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豐澤：“法兩頭下注、俄只會打仗，我們更想要中國的‘非武力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曹豐澤】

今年10月，我因為參加某中非貿促會，赴馬裏進行商務考察，帶隊的是一名馬里人穆薩（化名）。他今年32歲，在中國上了12年學，獲得了博士學位，漢語説得比一大半的中國人還溜，目前在該貿促會從事貿易和聯絡工作。

途中有一段行程，我需要獨自前往馬裏偏北部的塞古地區進行水利設施的考察，並與當地政府部門洽談業務，而穆薩有其他公務要忙，他便給我配了一名翻譯，名叫埃米爾（化名）。

埃米爾今年38歲，是穆薩的碩士同學，他們一起在雲南的一所高校學習中文。埃米爾如今在中國一所985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同時也在馬裏的孔子學院任教，教授綜合漢語和漢語口語兩門課程；預計明年將回中國進行博士答辯，如果一切順利，他明年就能拿到博士學位了。

在這一路上，我與他們二人進行了許多交談，關於馬裏的內戰、馬裏未來經濟的走向、對中國歷史的理解，以及對許多社會生活瑣事的看法。他們的思想與我們往常對非洲高級知識分子的想象頗有不同，但卻很能反映當地知識分子的一些思潮。在此整理，僅供參考。

社會生活

先來簡單介紹下馬裏：首先，這個位於西非的內陸國，經濟較為落後，2023年的人均GDP僅為894美元。其次，馬裏的生育率非常高，總和生育率高達5.8。信仰方面，居民多信奉伊斯蘭教。法語和本民族的班巴拉語是馬裏的通用語言，而英語的普及率較低。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馬裏北部一直戰亂不息，給馬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直到最近兩年才稍有平息。

馬裏巴貢迪的一個營地中，一個流離失所的家庭坐在帳篷前。聯合國網站

埃米爾出生在位於馬裏東南部城市錫卡索的一個普通中產家庭，家裏四個孩子，他是大哥，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性格內向的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可能因為在中國上學上得太久，回來之後又當中文老師，他整個人的思維方式都更像是中國人了。

在給我翻譯之前，埃米爾會明顯有些緊張，提前問我接下來會涉及到的專業詞彙有哪些，他好做準備。這與我所認識的自由隨性的非洲人有很大不同。事實上，他的中文水平還不錯，翻譯得很好。偶然有不理解的單詞，我給他耐心解釋一下，他也就理解了。

閒聊的時候，他會跟我抱怨在中國讀博和生活期間的種種壓力和瑣事，那些內容與一個典型的中國博士別無二致。比如他跟我説，在中國讀博想要畢業越來越難了，每年的論文要求都比上一年更高，論文送審的審稿人數量也越來越多。他感覺壓力太大，所以回國休息一年，一邊做老師，一邊陪陪家人，偶爾有中國企業過來考察時做做翻譯，貼補家用。

埃米爾的專業是中文教學，他的博士課題是《如何直接用班巴拉語進行中文教學》。由於馬里人更習慣於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班巴拉語，所以在現實的漢語教學中，當遇到不好解釋的詞彙時，需要先翻譯成法語，再用班巴拉語解釋，但這可能會造成語言的失真。他在研究如何直接通過班巴拉語詮釋漢語，去掉法語這個賺差價的“中間商”。

埃米爾的太太是他孔子學院的學生，他們只生了一個男孩，今年六歲。算下來，這唯一的孩子是埃米爾32歲那年出生的，簡直是教科書一般的“晚婚晚育，少生優生”。

我問他打算要幾個孩子，他又是一肚子的苦水，大意就是，現在養孩子的成本太高了，要讓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起點，那就要花很多錢。所以就不能生太多，生這一個就有點壓力了。他還説，打算把媳婦也送去中國留學，回來好找更好的工作。這樣一來，要二胎的事情就更遙遙無期了。

聽他講到這裏，我恍惚間好像回到了五道口，聽我那羣高收入的海淀家長同學抱怨北京的育兒成本太高。人在極度無奈的時候會笑一下，我問道：“馬裏的年輕人很多都是像你這樣想的嗎？”

他説，當然因人而異，不過他身邊和他一樣高學歷的朋友們基本上都是如此，只有一兩個小孩，甚至還有丁克的。後來我又問了穆薩相同的問題，32歲的穆薩有兩個小孩，也是六歲，是一對雙胞胎。他倒是沒有像埃米爾這樣堅定地只生一個，但是也沒有狂熱地想要多子多福，只是表示順其自然。

前文提到，馬裏的總和生育率高達5.8，也就是説，去掉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的馬裏普通人，平均每對夫婦要生育六個孩子甚至更多。

我不得不感慨，不論在哪個國家，受教育都是最高效的節育手段。越是受教育水平低，生活條件不佳的農民、原始部落人口，生育率越高。而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反而越是覺得錢不夠花，進而主動地節制生育。這個規律，不僅僅是中國如此，也不僅僅是在發達國家如此，非洲國家也是這樣。

埃米爾説，就算有了錢，他也不會考慮再多要幾個小孩，而是會盡可能地提高一家人的生活質量，送他的小孩“往上走”。他同時也講到了他錫卡索老家種地的一個同齡人，生了整整九個小孩，都是男孩。經濟與生育率之間顯著的負相關就這麼赤裸裸地展現在眼前。

一起吃飯的時候，我和埃米爾還聊到了關於飲食習慣的問題。我們一起去的塞古市比較偏僻，沒有中餐廳，埃米爾擔心我吃不習慣。其實我還好，因為之前在非洲生活過幾年，我對非洲飲食非常適應。其實從營養均衡和食品安全的角度來説，我認為非洲的飲食還不錯，一方面蛋白質比例高，另一方面由於技術落後，食物裏的“科技與狠活”比較少，吃着放心。

馬裏的街頭路透社

埃米爾説，基本上每次和那些中國老闆一起出來做翻譯，被抱怨最多的就是非洲飲食。每到一處，都要大聲抱怨非洲飲食如何不行，不如中餐，並且宣稱要在這個地方開中餐館。但是人家是老闆，花錢僱他，他也不好説什麼。

換位思考一下，我非常能夠理解埃米爾的心情。假如一個白人老頭來中國，每天吃飯都要抱怨中餐如何如何低檔難吃，不如他老家的乾巴麪包配黃油，作為中國人，我肯定也會十分窩火。

不過埃米爾也説，在中國生活久了，他個人更喜歡吃中餐，因為比較清淡，蔬菜比例高，感覺對健康有好處。

他認為我是因為受教育程度高，比較有修養，所以才沒有挑剔非洲飲食。我説不是的，我是確實愛吃。

埃米爾還跟我介紹了馬裏的學制。在義務教育階段，馬裏跟我們一樣，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與中國不同的是，馬裏的大學只有3年。只要學習不是太糟糕，高中能夠在5年之內畢業的話，那麼大學也是免費的。不過，大學只有大城市才有，而且沒有宿舍，所以許多學生因為負擔不起房租，被迫放棄讀大學。由於大學學歷的貶值，馬裏的大學生很難找得到工作，要想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就只能讀研，而研究生學制兩年的學費對於普通馬裏家庭而言也是難以負擔的。

與我們一般的認知不同，包括馬裏在內的大部分非洲國家，並非像我們認為的那樣，知識分子非常稀缺，有個大學學歷就可以隨便找工作了。相反，大學學歷的知識分子其實並不罕見。

非洲的教育發展太快，而由於工商業發展緩慢導致了工作崗位稀缺，這就造成學歷貶值，高學歷知識分子找不到工作的問題。另外，由於高校數量擴張過快，教育的質量也跟不上，實際的大學生素質遠滿足不了社會要求。

經濟與社會

相比起埃米爾，穆薩的性格更加活潑外向，與穆薩的交流話題也更加嚴肅。我跟他聊起塞古的農業開發規劃，我説有個風險需要關注，就是這個項目如果做的話至少需要5萬名年輕的壯勞力，加上基建則需要更多，所以需要關注本地區是否有足夠的富餘勞動力。穆薩擺擺手：“我們這什麼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別説五萬，就是五百萬也有！”

這不是玩笑話，農業開發是很佔用勞動力的，而我親自去塞古考察時感覺當地的人口密度並不大，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現實問題。穆薩説，非洲的人口流動度非常高，在非洲的國與國之間，很多時候並沒有真正的邊界，也沒有海關，所以人口的跨國流動非常頻繁。

這些年加納的經濟發展得不錯，許多西非人就這樣自然而然地穿越邊界去那邊打工，政府是管不了的。如果馬裏這邊的經濟能夠發展起來，自然也會有周邊國家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馬裏。

更何況，就算退一萬步講，不談勞動力流入，光是馬裏國內的失業人口，就已經很多了。每當我們坐車看到路邊蹲着成羣結隊無所事事的年輕人，穆薩都要長嘆一口氣，然後説道：“我的理想，就是給這些人都找到事情做。”在他看來，馬裏的社會之所以一團糟，歸根結底，都是經年累月的戰爭導致的。

穆薩説，為了打這場仗，剛開始他們依靠法國人和西方的力量，後來他們發現沒用，因為法國人兩邊給錢，兩頭支持，仗越打越大，他們只是趁機掠奪資源。

後來他們趕走了法國人，轉而依靠俄羅斯，也就是瓦格納的僱傭軍。俄國人要稍好一些，終於不兩頭下注了，幫政府軍打贏了叛軍。但是穆薩認為，靠打仗沒用，最多隻是暫時的壓制，歸根結底，道路只有一條，就是發展經濟。

2024年7月，馬裏政府軍士兵和瓦格納僱傭兵與分離主義武裝展開“激烈的戰鬥”。圖中為分離主義武裝。法新社

把經濟發展好了，老百姓都有事做，自然就對戰爭喪失興趣。對面的叛軍一看這邊有工作，吃飽喝足了，也會放下武器跑過來打工。説白了，大家都不想死，貧困才是釀造暴力衝突的温牀。

而要想發展經濟，俄羅斯顯然指望不上，穆薩認為唯一可以尋求幫助與合作的就是中國。他認為，只有中國有能夠踏踏實實發展經濟的經驗和全套的經濟解決方案。他們非常急迫地想要與中國合作，也願意尋求生產中國需要的產品，不論是礦產品還是農產品。如果將來工業能夠起步，當然最好是也能生產工業產品。

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驗非常推崇，但並沒有提及馬裏的發展路徑會不會與中國有所不同的問題。穆薩説，他非常佩服中國共產黨，尤其佩服鄧小平，自認為是一個“鄧主義者”。在他看來，中國只改革開放了40年，經濟就從一窮二白髮展成了現在這樣，可見改革開放是多麼了不起。

在他的線性推導中，假如之前的一百年中國就沒有打仗，而是在大清就直接快進到改革開放，那現在的經濟豈不是要上天了？因此他得出結論：一切戰爭都是毫無用處的，只是白白給老百姓帶來痛苦；只有對外開放和經濟建設才是國家唯一的出路。只有談判才能解決國家的問題，談不攏就再談，談到談攏為止，戰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甚至包括台灣問題，他認為，以目前大陸的實力，打下台灣顯然不成問題，但是軍事勝利沒有意義，只會破壞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將經濟拖垮。他將大陸目前不對台灣動武的策略視作一種“顧全大局的智慧”。

顯然，他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有些過於簡化，我們不必細究；但是他據此認知而產生的，對馬裏國情的判斷卻是很有可取之處的。我們不妨把他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看作是一種“影射史學”。的確，就馬裏目前的國情而言，確實需要立刻停火，停止直接衝突，然後逐步發展經濟，逐漸消弭仇恨。

一些總結

在與兩位馬裏博士的交流中，我們能夠感覺到馬裏高級知識分子的某些思潮。儘管這些交流還比較片面，但卻也能反映出一些問題，簡單概括：

各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之間，思想的共性遠大於異性。比如生育觀念和生活觀念，萬里之外的馬裏高級知識分子與海淀的高級知識分子想法幾乎無差別，大家思考問題的方式也高度相似。但是，一名馬裏普通農民的思想顯然與中國農民相去甚遠。

馬裏的高級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命運是有思考的，而且這些思考也有一定的深度。這説明他們具備相當的本土情懷，並不會因為自己受過的教育更高就厭棄自己貧困落後的祖國，寄希望於“往上走”，向歐美移民。

我在東非地區工作期間，接觸到的當地知識分子，也有相似的特徵。這些特徵，可以認為是非洲青年一代高級知識分子的某種共性。

不同於西方國家和俄羅斯這種“武力開路”的模式，馬裏的高級知識分子對中國這種比較純粹的“經濟開路”模式更加認可。同時，他們也能深刻認識到合作的相互性，並不是單方面地指望中國的“援助”，而是更希望通過一定的早期扶持，讓馬裏具備造血能力，最終讓中非之間互相需要，這樣才能讓友好合作的關係長期發展下去。

或許，中國這種“非武力化”的模式，可能正在逐漸成為一種非洲知識分子認知中的文化模式，成為我們文化輸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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