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瓦爾代2024年會報告：自下而上變革，或歐亞架構傑作-奧列格·巴拉巴諾夫、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

編者按：2024年11月4-7日，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爾部第21屆年會在索契召開，今年的會議主題為“持久和平的基礎是什麼？21世紀的共同安全與平等發展機會”，來自50多個國家的官員和專家與會。

11月4日開幕式當天，會議發佈了2024年瓦爾代年會報告《自下而上變革，或歐亞架構傑作》。瓦爾代俱樂部年會報告歷來受到國際多方關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第8次受邀參加該年會，與往年一樣，經瓦爾代俱爾部授權，由人大重陽運營的中國人民大學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翻譯成中文版（譯者：楊清清、陳修豪、韓家修、李雨琪），並授權觀察者網首發。內文中個別觀點有爭議性，並不代表譯者立場，特此聲明。

2024年瓦爾代年會報告《自下而上變革，或歐亞架構傑作》

“惟有變化才是永恆的……差異產生最美的和諧”

——公元前5世紀，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

如果説今年有什麼主題，那可能就是世界已經習慣了缺乏預先確定的情景。關於國際秩序的討論正在逐漸減少；以前的秩序不再起作用，也不知道新秩序一旦出現會是什麼樣子。幾年前，瓦爾代年度報告的作者提出，正如我們所知，這種秩序不太可能出現，他們的假設最多隻能引起一些剋制的評論。沒有秩序我們怎麼可能做事呢？

然而，從歷史標準來看，生活在一個結構化的國際體系中的習慣是相對較晚形成的。政治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受管制的國際關係為標誌。這些關係在各國互動過程中形成，並迅速發生變化。我們現在習慣稱之為多極或多中心的世界，就其形式而言，讓人聯想到20世紀初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環境。然而，這種類比具有誤導性，因為當今的國際關係結構完全不同。

首先，儘管存在着巨大的差異，但世界仍然是一個不可分割、相互聯繫的整體。衝突不會切斷關係，但會扭曲關係，有時甚至會非常嚴重。

其次，與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相比，甚至與迄今為止最強大的全球秩序建立的1945年相比，影響國際進程的重要參與者的數量幾乎增加了幾個數量級。這不僅僅包括主要國家。

以前通過和平或軍事手段建立全球平衡的方法不再有效，各國尚未看到創新工具進入其武器庫。我們將被迫利用現有資源，並利用這些工具來應對變化的環境。這將要求每個人都重新解讀當前的事態發展，並放棄上一個時代定義我們觀點的刻板印象。在去年的報告中，我們曾提出，圍繞基於等級制度的方法構建國際關係的不可能性將成為未來時代的一個標誌。隨後發生的事件表明，事情確實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

一、避免全面冷戰

1945年，當我們今天視為典範的國際秩序開始形成時，作家和散文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其文章《你與原子彈》中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即擁有龐大核武庫的國家的強大軍事能力使得持久的冷戰不可避免。這種情況不僅涉及這些國家之間的對抗，還包括一個可能更為重要的因素——它們與其他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國家之間的對抗。

在國際優先事項的層級中，核大國之間的關係將始終高於其他類型的關係，它們之間的衝突將組織建立全球或區域合作體系，而只會導致競爭體系。這些大國提出的所有倡議都帶有它們與其他擁有相似破壞力國家之間關係的印記。因此，在他看來，國際政治註定不會永遠處於戰爭狀態，而是“沒有和平的和平”。

到目前為止，全球穩定的命運確實受到了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等最強大國家之間分歧的影響。但這是否足以讓我們相信，我們應該“忍受現有的苦痛，而不敢輕易嘗試那未知的苦痛”呢？

尤其是，即便在激烈對抗的當下，世界也並未像上個世紀那樣分裂成相互競爭的集團。儘管西方陣營式的集團體系看似成功，但它並未被複制。這表明，以意識形態和嚴格紀律為標誌的有約束力的聯盟並非常態，而是特例。沒有跡象表明其他國家正在尋求建立與西方類似的志同道合的聯盟。

新的規則源於權力平衡的變化。就當今世界而言，少數國家已不再能夠對國際社會其他國家發號施令。我們在大多數國家所看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的獨立追求，已成為新興區域秩序乃至可能也是國際秩序的結構性基礎。

當前的形勢頗具諷刺意味。一方面，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規模和深度都比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那次更大。另一方面，這些變化本質上並非革命性的。它們不會導致既有規則和規範的崩潰與消失，而是會促使其發生轉變。説實話，沒有人真正希望看到極端情況的發生。當前和預期的國際衝突升級看起來不像是有預謀的戰略，而更像是魯莽行動或缺乏替代方案的結果。關鍵在於，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未來的局面也絕不會是對過去的重演。

亟需建立穩定機制，這些機制不僅能夠增強各國的現有能力，還能防止發生烏克蘭和中東地區等正在上演的悲慘情況。對這類機制的探索在歐亞大陸最為廣泛，歐亞大陸是世界上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陸，也擁有發展這類機制最有利的先決條件。歐亞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十分緊密，歐亞進程將對全球其他地區以及解決糧食、能源和環境等關鍵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方法產生決定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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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自發展意味着人人安全

從特殊到普遍

建立歐亞安全合作體系，無論是作為一種理念還是一項實際項目，都面臨着諸多障礙。然而，如果每個國家的發展目標能夠優先於導致衝突和競爭的因素，那麼在這個廣闊的範圍內實現這一目標是可能的。在大歐亞地區，衝突隻影響周邊地區，並未深入到領土內部，這意味着通過利用新型的安全協調來維護穩定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過去三年的全球事件清楚地表明，各國追求多元化發展道路、避免被侷限在特定集團內的努力，比意識形態甚至戰略路線分裂的慣性更強。即使在20世紀後半葉意識形態和軍事對抗達到頂峯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選擇不與二元世界的任何一方結盟，儘管這兩個對立的集團構成了國際政治的核心。

現在，因為競爭已經失去了結構性，這種不情願現在變得更加自然，意識形態驅動的將世界劃分為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的企圖是人為的，以至於經不起國際現實的考驗。

大多數國家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和主張，維護其在全球事務中的獨特地位，力求確定實現自身發展和安全目標的道路。現代歷史提供了以共同繁榮為目標的合作倡議的範例，其中東盟最為人所熟知。這種合作的基礎是排除政治事務中的專制，擴大實際互動以滿足每個國家的獨特需求。這些原則為思考現代世界的區域安全可能呈現的面貌提供了一個起點。總體而言，區域安全體系構成了普遍安全的基礎。

歐亞大陸的安全與全球安全密不可分，這使得它尤為特殊。

第一，俄羅斯和中國的安全直接取決於它們各自與美國的關係。這是國際政治的關鍵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政治的內容。因此，美國的戰略野心直接影響到歐亞大陸的安全。此外，歐亞大陸的西部邊緣——歐洲——仍然是西方集體的一部分，並追求其集團利益。

歐洲的未來是影響未來幾十年國際政治的一個關鍵因素。儘管歐洲作為全球中心的時代即將結束，但由於其經濟實力和技術能力，它仍然是其他地區實現發展目標的一個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2022年至2024年間的事件加強了跨大西洋關係，削弱了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的自主權，因為歐洲繼續堅定不移地追隨美國政治。

然而，鑑於全球變化的速度和規模，這種情況可能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歐亞大陸的主要大國都認為，隨着國際體系的轉變，歐洲的定位在未來幾年可能會發生變化，從而可能吸引一些歐洲國家參與更廣泛的歐亞項目。

第二，歐亞國家集團的安全也是集體安全的一部分。其中許多國家在歐亞大陸之外找到了發展所需的關鍵金融、技術和文化資源。它們在國際政治中發揮着重要角色，並對世界各地的許多發展產生了影響。它們在全球的重要性以及參與最高級別的“大博弈”，確保了它們在維護歐亞和平的利益攸關。這有助於解釋歐亞大陸內部的相對穩定，並支持在歐亞大陸建立共同安全平台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二戰後從未爆發過一場涉及歐亞國家的重大軍事衝突（西部邊緣地區是個例外，因為歐洲“零和博弈”方法在這一地區主宰了幾個世紀）。

隨着全球政治和經濟體系的持續多樣化，橫跨歐亞大陸及其周邊地區的歷史路徑和路線正在重新煥發活力，這些路徑和路線早於大航海時代和歐洲殖民時代。諷刺的是，美國及其盟友對俄羅斯實施的懲罰性經濟措施，反而有助於發展替代性的全球貿易網絡，促進經濟靈活性和尋找替代解決方案。

第三，客觀上，歐亞大陸覆蓋了相當一部分宜居土地，是多種文明和數十個國家的家園，容納了世界70%的人口。這一地區引起了古典地緣政治理論家的興趣，他們將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視為全球進程的中心，這並非巧合。

歐亞安全與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其具體原則、國家間合作機制和制度形式很難只針對一個地區進行定義。歐亞大陸的國家間關係複雜，但鑑於其對可持續的相互關係體系的追求，且不存在過時機制的現狀，因此潛力巨大。歐亞大陸有可能發展出歐洲安全原則和制度形式的替代方案，這些方案因歐洲獨特的文化和歷史背景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性。

《赫爾辛基協議》建立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安會），以及後來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歐安組織），這是歐洲在建立普遍安全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然而，歐安組織未能適應1946年至1990年冷戰後的新的力量平衡，導致歐洲持續出現重大軍事和政治危機。

從普遍到特殊

歐亞大陸是一個可能會催生出新的國際安全概念的地區。這一潛力一方面源於其與全球安全和發展問題的不可分割性，另一方面則得益於各國對一個沒有生存威脅的穩定環境的期望。歐亞大陸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並不要求各國像西方國家那樣僅僅為了獲得統一的好處而聯合起來。然而，在歐亞大陸，建立明確的地緣政治和文明壁壘的可能性不大。歐亞大陸在應對新的國際趨勢中截然不同的經驗，最終可能為全球轉型奠定基礎。

支撐歐亞安全的因素包括：承認歐亞大陸的空間完整性，在這裏劃分界線的不可能性；承認共同利益和集體領導；該地區所有國家，無論其規模或潛力如何，均享有政治平等。

歐亞大陸沒有任何革命國家或修正主義國家為了生存而被迫輸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像蘇聯或美國那樣輸出社會政治模式）。激進思想不是來自國家，而是來自跨境極端主義團體。遏制並最終消滅它們是共同的目標。

在奧威爾看來，歐亞地區安全體系的目的是解決以核大國關係為主導的全球安全問題之外的問題，並增強該地區應對外部挑戰的能力，這意味着每個特定國家都有韌性。防禦外部威脅和防止內部衝突惡化是通過多邊合作而不是嚴格的集團紀律來實現的。目前的一個實際目標是確定外部威脅，使歐亞國家不會被迫在有核大國參與的奧威爾式冷戰中站隊。

關於獨立國家構成秩序基礎的共同理解，有助於闡明相互放棄可能侵犯該區域完整和該區域各國平等的任何行動的核心原則。核心價值在於無條件地尊重彼此的社會政治制度，堅決拒絕改變這些制度的努力。這種方法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與1990年代至2010年代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當時，西方政治領導人將包括積極外部干預乃至軍事幹預在內的對主權國家進行強制轉型視為一種標準做法。

主權平等使正義成為可能，這一概念雖然主觀，但卻是國際政治的核心。未來的國際秩序將以確保公正的關係為中心，即使過去旨在消除權力不平衡的制度被廢除。未來的規則越能保證公平，就越能有效地防止武裝衝突。共同目標是維護歐亞各國核心利益和價值觀的正義。

三、不同於歐洲

指望下一階段會以某種方式複製過去幾個世紀或幾十年歐洲的典型情況是不現實的。談到未來的區域安全，必須擺脱傳統的認知模式和過於熟悉的解決方案。與俄羅斯和西方利益重疊的歐洲不同，歐亞大陸缺乏一個可以通過建立類似赫爾辛基模式的集體區域安全模式來解決的共同基本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將不會有對立的大國或集團，它們的平衡將優先考慮利益。在歐亞大陸，沒有二等國家或二等利益，因為即使是最大的國家，也無法將自己的規則強加給任何其他國家。

正如我們所見，歐洲體系背後的權力平衡不能被視為解決方案，因為歐亞大陸的主要國家不會在對其生存至關重要的問題上競爭。換言之，俄羅斯、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力量和影響力平衡——即使偶爾出現緊張局勢——也不會影響它們的生存機會或實現發展目標的機會。

歐亞大陸主要大國之間的分歧確實存在，但他們體現在國際政治的全球層面上。這些分歧在歐亞大陸並不重要，而歐亞大陸在合作方面至關重要。

四、權力及其情緒

儘管歐亞大陸的構成獨特，是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但它並未脱離國際背景和歷史模式。在經歷了一段相對高度監管和依賴機構的時期（這一秩序始於1945年），國際關係已恢復到“原始設置”。權力仍然是一個關鍵類別，權力的使用（或威脅使用）重新成為需求。此外，領導人的情緒和個人品質，與國家戰略文化相結合，現在比兩極對峙時代建立並延續至過渡時期的既定秩序、規範和規則更能塑造大國之間的互動。

恐懼和憤怒是國際事務中的兩種重要情緒。除了現有情況外，它們還會根據各國的歷史經驗在每個具體情況下得以體現。恐懼，從憂慮到焦慮和恐懼，是國家行為背後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憤怒，從惱怒、怨恨到暴怒，同樣驅動着國際關係，並表現為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報復和暴力行為。恐懼和憤怒往往不僅驅動着政治領導人，也驅動着整個社會。這些情緒影響着安全的安排和理解方式。

有時，各國會從武力立場和由武力衍生的情緒（如平靜和堅定）的立場觀察國際進程的演變。權力感是主要軍事大國之間關係的重要驅動力。恐懼和憤怒等基本情緒，以及源於自身優勢感的平靜，再次像過去的歷史時代一樣，決定了兩種關鍵戰略之間的選擇：殲滅戰略和陣地戰略（annihilation and positional strategy）。

殲滅戰略始終依賴於資產和軍事力量的顯著優勢，採取主動行動並迅速壓制對手。

相比之下，陣地戰略則放棄主動權，允許前進的一方採取行動。它依賴於集中和逐步積累資源的重要性。任何採用這種戰略的人都會盡可能地避免決戰，並且只在他們認為自己不會輸的時候才會參戰。通常，時間青睞那些採用陣地戰略的人。

傳統上，大多數歐亞國家都優先考慮陣地戰略。例如，中國《孫子兵法》就體現了古典歐亞軍事思想，其中概述了陣地戰略的原則：“為將帥者，上者罰謀，中者伐交，下者伐兵。” 在俄羅斯，耐心和願意承受長期對抗一直是軍事和政治傳統的一部分，這在中世紀莫斯科王子或1812年衞國戰爭將領的戰術中就體現了這一點。

這些推測與當前國際形勢發展直接相關。在權力平衡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為維持其霸權地位的美國越來越多地選擇進攻性和挑釁性政策。這一政策並非源於對自身實力的自信，而是源於對對手挑戰的憤怒和沮喪，以及對低估這一挑戰規模的內部反對派的怨恨。除了憤怒之外，還有恐懼和焦慮，擔心不斷發展的趨勢可能會導致美國出現一種陌生且令人不安的局面，即權力平衡將向東方轉移。

情緒衝突是後製度世界的一大特徵。

權力平衡將向東方轉移引發了美國的焦慮和憤怒

五、一種不同的會議

歐亞大陸缺乏能使任何特定大國佔據主導地位的條件。但這並不意味着這裏不存在競爭。每個大國追求自己的利益，權力平衡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艱難地形成。然而，歐亞大陸的優勢在於，除了少數例外，各國之間沒有充滿恐懼或憤怒的長期或根深蒂固的衝突。

歐亞大陸的主要大國沒有為實現其重要目標而相互爭鬥的客觀需要。廣袤而富饒的土地可以容納不同的文化、文明和外交政策重點。這就是為什麼歐亞大陸能夠依靠一種耐心的定位戰略來達到平衡，這種戰略植根於沉着的自信、堅定和共同利益。

歐亞集體安全體系不能依賴於規定明確義務的軍事同盟原則。集團紀律（bloc discipline）或僵化的制度結構也不行。如上所述，歐洲在1970年代作為泛歐洲進程的一部分建立的模式也行不通。然而，以前出現的“安全與合作會議”概念非常適合歐亞空間，可以作為各方涉及所有問題、持續進行多邊磋商的機制。

與歐洲的主要區別在於，歐安會/歐安組織（CSCE/OSCE）最初是為了在歐洲劃定勢力範圍而成立的，後來演變成維持大西洋壟斷的工具。這兩種選擇在歐亞大陸都行不通。歐亞大國之間平等分配維護穩定與安全的責任，其基礎是放棄任何特定國家的主導地位。

多中心原則最早出現在1997年的《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包括不干涉內政、尊重共同利益、平等，以及對以集體方式解決安全問題的承諾，例如共同邊界的非軍事化、向大國之間的中小型緩衝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這些原則現在具有多邊性質。

歐亞安全不能依賴封閉的架構。它不體現在單一的國際組織中，而體現在一個由雙邊和多邊協議以及各種協會或聯盟所組成的一個網絡中，這個網絡共同涵蓋了集體安全的所有方面（而不僅僅是軍事和政治方面）。減少外部勢力的存在，減少它們利用中小國家的恐懼和憤怒來挑起歐亞大陸的緊張局勢，並降低它們干預的可能性，這是一個重要的目標。安全體系將側重於在地區行為者的參與下解決所有重大沖突。

大國之間的相互核威懾使得實現絕對的政治目標成為不可能的主張。現在是取得相對勝利的時候，達到絕對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在歐亞大陸觀察到的所有重大沖突，例如俄羅斯與西方、美國與中國、印度與巴基斯坦、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都是基於陣地對抗，殲滅戰略的風險極大且大多無效。歐亞安全架構在軍事、政治和武力方面，將恰恰依賴於對自身實力的自信和國際關係的總體趨勢。

六、安全與優勢

現代國際安全是一個超越軍事和政治框架的複雜概念。正如競爭涵蓋文化和經濟等所有領域一樣，安全也具有複合性質。常識表明，經濟合作為無對抗的政治關係奠定了基礎。然而，現實世界的情況往往更為複雜。

俄羅斯與歐盟的經濟關係過去非常牢固。即使在2022年，貿易額也達到2586億美元。歐盟是俄羅斯的主要貿易伙伴，也是其能源的主要市場。早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前，由於政治原因，例如允許俄羅斯企業持有歐盟管道資產股份或歐寶等個別公司的股份，這樣更深層次的一體化就受到阻礙。

高貿易量無助於防止關係惡化，政治對話破裂。即使在2014年之後，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係也同樣高度相互依賴。2021年，貿易額達到122億美元，但這並沒有緩解政治分歧，反而加劇了政治分歧。2010年代初，一場看似和平的與歐洲的經濟關係排他性問題導致了一場深度危機的爆發，最終以武裝衝突告終。

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度達到最高水平（2023年貿易額達到6900億美元），但與此同時，政治競爭也不斷升級，華盛頓試圖通過採取限制措施等手段阻礙中國的科技發展。相反，在貿易額超過1000 億美元的情況下，中印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正在演進。

經濟與國際政治之間非線性關係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安全問題上。經濟利益可以為政治合作創造有利條件，但無法使各國在根本安全問題上避免對抗。

七、政治化及應對辦法

當今世界經濟在金融和貿易方面高度全球化。全球化大大降低了成本，簡化了供應鏈，並將多個經濟體整合到技術和增值鏈中，從而促進了這些經濟體的增長和現代化。美元已成為進行國際支付和建立儲備的便捷工具，而技術平台則將各國整合成一個單一的經濟有機體。

然而，全球金融、技術、通訊樞紐網絡的“重要器官”仍然處於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的管轄之下。美國正在喪失信譽，因為它利用經濟相互依存網絡來獲取政治利益，但目前還看不到成熟的替代解決方案。

鑑於美元在國際舞台上佔據主導地位，切斷個別公司或個人的美元支付渠道可能會造成相當嚴重的經濟損失。根據SWIFT的數據，美元佔該國際支付網絡處理的交易的48.03%，而歐元的份額已暴跌至23.2%。金融制裁是美國工具箱中的重要手段，歐盟、英國、加拿大和其他國家也廣泛使用這種手段。

俄羅斯已成為此類措施的主要目標，儘管來自伊朗、朝鮮、中國，甚至土耳其、阿聯酋等美國盟友和夥伴的個人也受到這些制裁，儘管程度較輕。

貿易和技術關係也已成為熱門的政治問題。對俄羅斯的制裁包括全面禁止進出口。美國立法要求使用美國製造的技術、製造設備和軟件的國家遵守出口管制。進口限制涵蓋俄羅斯的石油、精煉產品、黃金、鑽石、鋼鐵和其他產品。對中國的出口管制，尤其是電子產品和電信領域的出口管制正在收緊。

中國電子服務在美國被禁止，一些公司在西方國家面臨合同限制。伊朗受到全面出口和進口禁令，對朝鮮的禁令則更為嚴厲。甚至歐盟公司也被迫遵守美國的出口管制，以避免受到二次制裁。

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也受到影響。制裁手段包括設定俄羅斯石油運輸的價格門檻，對與伊朗石油業進行大規模交易的制裁，以及對使用海域和空域、港口、機場、門户和其他基礎設施的限制。受制裁的個人無法使用現在的常規服務，例如電子郵件、音頻和視頻文件聚合器，更不用説工程和其他技術領域更實用的在線解決方案了。

目標國家確實做出了回應。俄羅斯和中國已將阻止金融制裁的手段納入其法律。俄羅斯已實施製造設備出口禁令，並對不友好國家的經濟代理人實施了特殊措施。中國正在戰略經濟領域實施“雙循環”體系，並投資開發自己的技術。伊朗，尤其是朝鮮，長期以來一直處於部分或近乎完全的自給自足狀態。美國的盟友正在考慮金融資產多元化。

八、重返市場

上述發展已相當普遍，並在繼續擴大。它們將殘酷的、零和博弈式的軍事和政治競爭轉移到經濟領域。從本質上講，這使基於互利的市場原則變得無效。在經濟聯繫和相互依存網絡被武器化的情況下，切斷這些聯繫或至少使其多樣化似乎是一種明智的反應。即使從市場角度來看，這些措施並不完備，但作為減輕安全風險的手段，它們是必不可少的。

實現金融結算多元化意味着使用美元以外的貨幣。國家貨幣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鑑於中國市場巨大，在與中國的貿易中使用人民幣是一種理性選擇。然而，在俄羅斯與印度的貿易中，用盧比投資就會遇到困難。與不太發達或更專業化的經濟體系的貿易則面臨更多挑戰。

從戰略上講，一個可供幾個主要經濟體使用的更通用的機制是必要的，這可能是金磚國家機制。

尋求多樣化支付方式的探索仍在繼續，但出於技術原因和其他考慮，期待“金磚國家貨幣”在短期內出現還為時過早。也許更好的方法不是引入一個“反美元”的替代儲備，而是建立能夠繞過美國金融服務壟斷的多樣化雙邊或多邊結算安排。鑑於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和受到的制裁數量，俄羅斯處於這些努力的前沿。

這種方法同樣適用於創造創新技術鏈和國內生產能力，以及對製成品和技術的替代供應商的尋找。最近，我們有機會目睹了使用含有西方製造零部件的產品時存在的關鍵漏洞。國產替代品可能效率較低且價格較高，但在安全性方面無與倫比。

在禁令和限制下，這些替代品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就像在其他市場上尋找替代品一樣。今天，我們看到新的鏈條在幾年前幾乎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出現，尤其是在中俄關系方面。

當全球經濟主體變得更加聰明，經濟靈活性提高時，美國的強硬政策就適得其反。基礎設施限制刺激了各種現象的出現或擴大，包括“影子”油輪船隊、替代保險系統、交易所、通訊和在線通信服務。

歐亞大陸的大型交通項目重新提上日程。南北走廊的進展顯而易見。推動此類舉措並在整個歐亞地區建立一個單一體系是一項挑戰，因為歐亞各國之間差異很大，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也各不相同。巨大的經濟差距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這樣的體系可能包含多種分散的雙邊和多邊形式，也包括用於各個國家之間交易的金融工具，以及金磚國家等國際組織的結算系統、利基領域的技術項目和有針對性的基礎設施解決方案。然而，這些創新的數量必然會導致質的變化。

歐亞經濟將不可避免地擺脱一個以西方為中心、正被用作武器的相互依存網絡。沒有必要放棄這些依存網絡，但準備備用工具來防止任意的政治化是有必要的。歐亞經濟安全可以成為一套靈活、分散的機制，以減少“對相互依存的依賴”。雖然這在現在看起來可能有些奇怪，但歐亞大陸確實可以成為全球迴歸更加市場化的經濟聯繫體系進程中的旗艦。

2024年10月，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在俄羅斯城市喀山開幕

九、信任而非強迫

國家間和平而富有成效的關係，無論是雙邊關係還是多邊關係，只能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這對發展前景和安全問題同樣適用。

國際關係中信任的基礎是什麼？西方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強調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同一性，北大西洋聯盟就是這種方法的產物。現代西方國家在關鍵的國際問題上表現出嚴格的集團自律，這可以從它們在聯合國大會和二十國集團（G20）中的一致投票以及統一政策中看出。那些不遵守規矩的人，如果有的話，很快就會被懲罰。

表面上看，這種做法在多極世界中具有競爭優勢，進一步證明了其內部實力。然而，它缺乏靈活性，而且帶有意識形態驅動的教條主義色彩，這對非西方世界來説是一種刺激。

世界多數國家（俄羅斯用此概念代指非西方的全球南方和全球東方國家）不必遵守上文提及的集團紀律。

面對試圖分裂現代世界的尖鋭地緣政治衝突，這可能會被視為軟弱，而這一事實偶爾也會被我們的西方同行在諸如G20平台等場合所利用。然而，我們應該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這一現象：各國都在努力實現自身最大的靈活性，以使選擇不受限制，並吸引力所能及的每一種發展資源。

然而，一個重要問題就此產生：如何在一個充滿矛盾的多元化社會中建立關係？非西方國家之間獨立合作的傳統已延續數十年，其根源在於1955年的萬隆會議。當時被歸類為第三世界或不結盟運動的國家在會上宣佈了共同的目標和宗旨。

宣言申明致力於抵抗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共同事業，承認所有參與者不分彼此、一律平等，並以發展的名義促進共同利益。後來，東盟也採納了類似的原則，如今這些原則也已進入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平台。

非洲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非洲統一組織（OAU）以非洲國家面臨的共同價值觀和目標為基礎，如反對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非洲統一組織的創始者們的聲明猶在耳邊，如坦桑尼亞首任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曾説過： “只有團結，我們才能確保非洲真正治理非洲。”

1963年在非洲統一組織成立地亞的斯亞貝巴舉行的首腦會議上，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致開幕詞時也強調了團結和擱置個體差異以實現團結的重要性：“團結是我們公認的目標。我們爭論的是手段：我們討論的是實現相同目標的其他途徑；我們辯論的是技術和戰術。但是，撇開語義不談，我們之間幾乎沒有爭論。我們決心建立一個非洲聯盟。”

這一主旨發言還強調了非洲與亞洲之間的直接聯繫：“我們與亞洲朋友和兄弟團結一致。非洲與亞洲有着共同的殖民主義、剝削、歧視和壓迫的遭遇背景。在萬隆會議上，非洲和亞洲各國致力於將兩大洲從外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並申明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方式發展，不受任何外部干涉。《萬隆宣言》和這次會議上闡明的原則至今對我們所有人都有效。”

自萬隆會議和亞的斯亞貝巴會議以來，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會議所宣佈的原則和目標不僅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而且現在正煥發生機，特別是因為這些原則和目標意味着相互信任。在總結亞洲和非洲國家的經驗時，我們可以找出幾項經過非西方世界政治實踐檢驗和認可的原則。

第一：承認將不同國家團結在一起的共同目標，並朝着這個目標前進，這是各國政策中不可否認的優先事項。

第二：承認特定的差異不應阻礙共同目標的實現。

第三：承認特定的差異不會消失。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國情和道路。信任意味着容忍差異和權衡，以確保差異不會導致衝突。

第四：靈活的制度和程序機制。信任與承認差異相結合，使僵化的制度框架和限制不再是優先事項。因此，允許不同結構、不同形式的成員制度和承諾框架的共存和可能的交織成為務實的結果。

第五：逐步鞏固內部，創造必要條件。

第六：加強世界多數國家之間以信任為基礎的團結。

第七：致力於尋求區域問題的地方性解決辦法，並將全球性問題視作區域辦法的總和來處理，以確保各國的發展權不受制於新的全球制約因素。

與傳統的集團紀律相比，這條道路更漫長、更復雜，但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因為願意結成單一陣營的國家越來越少。

十、能否就世界秩序原則達成一致？

二戰後的時代為構建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思路。當時創建的機構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認的，但沒有一種公共產品是永恆的。全球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就要求我們深刻反思積累的經驗，而不是棄之不用。21世紀第二個25年發生的事件不會給以往的世界結構劃上句號，而是將為加強和適應新的現實鋪平道路。畢竟，指導戰後世界設計者的理想依然有效，並與全球趨勢相一致。

一個開放的世界空間，確保所有民族和國家和平發展、繁榮和自我實現的權利，是當今世界的共同目標。事實上，與80年前討論戰後秩序時相比，我們現在更接近這一目標。當時，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仍處於殖民統治之下，大國深陷於系統性的意識形態對抗之中。今天，這兩種情況都已不復存在，但過去的殘餘尚存。解決這些遺留問題應該是創建新世界架構的努力的一部分。

出現新的全球性組織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在大區域層面，單邊努力可能是不夠的，推動更穩定的合作形式很可能會佔上風。目前，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突厥語國家組織和“一帶一路”倡議等新的合作組織正在歐亞大陸接受考驗。

所有這些倡議，以及任何現有或未來的倡議，本質上都是實驗性的。時間會證明它們的有效性和功能性。未來，普遍性的區域平台可能會包含特定領域、相互目標不存在衝突的不同合作機構。

在20世紀中葉，世界是自上而下建造的，從金字塔的頂端到底部。新的體系不會如此一致，但會更加民主，它是自下而上建立的，依靠的是各個地區國家之間的自我組織與合作，它們必須共同解決緊迫的實際問題。如果人類能夠避免重蹈覆轍，那麼區域層面的務實互動將催生出一個新的體系。這一體系將把握住地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並能夠將這些特質從發展道路上的障礙轉化為增長的基礎。

作者團隊：

· 奧列格·巴拉巴諾夫(Oleg Barabanov)：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項目主任；俄羅斯科學院教授；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 季莫非·博爾達切夫(Timofei Bordachev)：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項目主任；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歐洲和國際綜合研究中心學術主任

·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Fyodor Lukyanov)：本報告執筆團隊負責人；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研究主任；《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雜誌主編；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研究教授

· 安德烈·蘇申索夫(Andrey Sushentsov)：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項目主任；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 伊萬·季莫非耶夫(Ivan Timofeev)：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項目主任；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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