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我近日先後訪問俄、德,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反差
guancha
【文/翟東昇】
九月初和十月初,我先後率團訪問了俄羅斯海參崴和德國柏林,參加“東方經濟論壇”和“柏林全球對話”兩場國際論壇,分別聽取了普京總統和馬克龍總統的主旨發言,並與俄羅斯和歐洲的智庫人士進行了坦率而深入的交流。兩個城市,兩種秋景。對於俄羅斯和歐洲的各自處境,我有若干觀察和猜想,在此向國內讀者彙報一下。
一、俄羅斯的狀況
總體而言,兩年半以來的這場戰爭對俄羅斯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戰爭通常伴隨着物價的上漲。多位俄方人員都反映,比兩年半之前,當前的物價大概翻了一番,房價也有明顯上漲。但可聊以慰藉的是,多數人的工資收入也等比例上漲了,所以人們的生活目前還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市面上物資供應還是相當充足的。受美歐金融和跨國公司的制裁影響,許多品牌的商品和服務不再向俄羅斯市場提供,但是這並不妨礙俄羅斯民眾喝到可樂,吃到美式快餐。據説這些品牌都本土化了,但是商品基本不變:比如俄羅斯可樂的口感與可口可樂並無明顯差異,因為他們可以從第三國買到原漿,自己勾兑。

參與“東方經濟論壇”
俄羅斯官方公佈的失業率僅2%,我覺得這個數據應該是真實的,原因不僅在於戰爭本身需要僱傭大量年輕人,而且還在於戰爭帶來的財富再分配、消費上升和生產旺盛。
俄羅斯本是一個貧富分化比較嚴重的國家,底層民眾原本缺錢消費。這場戰爭給了底層家庭獲得現金流的一個機會:送兒子或丈夫上戰場,家庭可以獲得將近50萬人民幣的一次性補貼。即便是監獄中的囚犯,也可以獲得這個待遇。這筆錢,相當於針對窮人的定向轉移支付和積極財政政策,給了中下層家庭一個賭命換錢的機會,以至於出現了這樣的案例:有人為了脱罪而入伍獲得補助,打了一年仗之後退伍,不久再次犯罪入獄,靠二次入伍脱罪並獲得又一筆補助。
底層民眾增加的現金流帶來旺盛的消費需求,而軍工生產的旺盛也拉動了就業、收入和消費。軍工生產的產品固然是在戰場上消耗掉了,但是對於宏觀經濟而言,重要的是流量而不是存量,生產和消耗本身就是其意義所在。至於生產出來的東西是作為炮彈導彈消耗在了戰場上,還是作為出口商品變成了存在大洋彼岸的紙面財富,對於當下的宏觀經濟運行而言其實並沒有本質區別。
在中文自媒體上流行着一些謠言,説俄羅斯黑市盧布貶值得多麼厲害。我在海參崴專門去餐廳等消費場所拿出美元和人民幣消費,以此測試出是否存在官方和黑市匯率的巨大差異。但無論是俄羅斯人經營的還是華人經營的餐廳,都不會因為我支付美元或者人民幣現金而給予折扣。這種現象通常足以證偽關於俄羅斯盧布黑市的謠言。
目前俄羅斯社會情緒比較穩定,除了經濟基本面過得去之外,可能還與比較嚴密的社會輿情控制有關。據我們調研的反饋得知,即便是在私下場合,同事鄰居之間如果説了反對普京、反對戰爭的言論,一旦被人舉報,則反戰反普京之人可能因此而惹來法律麻煩。
二、歐洲的狀態
十八年前我在布魯塞爾辦智庫,跟歐盟體系的機構和官員打交道不少。有感於當時的歐洲決策體制,我曾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八個字概括其運行特點:外部力量想要驅動歐盟去做成某件事情,無論是對華軍售解禁還是提前確認市場經濟地位,都非常困難;但是要讓歐洲幹不成某件事情卻容易得多,因為只需要找一兩個歐盟小國跳出來反對即可。
而十八年後的今天,事情出現了變化:以法國為首的一部分歐洲國家,試圖推動對中國電動汽車加關税,由此可能引發中歐之間的一系列關税戰,而這顯然不是對華依賴嚴重的德國產業界希望看到的場景;但是,最近的現實是,連德國的反對都未能阻撓馬克龍等人推動此事。今日歐洲對華的心態和情緒,由此可見一斑。
柏林全球對話期間,我們抽空拜會了兩家基金會,分別是科爾伯基金會和阿登納基金會。兩者都禮貌而坦率地告訴我們:今天的德國和歐洲政治圈對中國情緒非常負面,人們普遍認為俄羅斯是敵人,但這個敵人背後的主要靠山是中國,因為沒有中國的支持,俄羅斯這場戰爭早就支持不下去了。歐洲人的整體社會情緒是恐懼和迷茫,他們既面臨俄羅斯對歐洲東部的軍事威懾,又面臨中國在汽車等戰略性產業上的經濟競爭,而短期內歐洲似乎毫無出路。這種巨大的不安全感之下,緊抱美國以對抗中俄,似乎是合理且無奈之舉。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代表團與德國科爾伯基金會雷樂(Lehrer)先生交談
宏觀數據顯示歐洲經濟狀態不太好,但我在柏林的數日所感受的經濟狀況應該用蕭條來形容。最令我驚訝的是,工作日白天的柏林街道上竟然沒有多少人,也沒有多少車。十月初的柏林還不冷,但大街上冷冷清清的感覺,與歐洲第一大經濟體之首都的形象很不匹配。
歐洲的通脹,起得比美國晚一些,但是也明顯傷害到了民眾的生活,這是我在打車時與司機們對話調研中的感受。德國司機的來源五花八門,既有東歐的,又有中東的,甚至還碰到了一位嫁給了歐洲人的美國女畫家在開出租。一位黎巴嫩裔的司機翻出手機中的照片説,他家的祖宅最近被以色列人炸燬了,嫂子和侄子被炸死了;表達完對美歐的憤怒,他説自己堅信二十年之後的世界必將屬於中國。
三、兩場論壇的對比
在俄羅斯“東方經濟論壇”上,普京總統和馬來西亞安華總理的發言和對話長達三個小時,主要是普京總統講。有一些精彩之處,但是由於翻譯的原因,我能記住的不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女主持問他希望美國大選誰能獲勝,他回答説希望拜登勝選,但可惜的是拜登總統退出了,而在剩下的兩人中,他更喜歡哈里斯的哈哈大笑。普京總統確實是一位幽默感十足的政治家。
而在德國的柏林全球對話論壇中,我近距離聽取了法國馬克龍總統的英文演講。儘管也存在一些法語發音習慣,但在我所見過的所有法語人羣中,馬克龍總統是英語講得最好的人,難怪國際大資本會青睞他。他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説法:
歐洲人之前的幸福生活,建基於三個外部條件,美國為歐洲各國提供了近乎免費的安全保護,中國為歐洲產出的高附加值的汽車和奢侈品提供了持續擴張的出口需求,而俄羅斯則為歐洲提供了廉價的能源,從而強化了歐洲的國際競爭力。但是,伴隨着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美歐對俄全面制裁和中國電動汽車產業的崛起,上述三個條件幾乎同時消失了。而要擺脱現在的困境和迷茫,歐洲必須要追求自己的戰略自主。
在他的語境下,我感覺到他提出的戰略自主不僅僅是針對俄羅斯和中國,隱隱然還針對着美國。這是以後在對法工作中,我們可以關注的重要變數。

法國總統馬克龍參加論壇並發表演講
海參崴和柏林的兩場論壇,一個重要的對比是財力。海參崴那邊的辦會資金應該不太寬裕,嘉賓們在機場入境和進入核心會場前需要各做一次核酸,每人每次一千元人民幣;嘉賓住宿是安排在遠東聯邦大學的招待所裏,大概相當於國內的三星級酒店。而在德國的柏林全球對話,主辦方的總預算大約400萬歐元,主要由美利堅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贊助。論壇的舉辦地點是當年東德的政府大樓,如今是一所商學院的所在地,而招待晚宴放在了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皇宮頂樓餐廳,與會者非富即貴。
但是如果論士氣和信心,海參崴這邊明顯要高一些。嘉賓們談笑風生,大家不怎麼提及西線的戰事,討論的是如何建立國際多極化新秩序。而柏林那邊則顯得有些士氣低迷。柏林全球對話的主題是塑造全球共識,主辦方強調説,這次論壇的主題不是尋找共識,因為分裂和對抗的世界已經沒有共識了,因此他們希望能通過這場論壇塑造共識。那麼兩天半的論壇究竟達成了什麼共識呢?一位與會的女士在與我同事的私下討論時表示,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可能是最重要的共識。
這種差別甚至反映在一些有趣的細節上:海參崴這邊是充滿雄性氣質的,發言的人們嗓門高,觀點犀利,即便是私下討論問題時也是如此,連女性嘉賓也顯得頗有男子氣概。而在柏林,人們普遍顯得精緻而柔弱。即便是討論歐洲防務的分論壇,三位嘉賓竟然全部是女性,她們以優雅而憂鬱的語調討論着歐洲面臨的戰爭和軍備建設需求。即便是男性與會者,男子氣概似乎也有所欠缺。身處歐洲,我彷彿目睹了當年的魏晉之風度和兩宋之婉約。
中國是極少數能同時大規模參加兩邊論壇的國家之一,但是參會人員的構成也有明顯區別。在海參崴參會的中方人員中,官方代表團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人員可能要多於私人企業家。但是在柏林,參會的中國人主要來自私人部門,包括多位著名的投資家和企業家。
四、2025年的變局與機遇
在德國論壇結束後的次日中午,主辦者在家中舉辦了百人規模的冷餐會以答謝主要嘉賓,客人們拿着香檳杯四處遊走聊天。與我聊天較長的除了幾位歐洲客人,還有一位美國駐德公使。
我對着歐洲朋友們説,當今世界的秩序,由兩組三角關係構成,一是安全領域的中美俄三角,二是經濟領域的中美歐三角關係。美國公使搭話反駁我説,這兩點他都難以同意:一是當今世界只有美中兩個超級大國,俄羅斯高度依賴中國,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的扈從國;二是中美歐三角關係之説,暗示着歐洲會獨立於美國的對華經濟戰略,而他堅信美歐將永遠站在一起應對中國,中國離間美歐的圖謀休想得逞。我對他的謬論當即進行了反駁,並在最後進一步質問他:下個月如果特朗普勝選,你的説法難道還成立嗎?他竟然回答説:屆時白宮和國務院將會給我新的談話要點。
他的這種回應,一方面是辯論中落在下風時的耍滑頭,另一方面也是變相承認了美國內政即將發生的變化,必然會大大沖擊當下的中美歐俄大國關係。
再有不到兩週,美國大選將正式開鑼。原本我們預期美國建制派和深層政府(deep state)會在十月初拿出硬核的材料,比如新的通俄門證據,從而在政治上有效地打擊特朗普。但是到目前為止,他們收集和炮製證據的戰鬥力遠不如預期,兩次失敗的暗殺反而提升了特朗普的支持率。(當然,我個人認為至少第二次暗殺是獨狼行動而非系統性的謀劃)。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的哈里斯副總統,其人格魅力和思想水準實在乏善可陳,在聚光燈下根本説不出值得報道和期待的政策構想。而在原本支持建制派的東海岸金融資本和西海岸科技資本中,以馬斯克為代表的幣圈資本如今轉而全力支持特朗普。
所以,綜合上述因素,美國大選的結果按照概率排序有以下三種場景:一是特朗普獲勝;二是雙方都宣稱獲勝,指責對手作弊耍賴;最後才會是哈里斯無爭議地獲勝。
無論第一種還是第二種場景成真,都會驅動當下的中美歐俄四邊關係出現結構性變化。如果是第二種場景,那麼美國將陷入長期的內政混亂和政治衝突,歐洲在安全和經濟上都無法指望美國的支持。而如果是第一種場景,那對於歐洲而言更是噩耗,因為特朗普明確表態將會迫使烏克蘭割地求和,並暗示將對歐洲出口美國的商品提高關税。不僅如此,過去的八年裏,特朗普的心腹們在歐洲到處串聯,試圖把歐洲的極右翼勢力聯合起來,推翻歐洲各國建制派在政壇上的主導地位。有了這樣的盟友,你還需要什麼敵人呢?
下個月,如果美國政治變局成真,那麼對於中國而言,我們的對歐外交將迎來新的機遇期。中國不僅能給歐洲人提供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空間,還能通過對俄外交穩定歐俄關係,更能與之共同高舉綠色與和平的大旗,將世界歷史的航向維護在正確和良善的軌道上。屆時,美國給不了歐洲的,我們中國能給。正如一位著名歐洲政要兼學者在與我交流時所説:世界將會明白,中國才是這個房間裏唯一的成年人。
(本文是作者於十月中旬為《域外》月報寫作的院長點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