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把美國的孤立主義理解成“只管好它自己”，是大錯特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程亞文】

在離開白宮時隔四年之後，特朗普將重返橢圓辦公室，開始他的第二個四年總統任期。

基於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的表現及競選期間的言論，全球輿論普遍預計未來美國將進一步強化“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立場，退出自由貿易體系和全球多邊主義。這將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對美國自身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正引來高度關注。

美國曾在“脱鈎”中完成工業化

在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些美國人，一再表示出反全球化情緒，意圖通過對外實施高關税、設置貿易壁壘、重振製造業來“讓美國再次偉大”時，他們可能想到的是美國以往的工業化歷史。

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被認為是美國奉行“孤立主義”的時期，也正是在這段時期內，美國與當時以英國和歐洲為主推動的全球化潮流若即若離，卻成功地從“發展中國家”蜕變成了工業化國家，實現了國家崛起。

在《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一書中，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Michael Hudson）向我們展示了一幅19世紀美國實現工業化和經濟崛起的圖景。與人們的普遍印象或想象迥然有異，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並非19世紀美國經濟崛起的必要條件，相反可能是制約因素。

衡量一個國家經濟開放度的兩個重要指標，是關税税率和對外資的態度。給對外貿易設置較低關税和允許外資低門檻進入，意味着較高的經濟開放度，反之表明經濟開放度較低。崛起時期的美國並不是一個通常所説的開放性經濟體，是在相對封閉中發展的。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完成了從農業經濟、農業社會向工業經濟、城市社會的現代化轉變，崛起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

1878 年，從美國紐約曼哈頓下城查塔姆廣場的包釐街東側向北望去的第三大道線火車軌道。資料圖：NYC Urbanism

在美國相對封閉的工業化時段，當時的世界卻正在經歷一輪全球化浪潮，它主要是由英國和歐洲推動，美國對此做出的選擇並非是“融入”，而是“隔斷”，也就是有選擇、有限度地參與全球化，甚至刻意與其保持距離。

整個19世紀，美國都維持了很高的關税水平，這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期更是如此。舉幾個時間點為例，1816年美國的税率為35%、1820年是35%-45%，到了1828年攀升為50%、1875年依舊高達40%~50%、1914年是44%。這期間，1890年通過的《麥金利關税法》（Mckinley Tariff），使得美國成為工業化國家中關税税率最高的國家，也讓其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

最終，美國經濟就是在這樣銅牆鐵壁般的關税保護之下崛起的。實施關税保護、推行促進製造業發展的政策，為美國工商業擺脱英國控制、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創造了條件。隨着公路的修建、運河的開鑿、汽船的發明，美國國內貿易迅速發展，各州之間建立起密切經濟關係，最終超越了對外貿易。

19世紀美國選擇隔斷型發展和實現經濟崛起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視內需和國內市場，也成功實現了通過培育國內市場和擴大內需實現工業化。

赫德森在其書中，描述了19世紀的美國工業化過程中存在着一個“美國學派”，他們認為只有當美國經濟與英國以及其他發達的工業國隔離開來時，美國才能保持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由於國內需求的增長可以為其經濟擴張融資，美國因此不需要依賴國外市場，這種理論指導了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崛起為世界工農業強國的經濟政策的制定，特別是南北戰爭之後美國的關税政策和發展戰略。

19世紀的美國工業化進程，是以工業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為主要面相，工業保護主義者們高度重視關税保護和國內市場的培育，並認為工農業間可以形成互哺關係。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第九任國務卿亨利·克萊（Henry Clay）、著名出版商馬修·凱里（Mathew Carey）等人均有此主張。為培植全國性市場，美國在19世紀因此格外重視全國性交通體系的建設，以連通南北東西，使全國成為一個經濟體系。

此外，很多人可能以為，1862年成立的美國聯邦政府農業司、1889年改為現名的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縮寫: USDA），是在農業利益集團的推動下設立的。其實不然，它是一個為工業化而生的標誌性機構和制度設置。為啓動內需、深耕國內市場，19世紀的美國工業黨對農業高度重視，他們反對西進運動，認為工業化需要人口集中，相反，農業的南方對建立農業部並不那麼積極，但熱衷於西進運動，以擴大農業種植範圍。

資料圖：美國聯邦政府農業部門

相比之下，美國的經濟增長並不像其他一些工業化國家那樣嚴重依賴海外市場，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出口量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6%-7%。而且當時的美國並不熱衷加入當時的全球化浪潮，這在它對外資及對外投資的態度上就可見一斑。

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製定了進口產品的高關税政策，歐洲國家為了躲避高税率，加大了對美國的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其中，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是英國，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和瑞士也進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資。不過，在總投資百分比中，外國直接投資在最大時也只佔美國總投資的10%，而當單獨考慮製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時，如果再考慮到1870-1914年間美國國內市場的規模和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個數字就更小了。

這一時期，雖然外國直接投資獲得了增加，但是，外國投資的失敗率比較高，投資持續時間比較短，很多投資不久就歸於美國人所有，或者完全破產。這表明，外國直接投資未能在美國站穩腳跟，其規模和水平都比較有限，遠遠達不到控制美國經濟的程度。1913年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外投資國，佔據40.9%的份額，而美國只佔到8.0%，遠遠低於歐洲國家。從中可見，相對於歐洲國家，美國當時尚未深入捲進經濟全球化進程。

美國在19世紀與當時的全球經濟體系保持距離、在政策層面與英國“脱鈎”，並在經濟思想和知識體系上與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拉開距離，一開始是着眼於“美國特性”，是將美國特殊化，但在當時的美國保護主義者的持續努力下，又逐漸將工業化優先、與國際市場“脱鈎”、立足國內市場、技術樂觀主義的思想，轉化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國家發展知識。

只不過在進入20世紀後，隨着美國崛起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繼續奉行隔斷型戰略和關税保護已不利於其海外擴張，美國才放棄了以保護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學説和政策，轉而擁抱起全球市場和自由貿易。

“孤立”的另一面：全球擴張

從美國曆史來看，以往美國曾經奉行的孤立主義，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上自主發展，與歐洲主導的全球化保持距離，避免在其中永久被邊緣化；二是不介入作為世界經濟、政治中心的歐洲內部事務，但並非不參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務。

通常認為美國的孤立主義理念，最早起於首任總統華盛頓對不要參與歐洲事務的告誡，而其成形則與“門羅宣言”有關。

1832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針對歐洲“神聖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圖謀而發表國情諮文，提出了三個核心原則：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反對歐洲列強對已獨立的美洲國家的干涉、聲明美國不干涉歐洲國家的事務，這經常被稱為孤立主義原則。

今天經常有中國人強調中國只適宜“管好自己的事情”、沒有能力和資格去管其他，類似的話在當時的美國也不乏有之。1893年，第二屆克利夫蘭政府的國務卿沃爾特·Q·格雷薩姆（Walter Q. Gresham），就曾提出美國應該“呆在國內專注於自己的事情”，否則，“他們將盡可能快地墮入地獄”。人們往往把美國當時的孤立主義理解為一種外交上的政策選擇，但這是片面的，它也同樣鮮明體現在經濟層面或國家發展戰略上的選擇——表現為主動“隔斷”在當時的全球化潮流之外，這對美國的影響可能更加深遠。

然而，當年的美國真的像有人所説的那樣曾自絕於外、且對外無求嗎？如果真是如此，很難理解的一個事實是：美國何以從剛建國時的13個州，到19世紀末時卻擴展到了近50個州？恰恰是在內部混亂和戰爭的陰影下，美國人開始夢想起領導世界。

　2007年5月11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詹姆斯敦殖民定居點舊址，一些全副武裝的演員正在重現當年殖民者士兵與印第安人戰鬥的場景。 新華社

1885年，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撰寫的《從全球歷史的觀點看美國政治理念》一書，強調説英語的種族將註定要統治全球，並徹底轉變世界各民族的制度、傳統、語言——甚至血液。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的國務卿威廉·H·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在1866年曾預言美國必將不可避免地在商業上主宰“太平洋及其島嶼以及陸地”。經濟學家J·A·霍布森（J.A.Hobson）在他1902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宣稱帝國主義是“西方世界當代政治最強大的因素”。

最典型的就是海軍上校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他於1890年出版了《海上力量對1660—1783年曆史的影響》一書，認為國家的偉大和繁榮都源於海上力量，強烈主張美國控制加勒比地區、修建連接太平洋與加勒比地區的地峽運河以及在太平洋地區傳播西方文明。西奧多·羅斯福同樣鼓動美國進軍太平洋，認為太平洋應該屬於美國，這給1903年曾經赴美參觀考察的梁啓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歸來後所做的《新大陸游記》一書中特意提及。

從實際的歷史發生來看，美國並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才想到要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充實美國夢想、實踐美國式的“天定命運”；美國也並非真的以“孤立”為求，它的諸多行動都在告訴人們：世界有它一份。

美國曆史學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著的《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一書，向人們展現了一個另類美國，這個美國從其誕生時起，就充滿了雄心抱負。美國成為全球性領導型國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才發生的事情，然而，在美洲這塊地域，美國甫一建國即四處擴張，不久就在美洲大陸建立起了領袖地位。1823的“門羅宣言”聲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它的言外之意，是歐洲列強不可再染指美洲大陸，那裏是美國人的天下，美洲的事務由美國來管。

美國充當領導型國家，是從美洲開始的，孤立主義其實不過是孤立在歐洲的是非之外，但在美國的家門口，實際上是美洲主義。

當時的美國認為歐洲是奉行君主專制的舊世界，保持着落後的政治文化，而且歐洲國家之間打來打去一片混亂，所以美國不應參與進去蹚歐洲的混水。美洲這邊則是新大陸，已經開闢了民主共和的新方向，所建築起來的是人類文明的“山巔之城”，美國要“保護”整個美洲不受舊大陸的君主專制的污染，要推廣美國式的民主自由。

美國孤立於歐洲之外，但不等於孤立於整個世界之外，在美洲這個地盤上，美國是要繼續耕耘的，要在那裏將美國的標準和價值推而廣之。在1904年國會年度演説中，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提出了後來被人們所熟知的門羅主義的羅斯福推論：簡而言之，既然門羅主義是禁止歐洲人干涉美洲地區事務的原則，美國就有理由搶在外人前面採取行動首先干涉。

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1796年在其卸任演説中倡導孤立主義，是因為當時美國比較弱小，還不足以與歐洲列強在其他地方抗爭。所謂的孤立只是不蹚歐洲的混水，歐洲之外的地方，還是要去蹚的。

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前期，美國正在向全球性領導國家轉變，其時美國在對外介入問題上，採取了三種方式：向東對歐洲採取避免捲入戰爭的“我們不介入”的策略；向南對拉丁美洲則採取門羅主義的“你們別介入”的策略；而向西越過太平洋採取門户開放的“我們都介入”的策略。

所以，把美國的孤立主義理解成關起門來管好自己的事情，那是大錯特錯。在成為全球性大國之前，美國先成為了在美洲的地區性大國，對地區性事務是有發言權和發言意圖的，它是美洲國際關係的調解者、地區事務的主要參與者和國際制度設計者。在除歐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美國也選擇了能介入則介入的政策，並非孤懸於世界之外，而是日益密切主動捲入世界之中。

走向孤立主義，還是戰略收縮？

當前的特朗普和美國共和黨明確表達了對全球化的反對，意圖通過19世紀式的關税保護手段重振製造業；同時表示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國際機制和組織、讓盟國分擔更多軍事支出，不願再承擔諸多國際義務。這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就曾付諸行動，在他的第二任期內非常可能進一步推進。

2017年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宣佈退出《巴黎協定》。 新華網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特朗普的美國將步入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遺世獨立”式的孤立主義，原因在於，一是這可能並非特朗普和共和黨的本意，二是這可能也無法達成19世紀美國選擇孤立主義所產生的類似效果。

當然，以19世紀的美國實際上是孤立主義與帝國主義相雜揉來對照，我們可以從最低層面認為美國可能迴歸孤立主義，它主要指向三個層面：一是在經濟上，退出自由貿易，用高關税重振美國製造業；二是在政治上，放棄多邊主義，拒絕承擔以往所承擔的諸多國際責任；三是在文化和種族上，對外來移民關閉大門，重建新教文化的主體地位，再次明確國家的政治和文化邊界。除此之外，美國為自身國家利益和“再次偉大”計，與世界其他地方肯定還會維持或產生新的關聯，只是美國介入其中的具體方式會與以往有所不同。

今天的美國的確需要有一些改變。大國往往是在過度擴張中走向崩潰的，最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帝國化”過程，一方面是以新自由主義思潮為觀念動力，推動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自由貿易、資本和技術自由流動為特徵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則是以差序格局下的多邊主義，恩威並施推進美國的全球霸權。

服務於全球主義的帝國願景，美國對內轉向“小政府”，經濟上進一步實施私有化和放鬆資本管制，政治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是“民主普及”，文化價值觀層面是“多元主義”，淡化種族、語言、宗教等方面的差別。

2022年6月18日，來自美國全國各地的數千民眾在華盛頓國會大廈附近舉行集會，抗議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不公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新華社

對內對外展現的這種多元性，曾經成為美國的某種“軟實力”所在。但它帶來的變化和挑戰是：一個資本意願與政治意志不再並進和服務於美國人整體的利益，一個在種族、語言和宗教上不再擁有主體內核的美國出現了，它顛覆了以往所謂的“美國特性”，再次引發“何以成為國家”這個19世紀美國就已面對的問題。進入21世紀後的兩場戰爭，更是嚴重消耗了美國國力。從多個方面看，美國正在經歷“政治失度”，因此，無論對外還是對內都需要“精兵簡政”，減少國家支出和消耗。

但是，美國不會就此“退出世界”。19世紀美國在世界體系中還是相對邊緣的國家，其孤立主義意在與當時的歐洲經濟、政治中心造成一定程度上“隔斷”，以保證自身發展、實現國家崛起，而又以後來轉變成全球性國家作為其“偉大”的標誌。今天的美國早已是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國家，也只有保持全球影響力才能“再次偉大”，這不是通過“退出世界”能夠達成的。

從競選言論和綱領來看，特朗普和共和黨的政策追求，是由一些相互矛盾的方面組成。推高關税意味着經濟上的“脱鈎”，但特朗普和共和黨又申言要加強經濟、軍事和外交能力，重建軍隊和聯盟，確保美國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強大、裝備最精良的軍隊，保護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一個奉行孤立主義的國家，還需要保持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嗎？美元的世界儲備地位，又如何在“孤立”中得到保護？

當我們用“迴歸孤立主義”來概括未來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時，千萬不要望文生義，以為美國從此將“自絕於世界之外”。不會的，世界最強大的軍隊、美元的儲備地位，都並非為保護美國的“孤立”而來，特朗普的美國只是想調整以往美國介入世界的方式，要大量壓縮美國的國際義務，以最低的成本和代價維持和增強美國的全球影響力。

也基於上，準確理解“孤立主義”是必要的，與其説美國要走向“孤立”，不如説美國正在進行新一輪戰略收縮。這其實也並非始於特朗普。2021年8月30日，隨着美軍最後一架C-17運輸機從喀布爾國際機場起飛，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以美軍的撤離告終。以此為標誌，美國正在減少其在歐亞大陸上的投入。

最後一批美國軍機在撤軍最後期限之前離開喀布爾機場，標誌着美軍全面撤離阿富汗。 CNN

拜登政府在任期內也已經實施的戰略收縮，到特朗普政府執政時將加速加量推進，兩者的差別在於：與拜登政府相比，未來的特朗普政府將更少考慮盟友的利益，但卻同時要求盟友共同維護美國的優先地位；戰略收縮的範圍與程度，將視能否幫助美國重新建立製造業的優勢地位、重新強化以新教文化為主要方面的“美國特性”、全面提升美國的國際競爭力為度。

戰略收縮對美國來説並非新鮮事。“二戰”之後，美國已有過兩次戰略收縮，分別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後，通過戰略收縮，都有效減少了美國的國力消耗，使美國重新有了稱霸的資本。特朗普將推動美國戰後以來的第三次戰略收縮，與前兩次戰略收縮重在對外減負不同，這次戰略收縮將不僅壓縮美國的全球領導責任，還將大力調整國內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為美國的“再次偉大”重新建立結實的民族國家地基。

這次戰略收縮，將意味着美國對外和內部關係的重大改變。從對外關注來論，美國將減少關注點，聚焦主要議題，這會使戰後以來美國建立的霸權體系有可能瓦解，當然，也可能會加大對中國的戰略壓力。在越南戰爭後期，美國為應付當前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蘇聯，選擇與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有重要差異且關係一直敵對的中國和解，這種方式有可能在新的時空重演。有人認為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一切均可交易，但也要看到，作為總統的特朗普不再是商人，而是一個政治人，他需要考慮經濟，但不會僅僅是經濟，“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就是政治。

走向“孤立”也會深刻改變內部關係，然而，想推動內部關係向預想方向實現結構性變動，也不會那麼容易。通過重返19世紀的美國道路而“讓美國再次偉大”，必然觸發與20世紀中下葉以來，美國作為一個“全球帝國”而形成的新傳統的衝突。

一切皆因利益使然。在近八十年來轉向“全球帝國”的過程中，美國已經形成新的相對固化的利益結構，大公司和一部分美國人會從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多元文化中受益，但也有很多美國人因此受損，它們無法通過同一種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來同時滿足相互悖反的利益訴求，而必須要達成一定的利益妥協才有可能化解。但從當前情況來看，妥協空間並不存在，這也是當前美國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的一個關鍵原因。

還要看到，正如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説的那樣，20世紀中下葉以來的美國霸權，實際是資本主義的積累體系發生週期性變動的結果，當20世紀上半葉英國積累週期發生崩潰時，美國作為當時最大的工業化國家及時出現，並填補了重建全球經濟政治空間的權力空白。

然而，如果美國全面退出全球化和對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給，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也將不再，它又將如何重複19世紀的故事呢？在19世紀後期的全球經濟體系中，美國雖然處於相對邊緣位置，但它具有最大人口規模，也是當時工業化國家中最大的國家性市場，這是它後來順利“接棒”成為資本主義新積累中心的歷史前提。今天的美國已不再是世界最大的國家性市場，也不是最大的實體經濟體，當美國選擇從資本主義積累中心“退出”時，世界會有耐心等它再次“滿血復活”歸來嗎？

特朗普想像19世紀那樣依賴國內市場來重建制造業，恐怕也不可能實現。道理與上類似，現代世界工業發展的基礎條件之一是市場，一個國家要想在實體經濟上取得優勢，不是背靠自身的市場規模足夠大，就是開拓足夠大的國際市場，當這兩方面都不具備時，重振有競爭力的製造業無疑痴人説夢，“讓美國再次偉大”也會是無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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