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美國是如何以“性別”之名，對肯尼亞社會進行滲透的？

【文/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

在推進非洲戰略的過程中，美國不僅通過經濟、政治等領域傳播價值觀，還在社會和文化層面進行逐步滲透。其中，性別議題一直是美國政府的重要切入點之一。

為探討美國在其戰略國家之一肯尼亞的性別滲透策略，本文將首先介紹肯尼亞社會的傳統性別結構，其次將概括美國對肯尼亞性別問題的調查和策略。在此基礎上，以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id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與當地社會組織“權利教育與意識中心”（Center for Rights Education and Awareness，CREAW）的合作為例，呈現美國在肯尼亞的社會影響力。

一、肯尼亞社會的傳統性別結構

肯尼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擁有超過70餘個族羣羣體，這些族羣既包括只有約500人的埃爾莫洛族（El Molo），也包括約700萬的基庫尤族（Kikuyu）。

基庫尤族是肯尼亞規模最大的族羣，其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的20%。該族羣不僅在肯尼亞獨立運動和茅茅起義（Mau Mau uprising）中表現尤其活躍，還在肯尼亞當今的政府、商業和技術等公共領域佔據相當比例。考慮到基庫尤族在肯尼亞現代社會中的重要影響力，本部分以基庫尤族為例，探討肯尼亞社會的傳統結構和性別分工。

（一）肯尼亞傳統性別分工及其合理性

基庫尤族社會是一個典型基於父系制度組織和運轉的社會，實行傳統的性別分工。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農業活動中承擔不同的角色和責任。在家庭內部，男性負責重體力勞動（如建造房屋，搭建圍欄，夜間守衞等）以及管理和保護家庭財產（土地和家畜）。女性則主要承擔家務勞動（如做飯，取水，洗衣服，撿柴火等），管理家庭用品、耕地和穀倉。

在農業生產中，男性負責清理灌木叢，砍伐樹木，開墾荒地，修建排水溝，種植作物（香蕉、山藥、甘蔗、煙草等）。女性則負責餵養家畜，分發肉類，處理獸皮，製作服飾、陶器和編織籃筐，以及種植玉米、豆類、小米、甘薯等。

在社會生活中，男性通常是基庫尤家庭和社區的主要決策者，並在公共事務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此外，根據基庫尤人的勞動分工習俗，除非緊急情況，男性不能插手女性的家務活，否則便會被稱作“好管閒事的人”（kehongoyo或moburabureki）。

就家族延續和社會穩定的角度而言，基庫尤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分工具有一定互補性。男性在外務農和管理家庭財產，確保家庭的經濟安全；女性則在內承擔家務和照顧子女，確保家庭的生活質量和家族延續。這種分工有助於家庭成員各司其職，提高家庭運轉的效率和穩定性。此外，通過明確的性別分工，基庫尤族社會能夠有效地傳遞和維護其文化和價值觀。例如，男性通過參與公共事務和社區決策，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女性通過家庭內部的管理，確保家庭的和諧和延續。

圖為基庫尤族 維基百科

（二）肯尼亞女性在傳統性別分工中的不平等

雖然肯尼亞傳統性別分工在維護家庭和社會秩序方面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同時也帶來了明顯的性別不平等。基庫尤族社會中的女性在土地繼承、經濟地位、文化觀念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均處於不利地位。

在土地繼承層面，基庫尤族社會遵循嚴格的父系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女性的土地繼承權。農耕是基庫尤人唯一有效的生產方式，因此土地往往被視為族羣經濟的基石。每個基庫尤男性都渴望擁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建造家園，養活自己和家人。肯尼亞開國總統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在其著作《面向肯尼亞山》（Facing Mount Kenya）中曾經詳細記錄過基庫尤族的土地繼承製度。他發現，當一個男人去世後，他的土地會傳給他的兒子們。長子通常會取代父親的位置，成為“莫拉馬緹”（Moramati），即名義上的家族領袖或管理者。

但事實上，長子所擁有的權利並不比兄弟們多。兄弟們對各自耕種的土地及各自母親耕種的土地，都享有土地種植權。因此，沒有兄弟們的同意，長子不能擅自出售土地。對於女性而言，儘管在傳統意義上她們並沒有直接的土地繼承權，但可以通過婚姻獲得家庭土地的使用權。但是，這種使用權並不等同於所有權，女性在離婚或喪偶後可能會失去對土地的使用權。

在經濟地位層面，基庫尤人認為男性的價值遠高於女性。一名男性的生命損失賠償數額為一百隻綿羊或山羊，或十頭牛；一名女性的生命損失賠償數額則僅為三十隻綿羊或山羊，或三頭牛。該規則適用於所有男性和女性，無論長幼和貧富，賠償數額標準都與上述相同。這種差異反映了基庫尤社會對男性和女性社會貢獻的衡量標準。

男性被視為家庭的重要組成部分，基庫尤人假設他們一生都為家庭利益服務，因此每一位男性帶來的價值等同於一百隻綿羊或山羊，或十頭牛。而女性在結婚後則被認為無法繼續服務原來的家庭，因此，她們每一個人的價值被衡量為三十隻綿羊或山羊，或三頭牛。

從語言規範的角度看，女性在基庫尤族社會也處於弱勢地位。例如，諺語“Aka na ng’ombe itiri ndugu”（妻子和牛沒有朋友）反映了女性在基庫尤族社會中被物化。牛不僅是農業生產的工具，也是財富的象徵，將女性與牛相提並論，反映出基庫尤女性被視為男性的財產，缺乏自主權。此外，諺語“Mutumia na kionje ni undu umwe”意為“女人和無能的男人是同一回事”也體現出肯尼亞傳統社會對女性價值的貶低。諺語“Mundu muka ndoragagwo”意為“女人不得被殺”，雖然它強調了基庫尤族社會對女性的保護態度，但也反映出基庫尤女性處於弱勢地位的狀況。

此外，在社會地位層面，儘管基庫尤族女性成為母親後，在家庭中享有一定的尊重和地位，然而，這種尊重主要基於她們的生育能力和對家庭的貢獻，而非個人能力或社會貢獻。傑西·羅傑斯（Jessie Rogers）和塞繆爾·卡雷伊西（Samuel Kareithi）通過分析基庫尤族的傳統性別規範也曾指出，基庫尤族傳統性別觀念根深蒂固，女性可以通過婚姻和生育獲得榮譽，但她們永遠無法達到男性所擁有的社會地位。

可見，在肯尼亞，無論是家庭和農業生產活動，還是社會和公共生活，都延續了傳統性別結構下的勞動分工模式。雖然這種方式能夠維持肯尼亞社會的穩定運行，但是也遭到了西方國家發展視角下的批評。

二、美國對肯尼亞性別問題的調查與策略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看來，非洲大陸普遍存在的傳統性別分工和父系權力結構是社會發展的障礙。“貧困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這一觀點普遍被西方學者和發展機構強調，即性別不平等是導致貧困和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之一。因此，考慮到改善由性別問題造成的結構性影響，發達國家在非洲的各類項目往往將性別平等納入議程，試圖通過賦權女性實現非洲社會的整體發展。

例如，在2022年的美非峯會中，拜登-哈里斯政府發佈了《美國與非洲在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方面的夥伴關係》（U.S.-Africa Partnerships i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情況説明書，從促進女性經濟賦權、加強女性在領導和決策中的參與、預防和應對性別暴力、制定支持女性教育和健康的計劃、幫助非洲國家制定和實施性別平等政策和法律等五個方面加強美國與非洲的合作。

2022年美非峯會，拜登-哈里斯政府發佈了《美國與非洲在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方面的夥伴關係》情況説明書

（一）肯尼亞的性別不平等問題

具體到肯尼亞，USAID多次在有關肯尼亞的事實核查報告書中指出，肯尼亞女性是該國最脆弱的羣體，她們極易在家庭和社區層面陷入貧困，並因遭受性別暴力、負面文化和性別角色規範而加劇貧困狀況。事實上，傳統社會的性別分工的確限制了肯尼亞女性的經濟獨立性和社會參與度。與肯尼亞男性相比，女性對土地和其他資源的控制有限，加之繁重的育兒和家務勞動，她們少有機會通過教育、參與公共決策或市場經濟等方式來實現自我提升。

曾為亞洲開發銀行、USAID、世界銀行提供性別顧問的美國學者瑪麗·H·克拉克（Mari H. Clark），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了肯尼亞女性領導的家庭（woman-headed households）。她發現這種家庭模式存在兩種成因，其一已婚女性在丈夫外出務工時不得不承擔起管理家庭的重任，其二女性因守寡、分居或未婚等原因獨自支撐家庭。在這種模式之下，女性領導的家庭往往遭遇傳統性別分工的挑戰，她們經濟資源有限，家務勞動負擔重，社會支持網絡不穩定，甚至還會遭遇更為嚴重的社會偏見和歧視。

儘管近半個世紀以來，肯尼亞頒佈了一系列促進性別平等的法案並不斷打擊性別歧視和性別暴力現象，但肯尼亞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仍然較為嚴峻。由世界銀行資助的《2020年婦女、商業和法律報告》（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2020）調查發現，肯尼亞該年度的相關得分在全球153個國家中排名第109位，凸顯出該國在教育、健康、議會代表和勞動力市場參與等方面存在顯著的性別不平等。

（二）USAID在肯尼亞的性別項目及策略

由於性別不平等不僅發生於家庭或社區內部，還涉及到民主政治、農業賦權、健康醫療以及自然保護等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因此USAID在肯尼亞推動性別平等項目時，往往將其嵌入多個關鍵領域。

在民主治理項目中，肯尼亞崛起信託（Inuka Kenya Trust）等機構反思了男性和女性在性別領域的困境，通過實施基層項目促進社區的性別包容度。在農業與食品安全項目中，肯尼亞紅十字會（Kenya Red Cross）等社會組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巴林戈（Baringo）、納庫魯（Nakuru）和納羅克（Narok）等省提供了支持性別平等的社區服務。

在健康項目中，USAID同“母親互助組織”（Mothers2mothers）深度參與肯尼亞的母嬰健康、性別暴力預防和艾滋病防治。在自然保護區項目中，北部牧場信託（Northern Rangelands Trust）等社會組織通過講述女性領導人的故事宣傳性別平等的理念。可見，USAID通過與肯尼亞的社會組織合作，實施了多個領域的項目，將性別平等嵌入到不同的發展主題中。

1990年，15個被英國士兵強姦的婦女建立了尤莫加村（肯尼亞女人村）。圖為一羣女子手拉手圍在一起，中間的女子名為朱迪亞（Judia），現年19歲，六年前，為了不被賣給人當新娘，她逃到了這裏。 新華社

在最新的美國肯尼亞合作策略中，USAID依然將性別平等策略與肯尼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相結合，主要從三個方面促進肯尼亞的性別平等，包括：提高女性領導力，完善女性領導人問責機制；為女性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促進女性經濟賦權；支持多項針對性別暴力的項目。

在政治領導力層面，由於缺乏行政機制保障政治領域“三分之二”性別規則的實施（該規則指無論政治選舉還是行政任命，不允許同一性別的參與人員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USAID支持了《肯尼亞包容性治理、問責、績效和參與計劃》（Kenya Inclusive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Performance and Participation, Kenya-IGAPP），通過評估2022年肯尼亞大選中女性的參與和表現，與其他相關行動者在各個層面上合作，探索女性參與和影響決策、提升領導力的措施。

在經濟賦權方面，USAID則通過“未來糧食保障行動計劃”（Feed the Future）等活動為婦女和兒童提供飲食營養培訓，減輕肯尼亞女性的兒童養育負擔，為她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信貸機會以及業務培訓機會。在預防和應對性暴力方面，USAID將醫療、法律和心理支持服務整合社區服務中，特別關注脆弱和高風險人羣，如青少年女性、女性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高風險男性等。

三、美國通過性別議題”滲透“肯尼亞社會的典型案例

美國不僅在肯尼亞成功推動了性別平等項目，還在多個層面上深化了在肯尼亞社會的影響力。本部分以USAID和權利教育與意識中心的合作為例，分析美國通過性別議題“滲透”肯尼亞社會的過程。

首先，在肯尼亞民間層面，美國通過文化宣傳增強影響力。2011至2014年期間，權利教育與意識中心在USAID的資助下開展了“我是解決方案”（Suluhisho ni mimi）項目。為了開展宣傳教育活動，2013年USAID在基貝拉（Kibera）的五處公共場所支持了一項反對性別暴力的壁畫創作活動。這些壁畫描繪了在發生性別暴力事件後人們應該如何處理，並配有言簡意賅的斯瓦希里語，成功吸引了周邊學校學生及社區居民參與互動。其中一幅壁畫繪製於當地中學門口，該學校的學生在權利教育與意識中心的指導下參與了壁畫繪製。

結束後，該中學副校長對此十分滿意，“這些信息將警醒每一位路人”。其他社區成員也對於USAID表示支持，“USAID終於來到基貝拉了，這真是太好了”。可見，通過社區教育互動，美國不僅促進了基貝拉社區對性別暴力問題的認識，還在民間層面增強了“USAID”及其相關標識的影響力。

其次，美國通過支持公民社會提升在非洲性別領域的權威地位。權利教育與意識中心的項目官員梅西·傑利莫（Mercy Jelimo）在接受《歐亞評論》（Eurasia Review）採訪時，引用了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話：“不要告訴我你重視什麼。展示你的預算，我就能知道你重視什麼。”她進一步指出，美國總統的話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東部非洲性別問題的現狀。她認為，儘管東非各國不斷制定和改革法律和政策框架，但大多未能得到有效實施，主要原因在於這些項目和政策缺乏必要的執行資金和問責機制。政府如果希望推進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就需要從口頭承諾轉向優先考慮性別平等項目，並投入充足的資源。

這段訪談發佈於2021年2月20日，即拜登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後不久。梅西·傑利莫作為該社會組織的項目負責人，她的言論代表了權利教育與意識中心的性別理念和政策，也意味着該社會組織對美國政府的認可。而總部位於美國的《歐亞評論》的全球發行使得梅西·傑利莫言論被更廣泛的國際讀者所知悉。這不僅向全球展示了美國在性別平等問題上的立場和行動，還強化了美國在非洲性別領域的領導地位。

第三，美國通過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聲明，增強項目的可持續性和影響力。2024年6月，USAID宣佈同由權利教育與意識中心領銜的社會組織在肯尼亞海岸地區開展“響亮心聲”（Elevate Voice Yake）項目。該項目旨在通過放大女性的聲音和意願，打擊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力。對於美國推動保護和提升肯尼亞女性權益的項目，蒙巴薩副州長、基利菲副州長等公開發聲支持USAID在當地開展工作。實際上，這一公開聲明不僅表明了當地政府對項目的認可，也向公眾傳達了積極的信號，即這些項目得到了官方的支持。通過這種方式，USAID在當地社區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得以增強，能夠有效提高項目效果和影響力。

可見，美國通過與肯尼亞社區成員、非政府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多方合作，巧妙地利用性別平等項目深入“滲透”肯尼亞社會，實現了其在多方面的戰略目標。首先，通過文化宣傳活動，如在基貝拉社區繪製反對性別暴力的壁畫，USAID不僅提高了當地社區對性別暴力問題的認識，還通過藝術形式增強了美國在肯尼亞民間的正面形象和影響力。其次，支持公民社會的發展，通過資金和資源的投入，增強了美國在非洲性別領域的權威性和領導力，展現出美國對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的堅定承諾。

最後，地方政府的支持聲明不僅鞏固了項目的合法性，還提升了項目的可持續性和影響力，確保了USAID項目能夠得到更廣泛的社會認同和支持。通過這些策略，美國不僅有效推動了性別平等項目在肯尼亞的實施，還能夠深化美肯兩國在社會、文化和政治層面的聯繫，為構建更加緊密的雙邊關係奠定堅實基礎。

肯尼亞最大水務公司的女員工在內羅畢參加性別主流化培訓後合影 美國國際開發署

四、美國在肯性別項目對當地社會的促進與挑戰

（一）積極影響

一方面，美國在肯尼亞的性別項目不僅挑戰肯尼亞的傳統性別分工，促使社會重新審視性別不平等的現象，還通過具體的項目和支持措施，促進了肯尼亞的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進程。

首先，此類項目能夠促進肯尼亞社會打破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促進女性實現經濟賦權。美國通過支持女性賦權項目，如“響亮心聲”項目，鼓勵肯尼亞女性挑戰傳統性別角色，積極參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不再侷限於家庭內部角色，進入勞動力市場，為自己實現經濟賦權。

其次，能夠提高肯尼亞社會對於性別平等的認知，減少性別暴力的蔓延。美國通過各種宣傳教育活動，如在基貝拉社區繪製反對性別暴力的壁畫，提高了公眾對性別不平等和性別暴力問題的認識，促使社區成員反思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一名看過反性別暴力壁畫的肯尼亞男性曾説，“你們真的把我們解決了”，這句話意味着基貝拉社區已經教會女性受到侵犯時應該採取怎樣行之有效的策略，意圖施暴的男性因之受到警醒。

此外，USAID在肯尼亞的性別項目通常能夠促進當地建立支持網絡。近十年來，權利教育與意識中心在與USAID的合作中，不斷擴展支持平台，與肯尼亞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 Wo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Kenya，YWCA Kenya）和生活技能提升者（Life-Skills Promoters，LISP）建立了廣泛的女性合作網絡。這些網絡為肯尼亞女性提供了交流經驗，共享資源和互相支持的平台，增強了女性的社會資本和集體力量。

（二）遭遇挑戰

儘管存在不同程度的積極影響，但美國在肯尼亞的性別項目也頻繁遭遇挑戰。

一方面，對於USAID等明顯帶有官方性質的政府機構而言，在實踐層面，性別項目往往難於落實，或者效果有限。早在2003年，研究非政府組織與女性問題的肯尼亞學者米里亞姆·W·加查戈（Miriam W. Gachago）及其團隊訪談了200人，其研究發現肯尼亞的性別項目往往缺乏長期支持，且覆蓋範圍極其有限，在戰略執行層面很難得到有效落實。例如，2024年USAID最新開展的兩個項目“響亮心聲”與“你的聲音，你的和平”（Sauti Yako Amani Yako）項目主要集中於肯尼亞沿海地區的幾個縣市，如蒙巴薩、基利菲和誇萊。然而，肯尼亞的性別暴力問題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USAID難以全部覆蓋。

此外，USAID在2021年的肯尼亞項目分析報告也承認，儘管肯尼亞的婦女賦權取得一定進步，但是性別暴力現象（包括早婚、女性割禮以及人口拐賣等）仍普遍存在。

USAID Elevate Voice Yake 和 USAID Sauti Yako Amani yako 項目啓動 X

另一方面，雖然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各界人士一度曾對非洲的性少數羣體權利給予公開支持和聲援，但是出於文化敏感性和政治考量，美國在肯尼亞的性別項目上似乎採取了更為謹慎的外交策略。目前，包括肯尼亞在內的許多非洲國家對性少數羣體權利的接受度仍然較低，甚至烏干達等國家在法律上仍存在針對性少數羣體的懲罰性條款，因此美國在非洲推動性少數羣體權利相關的項目時不得不採取為更為謹慎的策略，以防在非洲社會引發反感和抵制。在2022年美非峯會以及2024年肯尼亞總統魯託（William Ruto）訪問美國的公開報告中，美國避開了這一敏感問題，沒有直接提及與性少數羣體相關的議題，而是將性少數羣體權利嵌入更廣泛的“人權”議題中。

五、小結

總體來看，性別議題成為美國在當地社會價值觀輸入的重要內容，美國長期藉此深度滲透肯尼亞社會。首先，性別議題一直是美國在非洲的戰略切入點之一，USAID以宣傳活動和項目合作等形式，提升了美國在肯尼亞的正面形象和社會影響力。其次，美國藉助USAID在肯尼亞開展性別項目，增強了其在非洲性別平等領域的權威性，並持續拓展性別項目在肯尼亞的社會認同。基於此，美國在肯尼亞的性別平等項目不僅意圖賦權女性，還藉助性別與其他領域項目進行交叉，強化美肯兩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聯繫，助力美國在非洲的長期戰略佈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尼亞的傳統文化中，男性和女性並非絕對對立。首先，二者通過符合社會需求的勞動分工以合作的形式維持了家庭、社區乃至整個社會的秩序。其次，在基庫尤族的傳説寓言中，一種名為“mugumo”的神樹曾將一位不想承擔重體力勞動的小男孩變為了女性。從這一角度而言，當地的性別觀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流動性。

與此同時，肯尼亞的性別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權利教育與意識中心的調查顯示，在2022年肯尼亞至少發生了3762個案件基於性別的暴力，其中2985例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基於這種情況，推進肯尼亞的性別平等，反對性別暴力似乎勢在必行，但對於美國推行其性別戰略與此消彼長的性別暴力之關係仍亟待長期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