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挑戰中國又有了新機會，但……”

【文/觀察者網 楊蓉】

揚言要對中國廣徵60%關税的特朗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這被美媒視作印度振興製造業、成為經濟強國的“新機遇”，但也忍不住質疑，這個南亞大國能否承接住這波“流量”？

“要想挑戰中國，印度需要消除自身對工廠主的阻礙”，美國《華爾街日報》11月23日以此為題報道稱，印度國內繁瑣的審批程序、缺乏國際自貿協定等因素，都令印度製造業發展受到阻礙。

手續“令人頭疼”，工廠不敢擴張

在《華爾街日報》看來，印度服裝業當前面臨的困境就是“前車之鑑”。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經營服裝製造公司近30年的達南賈伊（A. Dhananjaya）表示，在新冠疫情之前，他的生意都被中國搶走，最近兩年，規模更大、報價更低的孟加拉工廠又吸引走其許多客户，他已經被迫陸續裁減一半員工。

“這種崩潰是實際存在的。”達南賈伊説，“再過五年，我不確定服裝業是否還能生存下去。”

究其原因，達南賈伊提及印度複雜的審批程序。他説，自己不敢讓員工規模超過100人，因為這意味着要填寫更多表格、申請更多許可證，以及繳納更多費用。

達南賈伊稱，因為每次工廠擴招人員，都要跑一趟當地勞動部門更新許可證，他一直刻意將工廠的全職工人數量保持在一個較小的數字。但即使如此，他的經理也要花大量時間記賬，更新與工廠加班情況、工傷、工資等相關的幾十種不同的登記文件。他説，這些手續“令人頭疼”，“抬高了成本，使我們的競爭力下降”。

當地時間2023年2月26日，印度新德里，一家服裝廠的工人 視覺中國

據悉，印度許多邦禁止或限制女性在晚上7點後在工廠工作，而印度男性勞動力相比在工廠輪班，又更傾向於打零工或送快遞，這限制了許多工廠每天只能安排一次輪班。如果接到大訂單，需要增加班次，根據印度現行規定，工廠須事先獲得政府批准。

班加羅爾一家服裝廠的老闆、42歲的薩米爾·亞達夫（Sameer Yadav）表示，如果他能在現有工廠增加晚班，他的成本會低得多。報道稱，為了承接更多訂單，亞達夫2016年開設了第二家工廠，但這也讓他在機械、管理、安保和許可證方面的開支翻了一番。

據亞達夫説，在過去10年間，他已經因成本問題損失了大約60%的業務。“所有的生意都跑到孟加拉國去了。”亞達夫説，在孟加拉國生產襯衫的成本只有他的一半。

服裝業只是印度製造業增長難題的一個縮影。經濟學家和業內人士告訴《華爾街日報》，從傢俱到鞋子，印度經濟中最有可能僱用大量工人的許多領域都重複着這種模式，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恰恰是中國、韓國等國家過往經濟增長的基礎。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在印度，製造業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已從20年前的17%左右下降到2023年的13%。報道稱，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每年有數百萬年輕人加入勞動力大軍，印度全國約有6500萬個製造業崗位，但務農人數是這個數字的四倍。

“印度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領域的表現不盡如人意。”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新興市場經濟學家阮禎（音，Trinh Nguyen）説，“雖然這是工業化中不那麼有吸引力的一部分，但像印度這樣的大國不可以完全忽視這一領域。”

面對外部衝擊，行業缺乏政府照拂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與十年前相比，印度的年度服裝出口下降超過11%。在同一時期，孟加拉國的服裝出口增長了50%以上，達到380億美元，越南則超過300億美元。

比起印度，孟加拉國和越南為企業提供了更多便利。例如，孟加拉國通過將部分審批程序移交給該國的主要行業團體——孟加拉國服裝製造商和出口商協會（BGMEA）負責，簡化了流程。

BGMEA的董事之一、孟加拉國成衣出口商麻雀集團總裁肖文·伊斯蘭（Shovon Islam）表示，BGMEA當天就可以為工廠批准人員擴招許可，還能代替企業處理勞動部門的文書工作。此外，BGMEA還負責簽發某些免税進口面料的許可證，充當企業與海關官員之間的中間人。

伊斯蘭也曾在印度開展過業務，他説，孟加拉國更簡便的審批流程，是他和印度商業夥伴過去10年間逐步將工廠從印度遷往孟加拉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伊斯蘭介紹，現在他在孟加拉國首都達卡的四家工廠平均每家有5000名員工，產能是原先印度工廠的三倍以上。通過提高產量，同時消除對重複的輔助人員、倉儲設施和運輸的需求，他得以削減30%的間接成本。“擁有大規模的工廠後，規模經濟效應非常顯著。”

當前，近60%的孟加拉國工廠規模達到3000人及以上，而印度平均每家工廠只有150名工人。據行業消息人士透露，孟加拉國的工廠通常需要2到3周即可完成並運出訂單，而印度工廠需要的時間是其兩倍。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21日，孟加拉國達卡，成衣工人在一家服裝廠工作 視覺中國

報道提到，誠然，印度服裝出口的挫折部分也源於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譬如更傾向於幫助最貧窮國家的全球貿易政策。孟加拉國的服裝出口享有進入美國和歐洲兩個最大市場的免税待遇，這使其成為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服裝出口國。

但《華爾街日報》認為，印度未能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降低出口關税，也導致其服裝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下降。與此同時，印度對工廠生產快時尚品牌訂單所需的合成面料徵收高額關税，進一步抑制了其出口能力。

儘管個別工廠通過走高端供貨路線，以及謀求多元化發展，如同時涉獵汽車配飾等其他領域，設法生存下來，但這種模式並非大多數企業能夠效仿。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上台給印度企業帶來的也不全然是利好。

2019年的6月，特朗普以印度沒有能夠確保向美國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場準入條件為由，取消了給予印度的貿易“普惠制”待遇。印度服裝製造商Radnik Exports Global的董事阿努拉格·卡普爾（Anurag Kapur）説，當時給美國生產的一些服裝出口訂單突然被加徵關税，公司不得不裁人、懇求供應商承擔部分額外費用，來削減成本。

“我們就像一羣孤立無援的工廠各自掙扎求生，政府從未真正把我們作為一個行業來照顧。”卡普爾説，如果他的公司現在還是像以前那樣只生產簡單的服裝，而非尋求更多發展，就會像行業中80%的同僚一樣苦苦掙扎。“你必須不斷自我革新，這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如果你還沒有，那就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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