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錦祥：被批天皇制度歧視女性，日本人破防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錦祥】

“這極其令人遺憾的，我們已向委員會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刪除相關表述。”10月30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在召開記者會時，嚴正抗議聯合國近期涉及到日本的一份報告。

事情起因於10月29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會議，審查日本的婦女政策，其中日本皇位繼承製度成為討論焦點。委員會認為，現行《皇室典範》規定皇位只能由男性繼承，這與國際人權公約相悖，並敦促日本進行必要的制度改革。

於是就有了開頭林芳正的那一番話。日本政府對此表示強烈抗議，認為這一提案不僅侵犯了其文化和傳統，更是對內政的干涉。

事實上，日本社會女性地位低、女性在社會和家庭婚姻中遭遇歧視，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此前對日本皇室繼承問題也一直有爭議，未來圍繞這一議題的爭議會如何發展，日本皇室制度會發生變化嗎，日本會再次出現一位“女天皇”嗎？

日本皇室制度如何轉向“保守化”？

日本的皇室制度歷史悠久，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60年的神武天皇，標誌着日本國的開端。後世在談及日本天皇制時，常提到的一個概念就是“萬世一系”。這在世界其他國家的皇室或貴族傳統中並不常見，不僅強調血統上的連續性，更是民族認同、歷史傳承和政治穩定的重要根基。

神武天皇

雖然在二戰之後，日本在和平憲法下重新審視天皇角色，建立起所謂“象徵天皇制”，其政治權力受到限制，但天皇仍是國家團結的象徵，在日本歷史和文化中的重要性依然顯著。

而作為皇室制度的核心，“如何繼承”又成為了重中之重。事實上，基於父權和男權的傳統文化，日本是以男性天皇為絕對主流。但有意思的是，日本在制度上並未做出明確限制，歷史上也曾出現過數位女性天皇，如推古天皇、持統天皇、明正天皇、後櫻町天皇等等。

實際上，古代日本並不排斥在無合適男性繼任者的情況下，由女性皇族擔任天皇，但她們上任的本質目的都是為了防止皇位空置，因而女天皇又有中天皇（中繼天皇）的別稱，強調其即位只是“臨時性安排”。

後櫻町天皇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明治維新之後，在1889年的舊皇室典範之中，第一條就明文納入了男性繼承的規定。這一規定主要有三點考慮：一是擔憂女天皇治下可能出現“外戚干政”的潛在風險；二是明治體制之下為了重新確立天皇的權威，需要依託男性繼承製來確保其正統性與穩定性；三是當時可選擇的男性皇位繼承者十分充裕，並未出現繼承危機。因此，確立男性繼承製可謂是水到渠成，也符合那個時代的政治需求。

二戰結束之後，1947年日本在新憲法的要求之下重新制定了《皇室典範》，但仍然沒有修改繼承製度，皇位依然要由男性繼承。實際上，在戰後重建的過程中，雖然對許多社會制度進行了改革，但關於皇位繼承的議題相對敏感。由於缺乏廣泛的政治共識，改變這一法律並未成為優先事項。更何況，法律的修改需要經過複雜的程序和廣泛的討論，許多政治力量傾向於維持現狀，以確保日本政治制度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日本皇室制度的危機與改革訴求

戰後，隨着社會風氣的變化與性別平等意識的增強，日本皇位繼承製度正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

在1964年憲法調查會的討論當中，較為豐富和詳實地討論了“女帝”的可行性，並給出了調整這一制度的四大理由：一是日本歷史上已有女帝的先例，且從外國的例子來看，無法找到不應承認女帝的理由。二是雖然男系皇位繼承者斷絕的極端情況不一定會發生，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三是從兩性平等的原則來看，應當承認女帝的存在。四是目前天皇的權力僅限於形式和禮儀行為，因此不能認為女性不具備天皇的“適格性”，實際上《皇室典範》也規定女性可以擔任攝政。此外，當時甚至提出“對於是否承認女帝制度，只需在《皇室典範》中明確，而不必在憲法中專門規定”。

不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設立女性天皇的迫切性尚不突出，且許多人認為繼承製度乃是皇室的“根本制度”，不能僅僅修改《皇室典範》，而需要在憲法層面進行明確，這就牽扯到更為複雜的修憲問題，導致這一討論並未持續下去。

此後，對女性天皇的再度集中討論就是2005年的憲法調查會，會上強調社會民意已經發生變化，支持女性天皇的觀點已經佔據多數。同時，若不及時進行制度調整，很快就將面臨“皇統斷絕”的風險。此外，這次會議中還對繼承權的範圍進行了密集討論，強調除了“男系女性”的繼承權之外，還應給與“女系女子”以繼承權，也就是所謂的“女系天皇”。

女系天皇的支持者認為，這不僅可以幫助解決皇位繼承者不足的問題，還符合現代性別平等的觀念。與此同時，這也可以避免給天皇家族施加太多“生育男嗣”的壓力，天皇及其家族的人權也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

這就引出了當前天皇制的一個新爭論。和“女性天皇”不同，“女系天皇”並不是通過男系皇族的血統來繼承，而是通過女系皇族的血統來繼承，這對於日本皇室的“純潔性”更是重大的突破。

之後，在2012年的野田佳彥民主黨政權時期，曾經召開了“關於皇室制度的專家聽證會”，並廣泛徵集了數十萬條社會意見，尤其是“女性皇族在婚後能否保留皇族身份”“能否給與配偶或子女以皇族身份”等重要議題。

但不久民主黨政權就遭遇潰敗，安倍晉三率領自民黨捲土重來，並且實現了戰後少見的長期政權，可以説打斷了對於女性天皇或女系天皇的有關討論，給修改《皇室典範》按下了暫停鍵。這實際上也反映出不同政黨在看待皇室制度改革上的觀點差異。

日本面臨前所未有的天皇制改革壓力

如果説之前對天皇制改革的討論尚且停留在學界和社會層面，但2019年德仁天皇繼位之後，由於他沒有男性繼承人，弟弟文仁親王成為皇儲，極大促進了各界對女性皇室繼承權的討論。目前，日本在國內外主要面臨四個方面的改革壓力：

第一，皇族數量的快速減少。一方面是具備繼承資格的男系男性皇族的快速鋭減，目前按順位只有德仁天皇之弟文仁親王、悠仁親王（文仁之子）、常陸宮正仁親王（已89歲），皇室生育男丁極其不順，甚至導致一些皇室成員罹患抑鬱症。

另一方面，不少女性皇族在與平民結婚後，也被迫脱離皇族，如在日本頗負盛名的真子公主。這一現實促使社會對皇室制度的可持續性進行反思，討論女性皇族在婚後如何繼續參與皇室活動的問題。

第二，女性天皇愈發成為重要政治議題。近年來，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常常利用女性天皇問題來爭取女性選民支持，尤其是在強調性別平等和現代化的語境下，支持女性天皇的立場能夠為候選人增添不少吸引力。

以剛剛結束的日本眾議院大選為例，在“女性天皇”問題上，自公執政聯盟大多數避免公開表態，而在野黨則多數表達支持，尤其是共產黨、立憲民主黨和社民黨；在“女系天皇”問題上，自民黨則多數表示反對，共產黨和社民黨表示支持，其他政黨則多避免表態。未來，天皇制問題或將與性別平等、人權等更為廣泛的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成為各個政黨的一個“新標籤”。

第三，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批評愈發激烈。實際上，除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對日本的批評之外，不少國際組織在提到實現男女平權時，都會提到日本在女性權利上的“制度性歧視”，其中就包括天皇制問題。日本雖屢屢予以駁斥，強調天皇本身的儀式性，其與羅馬教皇或伊斯蘭男性神職人員並無區別，與男女平權毫無關係。但國際社會對這一觀點並不接受，國際壓力仍是日本改革的重要動力之一。

29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公佈最終調查報告 推文截圖

第四，今年十月份的眾議院大選改變了政治格局。在前不久的眾議院大選當中，自民黨時隔12年失去了議會的最大黨地位，而野田佳彥則率領立憲民主黨捲土重來，他在競選期間也對女性天皇表達了高度支持。實際上，在野田擔任首相期間，就已經推動了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在本屆新國會開始之後，他可能會團結一批左翼力量，在推動天皇制的討論和政策落實方面做得更多。從權力和政治運作的角度來看，這是推動天皇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歷史性機遇。

未來日本會出現女天皇嗎？

展望未來，未來的制度調整可能會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性別平等的法律框架，將女性天皇的推行與更廣泛的性別平等結合，確保女性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等領域享有平等權利，增加社會對女性天皇的接受度。

二是關注皇族婚姻與身份問題，探索如何允許女性皇族在婚後保持皇族身份，或為其配偶及子女提供相應的皇族身份，以確保皇室活動的延續。

三是落實對《皇室典範》的修訂，討論是否應該在《皇室典範》中明確規定女性的皇位繼承權，或在特定情況下（如無男性繼承人）賦予女性繼承權。可以參考其他擁有女性王位繼承的國家案例，作為討論的依據，尋找適合日本的解決方案。

但日本終究是一個極為保守、怯於突破的國家，在無足夠外部壓力的前提之下，日本推動天皇制改革的道路必然將十分漫長。一方面，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許多人仍然認為男性應當是皇位的繼承者。另一方面，保守派勢力在政治中的影響力依然強大，自民黨也隨時可能重新控制國會，他們對於改革持有警惕態度，並可能在政策制定中形成阻力。此外，缺乏明確的路線圖也是改革進程中的一大障礙。

日本皇室繼承製度的改革是一個複雜而敏感的議題，涉及歷史、文化與現代價值觀的碰撞。在國際社會的壓力與國內輿論的推動下，改革的呼聲日益增高。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但通過社會的廣泛討論與適時的政治行動，或許能夠找到一種符合時代發展與國民期待的解決方式。

天皇制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在保留傳統與推動改革之間找到平衡，推動其向更為公平與現代的方向發展。在實現改革的過程中，如何平衡保守與進步之間的關係，將是日本社會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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