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過度透支，美國需要的是“輪台罷兵”“洪熙新政”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梅新育】

是迴歸“民族國家”，還是在“帝國”道路上繼續狂奔？

是減少對萬里之外外部事務的過度捲入，集中資源守好本國邊境，以及從人口構成到國家與文化認同、從基礎設施到產業、從經濟基礎到社會秩序對國內全面固本培元；還是繼續把過多資源投向遠隔重洋外部事務，卻聽任本國邊境形同虛設、基礎設施日益衰敗、甚至連最基本的社會治安也不能提供？

——2024年，從烏克蘭戰爭兩週年到大選政治決鬥，國家發展戰略的道路抉擇，越來越鮮明地呈現到了美國面前：

年初，拜登政府領頭，西方國家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兩週年前夕宣佈新一輪對俄製裁，甚至將中國等國的一批實體也列入了制裁清單；特朗普則於2月24日烏克蘭戰爭爆發兩週年之日，在共和黨內競選對手妮基·黑利大本營南卡羅來納州輕鬆勝選，再到“超級星期二”確定特朗普與拜登耄耋對決格局，共和黨陣營普遍反對繼續大規模援助烏克蘭對俄戰爭；

年底，數十年來、甚至是兩百多年來最激烈的美國大選即將開盤揭曉，《2024年共和黨讓美國再次偉大政綱》二十條承諾第八條明確提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更將關閉邊境、阻止非法移民列為競選政綱二十條承諾首要主張，從拜登到哈里斯的民主黨競選政綱則都沒有明確提出防止世界大戰，更一直將開放非法移民作為“政治正確”；

進一步上溯至特朗普橫空出世的2016年美國大選，在那場競選中，特朗普就一再猛烈抨擊其共和黨內和民主黨陣營競選對手對美國捲入極度得不償失對外戰爭負有責任，主張停止大規模對外戰爭，集中資源固本培元建設美國經濟，集中體現於他在2016年4月27日所作外交政策競選演講：

“……這一切（指美國在中東等地的失敗戰爭）都始於一個危險的想法：我們可以讓那些沒有經驗或者沒有興趣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成為西方民主國家。”

“我們應當明白，強化和推廣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將能比軍事幹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發積極的改革，而不是試圖傳播並非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適價值。”

從那時到現在，特朗普的上述觀念主張一以貫之。直到10月31日在亞利桑那州競選活動現場接受塔克·卡爾森專訪時，他仍猛烈抨擊美國近年來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稱美國消耗了大量軍費，轟炸了幾乎整個中東地區，結果卻一無所獲。

……

國家發展戰略道路何去何從，美國國民面臨兩種選擇。

據美國《史密森學會雜誌》統計，911以來美國以“反恐”之名發動的戰爭和開展的軍事行動足足覆蓋了“這個星球上約40%的國家”

美國“干預主義”在經濟上不可持續，戰略收縮才是持久之道

美國政治的“干預主義”與“孤立主義”之爭顯示出，作為一個“帝國”，美國已經過度透支資源耗竭，過度干預外界事務。為這個國家自身可持續生存發展起見，它需要的不是延續當前的透支和干預主義路線，而是類似漢武帝“輪台罷兵”、明朝“洪熙新政”的戰略收縮。

延續和加碼現行干預主義國際戰略和由此而來的外界戰爭援助政策，特別是對烏克蘭戰爭政策，之所以對美國本國並不可取，是因為美國一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經達到1100多億美元的天文數字（截至2024年2月13日美國參議院通過950億美元援助烏克蘭和以色列法案之前），換來的卻是俄軍戰略態勢大為改善。今年烏克蘭軍隊實施的入侵俄羅斯本土庫爾斯克州等行動，也未能扭轉自己日益困窘的戰場態勢，反而因分散了兵力給俄軍在頓巴斯等地創造了擴大突破的機會。

對俄製裁狂潮已經創造了美國這個人類史上頭號制裁大國的歷史紀錄，踐踏了二戰以來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國際資本市場的幾乎所有基本原則，乃至人道主義基本底線，結果卻是俄羅斯經濟產出、通貨膨脹、匯率都穩住了陣腳，2023年GDP增幅達到3.6%，高於此前預期，也高於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就連困擾俄羅斯多年的“資源詛咒”，以及由此引發的“去工業化”等問題，也在烏克蘭戰火和制裁狂潮中部分緩解和逆轉，2024年俄羅斯預計還將繼續保持較高增速。

對付GDP體量不及廣東一省的俄羅斯大動干戈費盡移山心力，到頭來尚且只是制裁了個寂寞，留下國內外滿地狼藉，遑論把全面對抗範圍擴大到整個中國、乃至整個“全球南方”身上？當年拿破崙敗亡源於侵俄大軍覆滅，而他之所以舉傾國之兵入侵俄羅斯，重要動機是堵住俄羅斯拒絕繼續支持“大陸封鎖政策”的對英全面貿易禁運制裁缺口；今天美國企圖糾集盟國持續全面制裁俄羅斯和其它越來越多國家，結果會是什麼？

從1806年11月21日頒佈《柏林敕令》發動全面制裁英國“大陸封鎖政策”，到1812年俄羅斯率先拒絕繼續支持大陸封鎖政策和親率大軍侵俄卻半年覆沒，到1813年10月萊比錫戰役遭遇決定性失敗，到1814年4月在佔領巴黎的反法同盟聯軍刺刀下退位，拿破崙只用不足七年半時間，就走完了從發動全方位無底線對外貿易禁運制裁到自身垮台的歷程，今天的世界霸主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降，美國許多對外貿易制裁能夠取得相當程度的“成功”，是立足於其經濟產業、貿易金融全方位“碾壓”制裁對象的基礎之上；即使是面對冷戰對手蘇聯及東歐陣營時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第三年的1948年，美國一國出口佔全球總出口份額便高達21.6%（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數據），接近蘇聯佔比（2.2%）的10倍，相當於整個蘇聯東歐陣營佔比（2.7%）的8倍，由此折射出其工業產出規模相當於整個蘇聯東歐陣營的至少四五倍，甚至八至十倍，其工業和出口結構更明顯高於蘇聯東歐陣營。

但今日之美國還有這樣的壓倒性優勢嗎？須知，中國製造業產出已經連續好幾年差不多是美國的三倍，中國貨物貿易出口規模也是美國的兩三倍。

就經濟運行機制而言，美國過多幹預外部事務和相應投入軍事開支是不可持續的。美國宏觀經濟失衡集中表現為財政、貿易“孿生赤字”，天文數字軍費和干預外部事務開支不僅直接對財政赤字“貢獻”良多，而且通過製造、擴大美國政府部門負儲蓄，間接推高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國防費用與安全、社會與消費者需求、增長的投資三者競相爭奪一國擁有的有限資源，國家、特別是大國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取決於一國能否協調上述三者，使之形成比較協調的比例與關係，而美國的國防和干預外部事務支出，顯然是嚴重過頭了。

不要以為目前美國經濟賬面數字還相當光鮮而無需憂慮，不要以為美國能夠永無休止依託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地位，源源不斷印鈔融資支撐自己的經濟和財政。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以內，美國確實能夠通過軍事力量維持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藉此源源不斷取得外部融資，為其消費、投資“埋單”。但這種操作最終必將面臨“特里芬兩難”的約束，導致美元信用難乎為繼。

更何況，美國國民大眾經濟體感與拜登/哈里斯政府宣稱的“形勢一派大好”差距甚遠，美國非農就業等經濟數據今年以來也屢屢上演“蹦極跳”戲碼，令人不能不懷疑這些賬面數據可信度如何。就連“股神”巴菲特，在今年以來美國股市總體上行的狂歡聲浪中，也不斷大手筆減持股票，將手持現金提升到了3252億美元的創紀錄水平。

哪一支力量更能領導美國轉向戰略收縮？

美國自身可持續生存發展，要求這個國家實施戰略收縮，但哪一支政治力量更有可能領導美國實現這一轉向？

從更高層次上審視，西方國家政治本質上是利益集團政治，對外政策主張中對“國家利益”的呼籲，背後存在着眾多利益集團經濟、政治利益的重重算計。就總體而言，當前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兩大政治陣營幾乎是一致叫囂對華鬥爭，但政治基本盤、政見基本原則，決定了民主黨陣營有更強的內在動機維持“帝國”路線，將對華新冷戰推進到底；共和黨陣營則有更強的內在動機在未來改弦易轍，轉向孤立主義的“民族國家”路線：

至少二三十年來，民主黨已經演變發展成為一個以身份政治（種族和性取向等認同）、多元文化等等作為自身政見乃至“政治正確”基本原則的政黨，其近年的黨代會代表構成中，黑人、拉美裔、穆斯林等政治活躍少數族裔佔比，通常達到其在美國總人口中佔比兩倍甚至更多。甚至在2024年，拜登在發表國情諮文演講時，提及委內瑞拉偷渡客殺害美國女大學生案，因為將兇手稱作“非法移民”，事後還要為使用“非法”一詞而公開表示“後悔”。

在西式政治遊戲規則下，這種身份政治操作有利於在至少一段時期內攫取選票，但製造和擴大、加深了國內社會分裂，甚至美國國父、美國文化傳統、國旗等國家象徵，也都在這種身份政治框架下遭到否定，甚至主動剝奪了美國維護自身國境的基本主權。因此，當他們執掌政權而必須面對增強國內凝聚力以應對國際競爭的任務時，就格外需要樹立一個外敵作為工具來凝聚國內共識、認同。

特朗普曾指責美國政府當中的“戰爭販子”和“全球主義者”將烏克蘭推向衝突，圖為維多利亞·紐蘭

同時，民主黨意識形態理念鼓勵已經入籍的外來移民，不必徹底同化融入美國傳統文化，仍可認同母國及其文化、乃至認同母國國家利益而非美國國家利益，鼓勵選舉、任用這樣的外來移民擔任政府要職，美國現行的代議制民主政體也便利了這樣的外來移民贏得議員和地方政府行政主官職位：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祖輩來自烏克蘭的猶太裔移民家庭，他是拜登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之一；

以極端非理性反俄而著稱的烏克蘭猶太人移民子女紐蘭（Victoria Nuland），長期主管美國國務院對俄事務與政策；

……

這類角色在今日的美國政壇，已經比比皆是。

與出身傳統美國白人家庭的人相比，這樣的人有更強的內在動機引導美國更多幹預外部事務，特別是與其母國相關事務，讓這些事務成為美國政府、社會關注和投入儘可能多資源捲入干預的“大事”，以此維持、抬高自身“身價”和實現自己的母國認同，往往壓倒其考慮美國長期根本利益的動機。這樣的人在美國政界佔比大幅度上升，意味着對中國、對別國摩擦升級與長期化的風險上升。

對美國國家利益而言，敗走阿富汗已經成為越南戰爭之後美國最恥辱的失敗，紐蘭也已經在烏克蘭戰爭兩週年後宣佈辭職；但她的丈夫、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堅定衞道士、“民主帝國主義”名列前茅的倡導者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16年特朗普成為共和黨提名人後就退出了共和黨，轉而支持希拉里，在今年的大選中也一直猛烈抨擊特朗普及其外交政策主張，呼籲加大力度支持烏克蘭戰爭。

共和黨陣營政治基本盤、政見基本原則則與民主黨上述特徵相反，因此，儘管在當前的對華新冷戰初期階段，不少共和黨政客叫囂得分外極端，但在對華新冷戰久攻不克或遭受重挫，美國國內涉及國本的矛盾上升時，共和黨陣營是否會表現出更強烈的傾向轉向孤立主義，以保住美國國本和國內/西半球利益為先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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