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傑振：蘇聯重工業體系國內循環的制度密碼

【文/郭傑振】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學界對其解體的解釋可謂汗牛充棟，如經濟層面的漸進式改革、僵化的經濟體制、扭曲的部門間再生產比例等，政治層面的蘇共背叛人民等。但是，鮮有文獻考察蘇聯的工業化。

工業是蘇聯經濟的全部核心，一旦蘇聯圍繞工業生產體系建構的一系列制度崩潰，那麼蘇聯在經濟層面上的瓦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了。或許我們可以從蘇聯工業化的得失中窺探導致蘇聯解體的經濟因素。更進一步地，在對比蘇聯工業化得失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中國工業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制度密碼。

一、蘇聯工業化的核心是重工業的國內循環

學界慣於把蘇聯解體的經濟因素歸咎於僵化的經濟體制，但所有這些評估均是從經濟效率視角進行的考察，其參照系是日本、德國等戰後迅速恢復重建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奇蹟”。如果我們不設置任何參照系，而是從蘇聯工業化本身及其所處的時代出發，或許會有不一樣的視角。

2022年11月7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人們參觀以紀念1941年蘇聯紅場閲兵式為主題的露天展覽。 新華社

（一）蘇聯工業化的理論基礎及其總體思路

蘇聯工業化起步的基礎是列寧於1920年領導的全俄電氣化計劃。列寧拒絕了托洛茨基關於“大量使用不熟練的工農羣眾”發展手工業的“經濟復興”計劃，他堅持通過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新技術等方式革新蘇俄的工業生產體系。

其實，列寧的這一思想在他發表於1893年的《論所謂市場問題》中已有所表述，即：“生產資料增長最快這個規律的全部意義和作用就在於：機器勞動代替手工勞動（總的來説，就是機器工業時代的技術進步）要求加緊發展煤、鐵這些真正‘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其背後的理論基礎則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的生產比消費資料的生產增長得快’，它的前提是‘資本主義生產創造了以往各個時代無法比擬的高度發展的技術進步’”。

這一規律後來被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總結為：“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意味着工業的發展快於農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業和農業間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發展工業的基礎上，保證農業生產的不斷增長。”

斯大林在上述規律的基礎上賦予了蘇聯工業化以特殊的政治意義，即在資本主義包圍中保持國家的獨立：包括對外獨立，即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武器；也包括對內獨立，即戰勝國內資本主義分子，使社會主義形式的工業佔據絕對優勢。從這個角度理解，斯大林主導的工業化註定是以鬥爭意識為核心的準軍事化行為，它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行為。

因此，蘇聯的工業化對實現工業化所需要承受代價的容忍度非常高，如通過農產品徵收的“剪刀差”快速籌措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積累資金、實現銀行國有化等。在這一點上，我們已經可以窺探到蘇聯工業化背後的制度密碼，即最大限度地保證重工業發展所需的積累資金。

蘇聯的工業化並非完全不注重效率，相反，它通過最優線性規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計劃經濟體制，確保整個經濟能夠按照蘇共中央設定的預期路線發展。只不過，這一套完整的計劃經濟體制只是為不斷提升重工業產出能力服務的，它的初衷是最大化產出，而非最大化利潤。因此，在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來，蘇聯的工業化是不經濟行為。

（二）蘇聯工業化的核心是發展重工業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首次提出了蘇聯工業化的方針，但直到192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蘇聯的工業化才真正起步。其間，斯大林為蘇聯工業化設計的主導思想是發展重工業（燃料、金屬等），歸根到底就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本國的機器製造業。

從工業化正式開始到1991年解體，蘇聯從未偏離過斯大林時期制定的工業化策略，即它一直在重工業的內部進行國內循環。這種特徵在蘇聯的經濟結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見表1）。

從蘇聯工業兩大部類的產值比可以發現，自工業化戰略實施以來，蘇聯兩大部類的產值比例一直在提高，即用於生產的生產資料增速明顯快於用於消費的生產資料增長。至1976年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兩者間的比例出現了持續穩定的抬升。但是增加值趨勢包含了價格因素，我們可以從蘇聯工業內部不同行業間的主要工業品增長比例來佐證上述抬升趨勢（見表2）。

從主要工業品的增長趨勢來看，電工、儀器和自動化、化工、無線電、鑄造、冶金、汽車和拖拉機等主要工業部門的產品增長量明顯快於農業、輕工業和食品等用於消費資料生產的“乙”類產品。即使在用於消費資料生產的“乙”類產品中，仍然包含着22.6%用於非生產性目的的重工業部門產品，如燃料、電力等，輕工業、食品工業等真正用於消費的比例僅剩77.4%。不過，即使在重工業內部也存在發展失衡的現象，1976年擁有自動化作業線最多的部門是機器製造業和金屬加工工業，自動化作業線與機械化流水作業線之比最高的是黑色冶金工業、機器製造業和金屬加工工業，輕工業佔比最低、食品工業次之。

由此，我們基本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蘇聯的工業化主要是為了服務重工業體系，即它是為了生產機械而生產。直到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的生產特徵依然延續了斯大林關於蘇聯工業化的屬性判定。

蘇聯工業化生產的國內循環在工業與農業生產之間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驗證（見表3）。從蘇聯主要產業門類的生產率來看，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最為迅速，建築業、鐵路運輸業次之，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長期低於其他部門。如果從農業產出量來看，農業產出量的增長倍數確實不如同時期工業品，這也印證了蘇聯經濟體系“過重”的特點。

但從農業產出量和農作物產量來看，蘇聯人均穀物（增長77%）和人均肉類（增長1.16倍）的規模總體趨勢是增長的（見表4），肉類供應相對穩定，但穀物生產的波動非常大，如1975年蘇聯穀物總產量僅為140.1百萬噸，比1970年少了46.7百萬噸。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蘇聯的工業化是一個以重工業國內循環為核心的生產體系，這個體系內部不僅存在工業與農業生產的比例失衡，就連工業內部也存在巨大的發展不平衡。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蘇聯傾其全力推動重工業部門的快速擴張。這樣的工業化仍然面臨着另外一個難題，即如何籌措重工業部門快速擴張所需的資金。當然，蘇聯工業化初期的啓動資金中有很大比例來自國外貸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蘇貸款流產，蘇聯通過外部世界獲取重工業化資金的渠道大大縮減，但從蘇聯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對比來看（見表5），資金的縮減並未減緩蘇聯工業化的步伐。

重工業部門的快速擴張需要大量資金源源不斷地投入生產，尤其是重工業部門的固定資產比例較高。那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外部貸款規模縮減的情況下，蘇聯是如何實現重工業體系的國內循環呢？這就引出了蘇聯重工業國內循環的另外一個層面，即資金的內循環。

二、資金的內循環制度：蘇聯重工業體系賴以循環的秘密

在推進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進程中，如何解決因固定資本的價值分批次實現貨幣迴流帶來的資金佔用問題至關重要。在工業化快速起步的階段，固定資產存量會逐漸增加，由此可能誘發再生產體系貨幣迴流規模的萎縮。

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論述了再生產體系中因固定資產折舊導致的貨幣迴流問題，即以前期固定資產價值轉移部分的累積量來實現固定資產的實物補償，但這種補償機制在急劇擴張的工業化進程中會面臨挑戰。如何彌補固定資產更新與固定資產折舊之間的差額，這是蘇聯推進工業化進程必須解決的問題，也即如何籌措工業化進程中固定資產更新所需的資金。

為解決這一問題，蘇聯在國民經濟計劃體系中有了專門安排，即以強制儲蓄為核心內容的金融制度安排。在蘇聯存續期間，金融制度幾經改革，但是以強制儲蓄為核心內容的特徵從未改變過。

自蘇聯工業化正式啓動後，蘇聯的信貸金融制度經歷了三次大的改革，這些改革圍繞財政、蘇聯國家銀行的權責範圍展開。

在這三次改革中：1930—1932年信貸改革的核心是把資金調度的所有權限集中到蘇聯人民委員會領導下的財政部，蘇聯國家銀行、工業電力銀行、農業銀行、商業建設銀行、公用事業銀行等分條塊負責相應的短期信貸業務。

1954年後蘇聯金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分權，即國家銀行直屬蘇聯部長會議，負責制定貨幣與信貸計劃，發放面向農業、林業消費合作社以及農村居民的短期貸款以及面向集體農莊的長期貸款，1959年起長期信貸業務歸屬蘇聯建設銀行，1961年起對外結算及外匯業務劃歸蘇聯外貿銀行，由此形成了以條塊管理為核心的金融制度。

1986年起，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蘇聯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蘇聯國家銀行履行中央銀行職責，1990年貨幣信貸權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國，至此蘇聯為重工業化建立的金融制度徹底走向終結（見表6）。

前兩次改革並沒有改變蘇聯金融制度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信貸資金的歸口管理與調度，本文以1954年後建立的金融與信貸制度為例分析蘇聯強制儲蓄制度的主要內容。

1954年後的金融信貸制度確立了以蘇聯財政部、蘇聯國家銀行為雙核心的貨幣流通與信貸管理制度，其中財政部負責制定蘇聯國家預算（含基本建設投資計劃），蘇聯國家銀行則負責全國範圍內的貨幣流通計劃、信貸計劃以及現金出納計劃的制定。

由此，在全蘇範圍內就建立了以國家預算、貨幣流通計劃、信貸計劃和現金出納計劃為核心的貨幣流通機制，它建立起了全蘇範圍內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向重工業體系的資金保障體系，使蘇聯工業化得以長期維持其國內循環體系。

在蘇聯的金融制度中，用於工業部門的長期投資資金共有兩大來源：一部分來自蘇聯國家預算中的基本建設投資項目的無償撥款，通過財政部存在蘇聯國家銀行的資金直接劃轉給蘇聯建設銀行，並由蘇聯建設銀行無償劃撥給國營企業和合作社，這部分資金屬於計劃內資金，有資產更新需要的企業提前以計劃的形式上報給主管部門，並由主管部門彙總後上報蘇聯財政部報批，待通過後直接下撥，因此這部分資金是沒有使用成本的。

另一部分則來自蘇聯建設銀行的長期貸款，這部分資金是用來彌補企業收到的基建撥款與企業固定資產實際需求之間的差額部分，這部分資金是有使用成本的，即企業需要到期還款並償付利息（見圖1），但是這部分資金的使用成本非常低。

總體來看，蘇聯用於工業部門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成本是非常低的，且有源源不斷的資金保證工業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流通資金。除此以外，蘇聯的國營企業和合作社還可以向蘇聯國家銀行申請短期貸款，以應對流動性資金不足的狀況，這筆資金是用於保證工業部門有充足的資金用於原材料等可變資本的購買結算。

由此可知，在蘇聯的制度設計下，蘇聯的工業企業總是可以通過國家設定的各種渠道獲取用於再生產所需要的長期資金和短期資金。

三、蘇聯強制儲蓄制度的根基：三個計劃

蘇聯這套金融體制安排行之有效的基本前提是它在貨幣流通領域的三個計劃：信貸計劃、貨幣流通計劃以及現金出納計劃。

通過信貸計劃，蘇聯可以提前獲知全蘇範圍內再生產所需要的資金缺口，即計劃內資金與實際需求資金之間的差額，差額部分可以通過蘇聯國家銀行、蘇聯建設銀行補足。但在補充差額資金方面，蘇聯建設銀行缺乏足夠的能動性，因為它可自由調度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工業企業存放在蘇聯建設銀行的折舊基金，在折舊率既定的情況下，蘇聯建設銀行可以吸收的存款波動幅度很小。因而，蘇聯工業生產的計劃外資金只能通過蘇聯國家銀行籌措。

在計劃外資金的籌措方面，蘇聯國家銀行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而其籌措資金的主要工具有賴於貨幣流通計劃（見表7）和現金出納計劃（見表8）。蘇聯國家銀行在計劃制定之初，預先確定信貸計劃，並根據信貸計劃來制定貨幣流通計劃和現金出納計劃。

在貨幣迴流規律中，企業及居民持有的現金是核定貨幣流通最大的擾動項，而現金出納計劃的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減少流通中的現金，以降低現金流通對國民經濟再生產體系中貨幣迴流的擾動，使貨幣以最快的流通速度迴流到銀行系統，以便增加用於國民經濟生產的貨幣規模。現金出納計劃的本質是加快貨幣流通，但是它本身並不會創造貨幣，因而國民經濟計劃的短缺資金只能通過貨幣流通計劃來實現（見表9）。

蘇聯國家銀行增發貸款只能增加負債端餘額，而在蘇聯國家銀行負債端，最大的可變因素是吸入資金，即吸收的居民儲蓄。所以，蘇聯貨幣流通計劃的核心在於最大限度地增加居民的儲蓄，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況下，通過減少居民的貨幣支出可以創造出大量結餘貨幣，而這些貨幣的大部分將通過儲金局的各大網點最終彙總到蘇聯國家銀行，形成蘇聯國家銀行的資源（見圖1）。從這個角度講，降低居民的日常支出就成了蘇聯為籌措工業化所需資金的另一個重大來源。

在理解了壓縮居民日常支出以換取增加全社會可貸貨幣之後，也就可以理解蘇聯的“剪刀差”是如何應用到居民身上的了。在斯大林設想的“剪刀差”積累體制下，蘇聯通過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壓縮輕工業的產能及壓低出廠價格等方式降低居民收入中用於消費支出的比例，從而形成居民部門的“強制儲蓄”。隨着再生產體系的擴大，居民部門的“強制儲蓄”額也會水漲船高，這部分節餘的貨幣自然就成了蘇聯用於確保工業化生產的資金來源。

自強制儲蓄制度建立後，蘇聯居民存放在儲金局的存款總額保持快速增長，1958年這一金額為87億盧布，而到了1985年，全蘇居民存款總額高達2208億盧布，是蘇聯國家銀行規模最大的“資源”（即蘇聯國家銀行的負債，它形成了蘇聯國家銀行對企業發放貸款的貨幣蓄水池）。

從蘇聯居民自身來看，用於儲蓄的資金總量也在持續增長。以儲蓄工資比為例，到了1985年，每個蘇聯城鎮、農村居民的儲蓄金額分別是城鎮、農村居民工資的6倍、7.7倍，即平均每個蘇聯城鎮居民的儲蓄額為6個月的工資，而平均每個蘇聯農村居民的儲蓄額為其7.7個月的工資（見圖2）。

其實，蘇聯為確保工業生產體系所需資金構建的強制儲蓄還包括對企業規定的強制計提折舊和大修理基金。其中，企業計提的折舊基金必須存放到蘇聯建設銀行，而大修理費用則須存到蘇聯國家銀行。這兩筆資金即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講的固定資本累計折舊。從蘇聯的數據來看，往年折舊的規模與蘇聯實際進行的固定資產投資差距甚遠。

以1985年為例，企業計提折舊基金和大修理基金的總額為1032億盧布，而當年的基本建設投資高達3040億盧布。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設想的貨幣流回規律，蘇聯是註定無法維持重工業體系的國內循環的。

四、強制儲蓄制度的瓦解及蘇聯重工業體系國內循環的崩潰

在傳統的視角下，學界把重點過多地放在了蘇聯重工業生產的國內循環上，而忽視了蘇聯為了完成重工業國內循環體系而做的必要制度建構，即以國家預算計劃、信貸計劃、貨幣流通計劃和現金出納計劃為核心的金融制度，它以強制居民部門儲蓄的方式為蘇聯工業化籌措了大量積累資金，從而為蘇聯的重工業化國內循環奠定了堅實的金融基礎。甚至可以説，如果沒有這套金融設計，蘇聯的重工業國內循環或許早就破產了。

如果從蘇聯金融體制和重工業的關係來評估戈爾巴喬夫之前的歷次改革，我們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視角。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冷戰氛圍濃厚，美蘇仍處於激烈的對峙階段，斯大林發展重工業的歷史背景並未發生質的變化，因而赫魯曉夫及柯西金的所有改革註定只能在重工業體系內部進行小修小補。

對蘇聯來説，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美蘇關係進入相持階段，發展重工業的歷史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它本是進行工業化道路轉型的最佳時期，憑藉強制金融制度對全社會資金流向的強大支配能力，蘇聯是可以實現走出重工業國內循環、走向居民輕工業與重工業並重發展的新階段的，畢竟以改善人民生活為中心的工業革命成本要低得多，但蘇聯錯失了這次良機。至於蘇聯為何會錯失這一機會，在本文的框架下是無法得出結論的，這也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相比之下，戈爾巴喬夫推行的經濟改革在新經濟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貿然地打破了強制儲蓄的金融制度，使重工業國內循環迅速崩潰，誘發了一場巨大的改革災難。

戈爾巴喬夫執政後，率先推行經濟領域的改革，但是他的改革不僅沒有幫助蘇聯解決重工業內部的國內循環，相反，他推行了以提高機器製造業等重工業生產效率為核心的工業生產改革。毫無疑問，重工業生產效率的改革需要更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這就要求蘇聯國家銀行必須在現有的金融制度框架下籌措更多的資金，從而為戈爾巴喬夫的加速戰略提供更大規模的資金。

1987年11月7日俄羅斯革命70週年日，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紅場閲兵台上揮手致意。 圖源：AP

加速戰略所需的資金規模打亂了強制儲蓄下的信貸計劃，進而誘發了貨幣流通計劃和現金出納計劃的全面失衡。在蘇聯國家銀行編制的信貸計劃表中，國家預算資金、國家銀行自有基金和利潤、吸入資金、發行貨幣等構成了蘇聯國家銀行發放貸款的主要來源。但在1985年蘇聯的財政赤字已經達到150億盧布，這就意味着蘇聯國家預算資金不能為蘇聯國家銀行籌措資金，反而要從蘇聯國家銀行抽調部分資金，這一變化導致蘇聯國家銀行實際可貸資金有所下滑。

同時，蘇聯國家銀行自有基金和利潤、吸入資金等長期保持穩定。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國家銀行能夠為加速戰略籌措資金的方式僅剩下發行貨幣，事實也是如此。自加速戰略推出後，蘇聯的貨幣發行規模持續擴張，1986年蘇聯盧布發行量比1971—1985年增加了18%，1987年貨幣發行量同比增加了54%，1988年後更是一發不可收，年均貨幣發行量達到1987年的6倍以上。

在強制儲蓄制度自動運行的情況下，通過貨幣發行進入重工業體系的部分資金會經由居民儲蓄再次回到蘇聯國家銀行，擴大強制儲蓄的來源，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蘇聯發行貨幣帶來的衝擊。但是《國營企業法》賦予企業自主定價權的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消費品定價市場，居民開始大量持有現金以備搶購必要的生活物資，從而導致流通領域的現金大規模增加，蘇聯的現金出納計劃和貨幣流通計劃面臨巨大挑戰。

如果説加速戰略是誘發蘇聯強制儲蓄金融制度崩壞的直接原因，那麼1986年開始推行的銀行及貨幣制度改革則是壓垮蘇聯重工業國內循環的最後一根稻草。1986年，蘇聯國家銀行改組，蘇聯國家銀行升級為中央銀行，不再負責貸款，貸款權限下放到陸續成立的各種專業銀行，為重工業籌措資金而建立的統一的信貸體系開始瓦解，這一改革為蘇聯1986年後通過貨幣發行為重工業籌措資金做了必要的鋪墊，但也徹底打破了強制儲蓄制度與重工業國內循環之間的資金平衡。

1990年，戈爾巴喬夫更是授權各加盟共和國自主管轄貨幣流通和銀行體系，各加盟共和國競相擴大信貸計劃，並通過新建立的銀行體系大肆發放貸款，使流通領域中的貨幣規模成天量級別增長。至此，強制儲蓄制度下的現金出納計劃、貨幣流通計劃徹底失效，強制儲蓄制度最終瓦解。

蘇聯的解體並不在於它所執行的激進改革，本質是在重工業國內循環體系沒有破局的情況下，貿然地打破了重工業體系賴以維繫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重工業再生產體系在短期內迅速崩潰，最終誘發了蘇聯更加激進的改革，即“500天計劃”。從這個角度看，蘇聯解體的命運早在戈爾巴喬夫開始金融制度改革時就已經註定了。他在新的國家經濟制度建構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急切地打破了舊的國家經濟制度，從而使國家經濟陷入了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