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寧、布洛斯：布林肯炫耀任內成績，為何如此荒謬卻又如此自信？-羅伯特·曼寧、馬修·布洛斯

【文/羅伯特·曼寧、馬修·布洛斯，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在任期接近尾聲之際，美國政府官員往往會開展“繞場一週”式的任內成績總結，炫耀他們的成就並試圖定義交給繼任者的遺產。

當前令人憂慮的世界格局並未妨礙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發表過度樂觀的評估。在《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中，布林肯形容拜登政府外交領域的成就是一項“復興戰略”，“定義了國際事務的新時代”。這種散文式的語詞一半是荒謬，一半具有傾向性。布林肯試圖給拜登政府的表現披上一層光鮮的外衣，並掩蓋其錯誤。

例如，布林肯的核心主張讓人摸不着頭腦：“拜登政府的戰略令美國今天的地緣政治地位比四年前強大得多。”在這個多變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中國領導人形容其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布林肯這種過度自信的斷言有一種打了類固醇似的狂妄。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10月1日在“外交事務”網站撰文，以《美國的復興戰略》為題回顧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成績。 “外交事務”網站截圖

從許多方面來説，（美國一手主導的）“基於規則的秩序”正在解體。文章並未提及2021年8月美國從阿富汗倉皇撤軍的失敗如何重創自身的信譽。今天，世界正處於多重危機的狀態——這些危機相互影響、層層遞進，正在瓦解全球秩序。喬·拜登總統在與歐洲、亞洲合作伙伴及盟友建立更強大的安全、技術網絡方面取得的成就，似乎成為布林肯衡量美國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的標準。在這方面，他確實是成功的，即使這些只是暫時性的成果。

但布林肯的評估僅僅説對了一半。正如以色列前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所説：“你無法與朋友共創和平，你應該與非常討厭的敵人握手言和。”

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冷戰，再到1991年的“單極時刻”，國際秩序始終建立在勢力均衡的基礎上，正如亨利·基辛格所主張——這是一種共識性的秩序概念，所有主要行為體都接受其他行為體的合法性。如今，這些要素都不存在了。基辛格在2015年曾寫道，世界正處在一個錯位的時期——出現了更多行為體，財富和權力更加分散——要想實現穩定則需要“一種新的國際秩序概念”。

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

拜登提出“民主對抗專制”的二元對立意識形態，以政權類型來定義一個複雜的世界，正在助長一種智識上懶惰但又令人熟悉的對立陣營格局的出現。這種做法令國際體系的發展軌跡更接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或是20世紀30年代國際秩序陷入崩潰前夕時的情況。

布林肯寫道，主導美國戰略的是“定義新時代”的“激烈競爭”。而競爭對手是一組相互聯合的行為體——中國、俄羅斯、伊朗與朝鮮，他們“決心改變國際體系的基本原則”。拜登政府的執政邏輯似乎是要建立一個以西方民主國家為中心的經濟和政治秩序，一個完全沒有中國或俄羅斯位置的“七國集團+”（G7 Plus），並試圖維持美國相對中俄的支配（primacy）地位。然而，布林肯寫道：“本屆政府同樣追求令國際機構變得更具包容性。”這顯然是指尚未實現的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擴容的建議。

在這樣的秩序中，一個擁有核武器與石油資源的俄羅斯，與一個作為世界最大貿易國和資本輸出國、同樣擁有核武器的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中國，是否擁有投票權？俄羅斯和中國都不會一夜之間消失。如果對這種秩序的結構、平衡以及程序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實現穩定與繁榮又該從何談起——更不用説圍繞氣候變化、全球健康、構建一套關於人工智能和其它新興技術的全球規範及標準等全球性問題開展合作應從何談起？

布林肯正確地意識到，這一組國家比看上去更復雜，“其治理形式、意識形態、利益和能力各有不同”，而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正是美國的支配地位。布林肯宣稱，“美國始終明確表示不尋求集團對抗，但這些‘修正主義大國’的選擇意味着我們需要採取果斷行動來阻止那種結果發生。”

在烏軍使用美製導彈攻擊俄境內目標後，俄方使用代號“榛樹”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導彈對烏克蘭發動攻擊。 圖源：“今日俄羅斯”

華盛頓顯然沒有意識到，美國行為的因素正在將那些國家推到一起，構成一個可謂經典的安全困境行為模式，即“行動——回應”之間的循環。美國越是尋求加強自身安全以應對俄羅斯、中國、伊朗和朝鮮，對方就越是會採取同樣的行為。拜登政府也沒有做出更協調的努力去試圖分化中國、俄羅斯同伊朗，考慮到他們之間明顯存在利益分歧。比如，小布什總統的前任國家安全顧問斯蒂芬·哈德利認為，美國應該嘗試將中國從所謂的“失敗者軸心”中分離出來，因為中國是一個依賴全球一體化的活躍大國。

海外衝突

被毒化的美中關係與（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封鎖，並不利於構建穩定的勢力均衡。這種做法的風險已經通過在烏克蘭和中東的戰爭充分體現，兩者都看不到盡頭，且存在嚴重的戰爭升級風險。在國會和公共輿論存在明顯分歧的狀態下，美國顯得被動、軟弱和不知所措，拿不出明確的戰略來結束兩場衝突。

儘管美國提供了大量援助——自2022年2月以來，對烏克蘭高達1830億美元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以及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向以色列提供了179億美元的軍事行動援助，美國依然幾乎無法掌控這兩場衝突的走向。一個經常被忽視的諷刺之處在於，拜登政府與前總統特朗普時期的外交政策延續性：是特朗普向烏克蘭提供了致命性軍事援助（儘管他因為將援助問題政治化而遭到彈劾）；在中東，拜登政府的戰略建立在實現《亞伯拉罕協議》關於沙特同以色列建交的基礎上；對中國，拜登保留了特朗普時期的關税政策，同時擴大了科技層面的限制。

在中東問題上，華盛頓既是縱火犯又是消防員——在向以色列提供炸彈的同時，又急切地試圖為以色列轟炸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美國持續且激烈的外交努力可能為加沙和黎巴嫩帶來停火，實現暫時的平靜，但和平依然遙不可及。內塔尼亞胡政府的行動表明，以色列打算將吞併加沙與約旦河西岸作為既成事實。這將導致長期作為美國區域戰略支柱的“兩國方案”不再可行。在美國同以色列的關係問題上，局勢似乎是尾巴搖狗。

布林肯最荒謬的説法也許是這一句：“我從事的是（外交）政策工作，不涉及政治。”首先，在美國大選前夕發表這篇文章並將拜登政府的政策同特朗普“美國優先”戰略進行對比，往好了説是虛偽，往壞了説則是荒謬。當美國國內政治正在影響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在中東的以色列政策，以及美國的對華政策時，尤其是如此。在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中，這樣的情況可能會更加顯著。

10月30日，布林肯在美國外交學院發表演講，指責國會參議院未能在拜登政府任期內發揮應有的作用，稱美國的“系統已經崩潰”、政府“功能失調”。 視覺中國

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回憶錄的標題是《外交的政治》，這絕非偶然。貝克在老布什政府時期開展外交工作的前提邏輯是：如果你得不到國內政治支持，就不可能推行一項政策。這也許是為什麼貝克與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推行了美國50年來最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

美國政策對綠色轉型與全球市場的影響

在談到地緣政治和經濟層面的成績時，布林肯提及美國國內經濟層面的革新，至少到目前為止，在製造業領域取得了巨大成果。《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分別為振興美國先進半導體芯片與綠色能源技術（太陽能、風能、電池、電動汽車）的製造業提供了價值530億美元和3900億美元的補助金、税收減免以及貸款。這些補貼為電子產業和綠色技術行業帶來了約4000億美元的私人投資，同時促進了美國製造業的發展。但補貼結束後，這一輪繁榮是否會持續？此外，鑑於中國在風能、太陽能、關鍵礦產加工、電池和電動車領域的主導地位，“買美國貨/造美國貨”的政策可能阻礙綠色轉型的進程，導致美國無法在綠色科技領域與中國競爭。

在這一不穩定的基礎上，布林肯闡述了華盛頓與夥伴國家攜手引領綠色轉型的努力——“一項代表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國在歐洲的合作伙伴只是部分地追隨華盛頓，在進口中國太陽能電池板及組件（多晶硅、硅片、電池和模塊）電池的同時，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徵收高達45%的“適度”關税。此外，一些國家還邀請中國企業在本國建立電池和電動車生產工廠。布魯塞爾也呼籲通過談判解決與中國的分歧。亞洲國家的限制措施更少，它們不僅進口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及組件、電池和電動車，還積極引入中國的生產工廠。

布林肯進一步指出，由志同道合的世界領導人組成的多邊集團進一步擴容，是維持這一秩序的關鍵：美歐建立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技術理事會（TTIP）、由十四個國家和歐盟組成的關鍵礦產合作伙伴關係，旨在通過“關鍵礦產市場”發展並鞏固目前由中國主導的綠色產業供應鏈。為了滿足全球南方國家的利益（比如印度等國家正在參加礦產與技術的“友岸”化努力），布林肯列舉了七國集團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PGII，他提出將在2027年前動員6000億美元私人投資用於非洲國家的區域基礎設施網絡建設）和“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等聯盟。

2022年6月，七國集團領導人在德國召開峯會期間宣佈啓動“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倡議。 視頻截圖

然而，與拜登政府在亞洲提出的經濟倡議“國際經濟框架夥伴關係（IPEF）”類似，這些都是為應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推出的回應式項目。“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在149個國家的超過200個項目中投資了約1萬億美元。IPEF作為一個經濟集團，很大程度上是為應對將美國排除在外的亞洲貿易倡議：《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CPTPP），美國曾參與這個協議的談判，但最終拒絕加入；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參與者包括中國與所有美國的亞洲合作伙伴。

以關注供應鏈、勞工權利及氣候問題為焦點的IPEF被形容為一份貿易協定，但並沒有開放美國市場或是替美國的出口商打開外國市場。同樣，七國集團的倡議能否兑現其承諾的基礎設施建設（哪怕是一小部分）也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此外，美國-歐盟跨大西洋貿易與技術理事會雖然在供應鏈合作與協調技術標準方面取得一定成績，卻並未擴大雙方的市場準入。

如今，這個理事會已經凸顯了美國和歐盟在貿易政策與監管文化上的差別，而歐洲正在適應中國的經濟主導地位。令歐洲人感到不安的是，美國對芯片和綠色科技的補貼正在吸引歐洲企業到美國而不是在歐盟投資。對此，歐洲人通過採取保護主義的產業政策來反擊美國。

歐盟對中國的重商主義與構成的“戰略挑戰”抱懷疑態度，這一點更接近美國的立場。不過，這更多是基於對中國的看法而非美國的遊説。與此同時，歐洲國家（特別是德國）意識到，它們的繁榮有賴於同中國之間的貿易。歐洲已經承受了廉價且普惠的俄羅斯天然氣被切斷導致的一波重大經濟衝擊；失去中國市場不僅將是痛苦的，而且會是災難性的：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儘管歐洲的姿態是同時批評俄羅斯與中國，但在尋求同時迎合美國與中國的過程中，歐洲正逐漸採納許多“中間國家”所持的“多向結盟”（multi-aligned）立場，在維持同中國經濟往來的同時，又期待美國扮演制衡中國的力量。

美國日漸式微的支配地位

正如布林肯所證明，在上一個時代陷入衰敗、未來處於極度不確定（極有可能被戰爭塑造）之間動盪的過渡時期，拜登團隊流露出一種毫無依據的確信心態。隨着美國權勢的侷限性日益明顯，拜登政府試圖延續美國正式微的支配地位。拜登的經濟民族主義加劇了全球經濟碎片化的風險，腐蝕了自1944年建立的成功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做的後果。因此，美國的盟友與合作伙伴們在抱團取暖的同時，也在越來越多地尋求規避風險。全球南方國家申請加入金磚國家組織的排隊名單越來越長，這反映了各國對一個“後美國世界”的探索。

新一屆美國政府在明年1月的上台將提供一次良好的反思時機。

（原文發佈在美國“國家利益”網站，原標題：“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遺產：一段紛亂的權力空白。”譯文有刪節，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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