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萍：特朗普會對歐洲“分而治之”，中國應推動德國重新思考這件事

即將二次入主白宮的特朗普陸續公佈內閣名單，引發歐洲盟友不安。德國如何看待特朗普當選對雙邊關係、跨大西洋關係的影響？德國“交通燈”政府提前解體，民粹主義政黨風頭正盛，國內政治將迎來怎樣的動盪時期？

在11月16日的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4）：戰略轉型中的德國》發佈會現場，觀察者網與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對話，帶來解讀。

【整理/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特朗普再度當選在德國社會產生了多大的衝擊？

**伍慧萍：**德國社會整體上對於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優先”以及右翼民粹主義持比較排斥的態度。包括在面對國內的右翼民粹政黨，如德國選擇黨（AfD）時，出於歷史原因，德國政界會形成“防火牆”的共識，主流政黨都拒絕同德國選擇黨合作。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裏，德美關係受到不小的衝擊。特朗普將德國視為美國在歐洲的主要競爭對手，甚至宣稱德國出口的汽車構成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在德國人的認知裏，特朗普上台對德美、歐美關係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歐美關係勢必要經歷全方位的調整。

一方面，德國各界普遍預期特朗普上台後將大幅削減對烏克蘭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力度，這從國會共和黨人在拜登政府執政後期圍繞600億美元援烏法案的拉鋸態度就可以看出來。當然，特朗普會嘗試以自己的方式解決俄烏衝突，但這對於德國和歐洲並不一定是好消息，歐洲擔憂特朗普可能同普京總統開展“越頂外交”，可能會犧牲歐洲的利益。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執政風格是不可預測性以及極限施壓，而德國人傳統上比較習慣於提前規劃，事先有預期。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習慣搞交易的特點，加上在第二任期計劃重用政治素人，肯定會給德美、歐美關係帶來新的挑戰。

在北約的問題上，德國從2024年開始軍費佔GDP的比例達到了2%的標準。但如果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國逐步減少對歐洲軍事和安全領域的支持，或者選擇性地僅僅為那些軍費佔GDP比例“達標”的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同樣會對歐洲安全格局帶來很大的衝擊。關於這個問題，歐洲的政客與民眾可能存在不一樣的視角。但總體來説，特朗普上台以後，歐洲在安全領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繼續依賴美國和北約，而是被迫需要更多強調戰略自主。

在開展貿易戰的問題上，拜登政府還會更多的區分目標，區別對待同歐洲盟友和中國。但是特朗普更多會從“美國優先”的視角考慮問題，不以意識形態劃界和區分所謂“戰略對手”和盟友，誰在美國投資，給美國創造就業崗位，誰就可以避免關税，否則就會面臨懲罰性關税。歐盟被迫開始為可能到來的歐美關税戰做準備。

觀察者網：您在研討會的發言題目是德國“超級政治穩定時代的終結”，能否簡單介紹一下對德國政治走向的觀察？

**伍慧萍：**在歐洲內部，相比法國、意大利、荷蘭等國家，德國的政治格局歷來是非常穩定的，是歐洲政治“穩定錨”。但是，如今德國政治的穩定性正在逐漸下降，目前則處在政權交替的調整期，德國在2021年選舉中還一度體現出國內政治共識，也隨着現政府的提前解體而日漸削弱。這在二戰後的德國曆史上是不多見的。

當然，“交通燈”政府的提前解體並不意味着德國成了風險源。不過，事態的發展同一些專家或媒體的預測相反，尤其在特朗普勝選的第二天，德國並沒有在這一重要變化中展現穩定力量，相反出現“交通燈”政府提前解體的情況，也充分顯示德國作為歐洲政治“穩定錨”的作用正在下降。

目前，德國、法國等大國在歐洲政壇的力量有所削弱，而小國、包括中東歐地區中小國家的影響力在上升。

觀察者網：隨着“交通燈”聯合政府解體，如何回過頭來評價由綠黨主導的德國外交部提出的《中國戰略》文件？其作為一份政治遺產會有多大的價值？

**伍慧萍：**過去3年來，從德國經濟界到“交通燈”聯合政府，整體上的對華態度與政策還是比較穩健的。德國綠黨在執掌外交部後，竭力希望體現對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其主導出台的《中國戰略》文件更多凸顯了將中國視作“制度性對手”的一面。當然，這一認知也逐漸成為德國政治的基本論調，無論明年提前大選後綠黨是否參與聯合執政，這種對華認知依然會延續下去。

目前看，未來一段時間內，德國包括歐洲在對華“三重定位”方面的認知仍會趨向固化。尤其是，隨着中國的相對實力不斷上升，在汽車製造等產業方面對德國自身的競爭力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戰。當前，德國的製造業包括汽車工業都面臨較大困境，經濟競爭力有所削弱，經濟持續低迷，這更多是其自身的內在原因以及俄烏衝突等外在因素造成的。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發佈的GDP年均增長率統計及預測。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

不過可以預見的是，德國會堅持將中國視作“制度性對手”的定位，堅持強調對華“去風險”、“降低依賴性”，這也是《中國戰略》文件的核心內容。就算明年德國政府換屆，這些主導思想依然會延續下去。

觀察者網：您在《德國藍皮書》中分析，德國外交戰略處於轉型的初始階段，還沒有實現範式轉變。特朗普當選與未來4年的不確定性，是否會打亂德國外交戰略轉型的節奏？

**伍慧萍：**德國的外交戰略遠未調整到位。自美國拜登政府上台以來，德國的外交政策轉型就已經出現一定變化。德國原先的國家戰略轉型目標是希望在外交安全領域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德國政府在去年6月推出歷史上首份《國家安全戰略》，提出“邁向正常化國家”的路線。

但是，拜登政府上台和俄烏衝突的爆發，導致德國對安全防務的投入基本都是在北約框架之下進行。可以説，過去兩年多以來，德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有所變化，放鬆了追求戰略自主、實現本國安全和防務雄心的努力，更多致力於鞏固與美國的盟友關係。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雖然其從政經驗相比上次顯然會更為豐富，但在他的影響下，德國對北約的依賴性可能又會發生變化。特朗普會嘗試對美德、美歐關係進行再平衡，也許一開始會適度緩和聲調，但“美國優先”指導思想的本質遲早會暴露無遺，令德國被迫更堅定地邁出戰略自主的步伐，在安全方面承擔更多獨立責任，包括對歐洲安全的領導責任。只是目前隨着特朗普上台的衝擊，加上德國政府換屆導致的震盪，中間還要經歷一段時間的調整期。

觀察者網：德國對待北約的態度是否會隨着“特朗普衝擊”發生變化？特朗普曾威脅過要退出北約，這樣的言論在德國引發了多大的關切？

**伍慧萍：**首先，德國還是非常依賴北約提供的核保護傘以及對歐洲安全的機制性保障，仍舊希望能夠維持北約這個軍事聯盟與安全合作體系。

雖然特朗普再度上台，目前看不出美國打算退出北約的意象，更可能的做法是美國會區別對待北約盟國。比如，特朗普可能會重視表揚那些交足了“保護費”，也就是國防投入至少達到佔GDP2%的標準的國家，同時批評和打壓那些在他看來軍費預算未能達標的國家。

這也是特朗普上台對歐洲的另一個不利影響，即他會繼續對歐洲採取“分而治之”的分化戰略，拉攏那些忠心耿耿的中東歐國家，這些國家出於對俄羅斯的安全擔憂，往往國防投入更高，美國可能會和這些國家加強合作，同時打壓德、法等不那麼合作的“老歐洲”國家。

觀察者網：聽完上午的發佈會報告分析，一個普遍預期是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黨有望在明年的選舉中獲勝，由這兩個中間黨派聯合執政。這樣的聯合政府是否會比“交通燈”聯合政府擁有更多的共識與更高的執政效率？

伍慧萍： “交通燈”這樣在聯邦層面跨越左右翼的三黨聯合政府在聯邦德國曆史也是第一次，三黨相互之間妥協的意願非常低。而聯盟黨和社民黨過去曾多次開展合作，被稱作“大聯合”政府。相對來説，綠黨、自民黨這樣的黨派擁有比較固定的選民團體，更多是服務其核心支持者、鐵桿選民，和其他政黨達成妥協方案的意願較低。

而聯盟黨與社民黨，一般被德國政黨研究者稱作所謂的“全民黨”，即代表社會各階層利益，其政治主張面向各個選民羣體開放。在促進社會公正、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等諸多議題上，聯盟黨和社民黨也有較大的共識。不少人甚至認為這兩個黨的競選綱領已經沒有太大分別了。

所以，聯盟黨與社民黨聯合執政，一是選民代表性比較廣泛，二是彼此之間的政治訴求非常相似。此外，這兩個黨都擁有相當長時間的執政經驗，因此在妥協和磨合方面會好過之前的“交通燈”執政聯盟。

德國聯盟黨議會黨團領導人、基民盟黨首弗里德里希·默茨（中）有望成為下一任總理。 德新社

從目前的德國政黨民調結果來看，左翼的“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SW）與右翼的德國選擇黨支持率加起來接近30%，自民黨在明年選舉中能不能拿到5%（進入議會門檻）的選票都還不確定，左翼黨如果不能在東部拿到三個直選議席，很有可能被踢出議會，從而陷入生存危機。

如果屆時民調不出現比較大的變化，聯盟黨料將在明年大選中拿到超過30%的選票，取得比較好的成績。

一方面，儘管目前的政治局勢混亂，德國民眾內心還是期待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傾向於支持聯盟黨這個“穩定錨”。另一方面，作為在野黨，聯盟黨也無需對過去“交通燈”聯合政府的失敗政策承擔責任。

但30%多的選票也不足以實現單獨執政，如果社民黨能夠在選舉中成為議會第三大黨（德國選擇黨從目前民調來看是第二大黨），拿到15%-20%的選票，就會成為聯盟黨最有希望的聯合執政夥伴。

至於其它的政黨，比如政治光譜上左翼的綠黨，在財政和環保問題上的理念同聯盟黨相悖。聯盟黨的一些重要成員，比如巴伐利亞州州長索德爾、基民盟黨主席兼總理候選人默茨，都不贊成在聯邦層面同綠黨聯合組閣。所以，目前看最有可能的結果是聯盟黨與社民黨聯合執政。

觀察者網：德國提前進行選舉、政壇出現震盪是否會推動在對華政策上進行調整？

**伍慧萍：**在推動對華政策調整方面，德國政府換屆之後應該不會非常快地掉頭，而是仍舊和上屆政府保持一定連貫性。俄烏衝突爆發後，德國從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性上推導得出錯誤的結論，要在對華經貿問題上降低依賴性，這樣的思維不會隨着綠黨離開聯合政府而馬上出現改變。

不過，需要看到的是，面對特朗普不分敵友加徵懲罰性關税，德國未來遲早需要重新反思，在承受美國高額關税壓力的同時，是否還要自斷後路，限制與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和生產要地加強經貿往來？這需要基於德國對整體趨勢的理智判斷，我認為這會是一個有利於中德關係改善的機遇，我們也應當推動德國進行這樣的重新思考，反思在對華關係上的“去風險”策略是否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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