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亞戈·諾加拉：同為左翼執政，巴西為何反對委內瑞拉加入金磚？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蒂亞戈·諾加拉，翻譯/觀察者網 彭宇萱】

自馬杜羅再次當選委內瑞拉總統後，和巴西的關係就不太妙。最新的消息是，在10月22日至24日舉行的金磚國家峯會上，巴西否決了委內瑞拉的加入申請。對此，委內瑞拉政府發表聲明，稱巴西此舉為“敵對行為”和“侵略”，並聲稱這是巴西在雅伊爾·博索納羅執政期間就已採取的否決政策的延續。

儘管許多分析人士對這一事態發展感到意外，或將其歸咎於偶然因素，但巴西勞工黨與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在外交政策上的緊張關係由來已久。

早在21世紀初，巴西前總統盧拉·達席爾瓦與委內瑞拉前總統烏戈·查韋斯之間的外交努力就多次發生衝突，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地區的背景下。這種緊張態勢一直延續至迪爾瑪·羅塞夫和尼古拉斯·馬杜羅的繼任政府。自盧拉於2023年重返總統寶座以來，雙邊關係經歷了從初步緩和到近期顯著分歧的演變，最終導致了巴西否決委內瑞拉加入金磚國家的決定。

重要的是要明白，儘管巴西勞工黨（PT）和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PSUV）都植根於拉丁美洲左翼民眾運動的土壤之中，但它們在各自發展和鞏固的過程中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巴西勞工黨成立於1980年，其興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末巴西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該黨彙集了聖保羅州ABC地區因罷工而誕生的“新工會主義”的領袖，如盧拉，以及參與過反對軍事獨裁武裝鬥爭的前戰士、背景多元的知識分子，還有與天主教和社會解放神學相關的社會運動人士。

隨後，巴西勞工黨迅速成為巴西最受歡迎的左翼政黨，在1989年、1994年和1998年的總統選舉中，盧拉均獲得第二名。然而，當他最終在2002年贏得總統大選時，卻並未高舉20世紀80年代那些激進旗幟，例如主張土地改革、大規模國有化和深度的財富再分配。相反，他是通過與巴西工業資產階級和國際金融資本的廣泛聯盟而勝出的。

在發佈《致巴西人民的一封信》時，盧拉承諾將維持從費爾南多·恩裏克·卡多佐政府繼承的穩定的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儘管做出了這一戰略性的讓步，但在他的任期內，經濟增長使得巴西能夠實施收入分配計劃，並消除了極端貧困。巴西因此退出了世界飢餓地圖，到2011年已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並在推動建立多極世界秩序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

然而，在國內，巴西勞工黨從未直接對抗資產階級階層的主要利益，而是將戰略重點放在通過廣泛而多元的聯盟贏得連續選舉上。當該黨試圖突破與金融寡頭之間的這一協議界限時，遭到了媒體和巴西資產階級的激烈反對，並在美國的支持下，最終導致了2016年迪爾瑪被彈劾以及隨後盧拉的入獄。

2024年7月22日，巴西總統盧拉在巴西利亞參加與外國駐巴媒體的小範圍對話會。 新華社

委內瑞拉的道路則截然不同。烏戈·查韋斯是“玻利瓦爾革命運動-200”（MBR-200）的領軍人物，該組織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就在委內瑞拉武裝部隊內部秘密活動。起初，他們並非通過選舉途徑掌權，而是在1992年發動了一場軍事叛亂，試圖推翻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總統。儘管這次行動失敗了，查韋斯和叛亂分子也被捕入獄，但他在對抗佩雷斯的新自由主義政府中表現出的勇敢立場使他即便在獄中也成為了國內最受歡迎的人物。獲釋後，查韋斯在1998年的大選中以壓倒性多數獲勝，並承諾通過他的“第五共和國運動”重建國家。

查韋斯政府與傳統委內瑞拉資產階級發生了尖鋭衝突，這些階層組成了商業聯合會Fedecámaras，反對查韋斯推動政治民主化、國有化、政府幹預私營媒體以及軍事重組的政策。這些因素引發了2002年針對查韋斯的未遂政變，以及隨後發生的石油罷工、暴力抗議、蓄意破壞和近年來針對馬杜羅的暗殺企圖。儘管這種不穩定局面阻礙了更廣泛經濟和社會目標的實現，但也使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成立於2007年）得以維持對國家的控制，並繼續追求構建“21世紀社會主義”的目標。

正如查韋斯所強調的，委內瑞拉的革命進程汲取了拉丁美洲左翼過去鬥爭的教訓，如薩爾瓦多·阿連德在智利的經歷，因此保持了“和平但武裝”的立場，並意識到當地金融寡頭和帝國主義勢力之間會不時勾結策劃陰謀。

巴西勞工黨和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所走的不同道路，不僅在國內有所體現，也反映在了它們的外交政策上。

盧拉和迪爾瑪政府重新定位了巴西在全球的角色，與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建立了緊密聯繫。21世紀初，巴西在金磚國家的創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強化了二十國集團，倡導多邊改革，並建立了多種拉丁美洲一體化機制。然而，這些舉措並非出自公開的“反帝”立場，這與拉丁美洲左翼勢力不同，後者很少能與美國建立和平關係。

勞工黨的外交政策始終將捍衞“國家利益”置於首位，認識到與西方主要大國建立關係對於實現巴西長期目標至關重要。在此背景下，勞工黨並不迴避在伊拉克入侵等敏感問題上批評美國的單邊主義，但同時維持了與美國的雙邊關係，並尋求在生物燃料合作以及拉丁美洲地區衝突和平解決對話等領域開展聯合行動。

然而，這並未阻止美國直接介入針對迪爾瑪總統的國家安全局（NSA）間諜醜聞，支持“洗車行動”（該行動對勞工黨領導人、政府盟友、巴西工業家以及巴西國家石油公司等關鍵國有企業造成了嚴重打擊），並在迪爾瑪遭彈劾下台和盧拉入獄事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2006年10月17日，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在首都加拉加斯的總統府發表講話。 新華網

相比之下，查韋斯和馬杜羅政府與美國發生了無數次的直接對抗，特別是在美國暗中支持2002年推翻查韋斯的政變之後。委內瑞拉與古巴的深厚聯繫，使得哈瓦那-加拉加斯軸心成為美國拉丁美洲外交的首要目標。

受到委內瑞拉模式的啓發，玻利維亞的埃沃·莫拉萊斯政府和厄瓜多爾的拉斐爾·科雷亞政府也尋求“重建國家”，建立新的憲法框架，實現政治機構的民主化，將戰略自然資源國有化，並公開捍衞與查韋斯主義所倡導的“21世紀社會主義”類似的原則。

委內瑞拉的外交政策不僅強調與主要發展中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親近，還強調與所謂“邪惡軸心”（美國外交政策針對的目標，包括伊朗、朝鮮、敍利亞和古巴）中的核心國家建立關係。查韋斯政府的行動和言論與美國帝國主義思想產生了不可避免的衝突，喚起了人們對美國無數次干預並塑造第三世界國家國內政策的記憶。

這種緊張關係不僅導致美國對委內瑞拉政府實施了數百項經濟制裁，還導致美國承認胡安·瓜伊多自封的政府，支持委內瑞拉極右翼的暴力活動，並對委內瑞拉實施政治、經濟和外交封鎖。

從地區層面來看，這些進程導致了巴西與委內瑞拉之間的諸多分歧。儘管許多分析人士回想起21世紀初的“粉紅浪潮”（以左翼政府的崛起為標誌）以及多個拉丁美洲多邊組織（如南美國家聯盟UNASUR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的成立，但很少有人探討這些左翼政府為區域一體化所設想的不同道路。誠然，包括盧拉和查韋斯政府在內的這些政府聯盟，確實導致了2005年馬德普拉塔峯會上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提案的失敗。然而，自那以後，他們對於應該推動什麼樣的發展願景，卻並未達成一致。

2019年1月23日，胡安·瓜伊多在反對黨支持者集會上揮手致意。 新華社

2004年，巴西率先倡議成立了南美洲國家共同體（SACN），該共同體總部設在巴西，旨在作為南美洲國家間開展對話、達成共識的永久性論壇。在阿根廷的支持下，委內瑞拉與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聯手，強烈要求全面改革南美洲國家共同體。而該共同體於2008年轉型為南美洲國家聯盟（UNASUR），總部設在厄瓜多爾，所體現的區域一體化原則比巴西最初提出的更為深入。與此同時，委內瑞拉與古巴攜手，共同推動創建了美洲玻利瓦爾聯盟（ALBA），該聯盟匯聚了對21世紀社會主義理念有共鳴的國家，如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尼加拉瓜。

在2008年關於成立南美洲國防委員會的討論中，巴西提出的建議是構建一個更靈活、基於非約束性決策和不同意識形態政府間共識構建的結構。相反，委內瑞拉則主張整合地區軍事理論，並將反帝國主義視為未來委員會的根本，甚至考慮建立南方大西洋公約組織（OTAS）的可能性。

當委內瑞拉提出通過創建南方銀行來構建新的地區金融架構時，巴西起初對這一提議持謹慎態度。然而，在其主要地區夥伴阿根廷接受了委內瑞拉創建銀行的邀請後，巴西也決定參與構建過程。但巴西堅持修改大部分委內瑞拉提案，傾向於傳統的市場機制，並拖延批准加入協議，最終導致該銀行未能實現資本化或有效運營。

儘管巴西支持委內瑞拉加入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但它從未理會查韋斯長期以來的呼籲，即要求該集團改革，擺脱“開放的地區主義”和“商業主義”，轉向一個更類似於美洲玻利瓦爾聯盟（ALBA）國家所提議的模式。作為回應，委內瑞拉在加入該集團後，從未完全落實其同意採取的國內體制和經濟措施。

在2007年召開的第一屆南美洲能源峯會上，古巴和委內瑞拉一同批評了巴西與美國之間的生物燃料合作。就在此前不久，即2006年，查韋斯公開支持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將巴西國有企業（巴西國家石油公司）的資產國有化，這一事件引發了重大的外交緊張局勢，他還對其他南美洲國家在與巴西關係中存在的不對稱性表示了同情。

然而，這些事情並不意味着在這一時期巴西和委內瑞拉之間沒有重要的合作特徵。在2002年至2003年委內瑞拉石油工人罷工引發的嚴重經濟危機中，巴西組織油輪向鄰國運送石油，確保了日常活動的持續進行和能源的穩定供應。此外，外交努力促成了衝突的和平解決，惠及了烏戈·查韋斯政府。

在勞工黨和統一社會主義黨同時執政期間，巴西和委內瑞拉的雙邊關係達到了頂峯，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並在多個領域開展了眾多合作項目。儘管兩國在區域一體化方面的願景有所不同，但兩國政府都反對美國長期通過美洲國家組織（OAS）和單邊行動所施加的霸權。兩國在創建南美洲國家聯盟（UNASUR）、南美洲防務理事會和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2011年12月2日，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首次峯會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開幕，共33個國家領導人或代表出席。 新華社

儘管右翼勢力反對勞工黨政府持續批評委內瑞拉，但盧拉等領導人毫不猶豫地表明，勞工黨更偏愛統一社會主義黨而非右翼反對派，兩黨也保持了密切聯繫。歷史上與勞工黨關係密切的社會運動——無地農民運動（MST）在這一時期始終與查韋斯主義者保持着特殊關係，而巴西的左翼媒體和組織也在公開捍衞玻利瓦爾革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對盧拉（2003-2010年在任）和迪爾瑪（2011-2016年在任）兩屆前任政府所遺留的這些方面進行細緻分析後，可以清晰地看出，當前的雙邊緊張局勢並非僅僅出於偶然因素。其根源在於更深層次的問題。當前背景加劇了某些趨勢，這些趨勢解釋了巴西為何強烈反對委內瑞拉加入金磚國家，以及對可能影響到其與拜登總統政府主要關係的舉措感到擔憂。

的確，盧拉於2023年開啓的第三屆任期所面臨的情況，遠比勞工黨前幾屆政府時更為脆弱。盧拉之所以能險勝雅伊爾·博索納羅，全靠組建了一個極其廣泛的政治與選舉聯盟，該聯盟涵蓋了國家工業資產階級、金融資本和大型私營媒體集團的各個部門。在這場競選中，拜登政府對盧拉當選的支持顯而易見，這符合民主黨戰略，即對抗拉丁美洲的共和黨盟友，以巴西由雅伊爾·博索納羅領導的極右翼勢力為代表。

因此，盧拉政府並非一個勞工黨或左翼政府，而是一個包含眾多保守元素的多元化“民主陣線”政府。故而，儘管巴西左翼贏得了總統大選，但其力量依然明顯薄弱。在10月舉行的市政選舉中，勞工黨在巴西主要城市的表現平平，即便在某些地區獲勝，也往往是依靠其偏向右翼的盟友。勞工黨和其他左翼代表在國會中的席位佔比不足五分之一。

大多數巴西媒體為私營性質，其背後的家族和經濟集團觀點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右翼之間搖擺不定，但對勞工黨和拉丁美洲左翼的歷史議程鮮有同情或根本不予同情。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不同，巴西的武裝部隊在軍事獨裁統治結束後並未經歷重大改革，其領導人也未因指揮針對政權反對者的定點暗殺和大規模酷刑而受到問責。

此外，軍方在博索納羅極右翼政府的各部門中佔據了重要地位，而在2023年1月8日針對盧拉的未遂政變中，軍方又採取了模稜兩可的立場，引發了公眾對其維護國家民主穩定承諾的懷疑。最後，在勞工黨當前針對極右翼的鬥爭中，正是當初將盧拉投入監獄的司法系統，如今卻確保了他的獲釋，並且現在正在追究博索納羅的主要支持者的責任，包括剝奪前總統參加2026年大選的資格。

資料圖片：博索納羅 美聯社

這一框架解釋了巴西在金磚國家擴員議題上對委內瑞拉所持的外交攻勢態度。一方面，巴西此舉旨在平衡國內政治格局，安撫盧拉反博索納羅聯盟中勢力強大的各種右翼團體，同時也直接體現了巴西政府維持高支持率的目標。由於媒體對尼古拉斯·馬杜羅政府的大規模聲討，以及近期巴西涌入數千名委內瑞拉移民，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政府在巴西選民中的支持率極低。

另一方面，巴西的立場直接回應了美國的壓力，而在巴西勞工黨對抗極右翼的生存策略中，民主黨人構成了至關重要的聯盟。盧拉因健康問題未能出席喀山峯會。然而，作為盧拉潛在接班人的費爾南多·哈達德，是金磚國家成員國中唯一一位未出席峯會籌備會議的財政和經濟部長，他選擇在喀山峯會期間前往華盛頓。這些舉動透露出巴西的意圖。

不可否認的是，儘管發生了這些事件，盧拉的當選還是為委內瑞拉帶來了比過去更為有利的局面。在博索納羅執政期間，巴西不僅斷絕了與委內瑞拉的外交關係，承認了胡安·瓜伊多自封的政府，還公開支持利馬集團和反對查韋斯主義的極右翼勢力，甚至考慮過支持美國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幹預。而在盧拉執政下，兩國外交關係得以重建。雖然巴西政府並未承認馬杜羅的選舉勝利，但它也並未像其他承認埃德蒙多·岡薩雷斯勝利的區域政府那樣行事。

由此情境引發的更廣泛的問題是，盧拉政府將在多大程度上自主領導真正必要的舉措，以促進新的多極國際秩序。巴西不僅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的立場搖擺不定，在其他多個其他敏感的國際政策問題上亦是如此。出於對美國和保守勢力壓力的擔憂，巴西在“一帶一路”倡議上持謹慎態度，是少數幾個未加入中國這一倡議的南美洲國家之一。作為向西方勢力做出的額外讓步，外交部長毛羅·維埃拉甚至公開表示，如果普京前往巴西參加二十國集團峯會，他無法保證普京不會遭到逮捕。

資料圖片： 費爾南多·哈達德

要理解巴西外交政策的侷限性和特點，必須將其置於盧拉和巴西勞工黨在當前歷史時刻所處的更廣泛背景之中。2002年，當針對烏戈·查韋斯的政變發生時，成千上萬的委內瑞拉人走上街頭，憑藉忠於總統的軍事力量的支持，他們擊敗了反動勢力，將政權重新交還給了人民。相比之下，當盧拉於2017年被捕時，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實際抵抗，導致他被非法且任意拘留了580天。

雖然委內瑞拉的極右翼勢力一直處於不斷退縮的狀態，乞求美國幫助他們的政變企圖；但巴西的極右翼勢力則仍處於進攻模式，只是被盧拉與非博索納羅派精英結成的廣泛聯盟所遏制。

誠然，委內瑞拉的道路伴隨着更大的國際孤立、政治不穩定和有限的經濟成果。儘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從烏戈·查韋斯那裏繼承下來的“和平但武裝”的公式賦予了委內瑞拉獨立決定自身命運的主權。在巴西，盧拉和巴西勞工黨的務實態度為該國帶來了顯著的全球影響力和相對的經濟穩定，貫穿勞工黨執政的整個時期。然而，這也極大地限制了民眾力量在與國內外對手的長期對抗中的發揮。

至關重要的是，要記住政治不僅僅是由領導者的意志塑造的，還取決於每個時代和地點的物質條件。按照列寧的比喻，有時向前邁出的一步最終可能會倒退兩步，而有時，向後退一步反而能為前進兩步掃清障礙。

如今顯而易見的是，盧拉的退讓引發了拉丁美洲左翼兩條道路和傳統之間不幸的對立。就目前而言，真正的損失落在了那些夢想建立一種遠離帝國主義國家長期施加霸權和侵略行為、以發展合作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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