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敏：這是一場令人疲憊的大選，早在7月就已經“死”掉了

2024美國總統大選終於來到了最後結果揭曉的時刻。

是特朗普重回白宮，還是美國迎來首位女總統？大選結果出來後，會不會像2020年那般重燃衝突？如此緊張對立之下，新總統如何解決“合法性”危機？而對於新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又該如何期待？

對此，觀察者網邀請華東師範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歷史學博士賈敏老師，談談他對選情的見解與研判。有意思的是，在這次見面聊天時，賈老師“打破慣例”，即興拿起手邊正在看的一本書作為引子，從當下美國人的“精神狀態”、美國社會的氛圍聊起，總結出了五個結構性的問題——泛政治化、教育、貿易全球化、社交媒體、黷武主義。

作為長期觀察美國政治和美國社會的研究者，賈敏老師直言，2024年的美國大選令人頗感疲憊，膠着的選情，跌宕的“劇情”，高度對立的羣體，過度飽滿的憤怒情緒……都讓人們的熱情早早耗盡，選舉早已進入“苟延殘喘”的狀態：快點給個結果吧。

但有了結果又如何？存在的問題不會得到解決。無論什麼結果都只能反映一個事實，即美國民主的劣化和失靈；現成的機制並不能幫助美國選出一個讓大部分人接受、能形成共識的領導人。這是深層次的民主機制問題，不是靠一場選舉能解決的。

同樣的，我們今天如此關心美國政治、關心總統大選，但一場大選是否能真的讓我們“看見”美國？美國媒體所呈現的美國大選，我們看到的美國大選，還有美國人眼中的大選，其實都不一樣。同樣的，我們得出的結論，能不能被我們的研究對象客觀接受，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以下是對話全文，供讀者參考。

圖片攝於2024年9月10日兩位總統候選人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電視辯論AP

美國社會為何充滿失敗主義情緒？

觀察者網：賈老師您好，2024年美國大選的投票日即將到來，首先想請您宏觀性地聊聊對於這場大選從“開打”至今的觀察體會？

賈敏：談及2024年美國大選，我想從最近閲讀的一本書談起：這本書名為《How to Know a Person：The Art of Seeing Others Deeply and Being Deeply Seen》（直譯為：怎樣才能認識一個人：一種看見與被看見的藝術）。作者是美國非常有影響力的作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意見領袖大衞·布魯克斯的最新作品。

大家腦海中本能地會跳出一行字：這會不會是一部心靈雞湯式作品？的確，該書用很大的篇幅來探討當代人士應如何去發現、洞察、理解自己和他者，以及如何進行自我療愈。而我在閲讀的過程中，自然想把該書的主題，引申到美國大選。

在今天的美國，有很多的人並沒有被同處一個社會的另一羣人看見，甚至從未有機會被看見；同時另一羣人也無意、甚至厭惡看見他們。他們彼此之間雖然同處一個空間，同處一個國家，卻彼此不願看見，相互憎惡。

布魯克斯認為，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當今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泛政治化的漩渦：公共事務，從教育、文化、生活、到經濟、外交等，都在泛政治化。

政治原本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聚焦公共決策，關注重大國計民生，公共屬性強。但今天的美國政治已成為利益集團或某些特定議題的附屬品，本該有的公共屬性正在褪去。

他還發現現在的美國人非常易怒，這裏面既有經濟問題，也有心理問題，這些易怒的人又非常熱衷參加政治。這個人可能在生活中是個“loser”（失敗者），對現實極其不滿；越是不滿，往往越喜歡參與政治，因為政治活動提供了表現與宣泄的渠道。社會中的戾氣、不滿，能在政治中找到很好的發泄口。他們積極參與選舉政治，有些人被特朗普的MAGA所吸引，也有被身份政治的氛圍所感染。換句話説，政治把美國社會中的負面情緒吸收進去了。政治本身的公共屬性越來越淡，而個人屬性越來越強，這就導致政治決策越來越缺乏公共意義。

因此今日的美國社會，表面上看起來是右翼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左翼運動不亦樂乎，但內核是美國社會在心理層面出了大問題。

觀察者網：為什麼人們變得易怒、社會上充斥着失敗主義情緒？美國人的生活、心態發生了什麼變化？

賈敏：布魯克斯提出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教育。過去五六十年，美國教育出現了一個大問題，就是精英教育，或者説優績主義的全面鋪開。大學裏面除了教你完成一篇漂亮的、充滿註釋的得體文章外，其他什麼都不教，既不會告訴你人生道理、生活經驗，也不會教你如何跟別人交往，人們不知如何安撫他人。教育成了一個博取功名、實現階級/社會地位躍升的有用工具。當教育培養出來的是一羣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精英，而這批人恰恰佔據了社會的中上層，時間一久就會成為大問題。

前面提到的是“P”（Politics）——政治問題，這個是“E”（Education）——教育問題，另一個就是“T”（Trade）——貿易全球化問題，全球化與產業鏈外移導致經濟結構變遷。這三個問題大抵構成美國困境的現狀。在布魯克斯看來，前兩者的影響更深。

作者的立場也很簡潔，即美國需要再次道德化，增強人與人的溝通，加強社羣的力量，重視對個人的撫慰，美國需要療傷等等……這些建議其實是非常文化保守主義路徑的風格。

作者最打動我的，是他拿自己的親身經歷講故事：他的發小因為嚴重的抑鬱症，最終放棄自己的生命。而作為暢銷書作者的布魯克斯，自詡對社會、科技、社科等話題信手拈來，侃侃而談的建制派精英，卻根本無法阻止友人走向終點。這種情況讓他產生深深的挫敗感，知識分子似乎可以指點江山，卻無法為最親近的人指點迷津。他開始捫心自問，你究竟能看到別人多少，你所看到的，是否就是真實的他者，或僅僅流於表面。

那麼回到美國政治，我們今天如此關心美國政治，關心總統大選。但我們真的關心美國嗎？我們真的能看見美國嗎？我們得出的結論能不能被我們的研究對象客觀接受？這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觀察者網：但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是，這些東西，無論是你想讓別人看到的或是很多表象的、膚淺的、甚至錯誤的，通過互聯網這道工具的發酵，更加加深或固化人們的刻板印象，讓人以為這就是真相，這就是我想看到的。

賈敏：互聯網、社交媒體的高速發展有利有弊，關鍵在於個體有沒有一種正向的驅動力，如果只是被動地全盤接受，形成一種類似於“被投餵”的方式，生活在一個信息繭房中，我們的情緒就被控制了。像是自我思考能力、辨別能力等等，久而久之會慢慢喪失。社交媒體將人羣部落化，並不斷將其固化。

最近跟一位在美國工作的華裔記者聊天，他的觀察是現在記者能力在大幅下滑，一線採編能力下降，有些直接對其他媒體網站的內容稍加改造編輯就發出去了，但假如你引用的第一手原材料都是假的，你自己都信了，再傳播到二線、三線會變成什麼樣？這種虛假信息、謠言的內循環會造成一種很糟糕的現象。當然，有經驗的老媒體人的流失也是造成新聞業質量低下的病因。貝索斯最近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署名文章，其實也再次自證了這個困境。

觀察者網：可是在美西方社會，新聞媒體被視為“第四權”，如今它是否還擔得起這個名號，尤其是在互聯網、社交媒體的衝擊下？您前面提到政府對信息的操控，這一點在美國如何體現？

賈敏：美國媒體與第三方機構在過去幾年中對新聞事實的核查次數與力度，前所未有得高。反過來説，虛假新聞的泛濫，也成為一個普遍現象，難以根除。再往上説，在後全球化時代每個國家政府都在嚴控虛假消息的傳播。但悖論是，你控制得越多，大眾的分辨能力似乎變得愈弱，社羣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假新聞的傳染與蠱惑。接着前面的話題，這正是美國社會的第四個問題，社交媒體的部落化。

第五個問題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黷武主義”，在伊拉克、阿富汗、中東等問題上，美國始終擺脱不了軍事幹涉，背後是軍工複合體的利益驅動。

觀察者網：您提到美國精英和美國外交，最近在中文互聯網傳播度非常高的米爾斯海默和傑弗裏·薩克斯的對談中，薩克斯講了一段很有趣的話：“印度將與美國結盟對抗中國的想法，只會出現在華盛頓某些人的夢裏。因為這是華盛頓的另一種幻想，他們應該拿本護照去看看世界，瞭解一些東西。這些人是我在華盛頓的掛科學生，因為他們不聽他們教授的話。”薩克斯的這段話，是不是也指出了美國政策層的另一個問題，即華盛頓的精英官僚、分析決策者能力滑坡？這跟您前面提到的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是不是並列存在的？當然，這種現象可能不僅出現在美國，歐洲也是如此。

賈敏：你提到的這一點，還可以聯繫到前面提到的美國教育問題。試想美國的外交官，通過寫幾篇論文，參加幾個討論，拿到博士學位，然後走上外交崗位，那一定會出大問題。因為他們習慣了從理論到理論，缺乏實踐，讓這樣的人去做政策制定，一定是紙上談兵。

美國現在就是這個問題，大學裏面培養出來的學生，很多隻會高談闊論各類理論，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現實主義、集權主義，你讓這樣的人去寫政策文件，當現實跟想象不相符合的時候，他們就會削足適履，通過扭曲現實以符合理論的權威。

美國是一個具有深層價值觀的國家，如果跟現實不符，那就按照我的價值認知去寫，正如我們當下能在現實中看到一些美國政客、官僚或智庫所説的話“中國就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不管它的市場有多大，它無法改變自己”……類似這些理念，會潛移默化地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他遇到問題時，不是去解決問題，而只會説這有問題，根本問題就是出在美國培養了一大批外交精英，但他們缺乏研究現實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最大的現狀。至於怎麼會培養出這樣的精英，那就要回到前面説的優績主義。

政治劣化，華盛頓的空氣已經變了

觀察者網：如果從您的觀點延伸開來，就是現在很多人會問的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的政治和政客在逐步劣化，或者説讓人有種“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覺？

賈敏：“劣化”這個形容很好。過去我們看到的老一代政客，像尼克松、約翰遜、老布什等等，要麼是謙謙君子，要麼極富政治手腕，鮮明個性是他們身上共有的標識符號。

但今天的很多美國政客都是在媒體這攤渾水裏成長的，塑料感很強，表演慾很旺，但手段大多不高明，立法與治理的能力大不如往。當然，特朗普算是一個例外，有個人識別度。

觀察者網：這就像之前我們在討論哈里斯和萬斯身上的標籤一樣，身份政治標籤看似很好用，某種標籤代表了某一個羣體，但問題是這些人是否認可，他們會因為你長着一樣膚色而投票給你嗎？並不一定。

賈敏：政客也需要成長，他們也在適應華盛頓的政治氛圍。要知道政治是個絞肉機，你一旦投身其中，就不得不這麼做。

比如説萬斯，你去看他的出身和上升渠道，從一個所謂的“鄉下人”到海軍陸戰隊服役，再從俄亥俄州立大學畢業後到耶魯法學院求學，擺脱原有階層，接連成為暢銷書作家和硅谷風險投資人。隨後開始試水進入政壇，年紀輕輕就選上參議員。而到了今年，曾經的鄉下小夥已經一躍成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在巨大的身份變化下，他必須去適應，就好比他過去公開嗆聲特朗普，那現在他投靠、成為特朗普的副手，他就得為特朗普背書，為特朗普承擔一切。

面對質疑，他的回應也很直白，當初是我認知不足、學習不夠，現在得重新改正，就這麼回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能屈能伸”、身段柔軟（臉皮厚）到這種程度，方可為政客。

相比較，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沃爾茲反而似乎成了“舊時代”的政客路徑，有基層或者説“草根”經歷，當過議員，做過州長。有經歷，但沒有話題度。

總的來看，籠罩在華盛頓上空的政治氛圍，精英政治家的培養模式，顯然已經發生轉移。

2024年7月15日，在美國密爾沃基，特朗普（前左）和萬斯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特朗普當天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獲得足夠多的黨代表票，被正式提名為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新華社

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説，政治氛圍在轉變，而在這種政治氛圍和培養模式下出來的行政官僚或政客，在處理現實事務時，會將這些氛圍和底色也帶入其中，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此前，有歐美學者曾批評現在的歐美外交人員，與冷戰時代相比，素質大大降低，相互達成的默契輕易泄露給媒體，互信程度直線下降。當然，一個可能的客觀因素是，在互聯網時代，很多政治活動的轉圜空間在縮小，曾經的秘密談判或二軌外交，可能被貼上所謂的“賣國”標籤，政治事務必須更加小心翼翼，您怎麼看這些因素疊加之下的轉變？

賈敏：以外交事務為例，外交曾經是特權階級的專屬，例如在18、19世紀的歐洲，貴族處理外交是天經地義的，因為他們代表王權處理這些事務，是一個非專業化羣體。到了19世紀末以後，外交官羣體逐漸職業化。

到了今天，西方國家的外交系統轉向多元化，比如美國的外交官也強調身份政治。美國的外交政策，本質上就是其國內政治紊亂多元的反映，如政治極化、立法僵局、“黑命貴”等都會投射到外交事務。

這場大選在7月就已經“死”了

觀察者網：回到本次美國大選的話題。2024年總統大選投票已經進入倒計時，現在不知道“最後的驚奇”是否會發生，但3個月前已經上演“七月驚奇”，兩黨候選人的民調始終不相上下，到目前恐怕主流媒體或政論分析人士也難言誰的贏面更大。作為長期觀察美國政治的學者，您怎麼看這個膠着的局勢？想試着做些預測嗎？

賈敏：説實話，今年的美國大選真的是一個令人感到疲憊的話題。其實從2022年中期選舉過後，美國已經進入大選狀態了。初始是討論特朗普有沒有資格參選，接着是特朗普會不會贏得黨內初選，現在的問題是他有沒有可能贏得總統大選。我們從來沒有擺脱過特朗普的“陰影”，所以我一直稱之為“後特朗普時代”。

今年六七月間發生的一連串“驚險”事件，對於很多長期觀察美國政治的人來説，可謂是提前耗盡了一整年的熱情。從拜登奉獻了一場災難般的辯論後，民主黨內掀起“倒拜”風潮，到特朗普神奇般地躲過子彈，將氣氛烘到高點；隨後拜登突然宣佈退選，副總統哈里斯匆忙接棒參選……這些政治劇情的跌宕起伏，令人感慨。我想一個真正長期觀察美國的專業人士，如果不感到疲憊、不願談及自己的觀察焦慮，恐怕是不夠坦承的。

今天你讓我談誰能當選，我想説其實誰上台都一樣。我進入大學後觀察的第一場美國大選是小布什和戈爾對決，到現在二十多年，這期間觀察每一屆大選，從來沒有一場美國總統大選像今年這樣僵持。不論是黨內競選、電視辯論還是各種競選廣告，根本沒法撼動雙方選民的基本態度。雙方的支持者基本是固定的，甚至是僵化的。

為什麼會這樣？這就要回到我一開始提到的這些基本問題中去。美國社會的極化、固化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通過大選根本無法改變。現在雙方能拼的就是基本盤能不能超水平發揮，在搖擺州能不能出更多的票。

預測誰能當選，説實話真的很難。從年初到現在，我的判斷也在不斷搖擺；年初認為拜登能贏，到六七月間的事件和氣氛，覺得民主黨要潰敗；哈里斯上來後又拉抬一波選情，但恐怕只是反映了基本盤歸位；此後雙方都有得分點和失分點，民調支持率一直是相互拉扯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今年大選結果無論怎樣，都只能反映一個事實，即美國民主的劣化和失靈。這是關鍵所在。民主機制並不能幫助美國選出一個讓大部分人能接受的總統，或者説美國現成的機制是不可能產生一個讓多數人接受，能形成共識的領導人。這是個深層次的民主機制問題，不是僅憑一場選舉就能夠解決的。

觀察者網：這個角度來講，特朗普和哈里斯不管誰上台，似乎都缺乏充分的執政合法性？

賈敏：假如從民主的角度來説，多數者贏，但今天看你怎麼去定義“多數”？是註冊選民，還是非註冊選民？是合法選民，還是非法移民？因為現在美國國內就投票選民這個事，都存在巨大爭議。所以怎麼定義“民主勝利”？即使哈里斯贏得多數人的選票，特朗普的支持者恐怕還會説我們的總統是特朗普，選票一定是被民主黨偷掉了；反之亦然，如果特朗普上台，民主黨方面也會通過各種方式質疑他“德不配位”。這就是現在對立、固化的美國社會。我們作為旁觀者，有時候很難去解釋這種狀況。這也是我前面説的，一場令人感到特別疲憊的選舉。

觀察者網：雙方在內政問題上如此對立，那在外交政策上呢？我們暫且不説其對華政策、印太戰略這些宏觀框架，僅就眼下這兩場戰爭，美國政府層面是怎麼評估的？兩黨的立場和假如上台後的決策會如何？

賈敏：美國自始至終沒有向俄烏戰場派出軍隊，擺出一副我沒有實際參戰的態度，但又一直在火上澆油，讓戰爭延續。中東衝突，從去年10月7日至今，美國有很多次機會對以哈雙方施壓，但沒有結果。布林肯穿梭外交十餘次，停火協議談得拖泥帶水，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戰爭非但沒有停止，反而不斷擴大。

那大家就要問了：你的政治領導力體現在哪裏？你到底是縱容還是鼓勵？美國的回答永遠是模稜兩可。這種從希望到失望的不斷循環往復，加劇了疲憊感。相信這也困擾着你們媒體行業。其實現在全世界的內心活動是：快點選出來吧，無論是誰，給個結果。

觀察者網：大家的疲憊感應該是面對反覆無常的政治、底線越來越低的政客，對政治算計、未知戰爭的無奈、失望，可能有時候對普通人來説，為什麼你們明明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但沒人願意做這個抉擇？

賈敏： 一方面，一場馬拉松式的白熱化競爭造成心理上的疲憊感，另一方面雙方陣營都在對大眾進行恐嚇式洗腦——“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馬斯克在特朗普的選舉集會上向選民喊話，你不投票的話，以後美國可能就沒有大選了；民主黨也説，如果特朗普上台，你想再經歷恐怖的4年嗎？雙方都在用恫嚇的方式動員、催票。這就是馬基雅維利曾經説過的，君主要統治民眾，靠的從來不是激勵，而是不停地恐嚇。

普通美國人其實並沒有那麼關心政治，他們關心的是經濟民生，生活能不能改善，明天是不是更開心一點，社會能不能少一點憤怒；因為最終人們發現越關心政治，自己越不開心、越憤怒、越有失去感，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會厭惡政治，選擇遠離，既然選舉結果不能反映我的真實想法，那我就乾脆不參與了。當然，很多時候你不去參與，可能情況更糟糕，相當於把自己的主動權交給了別人，這種兩難令人痛苦。

美國東部時間5日凌晨，美國東北部新罕布什爾州迪克斯維爾山口鎮選民率先在當地投票站投票，標誌着2024年美國大選選舉日投票正式開始。新華社

新總統上台，會有所改變嗎？

觀察者網：等到11月初大選結果出來後，無論誰上台，在極化更加劇的情況下，還會複製2020年大選結束後的情況嗎？另外，如果特朗普上台，他會如此前所言，迅速結束戰爭嗎？

賈敏： 先説一個積極因素，就是如果特朗普宣佈他不會參加2028年大選。也許他本人也會對選舉的事情有點厭倦，當然這只是揣測。

隨着美國社會的代際更替，這一代所謂的“紅脖子”或民粹主義者，他們的年齡在增加，羣體內部會發生改變，整個美國社會階層會發生變化。現在被稱為“Z時代”的社會活動參與度在上升，他們對社會競爭、政治參與形式的觀感會發生變化，美國政治中的代際感還是比較明顯的。

我覺得美國政治的極化暫時不會解決，想要根本解決，需要另一個新的契機。但至於這個契機會是什麼、在什麼時候出現，老實説我現在也無法給你一個明確的答覆。

至於第二個問題，前提是特朗普要當選，同時得到競爭者的認可。如果他真的當選，那麼把俄烏衝突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是大概率事件；他曾豪言當選之後，一天內至少要停火，按照過往經驗來看，他是真的會這麼做的，而且極有可能做到，就像當年他處理阿富汗問題一樣。但這種解決只是表面化的，深層矛盾、結構性問題沒法迅速解決，如果在他任內四年解決不了，那未來還會爆發新的衝突。

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一點，在民粹化時代，特朗普具備這種號召力。所以，領導人改變世界，這從唯物的觀點來講有點誇張，特朗普上台也許會讓俄烏戰爭得到暫時性解決，但結構性的問題，在大國地緣競爭的背景下，他是無力更改的。

就像現在國內很多人都在關心，美國大選結果會對中美關係產生什麼影響；我覺得不同的人上台會有不同的策略，這些具體策略會在短期內對局面造成影響，但更重要的一點是要去關注決策的底層邏輯。

觀察者網：既然根本性的問題沒法解決，現在也沒有看到解決的契機，那麼在技術層面，能否做出改進？

賈敏：本來民主機制的目的是希望選出好的政府管理層，讓公共治理變得更好，但為什麼最終沒有出現？因為機制本身有問題，既然如此怎麼能寄望於這個機制去選出一個好的治國團隊呢？

就技術層面來説，比如競選耗時過長，可以説每四年一個大選週期，其實是三年執政一年選舉，雙方將大量精力、人力、財力投入選舉中，而選舉期間的國內政策、外交政策都非常不穩定。

再比如投票方式，今後有沒有可能採用在線電子投票等方式，而不是必須前往投票所投票。美國技術這麼發達，為什麼不能做些探索和改變？這方面美國人其實是比較頑固保守的，一方面很現代，另一方面又保持一些傳統在裏面，但有時候付出的代價會不會過大？

總之，一場令人疲憊的美國大選究竟反映出美國社會的哪些問題？今日的大選本來就是做給所有人看的，但我的問題是這場大選真的被所有人都看到了嗎？就像我所説的，你是不是真的被別人看到，還是不願意被看到？你讓別人看到的只是一個光鮮的外表，你的內核是不願意被別人看到的？什麼時候才願意被別人看到？美國大選也是如此，政治泛化、精英教育等等，這些問題都是美國社會真實存在的。

我在開頭提到的這本書的作者布魯克斯，他的方案是重新喚起社會的道德感，但我覺得這恐怕只是一廂情願的理想方法。當然，我也沒法給出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這個問題需要美國社會的自我調節，可能是代際調節，可能是社會階層調節，可能需要年輕一代處理好個體與國家的關係，等等。

觀察者網：有一個比較大的感觸是，以近幾次大選來説，早前媒體會花費較大精力去關注雙方的內政外交政策，尤其是內政；到2020年選舉本質上是“反對特朗普”，再到今年就是互扔泥巴，哈里斯一度想打經濟政策牌，但草草了之；媒體找不到政策焦點，而且這些政策也切不中民眾的關注點。

賈敏： 我一直有個看法，2024年美國大選早在7月份就已經死掉了，7月的幾次轉折性事件耗盡了大家的熱情，槍擊案、拜登退選，現在只不過是苟延殘喘的狀態。大家都在等一個結果而已。

我長期觀察美國政治，但鮮有這樣的感觸：快點結束吧。因為選完了不會有任何變化，極化問題、立場問題還是擺在那兒。

美國有暴力傳統，但缺乏革命傳統

觀察者網：關於美國社會的對立、撕裂現象，不久前看到耶魯大學法學教授張泰蘇提出一個看法，即美國社會的真正撕裂在於精英階層和中下層民眾之間的撕裂……美國的大量衝突不在華盛頓的政治中，而是分散在企業和工會之間、學校與知識分子內部、移民與本地人之間、以及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等等，但這些衝突又沒有一個足以致命。……同時也在消耗着民眾的注意力，導致階層的撕裂反而無法成為統合全國的核心政治衝突點。再加上美國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民眾並沒有感受到真正的痛苦，因此難以掀起一股根本性的反革命力量。用這種觀點來解釋當下美國焦躁不安但又引而不發的社會氛圍，您怎麼看？

賈敏：這是個蠻有意思的話題。最近國內引進出版了一本書叫《美國暴力史》，作者是美國著名歷史學者霍夫施塔特，他還寫過《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美國政治中的偏執症》等作品。這本書是他晚年的作品。作者以為，暴力可以被視為美國社會的底色。

美國這個國家疆域廣闊，表面上看起來很普通 ，但美國社會內部的暴力是連續不斷的。暴力有很多種，霍夫施塔特所説的暴力主要指非反叛的革命；比如我們可以説中國是一個革命的國家，歷史上發生了很多顛覆式的革命；但美國不是一個革命性的國家，它排斥顛覆性的革命，但暴力無所不在。

霍夫施塔特指出美國政治是偏執的、美國社會充滿暴力，這背後存在深刻的社會機制，包括種族主義、階層固化、貧富差距等。霍夫施塔特的深刻洞見是，隨着1960年代美國社會兩極化趨勢的加深，美國社會生活的暴力化傾向將會愈發明顯。如果我們延續作者的觀點，今天暴力的形式已經不再只是槍和子彈，可能還有新的網絡攻擊、媒體謠言，虛假新聞等。這類形式不是系統性的，而是散見於各地的。

但是，這又是我們在觀察美國社會時，非常反直覺的現象；按中國的歷史經驗，如果社會上充斥着如此奇葩的情況、如此大的戾氣，恐怕早已出現全國性叛亂。舉個例子，美國槍擊案剛開始出現時，中國媒體是放在頭版頭條來報道的，像前些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我們會做連篇累牘的報道。而今天美國爆發槍擊案，還有多少中國媒體在跟進報道？非常少。但這並不代表槍擊案、槍支氾濫問題就不存在了，而是大眾習慣了，媒體找不到新聞熱點、不值得報道，所以媒體先屈服，公眾也跟着屈服了。

再比如，不久前發生美國退伍士兵在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門前自焚的悲劇，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美國主流媒體根本不予關注。他們認為這是社會性事件，但在中國人看來是個大事件，因為雙方的議題設置不一樣。

美國充斥着暴力，這一點沒有被系統地揭示出來。而今天我們説美國政治失序、民主失序，是因為全球都在關注美國大選，因此這些弱點被暴露出來了。這就是無奈的現實，人們關注了，它就存在，不關注就不存在。

所以，這場大選是否能真的讓你看見美國，這是我們要深思的。美國媒體所呈現的美國大選，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大選，還有美國人眼中的大選，其呈現出來的是不一樣的。我們作為外部觀察者，想要真正看見美國大選，既要看美國主流媒體的報道，也要看中國媒體的觀察，甚至還要聽一些在美國的親歷者所關注的東西，總之通過不同的渠道去傾聽、親歷，才能真正看見美國大選。

2021年初，特朗普取消1月6日在馬拉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指責新聞媒體和眾議院委員會調查對國會山的襲擊。華盛頓郵報

觀察者網：記得2020年美國大選前，我們在六七月份做了一次交流，當時您非常明確地提出一個觀點，即美國需要一場自我顛覆性的內戰；如果説彼時“內戰”一詞還略顯新鮮，到現在這個詞已到處可見，但我想這個話題還是可以繼續討論的，所謂的“自我顛覆性”到底指哪些方面？如果像上文所説美國內部矛盾一直引而不發，那麼靠它的內在機制進行自我改革，可能嗎？

賈敏：其實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山事件之後，很多民主黨人直接説這是一場“叛亂”（rebel），很多共和黨人則稱之為“內戰”（civil war），這其實符合霍夫施塔特所説的美國很少發生革命戰爭（revolution war），但我個人認為1月6日國會山事件是一場叛亂。

內戰是比較直率的説法。全世界的戰爭可以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對外戰爭，另一種是內戰。西方歷史上，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內戰、俄國十月革命，最後也都走向內戰的形式。內戰看似是戰爭的形式，其實是國內政治破裂的延續。內戰不是簡單的暴力行為，而是政治的失敗。

四年前我為什麼説美國需要自我顛覆的內戰，是因為沒法通過政治機制解決，既然選舉選不出一個所謂的合法性政府，那就只有通過暴力方式來強行推出一個結果。2020年特朗普沒法接受這個結果，於是選擇號召支持者“革命”的方式，但他失敗了，最終遭到鎮壓。今天他可能還想重拾舊夢，但“反革命”陣營已經嚴陣以待做好準備，不可能讓你得逞。

因此，今天你要説美國內戰，其實雙方都做好準備了，可能性不大，內在根源還在，政治分裂也沒有消失；甚至可以説，2016年之後，美國的自我顛覆性內戰、政治分裂一直都沒有結束過。

執政合法性問題，怎麼解決？

觀察者網：換言之，這是否意味着今年大選結束後，美國新總統還是會面臨“合法性”問題？因為雙方陣營過於對立，無論誰當選，總有那麼多人不會真正承認對方是自己的總統，新總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賈敏：今年早先時候推出了一個所謂合法選民的提案，但拜登把它給否掉了，可見雙方在身份認同上存在巨大差距。美國當下的這種選舉機制、民主制度確實面臨很大問題，到了必須自我改革的地步。但是，要想真正推動又非常困難。

舉例來説，拜登在退選後聲稱要改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限，取消終身制等等。其實就是試圖對保守派佔據多數的最高法院進行改革，但改革必須通過國會參眾兩院的認可，然而現在的兩院是不可能在這點上達成共識的。事實上，過去兩黨都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但沒有基礎去推動，就像哈里斯的選舉承諾是要減税，給富人增税，國會就不會同意。

這本質上是美國立法機制的問題，就選舉來説，比如要解決選民資格等，這還是相對容易一些，但關鍵是立法機構不合作。立法背後是民情民意，民情民意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巨大分裂，兩派人永遠達不成共識。而這些人現在都還在位，“紅脖子”大概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他們的思想觀念已經固化，除非代際消融，否則衝突還會延續下去。

美國曆史上解決核心問題的方式就是戰爭，要麼是內戰，比如南北戰爭，要麼是對外戰爭，所以想通過國內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真的很難。談到這裏，我想特別強調的就是中美競爭，中國要避免成為美國內部衝突的犧牲品。過去我也這麼説過，到今天來看，還是能站穩腳跟的。我們要儘量避免成為美國兩黨矛頭一致對外的最大公約數，避免發生中美直接衝突。

觀察者網：不過，現在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種衝突不可避免？

賈敏：一種是程度深一點，另一種是程度淺一點，總比完全破裂要好。

除此之外，我們也要應該關注一些積極因素。近年來，美國社會湧現出新技術創新潮流，尤其是人工智能領域；疫情之後，美國國內的新經濟需求、消費需求，包括拜登和特朗普的刺激政策確實創造一波經濟紅利。

馬斯克站台力挺特朗普視頻截圖

我們應該客觀承認這些新的因素，但也要關注其後續走向。比如這一輪的AI浪潮中，其實並沒有讓美國社會進入到矛盾緩解的階段，而是造就了新的技術寡頭，或者説出現了新的壟斷階層。以馬斯克為例，他曾經是美國新能源汽車製造商羣體中的一員，但現在你會發現美國其他汽車品牌都沒那麼積極了，只有馬斯克一家在做，因為造不過。馬斯克又造汽車又搞火箭，還買下了社交媒體平台推特，他成了新的寡頭。

原本外界以為他要把自己打造成精英分子，跟民主黨混在一起，但現在發現他轉向了，他要走寡頭路線，跟特朗普走到一起。為什麼？因為他的企業需要政府的強力支持，也就是新的政商合流模式。以往美國商界都是兩頭下注，比如華爾街，特朗普來找我，我給你面子，拜登來，我也給你面子，但今天它們非常傾向於特朗普當選。馬斯克更是毫不遮掩這一想法。

換言之，現在美國的商界、企業界比以往更加順從某一種政治趨勢，與其縮手縮腳被兩邊拿捏，不如直接下場站邊。而且從事實來看，假如用所謂的中美“新冷戰”來形容過去幾年，要説誰佔了最多的紅利，可能非馬斯克莫屬。所以，他今年力挺特朗普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為他的企業要政策，二是為富人階層代言，要減税；三是他也是中美關係緩和的中間人，雖然美國整體上是跟中國競爭，但也需要一些溝通渠道。

觀察者網：可見，繞了一圈還是回到這些最基本的結構性問題上來。那麼，這些問題到底有解嗎？

賈敏：可能我還是會重複前面的觀點，作為一個長期觀察美國和美國政治的人，我有一種疲憊感。如果要總結原因的話，就是民主的劣化，令人無奈。

原本人們認為選舉可以改變美國的執政治理能力，但事實上並沒有問題，反而在惡化。因為它的選民是固化的，不管候選人好壞對錯，新聞真假都不重要，我的立場就是如此。特朗普支持者如此，民主黨陣營也是如此，比如跟拜登相比，哈里斯的政治經歷實在乏善可陳，但為什麼她的支持率還是這麼高？看似很難解釋。但其實民眾選得不是這個演員，而是黨派；只要你是民主黨人，誰都可以。

觀察者網：這種固化，本質上是不是意味着隱藏在選舉背後的那一套架構或者説所謂的“深層政府”其實非常穩固，也決定了自我改革的難度極其艱鉅？

賈敏： 美國的各類複合體，什麼軍工複合體、媒體複合體等，它們的基本框架是穩定的，並沒有因為台上的某個人而發生巨大搖擺，所以它們能迅速集合到自己的代言人背後。從政治上來講，美國的深層秩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只不過美國社會表層的東西在激烈對撞。回到我剛才的觀點，這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選舉？它究竟想被你看到什麼？而你能看到哪個深度？換言之，深層利益集團希望誰能上，但最終誰上台都不會對這些利益集團造成特別大的影響。

觀察者網：從這個角度來説，總統實質性的權力似乎在縮小，立法權在變大，此外依靠穩定的行政官僚機制就可以保持執政運轉？

賈敏：美國國會跟總統之間是相互制衡的，美國總統權力的高峯是在二戰時期；在水門事件之後，國會意識到要大力限制總統的授權，但在現代社會行政權有天然的傾向要去擴充自己的權力，因此會在立法和行政之間產生較大的張力。這其實是個老問題了，好的一面是相互監督，壞的一面則是影響效率。

世界“左右”搖擺，把握社會情緒很重要

觀察者網：另一個比較宏觀性的問題是，現在我們似乎很難用某一種標籤，比如左翼、右翼去形容一個政黨或政客，也很難説你是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無論是通過美國選舉還是歐洲選舉，都發現這些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甚至在某一個黨派或某一個政客身上，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價值取向是攪和在一起的。不知您是否同意這種觀察，您怎麼看這些變化？

賈敏：確實，我們現在大多隻能根據具體的政策立場，來判斷對方是激進的還是非激進的，左和右的色彩反而是逐漸淡化了。一般而言，“左”被認為是偏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右”則是反革命的，保持社會穩定，但現在來看，其實左右兩翼都不希望社會革命，像桑德斯這樣的人在以往來講算是温和保守派，現在已經成為激進派。

整體上，西方社會這幾年在往右傾斜，在此背景下，簡單地用左和右來區分就有點牽強了，人們更多地會從具體政策議題來做區分。

另外，我們也不能忽視戰爭帶來的影響。比如烏克蘭危機不斷加劇、俄烏戰爭爆發，德國面臨着較大的經濟、安全問題，促使其社會氛圍往右轉。再比如，一戰以後，德國右轉，蘇俄往左，都有外部的推動力，但今天全世界有哪個地方在向左轉？沒有。整體是偏右的。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社會革命、進步平等這些東西消失了，只是説在這個階段，人們更多地追求個人財富、個體發展，很少去關注平等這些東西。如果哪天整個社會的巨大差異感徹底暴露出來，被絕大部分人看到並體會到，那麼天平又會開始向另一邊傾斜。

觀察者網：最後，我們用霍夫施塔特來結尾吧。之前您在一個訪談中討論了美國社會由來已久的傳統或者説底色——平民主義與進步主義，而這正是霍夫施塔特在其《改革年代》一書中闡釋的主題，您覺得現今像這些可以被認為美國“民族性”的東西會重新煥發作用從而糾正社會中的一些問題嗎？還是説這些東西是歷史的塵埃，美國需要更多新鮮的、外來的東西來改變？除了平民主義、反智主義等詞彙，如果要抓住美國社會當下的特徵或思潮，您覺得有哪幾個關鍵詞？

賈敏：首先，如今的美國無論是多元文化也好還是身份政治也罷，都已經走到一個新的困境，要破局很難。但美國為什麼能夠長期發展下去，因為美國社會既躁動不安，又充滿活力。活力來自於相對平穩的出生率、源源不斷的移民和持續湧現的新技術；特別是新冠疫情後，美國經濟呈現出上升勢頭，依然能吸引全世界高素質人才，這些基礎性因素很重要。

因此，美國社會混亂、躁動，但與之相伴的有利因素也從未消亡。如果哪一天它的創新力量、探索慾望，對財富、權力的無限追求以及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等等消失了，那就不是美國了。所以某種程度上，躁動不安（Restless）是一箇中性詞，看似無序，但也是創造和進步的必經過程。

至於平民主義和進步主義的傳統，在美國社會中呈現出週期性的特點，當面臨巨大的社會不公時，這些反思思潮就會出現。另外，還不能忽略了美國發展進程中的移民因素，儘管非法移民在美國社會引發巨大爭議，但正是有移民作為新鮮血液的湧入，美國的競爭力才得以維繫。往上追溯，很多美國人都是移民，第一代移民要生存，第二代想紮根，第三代要追求夢想，第四代可能還要做其他事情……正是這種不停迸發出來的慾望或者動力，讓美國社會充滿活力，也充斥着躁動不安。

美國社會主流仍然是開放性的、吸納性的，我們在批評美國社會中的階層固化、寡頭壟斷時，也不要忽視了它對外來羣體的接納程度。

2024年10月25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在得克薩斯州休斯敦舉行競選集會，聚焦女性生育自主權。新華社

觀察者網：大選結果馬上就要揭曉，大家的疲憊也有望告一段落，最後再為這輪大選觀察做個總結？

賈敏： 對於我們大部分中國人而言，美國大選是所謂的“吃瓜”首選。但我覺得美國每四年一次的折騰，也是我們得以和美國民眾、特別是普通民眾交流交往的一個比較好的話題。

通過大選這個話題，切入普通美國人的內心世界，去理解和感受普通人的失望與希望，讀懂他們自信表面下的焦慮和某種期待，我覺得是一次很好的加深相互理解的過程。

以我自己的對美交往和感受來講，這種嘗試和接觸是有益的，也是會有較大收穫的。

通過觀察大選，我們要儘可能去把握當今美國社會的某種情緒，但記住，我們不能被這種情緒所裹挾，所反向綁架。中國人不應該不自覺地成為美國極化政治的站隊者、鼓譟者，而是應該在有所理論和經驗的準備下，去看清楚一個發達社會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與困境，把這種思考與反思，移植到我們自身的社會建設之中。因為看清別人的終極目標，也能夠有助於看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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