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從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角度，談談“中國的奇蹟”的重要性

編者按：10月19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著作《中國的奇蹟》出版30週年座談會，暨建構中國資助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辦。時值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新制度經濟學家，其核心觀點之一，即西方制度如何帶來了經濟繁榮。與會的三十多位經濟學家就《中國的奇蹟》的自主知識體系探索、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侷限性，以及中國發展奇蹟的成就展開熱烈討論，同時也頻頻發問，中國奇蹟何以可持續？

觀察者網特推出“中國的奇蹟”專題，與讀者分享會上的精彩觀點，本文為作者在研討會上的視頻發言稿，觀察者網授權發佈。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很榮幸在慶祝《中國的奇蹟》出版30週年紀念活動上發言。我這麼説並非出於禮貌，因為這本書以及以此為基石發展而成的新結構經濟學，有太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在此我不僅會談談這本書對中國的意義，還將談談它的國際意義。雖然這本書的主題是研究中國經濟，但是《中國的奇蹟》這本書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理論和發展都非常重要。

作者在研討會上的視頻發言

引人注目的是，從國際角度看，這本書具有偉大原創性，同時又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兩者之間的關係，我會特別予以關注。

基於古典經濟學的創新性分析

眾所周知，《中國的奇蹟》從“比較優勢”角度展開了創新性分析。“比較優勢”教科書式的例子通常與自然因素有關，如原材料儲量、氣候條件——氣候較冷的國家專門種植小麥、氣候較暖的國家種植釀酒葡萄——等等。

《中國的奇蹟》的偉大獨創性在於，它從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原料資源）這一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展開了分析。這解釋了該書既具有原創性，又與最古典的經濟思想具有連續性的原因。我想就此展開探討。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備受尊崇。但看過的人並不多——問問學生或經濟學系的職員，你會發現很少有人完整看過它！它住往被簡化為，“看不見的手”。

這是大錯特錯。斯密這部著作的條理性極強。整部作品圍繞開篇第一句展開：“勞動生產力、人類勞動技能以及思維判斷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

我們可以注意到，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沿用了斯密的勞動分工説法, 但在其後期的作品裏則用的是“勞動社會化”説法——但兩種説法的含義並無不同。

斯密是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不是因為他最早提出了勞動分工的概念，而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對勞動分工的意義進行系統性分析的人。值得注意的是，250年後，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印證了斯密的分析，證明《國富論》是天才之作。

下面我將重點介紹與《中國的奇蹟》直接相關的兩個方面，但首先值得總結的是斯密分析中其他一些需要為人所知的方面。

首先，國際勞動分工（現在被稱為“全球化”）非常重要。1970年，貿易佔世界GDP比重為26%，現在為63%——現在國際貿易已經佔全球GDP的大部分。基於此，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戰略。正如《中國的奇蹟》反覆強調的那樣，國際勞動分工/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表明了，在國際視野之下了解和利用比較優勢的決定性因素。

其次是國內勞動分工程度正不斷提高。一個行業的產品是另一個行業的投入，也是各國生產增長最快部分的中間產品統計結果印證了這一點。正如習近平就中國的情況指出：“各地區要找準自己在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位置和比較優勢，把構建新發展格局同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等有機銜接起來，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內循環’的名義搞地區封鎖。”

這直接關係到《中國的奇蹟》所強調的一國的要素稟賦隨着時間的推移是可變的這一關鍵問題——例如，基礎設施投資的作用不僅僅是滿足物質需求，而且是細化國內勞動分工的必要條件。

第三，是系統地將科學技術應用於生產——研發非常重要，是創新的關鍵。新結構經濟學指出，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要懂得利用“後發優勢”，儘管美國現在對中國實施制裁試圖限制這一點。中國的研發支出佔GDP比重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這是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中國的研發支出佔GDP比重為2.4%，遠遠高於土耳其的1.4%、巴西的1.2%、俄羅斯的1.0%和印度的0.6%。但中國的研發水平尚未達到七國集團四大經濟體的水平。

研發支出佔GDP比例排名。圖表數據截至到２０２１年世界銀行

無論是美國的政策還是中國的發展，都使其更接近技術前沿，意味着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對於中國來説是一項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長期任務。

第四，對勞動力進行技能培訓和教育——通過專業教育提升勞動力質量非常重要。中國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這一過程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中國25-64歲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僅為15%，而美國為50%，韓國為70%。

應該指出的是，通過更深入地理解並發展斯密對勞動分工分析的意義，馬克思創建了馬克思主義，也證明了從小部落到當代全球經濟的出現，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都伴隨着勞動分工在這一歷程中所產生的所有結果。

脱離經濟結構和稟賦結構發展工業 不會取得成功

還有許多其他方面可以分析，但這裏將集中討論兩個方面，因為它們與《中國的奇蹟》有關。第一個關鍵後果是，任何發展中經濟體，除了最小的“單一產業”經濟體，若脱離其整體經濟背景，專注發展某個產業都不會取得成功。

這就涉及到一些國家或地區試圖實施的一項戰略，正如《中國的奇蹟》指出：“為了提升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這些國家或地區高度動員有限的資源，人為地扶持一兩個資本密集型的產業。”

但是，脱離整體經濟結構，對一小部分“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進行升級也是不會成功的。正如《中國的奇蹟》所言：“問題在於，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升級，都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內生變量。”

除了《中國的奇蹟》中分析的例子，特別是亞洲或“進口替代”戰略的早期例子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受益於1973年油價大幅上漲的能源豐富的國家。它們可以利用自然條件基本上抹平單獨開發項目的所有財務限制。進一步來説，也可以專注發展那些自然資源豐富的產業。例如，依賴本國石油原料建成高水平石化工廠，可以請國外資本來建設，但是，如果沒有與之相匹配的經濟行業和必要條件，如電力供應、運輸、物流、熟練勞動力等配套，這些單獨的經濟項目就無法達到發達經濟體的生產力和國際競爭力水平。

就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而言，由於經濟是一個複雜的綜合體，脱離整體經濟結構而執意發展某些產業，不可能取得成功。就要素稟賦而言，脱離整體經濟要素稟賦結構發展工業也不會取得成功。也就是説，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必須與某些產業有關，而且與其整體要素稟賦的改變有關，正如《中國的奇蹟》和新結構經濟學所分析的那樣。

這就涉及到要素稟賦的具體問題。正如《中國的奇蹟》所言，實際受到影響的決定性因素是資本：

“自然資源通常是給定的；勞動力增加的速度取決於人口的增長率，國家之間並無巨大的差異，一般在1%-3%之間；所以，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長差異的資源是資本。有的國家可以達到年平均20%-30%的資本積累速度，而有的國家僅能達到10%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資本積累率。如果這種差異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譬如説一個世紀，將會產生巨大的不同。因此，當我們討論資源稟賦結構的提升時，事實上是指資本相對豐裕程度的提高。”

因此，隨着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勞動力密集型過渡到資本密集型。分析再次證明，新結構經濟學不僅具有獨創性，而且與古典經濟學具有連續性。

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之時, 英國工業革命剛剛開始，因此與目前的水平相比，投資佔經濟比重仍然很低。但斯密從理論上分析，勞動分工細化必然意味着，相對直接投入，生產過程中的間接投入有所增加。因此，這包括固定投資（在當前生產週期中使用以前生產週期的產品）佔GDP比重必然會有所上升。李嘉圖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馬克思印證了這一趨勢，並將此作為其分析的基石。凱恩斯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新結構經濟學從亞當·斯密出發，試圖重構新古典經濟學

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再次印證了這一分析。據估計，工業革命爆發時，固定投資佔英國GDP比重為5%至7%。相比之下，內戰後經濟快速增長的美國這一數據接近20%。而二戰後經濟快速擴張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一數據則分別為30%和35%。

因此，現在中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40%以上，只是延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存在的基本經濟規律而已。

順便補充一下，提升一國的資本要素稟賦需要大量的財政資源和相當長的時間。因此，正如《中國的奇蹟》所指出的那樣， 最初利用稀缺資源的有效途徑，可能是通過經濟特區來提升一國特定區域的要素稟賦。

因此，《中國的奇蹟》從比較優勢的角度展開分析並得出的結論具有高度的創新性。但其關於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的結論與古典經濟學具有連續性。

中國和蘇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最後，我想從一般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角度來談談《中國的奇蹟》的重要性。為什麼中國經濟早期階段會出現《中國的奇蹟》所分析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帶來了何種影響？

眾所周知，新中國早期發展戰略深受蘇聯的影響。蘇聯1929年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其要素稟賦結構直接違背——蘇聯在當時GDP水平低下和資金短缺的情況下，走上了資本密集型的發展道路。《中國的奇蹟》第二章“趕超戰略與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章節，同樣可以被解讀為對1929年後蘇聯經濟的描述。

特別是在二戰後，一些發展中國家實施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計劃，雖然這些計劃的控制措施從未達到蘇聯的水平。但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經濟制度是依託地緣政治而非靠經濟本身發展起來的。

1929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啓動時，蘇聯得出結論，蘇聯本土受到軍事攻擊不可避免，1933年希特勒當選為德國總理， 意味着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面臨的壓倒性問題是軍事威脅——1941年，納粹德國果然向蘇聯發動襲擊。因此，這一時期蘇聯的當務之急是軍事防禦，而這需要優先發展與軍事生產最直接相關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在20世紀30年代的地緣政治條件下，做出這樣的選擇很有必要。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戰爭經濟，成功地完成了擊敗納粹入侵的任務。

蘇聯的錯誤在於軍事勝利後仍然沿用這種戰時經濟機構，特別是其核武器的發展大大降低了蘇聯遭受軍事攻擊的機會。這導致美蘇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對峙。在這種情況下，維持不符合蘇聯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使蘇聯經濟陷入劣勢——到20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增速慢於美國。至少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需要的是轉向類似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進而制定一系列符合其要素稟賦的戰略，類似的戰略帶動了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越南經濟快速發展。

正如開頭所説，因為這本書的分析既具有經濟理論的突破創新，又與古典經濟學具有連續性，也討論了社會主義經濟中最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很榮幸在慶祝《中國的奇蹟》出版30週年紀念活動上發言。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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