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卿：佈局全球港口，中國應警惕些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少卿】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旗艦工程——位於秘魯的錢凱港，其規模與雄心令人矚目——這是由中國企業主導開發的世界級港口項目，投資數十億美元，擁有從運營到管理的獨家經營權。然而，這一成就也免不了經受美西方的攻訐與非難。

對於某些觀察者來説，錢凱港的故事讓人聯想到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港。自2014年中國企業獲得達爾文港99年的運營權以來，這座具有戰略意義的港口便成為了中美博弈的焦點之一。今年正值中國企業接管達爾文港運營的第十個年頭，圍繞它的爭論仍未平息。

回顧達爾文港的發展歷程，錢凱港可以從中學到哪些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澳大利亞達爾文港澳聯社

北澳的戰略要地

達爾文港因其靠近印太關鍵航線的戰略位置，一直受到美國的密切關注。

這座港口位於澳大利亞西北海岸的北領地，是澳北部最大的深水港，也是距離亞洲最近的澳大利亞港口，被譽為澳大利亞的“北方門户”和“通往亞洲之門”。達爾文港作為天然的國際貿易樞紐，其地理位置極為優越，事實上，它與五個外國首都的距離比與澳大利亞首都的距離還要近。作為島國，澳大利亞共有17個國家級重要港口，而達爾文港則是北領地唯一的國家級港口。

自2014年起，中國嵐橋集團接手運營達爾文港以來，該港口的年吞吐量從最初的500萬噸激增至超過3000萬噸，年增長率超過了20%。數據顯示，達爾文港75%的進口貨物來自中國，而90%的出口貨物則航向了亞洲市場。2023年，該港口向中國出口了大約50萬噸的磁鐵礦、錳礦和鋰礦等礦石產品，同時向亞洲市場（包括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出口了約150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

其中，日本通過達爾文港進口的液化天然氣佔其全國需求的11%。日本國際石油開發公司（INPEX）和美國康菲石油公司在澳大利亞北部開發的天然氣資源，均通過達爾文港轉運出口。由於從達爾文港出發僅需7天即可到達粵港澳大灣區，自2021年以來，向大灣區輸送的天然氣量顯著增加。今年10月，達爾文港還首次出口了一批棉花。

達爾文港不僅是重要的經濟樞紐，同時也是澳美兩國重要的軍事基地，其戰略價值顯著。它是二戰中澳大利亞本土為數不多經歷過戰火的地方：1942年2月19日，日軍對達爾文市進行了轟炸，美國海軍“皮利”號驅逐艦被擊沉，造成88名美國水兵喪生。

如今，達爾文港是美國軍艦從東海岸前往中東、穿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停靠點，駐日美軍第七艦隊也頻繁訪問這裏。大約2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輪換部署在達爾文港，港口承擔着大量燃料和彈藥等戰略物資的運輸任務。今年1月，美國宣佈將投資2.7億美元，在達爾文港建設一座容量達3億升的航空燃料儲存設施。

每年，達爾文港及其周邊區域都會舉行備受關注的聯合軍事演習，例如澳大利亞皇家空軍每兩年主辦一次的“漆黑”軍演（Exercise Pitch Black）。今年7月，該演習吸引了來自十幾個國家的海空力量參與，其中包括意大利海軍的“加富爾”號航母打擊羣。《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評論稱，中國在這些演習中擁有“前排觀眾席”。

澳大利亞政府也致力於加強達爾文港的基礎設施建設，以提升其戰略價值。2022年，堪培拉政府撥款15億美元用於新建港口設施，項目包括碼頭、卸貨設施和航道疏浚工程，以便接納更大的船隻。嵐橋集團亦表示，未來20年內計劃在達爾文港擴建更多泊位，以促進澳大利亞的出口增長。

達爾文港位於澳大利亞北部，離中國南海並不遙遠 谷歌地圖

今年9月23日，達爾文港首席執行官彼得·達米特（Peter Dummett）訪問中國，與深圳港代表簽署了建立“友好港”關係的諒解備忘錄，旨在深化兩地之間的貿易聯繫，推動雙方在經濟合作領域取得更多進展。“不斷拓展商業機會是我們達爾文港管理層的首要任務”，達米特在回國後投書《北領地新聞》，如是説道。

地緣政治拉鋸戰的中心

在過去十年裏，達爾文港始終處於地緣政治博弈的漩渦之中。儘管嵐橋集團堅持其運營純粹出於商業目的，但批評者認為，中國對這一港口的控制可能對區域安全構成威脅。十年間，美國不斷施壓澳大利亞重新審視這一協議，甚至多次敦促堪培拉終止合同。澳大利亞當局也連續進行安全審查，併發起了猛烈的輿論攻勢，“毀約”的威脅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高懸在達爾文港的頭頂。

2012年，澳大利亞鄉村自由黨（Country Liberal Party）贏得了北領地的選舉，計劃通過出售公共資產籌集資金，達爾文港便是其中之一。2014年底，北領地政府發佈了租賃意向書，吸引了全球60多家公司的興趣。最終，2015年10月，中國嵐橋集團以5.06億澳元（約合23.8億元人民幣）的價格獲得了達爾文港99年的租用權。

多年來，北領地政府一直在爭取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投資，以開發達爾文港。歷屆政府都認為，達爾文港是振興澳大利亞北部經濟的關鍵，如果能夠得到擴建和維護，它將成為推動北部地區乃至全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然而，聯邦政府並未充分認識到其潛力，至少沒有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

北領地首席部長亞當·賈爾斯（Adam Giles）幾乎毫不掩飾其租賃達爾文港的動機：面對聯邦政府連續14次拒絕其升級港口設施的請求，租賃成為了一種抗爭的方式。一位政府高層人士當時告訴《北領地新聞》：“這是為了擺脱堪培拉的束縛，減少對聯邦資金的依賴。”對北領地而言，這筆交易無疑是一筆好買賣：5.06億澳元的合同價格相當於該港口此前兩年利潤的25倍以上，嵐橋集團還承諾在未來25年內投資2億澳元。

2015年簽署租約時，地緣戰略環境與今天截然不同。2014年，中國領導人訪問澳大利亞並在議會發表演講，宣佈兩國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標誌着澳中關係達到了頂峯。達爾文港的租約就是在這種樂觀氛圍中籤署的。

北領地政府將其視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最多也只是澳大利亞國內政治問題（即“擺脱堪培拉的束縛”）。當時，英國《衞報》報道此事時，主要關注的是“工會對缺乏工人保護表示憤怒”，並未提及任何所謂“地緣政治風險”。堪培拉方面也持類似看法，澳大利亞聯邦貿易和投資部長安德魯·羅布稱讚該協議是“中澳自由貿易協定增強了雙邊商業關係的有力標誌”。

然而，從2017年開始，即達爾文港99年租約生效的第二年，澳中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種轉變被形容為澳大利亞的“對華關係重置”。澳中關係被定義為一種對立關係，國家安全逐漸取代了經濟考量。澳大利亞媒體對租約的討論，也開始聚焦於“中國干預澳大利亞”以及在大國衝突背景下的國家安全和戰略關切。美國在中國南海的活動日益頻繁，而達爾文港作為美國在太平洋行動的南翼，其戰略重要性愈發凸顯。在北領地，賈爾斯領導的鄉村自由黨政府於2016年8月敗選下台，對租約的強烈反對被認為是其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2021年，形勢尤其風高浪急。澳大利亞的情報、國防、外交和內政部門紛紛介入安全審查，美國政府也頻頻插手，推波助瀾。當年4月，繼澳大利亞單方面撕毀“一帶一路”協議後，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得·達頓突然表示，如果中方租用達爾文港“不符合國家利益”，澳大利亞政府就應“採取行動”（即終止租約），並稱這是一個“戰略目標”。

澳大利亞政府隨後修改了《外國投資法》，一個議會委員會甚至宣稱，“將達爾文港租給一個未來99年可能成為潛在對手的國家，就像1938年將港口租給日本一樣危險。”達爾文港租約成為了2022年聯邦選舉中工黨攻擊莫里森政府的一個重要話題。然而，工黨在勝選上台後，卻陷入了“自掘墳墓”的尷尬境地。

2023年10月，工黨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訪華前夕，澳大利亞政府宣佈結束審查，達爾文港租約得以延續。然而，我們仍不能掉以輕心。今年11月15日，專門炮製“反華黑材料”的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再次發表言論，聲稱“中國港口投資的風險不僅限於眼前的國家安全威脅”，並警告“中國政府可以對在海外運營的中國公司施加影響，甚至對澳大利亞公司採取強制行動”。

澳大利亞政府的連續審查和西方媒體的藉機攻擊，加劇了達爾文港未來的不確定性，並給港口運營商帶來了巨大壓力。持續的緊張局勢擾亂了嵐橋集團的國內外業務計劃，阻礙了投資，使合作項目脱軌，並造成了重大財務損失。合作伙伴對爭議持謹慎態度，對長期合作的信心也有所下降。嵐橋集團澳大利亞副總裁邁克·休斯在《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表示，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跨國公司工作，但從未見過“一家公司像嵐橋集團在澳大利亞這樣受到如此惡劣的對待”。

在澳大利亞的“北澳大利亞發展”倡議下，北領地經濟迅速發展，但也面臨着新的挑戰。隨着貿易量的增長，達爾文港迫切需要擴建和升級，以適應不斷增長的需求。然而，運營商能否順利推進這些開發項目，還取決於中澳關係、中美關係、澳大利亞政黨政治格局以及聯邦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

圍繞該項目的地緣政治較量可能在中美澳之間反覆上演，地緣政治操縱仍然是一個持續的威脅。分析人士警告稱，未來澳大利亞政府仍可能以違約或其他理由製造麻煩，可能的藉口包括企業不具備經營資格、企業獲取了港口的軍事信息等。

錢凱港是南美西岸的天然深水良港 谷歌地圖

儘管錢凱港的情況與達爾文港有所不同，但兩者之間也有不少共性。作為南美西岸的天然深水良港，錢凱港不僅面向太平洋，還連接着秘魯的內陸鐵路網絡，形成了貫穿安第斯山脈的運輸走廊。這一地緣優勢引起了美國的警惕，認為其可能增強中國在“美國後院”的影響力，並進一步鞏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正如達爾文港在印太地區所扮演的角色一樣，錢凱港很可能成為中美地緣競爭中的新戰場。

新挑戰，新機遇

達爾文港的運營歷程表明，經濟利益與政治爭議之間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十年來，這座港口通過與當地政府和社區的合作，不斷強調其經濟貢獻——從創造就業機會到促進地區貿易發展，達爾文港的商業成功顯而易見。然而，這些經濟利益並未完全平息政治爭議。在國際局勢高度敏感的當下，港口管理者意識到，僅憑商業邏輯難以應對複雜的地緣政治博弈。

對於錢凱港而言，這一教訓尤為重要。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旗艦項目之一，錢凱港不僅肩負着經濟使命，還面臨着在高政治風險的國際環境中建立信任的挑戰。中國企業需要在秘魯當地加強透明度，與秘魯政府、工會和社區保持密切溝通，同時拓寬公共外交渠道，推動民間交流。這不僅能減輕外部壓力，還能為項目的推進創造更好的人文環境。

另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是促進中國在全球運營的港口之間的整合。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報告顯示，儘管中國在海外的海軍基地數量有限，但已成為一個領先的商業大國，對國際海上航線和商業港口具有顯著的經濟影響力。

中國的航線和服務網絡覆蓋了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與66個國家簽訂了70個雙邊和地區航運協定。這些港口可以形成相互關聯的集羣，共享數據、技術、人才和專業知識等資源，而不是各自為戰、孤立運作。這種網絡化的方法將提高運營效率，併為石油、木材和礦產等大宗商品的全球流動提供寶貴的戰略信息。這種整合不僅能增強中國運營商在全球市場上的議價能力，還能更好地瞭解東道國的經濟動態。

從達爾文港的經驗來看，港口管理者還需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輿論戰。過去十年中，達爾文港因其與中國的關係而頻繁成為西方媒體的批評對象。面對類似的外部壓力，錢凱港的運營者需要更主動地講述自己的故事，強調這一項目將如何惠及秘魯乃至整個南美洲。

達爾文港的故事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對比。儘管爭議不斷，中國企業在這座港口的運營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展現了較強的韌性。錢凱港從中汲取的最大教訓或許是，在全球關注的戰略樞紐項目中，經濟和政治從來不是孤立的。中國需要在這個環境中找到一種既能平息外部疑慮，又能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方法。

對中國而言，錢凱港不僅是一次新的冒險，也是一場新的考驗。如果説達爾文港只是一次嘗試，那麼錢凱港就必須是一次成功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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