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納托爾·卡萊茨基：特朗普的財政部長人選，會成為關税政策的緩衝者嗎？-阿納託萊·卡萊特斯基

原文發佈在英國UnHerd評論網站，原標題：“斯科特·貝森特能夠緩和特朗普的關税政策嗎？”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文/阿納托爾·卡萊茨基，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昨天（25日），特朗普就其第二個總統任期的經濟計劃發表了迄今為止最直接的評論。他在自己的“真實社交”平台上寫道：“（明年）1月20日，作為我將發佈的眾多第一批行政命令之一，我將簽署所有必要文件，對墨西哥和加拿大所有進入美國的商品徵收25%的關税，以此懲罰他們荒謬的邊境開放政策。”他還威脅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在其它額外關税的基礎上，加徵10%的關税”。

這給特朗普挑選的財政部長、對沖基金經理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留下了一份艱鉅的任務。就在幾周前的競選活動中，特朗普還威脅要對中國徵收60%的關税，對其它國家徵收10%到20%的關税。沒有人清楚特朗普還會在1月20日就職之前試圖做什麼——幾乎可以肯定，特朗普本人也不清楚。

但考慮到他第一任期時的表現，尤其是他自豪地將隨意發揮這種不可預測性當做核心執政理念，我們可以確信，未來就算出現其它“聲明”，也不會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泄的方式或時機加以執行。

至於貝森特的財長任命，美元可能會因此舉帶來的信心效應而略有走強，但在未來幾天內，美元對日元、歐元和人民幣的匯率應該會回吐大選後迎來的漲幅。未來，中國和日本的貨幣應該會隨着貝森特的任命而大幅上漲。

通過這一選擇（需要聲明，他是特朗普相識多年的朋友，兩人也經常深入交流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特朗普至少在三個方面為市場和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利好。

首先，貝森特擁有擔任財政部長的出色資歷和經驗。其次，過去幾個月裏，貝森特在許多公開和半公開的論壇上詳細闡述了他對特朗普經濟戰略的解讀。這讓他與其他財長候選人相比更能提供通往未來的指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雖然他對經濟政策的看法和評論經常顯得不合常規或引發爭議，但貝森特的態度始終是務實的、自我批評和建設性的，而不是魯莽、教條或挑釁性的。他很可能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執政團隊中扮演一名緩衝者的角色。

2024年6月7日，美國華盛頓特區，Key Square Group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貝森特接受採訪。 視覺中國

雖然特朗普對關鍵的經濟議題有最終決定權，但是貝森特過去幾個月裏就經濟計劃發表的大量評論可能意味着，除非前者在很大程度上認同貝森特對“特朗普經濟學”的解讀，否則他本不會做出這一任命。因此，貝森特的任命應該鼓勵投資者重新評估在今年大部分時間裏主導市場情緒的幾項“特朗普交易”。

重要的是觀察作為特朗普前顧問的貝森特過去就貿易和關税問題的公開言論。乍看上去，這些問題似乎是這位經濟學家與新任總統分歧最大的地方。

貝森特始終將特朗普宣稱對華徵收60%關税、對其他國家徵收10%到20%關税的計劃描述為一種談判策略。正如他今年8月接受彭博電視台採訪時所説、後來又在許多公開和私人論壇上重複的那樣：“特朗普總統像紐約市的房地產開發商一樣講話，這是一種‘開局落子’的策略……旨在追求最大限度施壓的談判立場。”

關税計劃的目的不僅僅是增加收入或平衡貿易赤字，還在於獲得對手的談判讓步。貝森特在美國大選結束後立即給福克斯新聞網站寫稿：“關税是實現外交政策目標的合適工具，無論是讓盟友增加國防開支，對美國的出口商開放國內市場，洽談在結束非法移民和攔截芬太尼販運方面的合作，還是阻止軍事侵略。”

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任何談判策略的效用，特朗普不會立即徵收高額關税。相反，他會在兩年甚至三年的時間裏逐步實施這些措施，形成一種穩步激化的經濟壓力。

貝森特説：“我已經同特朗普總統和他的團隊交談過，我認為每個人都同意應採取一種前瞻性指導或者分階段實施的關税政策。比如在24個月的時間裏對中國逐月增加2.5%的關税税率，直到他們願意讓步。”

在另一場彭博社採訪中，貝森特又建議分36個月逐步實施。“我認為外界的誤解之一是，我們會在上台第一天就加徵全部的關税。它將分階段實施，給予其他國家開放本國市場的機會。”

特朗普的貿易談判戰略可能設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我們正處在一個關鍵的地緣政治時刻，我認為需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經濟秩序重構。比如迴歸到佈雷頓森林體系或《凡爾賽條約》。我們面臨一個絕佳的時機，可能在未來4年內實現這一目標，而我希望參與其中。”這位經濟學家説道。其最終目標將會是開創一個國際合作的新時代，涉及軍事與地緣政治夥伴關係、平衡貿易逆差與確保國家政策的統一性，進而取代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

貝森特曾提出簽署“海湖莊園協議”這個概念，稱要比上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更為複雜且意義深遠，因為“必須包括中國，或許還有其它可能對美國構成安全風險的地緣政治對手”。這份新協議將把全球經濟分為三個集團，劃分依據是各國願意在多大程度上與美國的目標合作。

貝森特提出：“我們應該清楚地表明，將存在綠色、黃色與紅色三個水桶，要讓每個國家搞清楚他們屬於哪一桶。這些是我們對你的要求，你可以選擇被分入哪一桶，並得到相應的待遇。”

使用關税作為談判策略的一個矛盾之處在於，就算這種方式奏效，其它國家也接受美國的要求，關税依然不能給美國提供額外的收入或是保護國內產業。然而，在貝森特看來，這並不矛盾，因為特朗普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保護主義者。

“我總體上認為，歸根結底，特朗普是一個自由貿易者。他（那樣做）只是為了通過升級（局勢）來實現降級（局勢）。”貝森特在本次大選前幾周表示。事實上，貝森特曾多次聲稱，特朗普更願意降低關税而不是提高關税：“唐納德·特朗普認為關税是自由貿易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你知道的，如果你降低關税，我們也會降低關税。”

在感知層面，貝森特的言論似乎與特朗普競選時發出的威脅截然不同，甚至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貿易代表、重要顧問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激進的保護主義與反華言論截然不同。但這位財政部長提名人選的言論實際上與特朗普公開聲明的政策內容保持了一致，就算語氣不同，在邏輯層面也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萊特希澤在特朗普執政團隊中的地位似乎已經被邊緣化了。如果這真的成為事實，那麼貝森特口中特朗普“已經放棄了徹頭徹尾的保護主義路線”可能最終證明是對的——至少目前看上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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