”的鮮明特色。
錢學森對新技術革命的展望，集中體現了這一思維範式。
在錢老看來，有史以來，人與自然的關係“向來總是人跟自然打架”，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產業革命，關鍵突破口在於人類對生物圈能量與物質的高效集約利用，這樣的利用，也將重塑人類生產生活方式，避免重走“破壞農村建設城市”的舊路。
這位戰略科學家以其標誌性的瑰麗想象，描繪了一幅新能源開發的未來圖景：
“我們先看一看太陽能到底有多大，比如説，根據實測的結果，在我國平均每平方釐米的地面上一年能夠得到的太陽光的能量是120大卡。在祖國的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年的太陽光能量就可以摺合成16450億噸標準煤。有這麼大的能量，我們就利用簡單一點的太陽灶、太陽熱水，這是簡單的技術就可以用的了。
“而且現在太陽能的光電池，不是用晶體（即單晶硅）來做太陽能的光電池，而是用非晶體的光電池。這樣，成本可以大大下降。這種非晶體的太陽能光電池的效率也並不低，據説有10%。剛才我們講了,整個的太陽能量是16,450億噸標準煤。假如祖國地面的面積上有十分之一鋪上這樣的太陽能光電池，而這個太陽能光電池能量的轉換效率是10%，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165億噸標準煤的電能……
“風力現在不被重視，但是風力到底有多少？我估算的結果，要充分把祖國大地的風力利用起來，也可以發出幾億千瓦的電力。
“所以，假設我們把祖國大地960萬平方公里上的直接太陽能，或者間接太陽能都利用起來，那麼我們能源這個概念就要變化了…… 最後可能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跟自然又是更好地結合起來了，更和諧地結合在一起。”
今天家喻户曉的中國綠色科技“新三樣”，即光伏、鋰電、新能源汽車，其產業化發軔普遍可追溯到《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優先領域4—清潔能源與交通發展。如優先項目4-5A、4-5B，就分別對太陽能光發電和大型風力發電機的開發與示範進行了細緻規劃。
以今天的眼光評價，這份規劃的技術起點難稱尖端，但其中洋溢的追趕熱情和深刻理性，已經相當程度上預示了今天的成就。
2005年，隨着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全球綠色產業市場開始爆發式增長，彼時已通過《優先項目計劃》等各類專項蓄勢十年的中國綠色製造業，就此開啓了史詩級崛起，並最終形成在世界市場供需兩端的基石地位。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辭去聯合國副秘書長職務後，“環保教父”莫里斯·斯特朗也在其人生的最後十年選擇定居北京，帶動中國在包括環境議題在內的多邊外交舞台中參與能力跨上新的台階，已牢固確立了全球環境議程領導者的地位。
被扼殺的“飛船經濟”
全人類在減排議題上的攜手共進，一度看上去那麼美好，但是裂痕終究還是出現了。
90年代“單極時刻”光芒下的美國，儘管坐擁此時令人垂涎的巨大優勢，但克林頓和戈爾這對搭檔，卻在履行里約目標時遭遇重大挫折。白宮醖釀的行動計劃才剛剛拋出化石燃料熱值徵税（BTU税）動議試水，就被國會共和黨人及美國工業界迎頭痛擊，成為民主黨1994年中期選歷史性慘敗的重要誘因。
至於更具約束力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甚至在開啓京都談判之前，美國參議院就已經以95比0的投票結果（伯德-哈格爾決議），明確表達了兩黨共同意志，即不接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BDR）這一基本談判原則，拒絕審議批准任何沒有為發展中國家設定同等限制的條約。
九十年代圍繞氣候變化議題上演的連番鬧劇，在傷害美國國際形象的同時，也暴露出美式價值觀某種“皮袍下的小”。
全人類大團結的田園詩，還是繞不開國家利益的鬥爭。
時至今日，在中國騰昇的低碳技術供應能力和應用規模面前，美國朝野反倒喪失了定力，一面陷入歇斯底里的排華恐慌，一面像素級“借鑑”中國產業政策成功經驗，全然沒有了對“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的信心。亢奮舞動的管制“長臂”，正在為全球減排進程製造不必要的阻礙，很多國家不得不面對本不需要面對的困境：是投資國內製造以推動本土產業發展，還是依靠中國超級供應能力來平穩實現氣候目標？
作為點燃世界環境議程第一把火炬的人，奧雷利奧·佩切或許早已洞悉了一切。
《增長的極限》出版後，佩切很快注意到該報告所反映的“美國視角”存在固有欠缺，於是在羅馬俱樂部不同程度資助下，美國以外地區研究者也為環境資源約束下的平衡發展問題貢獻了各自思考。
真誠求索“南北問題”出路的佩切，最終找到了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經得主揚·廷貝亨，在其主持下，啓動了“重塑國際秩序”（RIO）研究項目，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項目團隊經過十八個月研究，最終得出這樣的基本判斷：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是無法容忍的，而且這種差距本質上是不穩定的，應該找到方法在未來15到30年內將差距大幅拉近，為此，需要允許發展中國家每年增長5%，而工業化國家則需要維持零增長或負增長。
這份要求發達國家做出更大犧牲的報告，不出意外地被西方主流媒體無視，與《增長的極限》形成鮮明反差。
歸根結底，美國精英階層的環保敍事有着一層難以擺脱的零和博弈底色，層層精妙辭藻的包裝下，是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恐懼，以及更危險的，對人與人資源分配的恐懼，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奮進，因而常常需要小心調整，以保持在令美利堅感到無害的狹小“舒適區”。
美國知名環境學者羅伯特·阿瑞斯在其《轉折點》一書中，就曾直白剖析了發展中國家集體走向現代化的“不可能性”：
“經濟增長對環境有益嗎？簡單地説我認為答案大體上是‘不’……從現有技術來看，如果（發展中國家）其中有9-11億人享受當前美國或歐洲中產階級的生活標準，則意味着人類總物質和能源消費大約要增長10倍……很難迴避的結論是：10倍的增長將要求生物圈的恢復力遠超過它的警戒線……如果允許窮國某種程度上增加其世界物質和能源資源的人均使用量，則富裕的工業化國家將不得不大幅度減少這些資源的總使用量。用數字來表述這種迫切性就是：工業化國家也許不得不在下兩代時間內使單位GDP的物質消費量削減90%。”
為了調和這種冰冷判斷與人道倫理，阿瑞斯所能找到的補丁，僅僅是一種經濟完全脱實向虛的烏托邦想象：“需要一種全新的經濟策略。簡單地説，這種策略可以稱之為‘激進的非物質化’……使全球非物質化的迫切性與企業層面上運作的激勵結構相協調的唯一途徑，就是讓企業學會，或誘導企業僅向最終消費者提供服務，而完全保留物質產品本身的所有權和責任……資源廉價而勞動力稀缺的‘牧童經濟’是一種過去的事物，我們必須快速轉向資源被重複使用的‘飛船經濟’。”
某種程度上，美國IT產業崛起，傳統制造業加速衰敗，恰恰呼應了阿瑞斯的理念，然而其效果卻已連美國人自己都已無法忍受。
面對環境與發展的抉擇，人類無法逃避黯淡的未來麼？
流浪地球的隱喻
就像佩切最終的心血結晶RIO項目遭遇媒體機器“默殺”，在今天隱沒於主流減排史之下的，是面對環境議程曾經完全不同的一套信念與實踐，其間充滿着主動精神和英雄主義，昂揚着對人類前途的無限希冀。
1921年4月，列寧收到一封來自勞動國防委員會糧食人民委員彼得·科茲明的書信，這位長期研究糧食經濟的工程師，向列寧彙報了可再生能源普惠農村電氣化的設想。
科茲明建議，應成立一個獨立的風力發電委員會，讓理論物理學家、空氣動力學專家和工程師共同研究這一問題，這樣的委員會有望在十年內建設比化石燃料發電更多的風能，加速實現全蘇農村電氣化，並將為組建“太陽能總管理局”鋪平道路。
列寧將來信轉給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克爾日扎諾夫斯基，風力發電的研究與應用工作就此逐步展開。
1931年，全球第一台公用事業級別的水平軸風力發電機WIME D-30在蘇聯雅爾塔投入使用。而衞國戰爭結束後，蘇聯光熱發電技術研究也已走在了世界前沿，位於中亞塔什干的大型集熱塔，在1954年召開的新德里風能與太陽能會議上曾震撼西方參會者，計劃中的全球最大太陽能發電站，已在亞美尼亞完成選址設計，規劃發電能力1兆瓦，年發電量250萬度。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本國內刊物上，作者真誠地寫道：“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國在不久的將來，也可以學習蘇聯在太陽能利用上的成就……可以毫無疑義地説，將來我們一定要充分地利用太陽能，使它也像煤和石油中儲藏的化學能以及水能和風能等那樣大規模地廣泛地為人類服務”。
對於當時的蘇聯建設者們，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有着十分不同的解決思路。
如蘇聯著名地球物理學家鮑里斯·温伯格，就曾在1922年發表了一篇科幻小品，想象未來人類步入共產主義社會後，將成立地球改善委員會，把海水集中到地球兩極的水庫中，原有海牀成為人類新的定居空間或部署太陽能收集裝置。
為了完成這個徹底改造行星的計劃，工程工期預計將達到22300年，需要1000代人類前仆後繼的接力
新中國的早期建設者們，面對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的猜想也有十分相似反應。
《中國氣象報》原總編輯林之光，就曾在題為《環球同此涼熱》的科普文章中，暢想了實現全球温暖化，使萬年冰川變成樂土，把嚴寒從地球上趕走的可能手段，如人工融化南北極冰蓋，乃至用重氫聚變發動機“駕駛地球”：“即使公轉軌道不變，直消有計劃改變地軸傾角，讓赤道兩極‘漫遊’世界的各個角落，這樣就能實現四季如春的理想了”。
這些令人歎為觀止的設想，折射出的恰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切關懷以及對技術進步的深刻信仰。
即便是在美國，承羅斯福新政之餘緒，杜魯門上任之初與馬歇爾計劃並列的“第四點計劃”，同樣傳遞着科學進步和工業發展可用於改善貧困地區人類福利的信念。
至於地球生態的挑戰？在1955年《財富》雜誌一篇文章中，馮·諾依曼就興奮地展望：“在冰面上或上方大氣中散佈的深色物質可以抑制反射輻射過程，融化冰層並改變當地氣候……這意味着對我們的環境、對整個自然的權力！”
然而隨着冷戰核對峙的加劇，鐵幕兩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與技術樂觀主義情懷很快消失無蹤，當環境議程在沸騰的六十年代重新現身，已然切換到了超級大國的上層精英視角。
對於這種精英視角揮之不去的悲觀底色，馬克思早已在揭露馬爾薩斯時有過辛辣總結：“馬爾薩斯的理論正好建立在他用華萊士關於人類繁殖的幾何級數同幻想的動植物的‘算術’級數相對立上面……他不希望為生產而生產，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維持或加強現有制度並且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那種限度內的生產……在所有這些場合，馬爾薩斯都不是為了生產而犧牲特殊利益，而是竭盡全力企圖為了現有社會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而犧牲生產的要求”。
撥開或華麗或新奇的辭藻遮掩，來自發達國家的許多“創新”理論，其動機與邏輯不過是新瓶裝舊酒。
今天，儘管正遭遇不公平的詆譭和維度，但中國的綠色產業，正憑藉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生產體系，重新樹立可持續發展的希望與信心。發達國家所無法想象的超低成本結構，以最樸素也最有力的價格槓桿，不捨晝夜地塑造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新進路，也讓基於零和思維的種種荒謬言論不攻自破。
2000年，中國作家劉慈欣發表了其經典作品《流浪地球》，面對潛在的滅頂天災，作品中的人類分裂為飛船派和地球派，後者不惜改造地球，以100代人、兩千多年的時光前仆後繼拯救共同家園和人類自己，而前者則已放棄共存的希望，期待精英羣體的“歲月靜好”，這種對立意象及其各自結局，儼然當下減排大歷史的精妙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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