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恆：大選前，美國媒體紛紛做出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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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廖一恆】
距離美國大選只有不到一週時間，隨着七個搖擺州全部翻紅以及哈里斯團隊狀況頻發，特朗普的勝選優勢似乎愈發明顯。
識時務者為俊傑，在這個節骨眼上，美國多家大型媒體先後作出了“違背祖宗”的決定，尤其是近日為民主黨扛大旗30多年的《華盛頓郵報》首次放棄站隊，聲稱要“迴歸初心”，放棄支持哈里斯，在媒體界掀起軒然大波。
中立也是一種表態
上週末，最令自由派美國民眾們震驚和憤怒的應該就是《華盛頓郵報》宣佈不再支持卡馬拉·哈里斯擔任總統一事。
做出這一決定的是今年1月才剛擔任該報發行人兼首席執行官的威廉·劉易斯。“我們的報紙拒絕支持總統候選人只不過是回到了它本來的樣子，我們之前的做法是正確的，現在我們要回到這個狀態”，劉易斯在團隊內的發言引發了編輯部的大量辭職，隨着事件發酵，《華盛頓郵報》遭到讀者們的退訂抵抗。其前主編馬丁·巴倫也批道：“歷史將銘記這一代表勇氣的機構在今日所書寫下的懦弱篇章”。
曾擔任《每日電訊報》編輯的首席執行官威廉·劉易斯 (William Lewis) 表示，這一決定符合該報的價值觀。華盛頓郵報/蓋蒂圖片社
作為《華盛頓郵報》所有者、亞馬遜的創始人，傑夫·貝索斯説：“我希望我們能更早做出改變以遠離選舉和選舉帶來的衝擊。這是一個不充分的計劃，但它絕不是某種陰謀策略”。
無獨有偶，在此之前，另一家大型媒體《洛杉磯時報》的所有者帕特里克·森雄（Patrick Soon-Shiong）也阻止了該報對哈里斯的支持。森雄對那些因為他的決定而取消訂閲的讀者説道：“我希望你們能夠理解，不訂閲《洛杉磯時報》只會進一步導致民主和第四權力的消亡。”
兩位媒體所有人看似做出了相當符合媒體傳統道德規範的行為，那就是在政治報道中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必須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然而稍微深挖我們就會發現他們的偽裝其實相當拙劣。
對於傑夫·貝索斯而言，他的整體財務利益才是他的核心關切。相較於亞馬遜在2022年與美國秘密信號情報機構簽訂的價值高達100億美元的合同1，以及他旗下的火箭公司藍色起源（Blue Origin）與美國國家航天局（NASA）簽訂的34億美元的合同而言2，他在《華盛頓郵報》的損失，撐死了也只能算芝麻大的小生意。
而對於森雄而言，他的表現則更加懦弱，儘管他阻止《洛杉磯時報》公開為哈里斯背書的行為，導致包括最近獲得普利策獎的羅伯特·格林 (Robert Greene) 和資深編輯瑪麗爾·加爾薩 (Mariel Garza)在內的多名編輯辭職，但他創立並持有多數股權的生物製藥公司ImmunityBio Inc和健康科技公司Nant Health Inc才是其資產的大頭，僅是面對這些公司未來要面臨向聯邦監管機構提交業務申請的擔憂，他就選擇了妥協。所以，兩位所有人的理由看似理中客，實則卻是媒人婆説親——淨挑漂亮話。
儘管宣稱中立，但對於兩家報社而言，他們先前支持民主黨的傾向都相當明顯，甚至編輯部稿子早就寫好了，就等着一鍵發送，然而媒體受到資本裹挾，逐利而動，為此不惜“棄祖背宗”，放下幾十年來的價值傳統，也是令人大跌眼鏡。其背後折射的是美國輿論場上不斷衰亡的“第四權力”——美國媒體曾引以為豪的價值所在。
第四權：從旭日到黃昏
在《華盛頓郵報》宣佈中立後，美國媒體界部分左翼媒體對其進行了猛烈譴責，認為他們的行為是令人震驚的懦弱表現和對公共職責的忽視。然而，曾幾何時，媒體作為“第四權力”的象徵卻彰顯着代議制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優越。美國“第四權”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嬗變過程，而如今他已垂垂老矣。
早在殖民地時期和美國建國初期，美國媒體就與黨派制度相輔相成，互相成就，促成了美國政治的定型。隨後的19世紀，大眾性及獨立性為明顯特徵的大眾媒體湧現，“第四權”成為了新聞媒體的代名詞。直到20世紀後期，“第四權”迎來了正午時刻，尤其是在越南戰爭時期，美國媒體業極大推動了美國早期的政治改革、促進了利益集團繁榮、減少了政府腐敗與特權、修正了美國權力運行缺陷並政治體制良性運轉起到了保障作用3。其中，“水門事件”作為美國“第四權”的里程碑事件震驚世界。
“水門事件”暴露了權力監督機制的缺陷，增加了制度運行的透明化程度，也打碎了美國民眾對於政府的規範性濾鏡，樹立了媒體即真相的權威。然而正如當年媒體打碎了民眾對政府的濾鏡一樣，事實也打碎了民眾對於媒體等於真相的濾鏡。
2018年，美國所有的主流媒體都報道過一張美國邊防人員對一名孩子的父母使用化學武器的照片，引發了人們對有關部門的強烈譴責，但事實是主流媒體錯誤地報道了結果，並且省略了攻擊原因。事實是企圖非法越境的平民用石塊攻擊邊防人員，邊防為了保護邊境安全而被迫使用催淚彈進行還擊，況且催淚彈根本不是生化武器。令人諷刺的是這一新聞就出自《華盛頓郵報》之手。
奧巴馬政府上後，幾乎所有主流的媒體都變成了民主黨的傳話筒，美國輿論場進入了“後真相時代”。自由派媒體拋棄了“公正、準確、專業和證據”的傳統價值觀，以高度政治化的立場，幫助民主黨在後續的大選中對共和黨進行壓制。
在2020年特朗普大選中，《紐約時報》公開發表評論員文章和社論，稱他們的職責是要成為反對特朗普和共和黨的力量。不僅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CNN這些傳統媒體親自下場，以臉書、推特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更是對特朗普進行猛烈抨擊，甚至直接封禁了特朗普的推特賬號，並幫助拜登在2020的大選中壓制“電腦門”醜聞，直接幫助了民主黨勝選。
自此，“第四權力”進入衰敗，不斷淪為黨政的“喉舌”。森雄説：“不訂閲《洛杉磯時報》只會進一步導致民主和第四權力的消亡”，可後真相時代被政黨綁架的媒體讓事情變成了“訂閲媒體就是支持政黨話語，第四權一開始就不存在”。根據2022年蓋洛普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已接近歷史最低水平。
隨着特朗普的報復和以馬斯克為首的金主入局、AI技術強勢介入美國選舉輿論場以及各家媒體被大資本家相繼買斷，我們得見的是極化的社會和人們的憤怒開始反噬，第四權力甚至逐漸脱離了政黨利益，進而走向啞聲與消亡。而本次《華盛頓郵報》等一眾媒體改變多年立場只為“明哲保身”，正反映了這樣的撕裂與危機。
民主死於光天化日之下
在特朗普第一屆政府執政期間，《華盛頓郵報》還提出了“民主死於黑暗”的口號進行抨擊。而如今，民主顯然已經死於光天化日之下，死於眾目睽睽之中。
面臨特朗普的勝選預測，大部分媒體都很懦弱。隨着馬斯克幫特朗普拿下社交平台X，特朗普的輿論攻勢便兇猛展開，可僅僅如此並不會讓傳統的民主黨派媒體失聲。
也許他們曾在大選初期聽聞特朗普在準備敗選後繼續掀翻美國的種種行為而感到不安，但這並不會影響他們的生存，也不會觸及其後資本家的核心利益，甚至會加強他們與政府之間的訂單聯繫。也許他們在特朗普運用AGI技術發佈深度偽造信息企圖擾亂選舉程序，並試圖拉攏少數族羣時，還能義正言辭地站出來捍衞民主價值和程序正義。
但他們在看到七個搖擺州都翻紅，面臨特朗普在私人會議中表達執政後必然報復的政治恐嚇時，他們害怕了。但他們害怕的卻不是受到威脅的民主價值，也不在乎多少年的黨派傳統，只是因為那些與執政黨續訂的動輒上百億美元的訂單每時每刻都在向他們吶喊，利益永遠大於價值，誰還記得這些媒體創辦的初心呢，金錢的顏色才是資本家們市儈的本色。
其實不止媒體界，軍工複合體和硅谷科技集團也是如此4。根據相關公司統計，本次大選背後的金主在軍工界和科技界都有了新的分化。
波音與美國國防部門關係密切，作為國防訂單最大的承包商之一，為了保住自己的訂單，不惜花大價錢兩面下注。而美國其他軍火商早早就嗅到了特朗普的商人風格執政對自己錢包的重大利好，於是像羅普·格魯曼 (Northrop Grumman)和雷神技術公司 (Raytheon Technologies)這樣的軍火商，早早就將捐助大頭給了特朗普。
而對於科技精英方面，以埃隆·馬斯克和馬克·扎克伯格為代表，本次大選中相當一部分硅谷精英站右。馬斯克表示自己全情支持特朗普，他認為如果不支持特朗普的話，美國很快會變成“一黨制”，而民主黨是對美國民主的最大威脅，並且不能保證美國的自由。但與其説馬斯克是為了保證美國的自由，不如説是在為他的商業帝國親自下場鋪路，甚至極有可能帶點私人恩怨，畢竟他剛和他的變性人兒子大鬧一場並表示要更加堅定地反對民主黨。
由此可見，所謂媒體、軍工集團還是科技精英，這些利益集團的跳水只是為了撈更大的魚，得到更多的利益罷了。
也許在過去的時間裏，美國作為民主燈塔只是內部發生老化和衰敗，可如今媒體對政治恐嚇的主動臣服則象徵着外在僅存的光亮也已漸漸黯淡，成為被利益集團和大資本家裹挾的空殼。美國媒體界似乎從後真相時代進入了一個更具威脅、害怕報復、只有利益、價值盡散、徹底粉碎的時代，這個時代昭示着第四權的消亡，昭示着媒體徹底淪為資本的附庸，更昭示着美國民主制度的衰敗和撕裂的未來。
參考文獻：
1. Nextgov：NSA’s secret Amazon-developed cloud environment progressing ‘very well’，2024.9.18。
2. NASA：NASA Selects Blue Origin as Second Artemis Lunar Lander Provider，2023.5.19。
3. 周棟棟：美國“第四權”的嬗變，《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3.7。
4. Gallup：Americans’ Trust In Media Remains Near Record Low，202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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