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玲｜世界地緣格局重塑與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性特徵

當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迅速發展和南方國家的整體覺醒，打破了近代史上霸權更迭的底層邏輯，使世界力量對比與佈局不再是霸權國家之間的交替，而是代表人類發展方向的正義力量戰勝歷史反動勢力的歷史大博弈，世界經濟將由此發生若干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演化，全球已經進入治理變革期和格局重塑期。

大國之間縱橫捭闔，南方國家整體加快發展或強勢崛起，中國與主要國家關係調整正處於決定中國外交形勢的關鍵時期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大國競爭或者角力將非常激烈，特別是如俄羅斯、法國、印度、土耳其、巴西等一批大國想再造歷史輝煌，曾經在歷史上非常輝煌的國家正在重新崛起，以及強勢人物的出現和極右翼勢力的崛起，都對世界格局產生一定影響，包括部分重要國家在內的大國之間的角力則將進一步改變世界格局。國家領導人在任時間，領導人的雄心、風格和強勢程度將影響未來世界的競爭博弈，世界單極霸權將繼續受到挑戰，並逐步形成真正的多極化格局。如果説前十年整個世界出現了斷層線，未來十年世界格局或將整體重塑。

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導致中美關係發生根本調整，這是世界格局重塑的關鍵。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把中國定位為美國最大的系統性威脅和挑戰對手，認為中國是可以在經濟、外交、軍事各領域全面挑戰美國、重塑地緣關係的強大競爭對手。拜登政府2022年白宮發佈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將中國明確定義為：“優先考慮的，唯一的全球頭號競爭對手。”圍繞這個定位，美國對中國開展了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輿論戰、外交戰乃至帶領北約向亞洲拓展，對中國進行全方位圍堵和無底線遏制打壓。

中歐關係受中美關係影響。美歐之間從二戰就開始了相互投資，相互形成了很大的投資存量。到目前為止，中歐相互投資存量是2500億美元，但美國和歐洲的投資存量超過3.7萬億美元，是中國的十幾倍。美歐經濟上的聯繫非常緊密，歐洲在戰略上、軍事上仍然強烈依賴美國。這使中歐關係在經濟全球化中既存在合作也有競爭。中歐關係主要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中歐市場聯繫與產業鏈供應鏈聯繫。但從存量上來看，中歐經濟聯繫與美歐經濟聯繫的差距非常之大。所以歐洲國家受到美國影響或者跟隨美國戰略行動的可能，比維繫與中國之間的正常經濟關係的動力要強，這是歷史造就的相互依賴，特別是歐洲靠美國保護不得已而為之。2020年歐盟發佈的《全球變局下的歐美新議程》指出，由於歷史的原因，歐美有着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歷史，因此有着牢不可破的關係。而歐盟和中國計劃簽署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則規定了中國在哪些方面必須要達到歐盟所提出的某些標準，對此，歐盟要建立核查機制，其居高臨下，完全不是以平等的關係與中國進行磋商。

2023年德國發布的“中國戰略”中對中國有“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制度性對手”的所謂“三重定位”，這也成為歐盟對中國的定位共識。歐盟因烏克蘭危機受到極大衝擊，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經濟大幅度下降、二是高通脹、三是能源危機、四是歐元地位下降。歐元在烏克蘭危機之前，在國際貿易貨幣結算分佈中還佔到38%左右，現在下降到22%左右。歐洲產業鏈供應鏈在加快外移。美國《通脹削減法案》之後，歐盟大量新能源企業向美國轉移。現在歐洲也在反思由此帶來的政治動盪、民眾集會遊行及各派力量間的激烈角逐。歐洲國家形成一致意見越來越困難。歐盟跟隨美國要出台“供應鏈法案”，13個國家直接投了反對票。

中美關係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而逐步推進。不少人認為中國是在融入美西方主導的體系、制度、規則中，是在向美國等國家學習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但因為中國發展速度太快，且沒有成為美國所希望的國家模式，受到了美國前所未有的圍堵遏制打壓。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在北京第三屆萬壽國際安全研討會上指出，美國認為必須在競爭中擊敗中國，而不是管轄中美競爭的風險；中國越來越確定美國的惡意是無底線的，因此中國不會心存僥倖，中國也正在為最壞的局面做準備。在此現實下，各方應正視“共同困境”，避免因相互猜忌和誤解走向“共同毀滅”。這場比賽中沒有最後一招，每一個行動都會引發一個反應，直到其中一方被擊垮或筋疲力盡。所以，中國現在面臨一個非常大的選擇問題——只要中國的經濟還在向前發展，只要中國有可能超越美國，那中國就是美國的假想敵。中國面臨的大國競爭博弈，最主要的就是與美國的單極霸權的矛盾。美國對華採取遏制、打壓、圍堵等手段，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倒激發了中國人的奮鬥、創新、超越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中俄關系不是類似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該種國家關係的新型大國關係。從烏克蘭危機開始之後，中國的核心主張一直是“四個應該”與勸和促談。“四個應該”是指各國主權、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都應該得到遵守；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得到重視；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都應該得到支持。中俄堅持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堅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贏。所謂“不結盟”，就是中俄不是盟友、不是俄羅斯軍事行動或者衝突的支持者；所謂“不衝突”，就是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相互尊重，保持不衝突；所謂“不針對第三方”，就是處理中俄關系不針對其他任何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22年期滿20年後，延期了5年，也證明了中俄這種關係。中俄摒棄了西方傳統大國的政治關係，選擇合作應對危機與挑戰，並構建了全方位、深層次、多領域的互利合作新格局，增強了中俄關系的內生動力。

中印關係也在發生巨大變化，中印都是發展中國家、人口大國及亞洲大國，但印度在大國之間縱橫捭闔，根據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不斷地進行橫跳，其一方面要維護國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與中國競爭，還要在多國之間保持平衡。這不僅是一場外交的技巧比拼，更是一場涉及國家形象和綜合競爭力的較量。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南方國家，在全球很多主張方面與中國、俄羅斯保持趨近或者相同，但同時又與中國保持距離，與美國和北約“勾肩搭背”。中印如何從“龍象之爭”邁向“龍象共舞”，這是中國處理和印度關係的一個重大課題，也是一個重大難題。此外，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在變，中國周邊關係中最重要的是與俄羅斯、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等國的關係，在歐洲則主要涉及與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的關係，當然其中最重要的還是中美關係。

中國是世界格局變化中的最大變量，美國處於可能由於國家信用崩潰而由盛轉衰的重要歷史拐點，中美關係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當地時間2023年11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舊金山和美國拜登總統的會晤中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加強團結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安全和繁榮。另一種是抱持零和思維，挑動陣營對立，讓世界走向動盪和分裂。兩種選擇代表着兩個方向，將決定人類前途和地球未來。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要放在這個大背景下思考和謀劃。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的。大國競爭解決不了中美兩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

近幾十年來，“全球南方”這一概念之所以引起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鳴，正是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使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球南方國家佔世界陸地面積70%以上，國家和人口數量，以及過去20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等均高達80%，全球南方國家已成為多極化進程中最具潛能的力量，正在不斷改變世界政治版圖。二戰之後建立的國際秩序與規則，以及世界政治中持久的等級制度，受到全球南方國家普遍的排斥甚至拒絕。對包括但不限於不結盟運動（NAM）的成員來説，使用“全球南方”及相關表達的願景變得越來越清晰，過去這些國家試圖避免在冷戰中站隊，現在則避免在烏克蘭危機和大國競爭博弈中選邊站隊。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在國際格局中所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南北關係、東西關係不斷調整。特別是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五通”設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得到了150多個國家的響應參與。

世界過去是南強北弱、西強東弱，現在，這個格局正逐漸改變，並且不排除發生逆轉的可能。從1990～2022年看，1990年發達國家佔全球GDP的比重是78.7%，到2022年降到57.8%，G7國家從二戰結束時候的80%下降到目前的30%以下，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佔全球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19%上升到2023年的45%，特別是對世界經濟增量的貢獻達到80%。從1978年到2022年，世界人均GDP增長313%，而中國人均GDP增長3033%，包括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等在內的其他大型“全球南方”國家在內的人均GDP增長也非常快。全球南方的整體復興呈現不可逆轉的趨勢，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和NIEO宣言都表達了全球南方力圖構建更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訴求，構成了全球多邊主義的基礎。對於西方國家而言，傾聽全球南方國家的訴求、尊重全球南方國家的整體復興和崛起，是適應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中國和美國是全球南方國家和西方國家中的重要代表，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未來到底會走向何方？美國學者艾利森在《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指出：“美國和前蘇聯經過40年的長期鬥爭，柏林牆於1989年倒塌，華沙條約1990年解體，在1991年的聖誕日，蘇聯帝國最終分崩離析。自1945年以來，美國所投入的熱戰進展都一塌糊塗，而冷戰成功地解體了蘇聯。”這是美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典型案例。美國不是靠戰爭打敗了蘇聯，而是靠意識形態、價值觀、思維方式輸出，加之蘇聯內部的問題，最終引發了當時世界兩極中一極的解體。艾利森同時也指出，從未見過世界上出現像中國這樣造成全球力量平衡發生如此快速變化的國家。如果美國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佔據了全球經濟的50%，到1981年這一個數字下降了22%，而中國連續30年實現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如果按照當時的經濟發展，在未來三年美國佔全球製造業產值的份額將進一步下降到11%，而中國經濟從1980年佔全球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並將在2040年達到30%。艾利森的預測不一定準確，但其所顯示的大趨勢是正確的。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國必須做好自己的事情，時刻小心自身出問題，避免“前車之鑑”。中國的戰略方向和戰略定力、耐力與能力是強大的，中國發展的基本面決定了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時間，創造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將深刻改變世界發展格局和人類社會發展能力，極大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同時也給世界帶來新的挑戰

19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催生了由機械化轉向電氣化的第二次工業革命。20世紀前期，以量子論、相對論的誕生為標誌的第二次科學革命開始，繼而發生了信息科學、生命科學變革，基於新科學知識的重大技術突破層出不窮，引發了以航空、電子技術、核能、航天、計算機、互聯網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技術革命，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和社會生產力水平。部分國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難得機遇，實現了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迅速增強，綜合國力快速提升。

科技革命引發的技術擴散，有時不是哪個國家或者企業主動把這些成果讓全世界享有，而是通過不同的渠道和方法進行傳播。日本、韓國經濟剛開始起飛的時候，從美國、歐洲學習了很多技術。由於近幾百年歐美科技形成先發優勢，西方發達國家認為他們創造的科技革命成果，取得的顛覆性技術是天經地義的，而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科技創新肯定是剽竊的，即使這些國家科技創新不是剽竊，進行創新也是不應該的。如對中國現在電動車、新能源、電池、高鐵的打壓與制裁，都循着如此無理的邏輯。中國在遏制打壓下更換賽道，在一些領域實現了超越，然而卻受到無端制裁和污名化。

在影響全球科技創新的幾個重大挑戰中，第一個就是認知的挑戰，即美西方國家對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科技創新，從來沒有正確的認知或者認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科技創新帶來人類歷史上巨大變革。不管是蒸汽機革命、電氣革命，還是信息化、智能化、人工智能革命等，正在進行的革命不再是單一技術革命引發的單項變革與突破，而是引發顛覆性變化的一系列新技術產生合成效應，包括5G、6G、互聯網、物聯網、車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雲服務、雲計算還有超算等，這些技術革命日新月異，同時發生，同時產生效能，同時改變人們的生活和發展方式。中國在這一輪科技革命中處於第一梯隊，美國是最大的科技革命原創地，中國是最大的科技革命應用場景創造地和縱深發展的轉換地，而且正在取得結構性突破。在一些薄弱環節，中國正在加快補短板。例如，為彌補算力的短板，國家規劃了“東數西算”工程，把在東部產生的海量數據，輸送到西部8個算力基地，建立了幾百個大數據一體化計算中心。中國的南糧北運、南水北調、西電東送、西氣東輸等，都是大規模的全國性工程，這是實體經濟和承載實物流轉的大跨度工程，在提高生產力佈局水平上發揮了重大作用。現在中國正在進行大跨度大規模數據輸送、加工、使用乃至交易的基礎設施工程，這將奠定今後幾十年長週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除了國家已經構建的創新體系，頭部企業的科技革命與創新步伐也在不斷加快，目前龐大的企業雲——阿里雲、騰訊雲、華為雲、京東雲、百度雲等，都發揮了雲服務雲計算的強大功能。

科技革命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時期，預計在未來四年內，計算能力將再提升約10萬倍，帶來類似於從GPT-2到GPT-4的質的飛躍。這不僅意味着更好的聊天機器人，更意味着從智能工具到智能代理的轉變，從一個簡單的工具到一個更像是遠程助手的存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和生物醫藥科學的加速變革，既給人們帶來福祉，也將給人類社會造成新的分裂，甚至伴隨人類毀滅的風險。隨着人類侵佔自然資源，加之一些國家有可能發動生物戰爭，使某種病毒反覆來襲，生物技術既可以造福人類，也帶來與作為一個“成功物種”的人類相伴的災難。人工智能毫無疑問存在風險，在拓展和延伸人類大腦的同時，這種智能如果應用於非理性、非人類、非正義、非可控的異端邪説或者由此產生的技術，這將會是災難性的。從人類發明各種既有利於生產力提高又同時具有自毀能力的技術，到更為合理高效的某種形式的全球治理浮現，抑或是導致更為混亂的世界體系，世界各國可以通過協調，系統解決挑戰，而不是任由技術任意或者惡意應用。兩種方向構成歷史發展的重要樞紐期，這個樞紐期即我們所生活的21世紀。只有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採取明智理性的選擇，人類才將得以度過最危險和最具決定性的時期。

美元收割世界財富的歷史或將終結，國際貨幣體系和結算體系在未來一個時期將發生基礎性、根本性、顛覆性變革

經歷了輾轉騰挪，作為美國霸權支柱的美元，已經從“佈雷頓森林體系”中具有全球公共產品特性的貨幣轉化為美國最鋭利的經濟武器，成為美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財富收割機。1914年一戰爆發，美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英國、德國、法國，而這三個國家在一戰中戰火不斷，歐洲各國則用黃金來購買美國的武器。到二戰末期，德國轉入了戰略防禦，日本經濟接近崩潰，法國、蘇聯經濟受到重創，美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中唯一增強了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國家。當時，美國的製造業和貿易各佔全球的50%左右，黃金大量流入美國，美國的黃金佔了全球的59%，佔資本主義世界的三分之二。二戰以後，美國儲備了全球80%的巨量黃金，奠定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錨定物的基礎，美元之所以可以作為儲備貨幣和國際貿易結算貨幣，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美元形成了國際化大循環體系。1944年由美、蘇、英、中、法等44個國家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達成的協議，確定了美元與黃金掛鈎、他國貨幣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金本位制度，形成對後世有深遠影響的佈雷頓森林體系。

在越南戰爭、海灣戰爭中，美國大量消耗美元，時任總統卡特曾宣稱當時消耗了7萬億美元，黃金儲量下降了8800多噸，而目前美國的黃金儲備量是8133噸。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曾説，美國享受了美元所創造的超級特權和不流眼淚的赤字，用一錢不值的廢紙去掠奪其他民族的資源和工廠。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發表了20分鐘電視演講，宣佈美元不再跟黃金掛鈎，至此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在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前，美元與黃金掛鈎，是硬通貨，全球貿易投資和國際儲備貨幣都使用美元，美元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公共產品，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但從1971年之後，美元已經不再和黃金掛鈎了，也不和任何實物掛鈎，實際上美元就成了信用貨幣，即靠國家信用支撐的具有發鈔權的貨幣。在美元失去了黃金作為錨定物之後，美元又尋找了下一個錨定物——石油。基辛格曾經説：“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控制了世界。”石油輸出國80%以上集中在中東，當時其他國家還沒有開採出大量能源，包括美國、俄羅斯也沒有現在這麼大的能源產量，因此控制中東石油就有了決定性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六度出訪沙特，美國和沙特達成戰略合作共識，與沙特建立了盟友關係，美國給沙特提供軍事保護，沙特則把美元作為石油出口的唯一計價結算貨幣，因為沙特是當時最大的石油輸出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以下簡稱“歐佩克”）創始國之一，從而這就形成了事實上的“石油美元”體系，美元作為定價和計價貨幣主導石油期貨交易定價權，美元順着石油等大宗商品滲透到世界經濟的肌體。

雖然有了新的錨定物，但美元還是沒有辦法在全球流通，因為美元是信用貨幣，各個國家可以自主決定自己的匯率，而不必和美元掛鈎。這種情況下如何形成美元的國際大循環？美國於是設計提出了新的循環體系。美聯儲是由十幾傢俬人銀行組成的發鈔銀行，美聯儲決定發鈔數量，美元發鈔後被美國財政部購買，美國財政部以政府信用做擔保，向世界出售美國國債，從而形成一個國際大循環的閉環，這就構建了美元、美債在世界市場一體化流通過程。此外，美元已經綁定石油，從過去50年的數據來看，美元每貶值1%，油價上升約0.8%；美元每升值10%，油價下降3%～10%。美國通過對石油等大宗商品定價，實現美元在世界市場上的國際循環。

特朗普執政結束時美國國債達到25萬億美元，比執政初增加了7萬億美元，特別是新冠疫情期間超發了很多貨幣。拜登執政以後，美國國債增長又超發了10萬億美元，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國債已超過35萬億美元。美國國債遇到國際大循環不通暢的時候，就會形成以美國國內循環為主體的局面，近幾年美聯儲既發鈔又購買國債，最高時購買國債比重高達60%以上。美元霸權的週期還會有多長？英鎊作為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的時間是從1821年到1944年，持續了124年，美元逐步替代英鎊是從美國1894年工業總產值超過英國以後，經歷了50多年，一方面，這50多年中美國沒有參加一戰和二戰；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雄厚的黃金儲備，沒有世界確立的布雷頓資本體系，美元很難實現替代英鎊。從1913年美聯儲成立，到2013年100年間，美國發行美元大致上是10萬億美元，但是近年來美元印鈔速度加快，美債危機日益嚴重。世界大部分國家現在都在兑換黃金，美元長期走在大幅貶值的通道上，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形成初期，1944年的100美元，如果按照和黃金比價，現在僅剩下不到2美元。2023年7月14日，美國的50個州中有11個州宣佈黃金、白銀可以作為貨幣，7個州法律授予黃金法定貨幣，43個州相繼免除了經營金銀的銷售税。現在美國一些地方州正在培育有“黃金”之稱的貨幣體系，越來越多的美國地方州正在進行這樣的選擇。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全球至少149個國家用一種或者幾種方式參加去美元化，有125個國家在研究數字貨幣，出現了包括歐盟、英法、伊朗、中國、俄羅斯、委內瑞拉等國家和地區在內的30多種繞開美元的結算體系，並且全球30多個持有美債的國家中，有22個在拋售美債。

全球新的多邊金融機構正在加快發展。 金磚國家機制由原來的5個國家增加到現在的10個國家，目前新金磚國家石油產量佔全球比重為43.1%，石油儲量全球佔比為44%，天然氣產量佔35.5%，天然氣儲量佔53%，生產了全球42%的小麥、52%的大米和46%的大豆，製造業規模佔比超40%、出口佔比25%、人口占比46%。新金磚國家以美元計價的GDP總量約為29萬億美元，約佔全球GDP總量的29%。2023年，以購買力計價的金磚國家GDP總量為63.2萬億美元，高於七國集團的52.3萬億美元。金磚國家超過70%的貿易結算使用了本國貨幣，隨着金磚國家成員國越來越多使用數字貨幣，這個比例還會進一步上升。在新開發銀行的基礎上，金磚國家正在推動交易渠道在本幣結算和跨境支付合作上儘快取得突破，推進新開發銀行融資幣種多元化並擴大本幣投融資比例，發佈關於完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報告，維護國際經濟金融穩定。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宣佈以盧布，而不是以美元、歐元進行能源結算，衝擊了以能源等大宗商品貿易為代表的，並且以美元為錨定物進行國際貿易的結算方式，隨着俄羅斯能源供應的重心從歐洲向亞洲轉移，並且加強與中東地區的合作，國際貨幣格局正加速變化。繼能源之後，烏克蘭危機以來，金磚國家間能源資源貿易、糧食貿易與工業品貿易規模擴大，將會使非美元貨幣結算規模相應擴大。在美元依然保持強勢地位的背景下，多種貨幣國際合作網絡的形成將成為一種世界級現象。

2023年金磚國家會議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了金磚國家內部更為廣泛地使用本國貨幣進行結算的重要性；推進貨幣互換，建立金磚國家的資金池，商討發行金磚國家貨幣。2023年6月，俄羅斯提議各國央行基於“金磚之橋”跨境支付機制，發行與本國貨幣掛鈎的數字金融資產，為金磚國家的金融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俄羅斯是2024年金磚國家輪值主席國，據俄羅斯消息，2024年有30個國家申請加入金磚合作機制。截至2023年12月，亞投行成員數量已經發展到109個，覆蓋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碳排放量約佔全球78%。亞投行投資的項目，使超過7億人獲得了城市公共交通的便利，2200萬用水户的灌溉和排水基礎設施得到改善，5000公頃土地得到了防洪基礎設施的保護，17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產能得到安置。亞投行60%的融資是氣候融資，用於減緩氣候變化或適應氣候變化。

全球“去美元化”浪潮加速。 2024年6月5日，據路透社報道，沙特加入了由國際清算銀行和中國牽頭成立的央行數字貨幣（CBDC）跨境試驗項目：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mBridge）。沙特中央銀行同時也發表聲明宣佈這一消息，稱將成為全面參與mBridge MVP（最簡可行產品）平台的成員，這是全球石油貿易朝着減少美元結算邁出的又一步。2024年5月24日，根據“金磚國家新聞”報道，東盟十個國家集體表達放棄美元，尋求使用新貨幣或本幣進行貿易結算的意願，標誌着在跨境貿易中美元的地位正逐漸減弱。俄羅斯石油結算和儲備貨幣徹底離開了美元體系，中東國家採取的貿易結算也與美元漸行漸遠，沙特等國與中國將計劃用人民幣結算和數字貨幣支付，“石油美元”體系的根基已開始動搖，美元霸權未來將會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全球很多國家開始推動重新構建國際貨幣體系的進程，包括英國、日本、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在內的一些國家正在進行主權加密貨幣探索，但主權加密貨幣未來怎麼鏈接，目前還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需要更多的國家共同努力，建立全球通用的規則。

人民幣國際化任重而道遠。 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以後，在IMF的SDR（Special Drawing Right，特別提款權）籃子中的權重於2016年10月1日達到了10.92%，現在已增加到12.28%。從實際情況看，目前不論是在全球儲備貨幣還是貿易結算貨幣中的分佈，都與達到在IMF的SDR籃子中規定的比重仍有相當大的距離。2024年9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發佈《2024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數據顯示，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佔比已提升至5.95%，繼續鞏固其作為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的地位。8月，人民幣的跨境收付金額合計達到41.6萬億元，同比增長21.1%。其中，貨物貿易中的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佔比提升至26.5%。對人民幣國際化，美國保持高度的戒備並加以遏制，除了禁供高科技產品外，威脅把中國剔除SWFT體系，對中國企業持續進行金融制裁。

在以下幾種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加速。一是石油美元體系的鬆動，現在已成為發展趨勢。二是在全球形成人民幣的國際大循環，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人民幣成為重要的支撐。衡量人民幣在國內國際相互促進的大循環的重要方面，就是明確人民幣在國際大流通能否形成一個循環通暢的生態體系，並梳理目前循環不暢的堵點，從而探尋中國金融機構更加國際化的方法。另一種情況就是美元地位驟降，而人民幣和中國資本市場的全球價值陡升。特別是目前美國通過一場颶風式收割風暴，甩賣自次貸危機以來累積下來的鉅額金融泡沫和債務赤字，收割包括英國、韓國、日本、美國自身企業外，還使美國不斷增長的債務違約和通脹風險外溢轉嫁給一些經濟結構單一、外債高企和外儲短缺的經濟體，美元信用進一步下降，其他國家被迫尋找替代美元的長週期更為穩定的貨幣。

全球貿易體系和貿易規則受到嚴重挑戰，扭轉全球貿易體系紊亂局面的鬥爭將長期化

隨着世界上一些國家右翼勢力的崛起，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更趨嚴重。目前世界經貿組織因為大法官職位空缺，貿易仲裁機制已經停擺。2017～2022年全球貿易限制措施數量增長近4倍。根據IMF統計，近年來全球貿易壁壘、貿易限制措施激增，僅近五年貿易限制措施數量就增長近4倍，由2017年的605項上升至2022年的2845項，2023年達到3000項。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和對俄羅斯制裁中在貿易上採取的極端措施，已經造成了世界貿易體系的紊亂。

特朗普及拜登發起的對華貿易戰，無一不是把本國的法律轉化為可以通行國際的貿易戰武器，破壞國際貿易的規則與生態。特朗普開啓了中美貿易戰，衝擊了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與規則，其影響在拜登執政時期不僅沒有消除，還有了進一步發展：一是美國自身並組織盟友採取貿易封鎖和禁供政策，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卡脖子”，遏制中國技術進步與超越；二是“脱鈎斷鏈”“去風險”，在鎖定的半導體、礦產資源、稀土、藥品、量子技術等領域通過經貿政策“去中國化”；三是利用長臂管轄，對中國企業進行制裁，不允許美國企業與被制裁的中國企業貿易，並恫嚇歐洲、日本、韓國企業，禁止其與被制裁的中國企業貿易；四是禁止中國與貿易伙伴開展正常貿易，迫使中國在中國的貿易伙伴與美國之間“二選一”，否則就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五是對美國貿易伙伴施壓或者組織小團伙對中國收縮投資與貿易，如已經採取了各種政策對墨西哥和越南等中國的貿易伙伴施壓。在這些過程中，美國主要依據的是國內法律，而非WTO原則，這些國內法律被美國作為遏制和打壓中國以及美國認為應該打壓對象的武器，其主要依據以下條款：一是232調查，利用高關税無差別進行貿易打擊，不管是競爭對手還是盟友，一律加徵高額關税；二是337調查，即知識產權調查；三是201調查，即產業形態技術調查，根據《1974年貿易法》201-204節進行貿易調查；四是301調查，進行貿易打擊的“核武器”，包括一般301調查，特別301調查和超級301調查；五是國會通過特別法案；六是聯合盟友或者建立小團伙。

關於美國發起的貿易戰未來的走勢有如下基本判斷。一是美國利用貿易制裁作為工具對競爭對手進行打擊將是常態。美國大選後無論是哈里斯還是特朗普誰執政，貿易戰都可能是中美歷史長週期進行競爭博弈的一種手段。特朗普如果獲勝，第二任期很可能發動更猛烈的對華貿易戰。將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逐步停止進口必需品，並阻止中國購買美國的房地產和工業；阻止進口中國汽車來重振美國汽車業；將關鍵供應鏈帶回家；買美國貨，僱美國人。拜登政府已經開始對中國進口的電動車等商品加上高額關税，哈里斯如果任美國總統會持續拜登路線。所以，我們既要看到美國的實力，看到中國面臨的嚴峻風險挑戰，更要看到自己的優勢以及中國在長週期中的底氣和韌性。

二是貿易戰必將使美國、歐盟及其跟隨者受到反噬，尤其將加速美國由盛轉衰。貿易戰不符合貿易規律，不符合WTO規則，肯定是兩敗俱傷或者多輸，對中國和受制裁國家不利，對美國不利，對世界也不利。中美必須從持續性對抗或間歇性止戰轉向制度性、建設性、互補性的合作，只有如此，未來美國由盛轉衰的步伐才有可能放慢，才能解決國際貿易體系紊亂的問題。經過貿易戰、科技戰等的反覆較量，美國在“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下為了止損，不得不再度走向合作。中美兩國經濟高度的融合、高度的嵌套，其實正如王毅部長指出，誰也沒佔誰的便宜，誰也離不開誰，誰也戰勝不了誰，誰也替代不了誰。中美建交45年，雙邊貨物貿易增長255倍。現在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貿易伙伴之一。對於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高額關税，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指出，其中94%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美國彼得森研究所研究的結果是92.3%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而且加徵的高額關税推高了美國通脹率1.3個百分點。如果按照特朗普競選提出加徵60%關税，並採取一些更為極端的貿易戰措施，其必然導致自身更大的反噬和失敗。如果哈里斯當政延續拜登式的貿易戰，也將在中國強大的製造能力和貿易能力面前敗下陣來。

全球能源格局演化由非正常能源供求關係與規律決定，能源供給結構與貿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調整

從未來一個時期看，全球能源供給側結構性變化趨勢更加明晰，美國超過沙特、俄羅斯，成為最大產油國。正常情況下，長週期看全球能源供給側依然充裕。世界經濟對於能源的需求在下降，如果再加上新能源替代，非化石能源石油和化石能源煤炭佔比都會下降。

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伊以衝突後，全球能源供求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長週期看供過於求轉向供不應求，這使全球能源格局扭轉甚至扭曲，處於非市場因素主導的能源關係變化的特殊時期。原來處於“資源魔咒”中的國家，依靠資源和具有的實體經濟優勢增加了國際能源大博弈的能力，美歐則連續兩年多陷入主要由能源供給危機導致的高通脹。歐洲經濟原來依靠俄羅斯低價能源，有“北溪一號”、亞馬爾-歐洲管道、途經烏克蘭的管道、土耳其管道（藍溪和土溪）和俄-歐輸氣管線。俄-歐輸氣管線起於俄羅斯秋明州北部的烏連戈伊氣田，分六條線路通往俄羅斯歐洲部分的六個重要地區，年輸氣能力為2000億立方米，其中從烏連戈伊至烏克蘭烏日哥羅德管道是向中、西歐供氣的出口管道，與歐洲的天然氣管道連接，合稱俄-歐輸氣管，年輸氣量達320億立方米。烏克蘭危機之前，默克爾和普京達成了一個重大項目，修建一條由俄羅斯經波羅的海海底到德國的天然氣管道——“北溪二號”管道。管線修通以後，德國實際上就能成為歐洲能源供應中心，成為向歐洲其他國家提供能源供應的批發商，有巨大的利潤空間。但是烏克蘭危機之後，德國總理朔爾茨宣佈“北溪二號”關閉，“北溪一號”供氣也同時停止。在美西方升級對俄能源制裁及北溪管道受損的影響下，歐洲由與俄進行能源合作，轉向依賴美國高價能源供應，歐洲主要天然氣進口渠道由管道氣逐步轉為液化天然氣LNG（Liquefied Natural Gas），與美LNG貿易關係空前加強，不僅加速了歐洲的高通脹，也使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更加緊密。

北溪管道被炸導致能源的供求關係發生巨大變化，歐盟將電動汽車替代傳統能源汽車的時間向後推遲5年。歐洲在《巴黎協定》簽署時，承諾將於2050年實現碳中和，該承諾時間比中國早了10年。原來計劃2030年實現歐洲新能源汽車、電動汽車對傳統能源汽車的完全替代，目前看這個目標根本不可能實現，靠歐盟自身實現汽車轉型難度很大。從中國出口到歐盟的電動汽車對歐洲能源轉型絕對是助力而非衝擊，況且絕大部分出口歐洲的電動車，是歐洲企業在中國實現轉型後生產的產品。經過接近半年的談判與磨合，最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緊跟美國推出的對華電動汽車加徵高額關税的腳步，在德國、挪威、瑞典、匈牙利等國對此都表示反對，12個國家棄權的情況下，通過了對華電動車徵税的決議。由此可以推斷，歐、美、俄、中、OPEC等國家和地區，將圍繞能源供需開展新一輪激烈博弈，全球能源市場仍將繼續震盪，受美西方制裁俄羅斯不斷升級、歐佩克和非歐佩克產油國（OPEC＋）限產等影響，能源安全成為很多經濟體的優先議題，而對綠色減排和已經作出的減排承諾，包括電動汽車對傳統能源汽車的替代，都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中國能源進口來源地順勢實現了市場多元化，滿足了快速增長的消費需求。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天然氣消費每年呈現10%的增長。目前天然氣管道主要有：中亞天然氣管道，這是世界上最長的天然氣管道，全長約1萬公里；中巴油氣管道，依託中巴經濟走廊，通過瓜達爾港由陸路輸往中國；中緬油氣管道，於2013年投產，截至2023年底向國內累計輸送天然氣416.74億立方米，向國內累計輸送原油超過6600萬噸；海上進口通道，由中東航線、非洲航線、南美航線組成；中俄油氣管道，由於俄羅斯能源豐厚，石油儲量全球第三，天然氣儲量全球第一，從而成為中國能源重要來源地。中國目前已有28個石油進口來源地國家，其中與俄羅斯等國家更是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

與此同時，全球綠色低碳技術競爭更為激烈，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電池、生物燃料等技術進步速度加快，氫能、核能也進入快速發展期。全球碳排放交易體系（ETS）覆蓋範圍逐步擴大，實際運行的ETS達到28個，覆蓋的排放量約90億噸，佔全球温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7%，以碳為重點的全球能源治理機制正在形成。根據世界銀行發佈的《2024年碳定價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碳定價收入達到創紀錄的1040億美元，世界有75種正在運行的碳定價機制。據彭博新能源財經預測，2020年全球風光發電量佔比約為9.8%，2050年風光發電將提供全球超過50%的電能，而傳統的化石能源（石油、煤和天然氣）佔比將從目前的60%左右降低至不足四分之一。預計至2050年，太陽能光伏發電將在全球能源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太陽能成本不斷下降，至2044年將佔全球發電量的一半以上，預計從2020年到2050年天然氣和石油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比重將從23.93%降至7.78%。在目前油價上漲的大環境下，氫能源有着巨大的市場前景。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的報告顯示，到2030年，全球對氫能源的需求將超過1.5億噸，產業規模將達到5000億美元。

中國切切實實履行承諾，在新能源發展和對傳統能源的替代、節能降耗減排、綠色發展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中國於2019年提前完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的目標。特別是自2020年提出碳達峯碳中和目標以來，中國的風電、光伏累計裝機量於2023年底達到10.5億千瓦，佔全球新能源總裝機量的四成；新能源汽車銷售接近950萬輛，連續9年居全球第一位。中國於2006年1月1日開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2009年的《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先後提出發展太陽能、新能源汽車等低碳產業，積極推動新能源技術創新和產業化應用。根據總部位於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全球能源監測”2024年7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正在建設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容量“幾乎是其他地區總和的兩倍”。在中國，目前共有339吉瓦（1吉瓦＝10億瓦）的風能和太陽能產能在建設中，其中包括159吉瓦的風能和180吉瓦的太陽能。這一數字遠遠超過了排名第二的美國，美國目前風能和太陽能在建發電產能僅略高於中國的1／10，為40吉瓦。建設速度的鮮明對比表明了中國致力於建設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積極性。

根據CWP2023（2023北京國際風能大會暨展覽會）公佈的數據顯示，作為全球最大風電市場及最大風電裝備製造基地，中國風電零部件及整機產量佔據全球60%以上市場份額，關鍵零部件的產量佔到全球市場的70%。風電主機產能已達到全球50%以上的市場份額，關鍵零部件產量達到全球市場的70%。近年來，全球每年新增風電裝機有40%～50%來自中國，中國擁有完整的風電供應鏈、產業鏈，風電全球競爭優勢增強、成本逐年下降。目前，在中國製造電池板的成本比在美國低60%，美國有超過80%的太陽能電池板是中國製造。中國是世界礦物原料和加工品的主要出口國，全球60%至70%的鈷和鋰都在中國精煉。2023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佔全球比重超60%，在光伏主要生產環節產能的全球佔比均超80%，生產了全球90%以上的多晶硅、約98%的太陽能硅片、85%以上的太陽能電池、80%以上的光伏組件。中國在電池組件製造領域也佔據主導地位，生產了全球97%的合成陽極、79%的天然陽極和70%的陰極，佔全球鋰離子電池產量的79%。中國在能源深度轉型中創造了新的優勢，但西方一方面呼籲減少化石能源，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動貿易戰，這不僅是典型的雙標，而且是對所謂西方文明與道德的莫大諷刺。

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指出：“人類追求發展的需求和地球資源的有限供給是一對永恆的矛盾。”“從工業文明開始到現在僅三百多年，人類社會巨大的生產力創造了少數發達國家的西方式現代化，但已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續。西方工業文明是建立在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窮的基礎上的；當大多數人都要像少數富裕人那樣生活，人類文明就將崩潰。當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現代化是不能實現的，它是人類的一個陷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產生的碳排放量與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排放量相當。二十國集團成員國的排放量佔全球總排放量的80%，這些國家有責任也有能力率先垂範。人類社會要拯救地球，離不開東西方文明攜手，放下彼此的爭鬥，相互學習借鑑，共同維護人類永續生存的地球生態與環境。

全球產業轉移要素重組加速，除了產業轉移內在規律和由於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產業格局重大變化外，本輪產業鏈供應鏈轉移和重構更多由於非經濟因素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是世界各國經濟分工與交易不斷變革形成新鏈接關係的必然結果。伴隨着全球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世界各國（地區）之間跨越國界的生產分工，受生產要素分佈、科技發展水平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等因素影響，進行着漸進式演化或者結構性變革。產業間、產業內和產品內分工三種主要的國際分工形式，是形成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推動力，其中產品內分工佔據主導地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轉移和要素重組從來沒有停止過。從全球產業轉移要素重組的歷史看，第一階段是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下半葉，英國蒸汽機發明和應用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飛躍，手工作坊向機械化生產轉變，成為全球紡織業、煤炭開採和鋼鐵製造等行業的先驅，隨後向歐洲大陸和北美擴散。第二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低技術密度的製造業，如鋼鐵、紡織、日化和普通工業機械等，從美國和歐洲向日本和西歐其他國家轉移。第三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從日本向有“亞洲四小龍”之稱的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轉移。第四階段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產能輸出國主要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承接地主要是中國及部分東南亞國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部分產業開始尋找更低成本的生產基地，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成為新的承接地。第五階段從21世紀初至今，中國一方面是全球製造業的主要承接國，另一方面，隨着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美國對華的脱鈎斷鏈，部分產業開始向其他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

隨着工業革命和全球化的推進，全球產業轉移要素重組，企業開始尋找成本更低、資源更豐富或市場更大的地區進行生產；隨着發展中國家加入世界經濟體系，許多發達國家的製造業開始向這些成本較低的國家轉移，形成了所謂的“全球製造工廠”。不僅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高技術產業也開始在全球範圍內重新佈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在不斷的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中排列組合。處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集羣中心的國家，通過流通配置資源與調整佈局的方式，發揮全球產業公共性平台載體功能。一般情況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轉移的趨勢和規律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從高度工業化和開放的經濟體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轉移，如全球鋼鐵產業轉移，從歐洲轉向美國，從美國轉向日本、西德，從日本、西德轉向“亞洲四小龍”，從“亞洲四小龍”轉向中國等國家。二是產業鏈供應鏈向創新能力更強的國家和區域轉移，高技術產業的地理分佈伴隨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轉移而變化，一些先進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產業重組進程加快。三是產業鏈供應鏈轉移決定了國際貿易的結構性變化，包括貿易的流量、流向、結構、規模的調整與變革，全球中間品貿易急劇增長。美、歐、日、韓等發達國家在產業鏈供應鏈加速向外轉移的過程中，中間品貿易的出口佔比通常為65%～75%。2023年，中國出口中間品11.24萬億元，佔中國出口總值的47.3%。四是頭部企業帶動產業鏈供應鏈中的企業和生產環節轉移，跨國公司成為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不斷排列組合的主要推力，在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及投資制度日益便利化自由化的時期，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在全球範圍內的空間分佈不斷變化，生產外包和離岸外包驅動是重要的產業鏈供應鏈鏈接與組合的方式。

全球化的產業鏈供應鏈是二戰以來世界經濟多年經歷低通脹、高增長的基石。產業鏈供應鏈中心集中在美國期間，大量的廉價移民勞工進入美國，從而壓低了美國的名義工資，美國勞工工資增長處於停滯狀態，從而保證了美國經濟的高增長、低通脹。產業鏈供應鏈中心在中國的時候，大量農民工進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在名義工資和社會福利處於較低水平的狀態下，中國製造的低成本商品輸出美國，提高了美國實際工資的購買力，維持了美國長達幾十年的低通脹、高福利和市場繁榮。而歐洲產業鏈供應鏈一方面依靠廉價的俄羅斯能源、礦產資源和糧食，維持了歐洲製造業的競爭力和人民羣眾的生活水準，另一方面，依靠製造品轉換為貿易品出口到中國等市場，維持了歐洲長期處於低通脹狀態。所以，可以縮短或者改變的是分工簡單的產業鏈供應鏈。更加複雜多維和相互依賴的全球化產業鏈供應鏈，更加數字化、智能化、供應鏈化、資本化和相互嵌套將成為重構產業鏈基礎性邏輯。

在持續幾十年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體系中，隱含了兩個新的地緣戰略和地緣經濟關係的重構與支撐：一個是尼爾·弗格森所稱的“Chimerica”（中美國）。另一個是Zoltan Polzsar提出的“Eurussia”（俄歐陸）。這兩個地緣戰略和地緣經濟關係延續了美國和歐洲依靠強大的、全球佈局的產業鏈供應鏈生命週期：歐盟支付歐元購買廉價的俄羅斯能源，美國支付美元購買廉價的中國商品。中國、俄羅斯則按照以美國為主導所形成的國際貿易規則，將依靠本國資源優勢包括低成本的勞動力等所形成的貿易盈餘向G7等發達經濟體繳納，或者變成低價輸出的商品，或者變成購買G7國家的金融資產。在某種程度上，二戰以後形成的產業鏈供應關係和體系，就來自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全球佈局中形成的經濟關聯和產業關聯，其基礎是美西方主導的投資規則、貿易規則和產業鏈供應鏈構成優勢。所有參與方都能在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原則下不同程度獲益，表面上維持了基於規則的穩定，建立了基於對這種體系信任的分工與交易，但利益分配的失衡與分歧只有在對這種體系的信任前提下，才能和平且妥善地解決，如果這種規則和體系包括對產業鏈供應鏈關係的信任一旦失去，全球過去所經歷的所有繁榮和穩定可能遭受威脅。許多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縱橫交錯的產業鏈供應鏈中無法獨善其身，許多的關鍵中間產品和關鍵零部件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生產和製造出來，只有安全和開放的產業鏈供應鏈通道才能確保這些產品各得其所。

近年來，新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日益形成，而貿易和投資規則未能跟上新形勢，機制封閉化、規則碎片化十分突出。這是正在發生的新一輪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重構過程中的全新特點。美國出於對中國已經形成的製造業競爭力的畏懼，因而，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加快其在全球經濟佈局特別是人為推進產業鏈供應鏈重構過程中，以各種藉口推動“去中國化”的進程，使地緣政治衝突的後果以非經濟規律的悖論與中國強大的製造業脱鈎斷鏈，這非但不會改善和優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反而惡化了產業鏈供應鏈問題，成為影響全球產業合理分工交易與佈局的“惡性毒瘤”，增加了各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成本，形成愈加嚴重的惡性循環，二戰以來建立的產業鏈供應鏈正常關係和由供求關係決定的自然聯繫和相互嵌套關係，被送上了“任人宰割”的砧板。美國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批評了這種現象，認為由於美國“敵視全球化”“全球價值鏈停止了擴張”。所以，“全球經濟的最大敵人不是別的，正是地緣政治”。與此同時，隨着發展中國家羣體性崛起，越來越多國家要求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多地體現自身的利益與訴求，二者的衝突使得傳統的多邊貿易體制愈來愈難以協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不斷受到衝擊。

現在，一個國家擁有獨立的產業鏈時代已經結束，特別是產業鏈分工比較密集的產業，例如，半導體產業分佈在全球120個國家，形成全球產業鏈。二戰以後形成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在和平時代是有效的，對推動世界經濟和世界製造業發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一旦發生戰爭和衝突——無論是“熱戰”還是“經濟戰”，這些產業鏈供應鏈將受到衝擊、肢解乃至重構。一些國家則奉行單邊主義政策，實行霸凌行徑，不僅頻頻“毀約”“退羣”，嚴重衝擊了基於多邊主義和國際規則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而且把產業鏈供應鏈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一些國家錯誤地以“脱鈎斷鏈”“去風險”等名義，切割幾十年形成的正常產業鏈供應鏈，把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套的產業鏈供應鏈“武器化”，不僅加大了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巨大成本，而且對全人類的總體福祉造成嚴重傷害。

原本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一國產業鏈供應鏈由於全球分工與交易的迭代組合產生相互依賴的關係，可以抵禦外部衝擊或受到衝擊後能很快恢復，維持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環環相扣、供應鏈前後端動態平衡。但美國帶頭切割全球產業關係，導致全球供應商爭奪有限的市場份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需求急劇上升。在烏克蘭危機引發的地緣政治衝突升級和美國加大對華貿易限制的背景下，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以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思維，重新評估相關產業鏈供應鏈及與之相關的關鍵礦產資源的安全性和脆弱性，加大政府關於產業政策支持的力度，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近岸化、友岸化、本岸化和區域化，受制於國際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和持續的政府幹預，未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演進過程將長期處於扭曲狀態。

歐美等國家和地區正在推動基於戰略價值鏈的產業鏈供應鏈垂直整合，力圖構造一個聚焦關鍵性新興技術的競爭性產業體系，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性和韌性，這已成為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的工具。以重構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和礦產資源體系為例，2022年8月美國頒佈實施《芯片與科學法案》，強化半導體產業產供鏈安全，發佈對先進半導體及其製造所需設備的出口限制，通過《通脹削減法案》等財政補貼支持半導體產業鏈近岸化和本土化。如《通脹削減法案》其中一項規定是，汽車電池中礦物總價值的40%必須來自美國或與美國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並且這一比例還將逐漸上升，2026年將達到80%。2023年11月，歐盟委員會與歐洲議會就《關鍵原材料法案》達成協議，為歐盟關鍵原材料產供鏈的本土化提供法律保障，確保關鍵原材料供應的安全、韌性和可持續。歐洲2023年9月發佈《芯片法案》，計劃到2030年將歐盟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份額從目前佔10%提高到至少佔20%。2021年6月日本經濟產業省發佈“半導體和數字產業發展戰略”，實施半導體、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產業的國家戰略，支持企業回遷和加強產業韌性。韓國於2023年3月30日通過“K-Chips法案”，旨在扶持本土半導體產業發展。2023年6月，荷蘭對光刻機實施出口限制並與美日組成“芯片聯盟”，以共同技術安全為由，限制半導體制造設備出口。與此同時，重構產業鏈供應鏈的聯盟機制開始出現，如“印太經濟框架”（IPEF）、“芯片四方聯盟”（Chip 4）、美日荷“秘密協議”、64家企業組成的“半導體聯盟”等，推動在華的外國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向東南亞、北美等地區轉移。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趨勢性特徵還有智能化和綠色化，這對產業結構深度轉型升級和系統性節能減碳影響深遠。人類將進入引導人工智能和邏輯規則的商業主導生產時代，由此將引發產業鏈供應鏈躍升併產生質的飛躍。中國在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的進展，特別是5G、6G萬物互聯技術的領先優勢，以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技術為主要突破口的新技術革命，加上中國製造業規模和產業鏈供應鏈的配套體系，集成優勢將從蓄勢待發進入要素耦合疊加和創新羣體迸發的關鍵時期，形成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蓬勃生機，推動醖釀全球創新格局重大調整，或將引發新一輪工業革命，推動形成主導和引領全球前沿的未來產業。當前美國和一些國家對中國優勢產能的遏制、打壓、圍堵，正是中國新質生產力支撐的產業鏈供應鏈在整體再造和躍升前夜遭遇的逆流與寒冬。數字化基礎設施、完備的產業鏈供應鏈集成能力，將支撐中國在不遠的未來創造新的生活場景、生產場景、服務場景和社會治理場景，數字經濟賦能下蓬勃發展的嶄新中國將會呈現在世界面前。當然，世界主要經濟體也在加快綠色產業鏈供應鏈發展，綠色低碳產業正在成為21世紀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基礎要求。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已進入快速上升期，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加速迭代升級，構建綠色產業鏈供應鏈、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發展成為各國新的經濟增長點。例如，2021年日本將《綠色增長戰略》更新為《2050碳中和綠色增長戰略》，旨在加快能源和工業部門結構轉型；2022年8月，美國實施《通脹削減法案》，加大政府投資推進清潔能源低碳轉型；2023年1月，歐盟推出“綠色協議產業計劃”，從監管環境、融資、技能人才和貿易四個方面推動建立強大而有韌性的產業鏈；印度通過《2022年節能修正案》推動節能產業轉型並建立全國碳市場。

從產業鏈供應鏈的歷史演進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國際分工交易和流通格局深度調整，這應該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而非阻礙世界經濟正常發展的力量。根據麥迪遜數據庫測算，1000年至1700年全球經濟增量僅僅是公元1年至1000年經濟增量的16倍，而1970年至2010年全球經濟增量是公元1年至1000年經濟增量的2300多倍，其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發展對全球經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是繼續鏈接還是切割斷鏈，正處於艱難的歷史抉擇期，美國作為二戰以後全球治理體系的主導者，正在成為阻礙經濟全球化發展和產業鏈供應鏈正常發展的難點和痛點的製造者，通過“小院高牆”“長臂管轄”、組建所謂“技術聯盟”等手段限制技術出口，使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地緣經濟面臨的風險急劇上升。特別是烏克蘭危機加之巴以衝突、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等受到衝擊，同時美西方推動人為的“去中國化”，這導致全球重構產業鏈供應鏈成本高昂、代價巨大，經濟全球化面臨停滯甚至倒退的問題愈加嚴重。因此，必須加快形成應對全球供應鏈挑戰的共識與方案，形成多邊主義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治理機制，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全球治理成為21世紀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集體抵禦地緣政治經濟關係惡化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造成的衝擊；堅決反對和抵制把產業鏈供應鏈“武器化”，避免產業鏈供應鏈相互封閉、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被迫中斷、地區危機造成的物流中斷、戰爭導致的全球經濟聯繫中斷，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使所有參與者不僅有穩定的相互關聯和嵌套關係，還能獲得共享性收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如何延續並完善全球治理是對人類智慧的最大挑戰

百年來的國際格局演進已經成為過去式。從歷史縱軸看，某種程度上，世界經濟體系和格局的變化，決定了或者重塑着全球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地緣關係。近代史上霸權國家的交替，往往和這些國家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分工及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顛覆性的科技革命、局部戰爭乃至全球戰爭佈局有關。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巴里·布贊（Barry Buzan）教授指出，從19世紀西方的殖民化，到二戰後美國主導世界事務，再到冷戰後美國甚至曾一度稱霸世界，一直到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之際，一個“去中心化”歷史潮流的出現，這標誌着一個長時段的全球轉型過程逐漸成型，世界各國乃至全人類遇到了空前嚴峻的挑戰。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除了霸權交替原有的動因仍然存在，如果説以南北關係、東西關係之變漸次拉開變局的帷幕，那麼近十年正在上演第一幕：美國全面戰略轉向，把中國作為唯一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中美大國競爭博弈加劇；百年不遇的全球範圍新冠疫情增加了世界經濟增長的脆弱性；地區衝突多點爆發，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伊以衝突，經多年醖釀發酵的地區矛盾，轉化為全球性大國之間的縱橫捭闔；經濟危機、通脹危機、債務危機、生態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難民危機等諸多危機與風險交織，與恐怖襲擊、政治極化、政權交替、社會動盪等問題聯動。聯合國預計2024年將有近3億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其中1.3億人為難民，超240萬難民需要重新安置。世界銀行預計，到2024年底，約25%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將比新冠疫情前更加貧困。全球糧食價格在2023年下半年已呈現上漲跡象，在非洲、南亞和西亞尤為明顯，2024年糧食價格居高不下，將嚴重威脅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並使貧困問題進一步惡化。世界發展進入一個新舊交替的變革調整期，國際環境中不確定、不穩定、不可控、不可預測因素明顯增多，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與此同時，從歷史橫斷面看，當前幾個決定未來全球發展的顯性或者隱性的矛盾和問題不斷加劇，對世界格局的重塑將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亞洲地區和平發展局面有可能被打破。 全球經濟重心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亞太地區將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亞太地區經濟重心在亞洲，亞洲經濟重心主要在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21世紀亞洲將再次成為世界經濟重心。2023年亞洲擁有全球近60%的人口，49%的經濟總量，45%左右的製造業產值，30%左右的國際貿易量。特別重要的是，亞洲經濟增量佔世界經濟增量的70%以上，其中中國和印度加起來的經濟增量，佔世界經濟增量的60%以上。但這樣的發展趨勢並沒有帶來亞洲的團結，美國和北約正在力求點燃亞洲地區的衝突之火，破壞亞洲地區目前的和平狀態。美國始終把“台灣牌”作為重要的戰略籌碼，使兩岸關係或者中國周邊始終處在高度敏感狀態。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正在把觸角伸向亞洲，不斷推動“北約亞太化”。北約這個打着防禦“蘇聯入侵”旗號而建立的軍事聯盟，在冷戰結束後不僅沒有消亡，反而不斷越界擴權，突破自身條約規定的地理範圍，嚴重威脅亞太地區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局面。與此同時，美國還在亞洲尋找遏制或者鉗制中國的代理人。

二是人道主義危機嚴重程度前所未有。 烏克蘭危機已導致超過590萬人流離失所，加沙地帶一半以上的建築被摧毀或損壞，85%的人口流離失所，2023年爆發的蘇丹內戰已導致超過1000萬人流離失所。阿富汗戰爭導致的1000萬難民還沒有從困難中脱離。近兩年來，非洲國家已發生6次軍事政變，難民問題層出不窮。世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已確定614個引起該組織人道主義關切的非國家武裝團體，約有6000萬～8000萬人生活在這些組織控制之下。這些組織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一旦他們成為某大國的“戰爭代理人”，就能迅速獲得大量高科技武器，製造新的人道主義危機。有研究報告顯示，在中東、非洲、拉美地區，新一輪代理人戰爭正在興起。

三是全球生態環境遭遇空前挑戰。 生態與環境繼續惡化，帶來的問題日漸突出，人口爆炸、資源枯竭、能源匱乏、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成為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24年3月發佈的《2024年全球資源展望》報告指出，過去50年，全球資源消耗量增加3倍以上，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正面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污染廢物三重危機。如果不改變當前現狀，到2060年地球資源消耗量將比2020年增加60%。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地球上每分鐘有2500平方米森林被毀掉。近30年來，每年森林被砍伐的面積為800萬公頃，全球森林正在以平均每年4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近年來，來自自然界的警示信號已經顯現。極端天氣頻發、海平面上升、極地冰川融化，2024年7月的美國菲尼克斯，連續27天每天最高氣温超43攝氏度；意大利、突尼斯和摩洛哥分別出現48.2攝氏度、49攝氏度和50.4攝氏度的極端高温；巴西亞馬孫雨林遭遇百年罕見的乾旱，大量魚類死亡。大規模的森林砍伐、過度捕撈、化肥濫用、温室氣體排放、核污染水排海等，也都導致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處於前所未有的毀壞中。

四是全球開始了新一輪軍備競賽。 美國軍費預算屢創新高，2024年達到了8860億美元，佔全球軍費預算總額40%以上。美國在全球建造超過500個軍事基地，不停打造大型的軍艦，換裝各種威力更大的武器，研發摧毀力度更強的彈藥等。俄羅斯軍費增加到1600億美元，戰爭消耗和損失巨大。2024年日本軍費預算約7.7萬億日元，折算人民幣為3700億左右，折算美元大約500億美元。日本2024年準備從美國引進更多的戰機進行部署。韓國2021年國防裝備出口額72.5億美元，2022年約173億美元，2023年為135億美元，2024年預計達到200億美元，其目標是2027年成為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國。中國2024年軍費預算為1.69萬億元，不到美國軍費的1／3。根據SIPRI（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在全球9585枚實際可用的核彈頭中，美俄兩國就佔據了其中的90%，美國目前擁有3708枚核彈頭，其中1770枚已經裝在了洲際導彈、潛射導彈、戰略轟炸機等發射平台上，處於隨時可發射的狀態。俄羅斯共擁有4380枚核彈頭，其中1710枚已經部署。

五是世界空間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除了地球上的問題，地球之外宇宙空間的治理問題也日益突顯。宇宙空間可以容納10萬個低軌衞星，現在美國申請了5萬至6萬顆，這樣的宇宙空間是成為一些國家的霸權工具，抑或是造福於人類的新的空間佈局？如何面對處理這些問題，對於我們來説是非常嚴峻的挑戰，世界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關係或將因此發生重大的調整。

凡此種種，加之上述七方面變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第二個十年，或將更大程度重塑世界格局，並且奠定未來幾十年世界發展的方向和基礎。少數大國憑藉二戰以後主導形成的國際秩序、國際規則和全球治理體系，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為一己私利罔顧他國核心權益乃至全球和平繁榮穩定的霸權主義，給人類社會和世界發展帶來越來越多的問題甚至災難。即使已經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完善、不公平、不均衡，但經過幾十年的磨合與變革，總體上使世界保持了長達近80年的和平發展狀態，加速了不同國家、社會、文化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在既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下，國際秩序演進出現了兩個基本特點：一方面，殖民時代以宗主國為中心、殖民地為依附的體系已經被徹底打破，國際秩序的更替既存在走向多極、多元的趨勢，同時存在着全局意義上的力量中心；另一方面，隨着冷戰的結束，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裏，出現了主導世界秩序的單極霸權，成為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毒瘤”，但卻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建立更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核武器的出現打破了國際秩序靠“全面戰爭”魚死網破的路徑依賴，霸權主義國家以“主導性國家身份”制定規則標準攫取全球利益、收割世界財富，這已然成為比戰爭更為輕鬆、更為有效的方式。

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再是隻有所謂西方文明或者價值觀的國家才可能主導世界，換句話説，單極霸權以及由此引發的霸凌霸道行為，其道德外衣正在被一件一件剝開，受到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或者説南方國家的普遍質疑。面對更加多元、多維度發展需要，要從更多國家、更多領域、更多路徑、更多學科知識的反覆比較和思辨中，不斷探索與嘗試，以構建更為合理、公正、公平、透明的全球治理體系與運行機制。以金磚國家機制、上合組織為代表的新興力量，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新興力量逐漸覺醒的羣體集結，成為當今國際力量結構變化的關鍵性力量，其不僅以前所未見的強勁勢頭推進經濟增長，表現出長期發展的潛能和趨勢性特徵，而且在大國競爭博弈中，絕大多數的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採取了不結盟、不選邊、不對抗的中立主義外交路線。他們不再追隨美歐等國的立場，與中國或者俄羅斯為敵或者對抗，而是主張以和平方式與政治途徑解決衝突，主張中美兩個大國走向合作而非對抗。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利用中立和不結盟的政治原則，處於觀望狀態對沖地緣政治風險。

西方霸權主導的國際舊秩序越來越不合時宜，甚至成為新的緊張和衝突的根源，世界的和平繁榮穩定與人類社會發展，呼喚全新的全球治理框架。2024年7月4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人類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作為世界唯一歷經數千年從未中斷的悠久文明，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在為全球治理與可持續發展不斷作出貢獻。20世紀50年代，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高度契合，成為1955年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基礎和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不結盟運動的指導原則。2024年6月，習近平主席出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週年紀念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分別是70年前那一代人給出的“歷史答案”和70年後中國給出的“時代答案”。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為多極世界的重要一極。中國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與18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2023年初，中國促成了斷交7年的沙特與伊朗在北京達成協議。當下，中國正積極推動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伊以衝突的和平解決。世界已經看到了中國胸懷、中國理念、中國主張、中國力量和中國能力。中國將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條主線，以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為引領，成為構建更為合理、更為公平、更可持續的全球發展和全球治理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提供更多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公共產品，推動發展問題重回國際議程的核心。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需要的不是製造分裂的鴻溝，而是架起溝通的橋樑；不是升起對抗的鐵幕，而是鋪就合作的坦途。面向未來的全球治理，其要義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反對一切形式的單邊主義，反對搞針對特定國家的陣營化和排他性小圈子。繼續堅定捍衞二戰勝利成果以及載入《聯合國憲章》的戰後世界秩序。二是構建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有利於人類永續發展的全球治理框架。堅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多元一體格局”內涵，使每個國家和民族在認識自身基礎上形成文化自覺，尊重欣賞其他文明與民族，推動不同文明與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在面對人類共同挑戰時擱置爭議通力合作而非以鄰為壑，捍衞關涉所有人的“天下大道”。三是推動經濟全球化治理機制轉型。維護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標準、規則、規制與運行機制，改進、優化或揚棄過時的、不合理的東西，填補和創造尚未確立標準、規則、運行機制的空白領域。提高發展中國家在新型經濟全球化中的代表性，朝着有利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方向發展，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國際公平正義。四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五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堅持對話而不對抗、拆牆而不築牆、融合而不脱鈎、包容而不排他，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使全球治理體系符合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

作者簡介

陳文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員，國務院研究室原司長。研究方向為國際戰略、國際經濟、宏觀經濟、流通經濟。主要著作有《變局——中國智庫專家視角》《中國與世界——以中國視角解析國際問題》《透視中國——中國宏觀經濟報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