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中國經濟和新結構經濟學的價值仍被嚴重低估
guancha
編者按：
10月19日，《中國的奇蹟》出版30週年座談會，暨建構中國資助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辦。
時值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新制度經濟學家，其核心觀點之一，即西方制度如何帶來了經濟繁榮。與會的三十多位經濟學家就自主知識體系探索、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侷限性，以及中國發展奇蹟的成就展開熱烈討論，同時也頻頻發問：中國奇蹟何以可持續？
觀察者網特推出《中國的奇蹟》專題，為讀者分享會上的精彩觀點。本文為第三篇，經作者審核修訂後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一，整理/觀察者網 鄭樂歡】
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暴露了該獎項的偏見
謝謝上海大學的邀請，再次恭喜林毅夫與合作者的經典著作《中國的奇蹟》發行30週年。這本書目前已經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其國際影響可見一斑。
剛才雷鼎鳴老師和阿爾卡貝·奧克貝（Arkebe Oqubay）先生都講得非常好，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分享了他們對林老師著作和新結構經濟學的貢獻。
雷鼎鳴畢業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大本營——米尼蘇達經濟系，而他的評價卻是林老師這本書對理解經濟發展的貢獻超過了新晉諾貝爾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國家為什麼失敗》的貢獻；阿爾卡貝·奧克貝是非洲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者，他也認為《中國的奇蹟》這本書的意義和價值超過阿西莫格魯。
我也分享幾點感受。今天非常應景，阿西莫格魯剛拿了諾獎，他是一個非常高產的經濟學家，但是這個諾獎似乎有點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非科學性意識形態底褲都暴露出來了。
左一為阿西莫格魯
為什麼這樣講呢？比如阿西莫格魯與合作者在其2001年著名文章中研究北美經濟相對於拉美經濟的成功，認為是由於拉美地理環境（主要是瘧疾）不適合白人殖民者生存，所以白人不願意把自己母國的“優良”制度帶過去，以至於今天的拉美國家因為缺乏西方優良制度基因而成了失敗的國家。而北美地理環境非常適合白人殖民者生存，所以他們決定把自己母國的“好”制度帶過去，從而成為今天的發達國家。
我想我們應該設想一下美洲的印第安人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今天的北美地區（美國和加拿大）的龐大人口中很少有印第安人存在，無論是純種的印第安人還是與歐洲白人混血的印第安人都非常少。但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即拉丁美洲），與歐洲白人混血的印第安人（印歐混血）卻一直是拉美國家人口的主要構成部分。比如在墨西哥，印歐混血佔總人口的93%。
基於科學家們近年來對拉丁美洲人口的基因圖譜分析，發現佔拉丁美洲人口主流的印歐混血人羣的基因中，其父系遺傳基因的絕大部分是來自歐洲白人男性，而其母系遺傳基因的絕大部分來自印第安女性。
這説明什麼？説明拉美的白人殖民者不僅定居下來了，而且還與當地土著印第安女性大量繁衍後代，卻把印第安男性基因消滅（取代）了。這種“基因置換”是“攫取性”的還是“包容性”的？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種族滅絕，非常殘忍。
不過北美的殖民者更加殘暴，他們把印第安男女老少全部團滅了，使得印第安人種的基因在今天的北美基因庫裏完全消失了。
按照戴蒙德《鋼鐵、細菌與槍炮》一書，印第安人被大量滅絕，主要是他們對白人殖民者帶去的細菌缺乏免疫力。但是，印第安女性似乎具備強大的免疫力，不僅沒有被滅絕，她們的基因還被不斷保留下來了；而且，拉美印歐混血似乎對歐洲細菌的免疫力不亞於北美純種殖民者。這些如何解釋？
從印第安人的角度看，難道北美殖民者對印第安基因實行“零容忍”的制度，是更加“包容”？難道殖民者對拉美印第安女人採取“接納”的態度，是因為殖民者更加不適合在拉美“紮根生存”？難道拉美殖民者與當地土著的交配行為，妨礙了他們把自己母國的“優秀制度”植入美洲？
一張1899年描繪美國騎兵正在追殺美洲原住民的彩色版畫。Wikipedia
難怪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 (Deirdre N. McCloskey)在評論阿西莫格魯的一系列文章時説道：
“往小了説，Acemoglu對歷史的每個重要的細節都令人遺憾地搞錯了；往大了説，則是整個（理論）都是謬誤。”[1]
中國經濟的意義和新結構經濟學的價值仍然被嚴重低估
剛才是開場白，今天我想説三點。
第一，中國經濟經歷這麼多年高速發展之後，在沒有采納歐洲和日本當年的殖民模式的情況下取得了如此顯著的成就，但仍然被阿西莫格魯的新制度經濟學嚴重低估。我認為當今世界上，除了美國個別的精英和極其優秀的政治家，整個西方對中國經濟模式的意義和價值仍然是嚴重低估的。只有隨着時間的流逝，全世界才能感受到這種低估到了什麼程度。
第二，全球經濟學界，包括中國經濟學界在內，縱然已經有在場這麼多年輕經濟學家的推廣，我認為林毅夫老師的貢獻和發展經濟學思想在學術界仍是被嚴重低估的。
第三，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價值，尤其對阿西莫格魯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術價值，卻是嚴重高估的。
下面我引用幾段歷史學家的話，就可以看出來。前幾天，我有幸在復旦大學碰到劍橋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約翰·鄧恩，他講過這樣一段話：
“在我看來，那種認為西方國家的經濟繁榮是因為採取了某種政治制度帶來的觀點，是絕對錯誤的。”
阿西莫格魯與其他兩位合作者2001年的文章和《國家為什麼失敗》一書發表以後，林毅夫是國內最早批評他們觀點的。
新制度經濟學的最大問題是誤讀歷史。我也長期批評新制度經濟學，因為它把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在歐洲工業化歷史上的因果關係搞倒了。但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影響非常大，原因是國內搞經濟學的人不讀歐美工業化歷史。而在西方歷史學家們的眼裏，如果他們被迫關注阿西莫格魯的話，他們都會説阿西莫格魯把歷史搞錯了。
但是美西方經濟學界幾乎一致讚揚阿西莫格魯，因為西方多數經濟學家早已經不讀歷史，尤其是不瞭解西方工業化歷史，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出於同樣原因，前蘇聯的市場化改革在美國頂級經濟學家的指導下失敗了，因為這些經濟學家根本不懂得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究竟是如何在西方國家的國家力量主導下演化發育出來的。林毅夫指出：
“參與前蘇聯、東歐改革的經濟學大師薩克斯（Jeffry Sachs）、費雪（Stanley Fisher）、布蘭洽德（Oliver Blanchard）、斯萊夫（Andrei Shleifer）、維希尼（Bobert Vishiny）、登布胥（Rudiger Dornbusch）、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拉亞德（Richard Layard）和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MIT的教授，都稱得上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許多前沿理論都是他們研究和發展出來的。但他們為什麼無法預測、解釋推行‘休克療法’所帶來的困境？又為什麼不看好中國的經濟轉型呢？”
這些大師們，包括阿西莫格魯，他們關於現實世界工業經濟究竟是如何運行的理解，存在巨大盲區和巨大偏差，但是卻被我們國內經濟學界頂禮膜拜。
林毅夫還指出:
“除了這些經濟學家對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計劃經濟形成的原因以及經濟系統轉型的實質問題的認識不夠外，還在於現有的新古典經濟學本身在分析轉型問題上存在着先天缺陷。”
新古典的先天缺陷是林老師最早意識到的，而他卻是芝加哥大學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説明他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時候是真正具備批判精神的。
林毅夫之問
我從林老師的書籍和文章中歸納出以下三個“林毅夫之問”：
第一，為什麼那些成功從發展中國家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的（比如戰後四小龍），都是當初被認為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國家？比如曾經處於高速發展期的中國台灣、新加坡、韓國等經濟體，都是長期被西方批評且被認為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
第二，為什麼那些當年被國際組織認可的市場經濟的“優等生”，都沒有成功？比如烏克蘭、南斯拉夫、俄羅斯等等，還有很多拉美、非洲國家。
第三，為什麼從改革開放伊始，天天受到主流經濟學家批評的中國，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2019年3月27日，林毅夫在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上發言。東方IC
至今為止，我們國內著名經濟學家中有人試圖去回答這幾個“林毅夫之問”嗎？國內很少有人把精力放在這上面，但是我認為這都是可以出諾貝爾獎成果的好問題。
阿西莫格魯和他的合作者們的數學與計量經濟學技術很高超，但是沒有什麼大思想，有價值的部分都是前人早已説過的，包括諾斯和馬克思。比如馬克思説過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對於西方成為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極端重要性，言下之意是，西方國家對資產階級的包容是西方崛起的關鍵：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着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 “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整個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軍國主義式的’商業戰爭。” “基督教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採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2]
美國曆史學家斯蒂芬·布朗説過：
“自從1600年代早期到1800年代晚期，軍事化的壟斷貿易公司就一直是歐洲殖民擴張的馬前卒和工具。他們佔領和控制廣大的土地和當地人民，在其商業的成功和暴利背後，體現的是各種各樣的國家軍事和政府的功能和威力。賦予這些商人和公司對殖民貿易的壟斷權力（包括軍事權力），是支付這些國家天文數字的殖民開拓和戰爭赤字的廉價方式……”[3]
但是阿西莫格魯試圖有所創新的地方，卻是如麥克洛斯基説的充滿謬誤和對歷史的誤讀。為什麼我們國內這麼崇拜阿西莫格魯？因為我們不讀西方歷史，尤其是西方近代工業化歷史。我們只跟着西方的經濟學教科書和媒體走，這是巨大的問題。
英國爆發工業革命，不是因為什麼優秀政治制度
阿西莫格魯認為，大英帝國是因為先建立了優秀的政治制度而導致了後來的經濟繁榮。而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是這麼反駁的：
“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啓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根本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謂包容性民主制度才能促進經濟繁榮，不是亞當·斯密強調的東西，是二戰以後美國學者提出來忽悠別的國家的。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和“自由貿易”也不是英國當年開啓工業革命的原因，而是大英帝國在用貿易保護和產業政策崛起並取代荷蘭成為製造業領頭羊之後，用來忽悠其它落後國家的，美國和德國當年都沒有上當（參見漢密爾頓的美國製造計劃）。英國率先開啓了工業革命，但當時的英國根本不是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
讓我引用著名美國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克爾（Joel Mokyr）所説的：
“在工業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當時的英國並沒有1830年之後（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着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英國是在這樣一種糟糕的制度狀況下開啓工業化的，而不是阿西莫格魯在《國家為什麼失敗》一書中講的那種包容性理想制度。
所以，一定要好好讀真實的美西方工業化歷史，而不是黑板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所想象和描述的“歷史”。
經濟學不僅要用來解釋世界，更要用來改造世界
英國經濟學家科斯去世之前講了一句話很重要：
“如果不以一套先入為主的固定方法來研究經濟理論和中國經歷的市場經濟實踐，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會有一個獨特的機會在促進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中發揮自己的作用。這一任務和挑戰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之後變得更加緊迫；以至於下一位亞當·斯密很可能是一箇中國人。”
羅納德·科斯（1910-2013），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我們都知道林毅夫與國內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爭論，如楊小凱、張維迎教授，林毅夫老師的看法經常跟他們的截然不同，但是今天看來是更加站得住腳的。
比如楊小凱特別強調後發劣勢——在他看來，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很多東西都需要模仿西方，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於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這樣做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這就是後發劣勢。
而林老師則強調後發優勢，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水平、技術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水平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可以利用這個技術差距和自身比較優勢，通過加入世界市場和引進外資的方式，來加速經濟發展與技術變遷，由此倒逼內生性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與管理建設，從而使經濟發展得更快。
楊小凱認為英國的成功就是一種共和制度、憲政制度的成功，後發國家日本也是靠老老實實學資本主義制度成了工業大國，因此中國要利用後發優勢，應該提倡“制度興國”。言下之意，發展中國家就是要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開啓經濟的繁榮。
剛才我引用了歷史學家的原話，英國不是因為政治制度、良好的法治與產權保護而開啓工業革命，而是因為馬克思指出的以及別的被我們忽視的東西才誕生經濟奇蹟。
我們忽視了什麼？十九世紀深入研究英國工業化秘訣的著名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就説過：
“有人以為英國的勃然興起與不斷進步……，根本原因是人民所享有的憲政自由，那麼他們可以看一看亨利八世與伊麗莎白是怎樣對待他們的議會的。在都鐸王室的統治下，英國的憲政自由又在哪裏？在那個時候，德國和意大利各城市卻享有比英國多得多的個人自由。”
李斯特認為，英國崛起的秘訣在於英國長期制定和執行的產業政策：
“英國人所簽訂的一切商業條約總不脱離一個傾向，要在有條約關係的一切國家擴展他們工業品的銷路，給與對方的表面利益則在農產品與原料方面。他們在這些國家隨時隨地所努力的是用廉價物品與長期貸款手段，摧毀這些國家的工業。”
“英國一旦掌握了任何一個工業部門就鍥而不捨，給與密切的注意和照顧，經幾個世紀而不倦，就像保護幼苗那樣地小心周到，然後打開國門擊垮競爭對手。”
正如英國國會議員亨利-布魯阿姆（也是著名的博愛主義者、世界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布魯阿姆勳爵）1815年的叫囂所公開承認的：
“為了把外國製造業扼殺在搖籃中，英國製成品出口即使蒙受損失也值得。”
林毅夫講制度是內生的，是國家要根據自身歷史傳統、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狀況而創設的。同時林毅夫還強調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他説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當年不是靠產業政策而取得成功的，雖然並非任何產業政策都是正確的。張維迎教授則認為，產業政策都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應該一概取締。
即便是中國的實踐已經證明了林毅夫的觀點是更加正確的，但是他在國內經濟學界仍然還是少數派——現在新結構經濟學已經推廣到這種程度，他仍然還是少數派。經濟學界對林老師的理論仍然是嚴重低估的，就像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對中國的低估一樣。
最後，我換一個角度談一點。林毅夫老師經常引用馬克思的一句話，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林毅夫實際上在中國第一個創立了“經濟工程學”——新結構經濟學，這門學科只能在實踐中去學。
林毅夫認為好的經濟學理論不能僅僅是以某種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關鍵是它是否具備改造世界的能力。那麼多非洲國家的領袖願意到中國來請教林毅夫，而不是其他人，當然是因為認識到林老師的產業政策理論可以幫助他們脱貧，而華盛頓共識和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並沒有讓他們擺脱貧困。
像阿西莫格魯的新制度經濟學、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林老師説他們的理論聽起來在邏輯上都很自洽，還可以做成數學模型，但是不能改造世界，一旦被強加在發展中國家頭上，就導致這些國家發展的失敗與停止。
因此，我認為在看待《中國的奇蹟》和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林毅夫提出了一門“經濟工程學”，它告訴你怎麼操作去改造世界。這就是林老師一直強調的，經濟學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
我的時間用完了。謝謝大家！
[1]D. McCloskey, 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322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3]Stephen R. Bown, 2010,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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