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敍反對派組建過渡政府，有一組矛盾決定未來走向

編者按：

據親敍利亞反對派的媒體報道，當地時間12月10日，以穆罕默德·巴希爾為看守總理的敍利亞過渡政府已正式接管權力。

置身大國政治旋渦、挺過多年內戰的敍利亞巴沙爾政權，在短短十餘天內陷落。敍利亞“變天”會如何衝擊中東地緣政治格局？敍利亞未來政治局勢是否可能“由亂向治”？

就相關話題，觀察者網對話了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劉中民，帶來解讀。

【對話/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對敍利亞巴沙爾政權的迅速垮台，已經有了各種解讀，包括執政根基喪失、財政困難、軍隊士氣低迷，或者是俄羅斯、伊朗等外部支持者分身乏術、無力支援等等。您認為哪一項是主要因素？

**劉中民：**我想導致巴沙爾政權垮台的根本原因還是在內部。與2011年相比，2024年敍利亞反對派的核心支持者有所變化，事實上外部反對者還大為減少，如阿拉伯國家、阿盟已經與敍利亞恢復關係，不再謀求顛覆巴沙爾政權，敍利亞還回歸了阿盟。當然土耳其在支持反對派勢力上扮演了十分突出的角色。

再來看敍利亞，儘管在俄羅斯、伊朗的幫助下，於2016年經過艱難努力收復了阿勒頗，將反對派和極端組織擠壓在國內西北部的伊德利卜區域。但接下來的8年裏，敍利亞政府無力改善非常糟糕的經濟狀況與腐敗現象，導致出現了一種循環機制：敍利亞越是面臨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民生問題與腐敗問題，就越是要依賴外部力量，導致巴沙爾政權的執政基礎越發脆弱。

假如阿薩德能夠像當年那樣，維持對敍利亞軍隊的強有力領導，過去兩週那種一瀉千里式的潰敗應該是不可能發生的。實際情況確實讓大多數外部觀察家（包括我本人）都感到難以理解。

俄軍士兵拍攝到敍利亞軍隊遺棄的武器裝備 社交媒體

民意基礎的喪失傳導到了軍隊，導致軍隊喪失戰鬥意志，進而在短時間內引發大潰敗，這是巴沙爾政權快速垮台的根本原因。

當然，各種外部因素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近一年來，俄羅斯因為烏克蘭戰事的牽制，已經無力向敍利亞投入更多戰略資源，最近幾個月甚至在從駐敍軍事基地中撤兵。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在新一輪巴以衝突中蒙受了不小損失。這些因素都加劇了巴沙爾政權面臨的困難。

從某種程度上説，外界對2016年以後的敍利亞情況存在較大的認知誤區，即對於阿薩德本人與其政權的執政能力不足，及其面臨的極端惡劣的國際環境和地區環境認識不足，以致對其出人意料地崩潰難以理解。

觀察者網：您是否看好反對派各路勢力組建過渡政府的努力？“解放敍利亞”組織領導人朱拉尼“從迷彩服換成西裝”，試圖在西方輿論面前打造温和派人設，這是一種緩兵之計嗎？

**劉中民：**這個問題依然需要時間觀察，但我個人對於“後阿薩德時代”的敍利亞政治轉型持悲觀看法。未來，敍利亞恐怕很難通過和解與開放的政治程序來建立民主、穩定與包容的秩序，甚至大概率會出現內戰、準內戰爆發，各地軍閥林立、相互混戰、教派衝突頻發與極端組織氾濫的局面。

首先來看在推翻巴沙爾政權中發揮核心作用的“解放敍利亞”聯盟（又譯“沙姆解放組織”，HTS），其帶有宗教極端色彩，無疑是持伊斯蘭主義甚至伊斯蘭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組織。這個組織原先出自“基地”組織，後來與對方劃清界限、分道揚鑣，但意識形態的底色並沒有改變。這顯然會在該組織未來組建政權的過程中體現出來。

歷史上看，老阿薩德基於阿拉維派組建的敍利亞政府奉行阿拉伯民族主義，同伊斯蘭主義勢力存在深刻的歷史恩怨與仇恨。上世紀80年代，老阿薩德政府在哈馬城鎮壓了敍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這支伊斯蘭主義力量，各種材料的數據不同，但一般認為有數萬人死於“哈馬事件”的鎮壓。敍利亞的伊斯蘭主義勢力對世俗民族主義政權的仇恨，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未來的政治安排。

另一支參與推翻巴沙爾政權的勢力叫“敍利亞國民軍”，基本上是土耳其支持的奉行世俗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可想而知，反對派中的兩支主要力量存在着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間的矛盾。據説土耳其在外部發揮了一定作用，要求雙方現階段不能內訌。過去兩週進軍大馬士革的過程中，這兩支武裝力量基本上維持了相安無事，但實際上是互不隸屬、各行其是。

在未來敍利亞的國體和政體問題上，這兩支意識形態底色完全不同的反對派力量，將如何處理彼此間的矛盾？不能排除反對派內部圍繞利益分割、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府人事安排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向大馬士革推進的敍利亞反對派武裝 美聯社

第三個可能影響敍利亞未來國家政體的力量，來自美國支持、事實上高度自治的敍利亞東北部庫爾德人勢力，他們並未直接參與推翻巴沙爾政權。過去在俄羅斯、伊朗支持下，阿薩德尚能維持一定的國內掌控能力時，庫爾德人並不明確謀求獨立，而是多次主張以聯邦制的方式繼續留在敍利亞國家內。如今巴沙爾政權倒台，庫爾德人的政治訴求是否會發生改變？就算他們堅持主張聯邦制，現在上台的反對派勢力也不一定認可。

此前，敍利亞國內已經事實上形成中南部的巴沙爾政權、西北部反對派控制區與東北部庫爾德人控制區“三分天下”的局面。而未來活躍在敍利亞政治舞台上的三支力量，即伊斯蘭主義力量、世俗主義力量與庫爾德人勢力如不能達成一致安排，恐怕沿着三大板塊繼續分裂、彼此發生衝突都是在所難免的。

觀察者網：能否分別聊聊域外大國、地區力量在這次敍利亞政局變動中的得與失？從俄羅斯的撤出到特朗普宣稱拒絕干涉敍利亞，大國對敍利亞局勢的影響力會出現變化嗎？

**劉中民：**總的來説，外部力量對敍利亞的地緣政治影響已經進入了一個重新組合的態勢中。

土耳其被廣泛視作巴沙爾政權倒台的最大受益者。據外媒披露，土耳其早在半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就開始與敍利亞反對派溝通密謀顛覆巴沙爾政權，因此在這次事件背後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下一步，土耳其會繼續介入敍利亞的政治轉型進程。

目前土耳其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是帶有伊斯蘭色彩的温和世俗派政黨。從過去在“阿拉伯之春”中支持埃及穆兄會可以看出，埃爾多安應該會期待按照本國的模式來塑造敍利亞未來的政治。因此，土耳其會盡可能地彌合敍利亞世俗主義力量同伊斯蘭主義勢力之間的矛盾，至少要盡力讓“解放敍利亞”聯盟變得温和化。

然而，土耳其是否有能力協調好世俗派與伊斯蘭主義派之間的矛盾？是否最後會遭遇極端宗教勢力的反噬？現在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

另一個對土耳其不利的局面在於，這輪敍利亞政治震盪中，東北部的庫爾德人勢力隨之做大。因此，土耳其可能會下決心把領土邊界向南推進，將敍利亞阿勒頗省的曼比季納入囊中。埃爾多安的計劃是把國內的阿拉伯難民搬遷到敍利亞北部原庫爾德人的地區，但這勢必引發同庫爾德人背後支持者美國的矛盾。所以，土耳其在作為巴沙爾政權倒台的最大受益者同時，所面臨的挑戰也不能忽視。

至於這次事件中最大的失勢羣體，則要算上俄羅斯、伊朗以及黎巴嫩真主黨在內的“抵抗軸心”。

俄羅斯雖然已無暇顧及，但也不會甘心徹底放棄在敍利亞的利益。他們很快就同反對派取得聯繫，連敍利亞駐俄羅斯的大使館都迅速撤下了巴沙爾政權國旗，換上代表反對派的旗幟。雖然反對派宣稱不會破壞俄羅斯在塔爾圖斯港的軍事利益，但俄羅斯方面仍然不放心，最近幾天不斷地從敍利亞撤出一批重型武器與裝備，顯然是已經接受了巴沙爾政權倒台的現實。俄羅斯對敍利亞的影響力也遭遇了很大程度的削弱。

敍利亞駐俄羅斯使館已打出新旗幟 塔斯社

但是，從敍利亞未來的政治前景來看，俄羅斯並非毫無機會。我前面説過，敍利亞可能再度陷入三大力量相互割據、衝突不斷的局面，那麼俄羅斯依然可能找到新的代理人，正如他們目前在利比亞也扶持了一定勢力。雖然阿薩德政府是“樹倒猢猻散”、他本人也逃到了俄羅斯，但阿拉維派的政治和軍事精英依然在敍利亞留有根基，俄羅斯可加以利用。總的來説，俄羅斯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維護在敍利亞的既得利益，並在未來的敍利亞國內博弈、同域外力量之間的博弈中尋找新機會。

至於伊朗，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説，在這次敍利亞“變天”中遭受的挫折恐怕大於俄羅斯。俄羅斯畢竟沒有滿盤皆輸，未來也還有再入局的機會。而對伊朗來説，巴沙爾政權的倒台意味着其領導的“抵抗軸心”的樞紐被切斷，考慮到近一年多來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遭受的損失，未來“抵抗軸心”恐怕已經難以為繼，甚至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

我認為，這是伊朗自上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以來，在中東地區遭遇的第二次地緣政治重大挫折，也凸顯了伊朗通過培養代理人與輸出革命及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相結合的地區戰略遭遇了一次新的失敗。“抵抗軸心”是伊朗抗衡美國的制裁與持續打壓，同以色列進行較量的抓手，但在這一年多以來的巴以衝突中不斷受挫，應該説已經陷入了失靈。未來，伊朗要面臨是徹底放棄“抵抗軸心”還是繼續重建的選擇。

當然，這樣説可能過於悲觀，畢竟中東地區的什葉派羣體基礎在那裏，教派矛盾依然存在，伊朗也就有重新開展動員的機會。但是要想回到“抵抗軸心”的全盛時期，還面臨相當大的困難與挑戰。

這次敍利亞“變天”的第二受益者是以色列，而隨着形勢的發展，未來以色列甚至可能超過土耳其，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一方面，“抵抗軸心”在過去一年多以來遭遇了“多米諾骨牌”般的連鎖打擊，受到重創。以色列從最初被哈馬斯突襲、陷入困境，到通過打擊真主黨、伊朗後逐漸掌握了主動權，如今“抵抗軸心”在敍利亞被切斷，意味着以色列的安全困境得到了進一步改善。當然，以色列面臨的戰術上勝利、戰略上失利的長期趨勢並未改變。

現階段，以色列佔領了敍利亞的戈蘭高地還不滿意，甚至打算把領土邊界進一步北移。以空軍正在對敍利亞發動大規模空襲，意在徹底摧毀可能威脅自身的軍事設施、重型武器裝備與庫存，在敍利亞進行所謂的“去軍事化”。可以説以色列正在敍利亞境內為所欲為，這對敍利亞整個國家來説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當地時間9日，以色列海軍發起大規模行動，摧毀了敍利亞政府軍的多艘軍艦。 央視新聞

無論是通過進一步佔領土地，乃至對敍利亞進行“去軍事化”，以色列已經很大程度上在周邊地區形成了一道半弧形緩衝區，從敍利亞到黎巴嫩的南部，再到約旦河西岸和加沙，以色列都在建立和擴大安全緩衝區。

多説一句，通過這次敍利亞的危機，可謂體現了中東地區政治的一個結構性內在規律，即一系列事態產生的連鎖反應，誘發地緣政治局勢的巨大變化。自哈馬斯去年10月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後，以色列持續打擊真主黨、伊朗的力量，俄羅斯戰略重心也轉向烏克蘭，這一系列事態最終推動了敍利亞的“變天”。

某種程度上説，哈馬斯的“蝴蝶翅膀”引發了敍利亞的地緣政治“海嘯”。當新一輪巴以衝突升級與外溢之際，土耳其支持的敍利亞反對派勢力正在養精蓄鋭、靜觀其變，利用“抵抗之弧”勢力嚴重虛弱之際，對敍利亞巴沙爾政權發起致命打擊。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也體現了中東政治盤根錯節、相互聯繫與影響的本質。

隨着巴以衝突導致敍利亞出現更大的地緣政治旋渦，未來恐怕巴勒斯坦問題的邊緣化趨勢仍是在所難免，也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形成了有利於以色列的地緣政治環境。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表示要靜觀其變，敍利亞不是美國的朋友，美國也沒有必要干預。這個話是在美國面臨政權交替，特朗普要到下個月才能正式上台的背景下説的。美國雖然這次沒有插手，但未來也不會在毫無話語權的情況下放任敍利亞的局勢發展。

從奧巴馬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對敍利亞的基本政策是採取干預但避免直接捲入衝突的做法，因此美國有可能繼續依靠扶持代理人，即庫爾德人勢力影響敍利亞局勢。事實上美國依然在庫爾德人控制區設有軍事基地，並進駐數百名士兵。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曾提出要在今天的土耳其、敍利亞、伊拉克和伊朗交界的庫爾德民族聚集區建立一個庫爾德斯坦國。我有一個不成熟的猜測，按照特朗普的性格，他有可能會把威爾遜當年為庫爾德人建國的想法再拋出來，作為介入敍利亞局勢、制衡中東各方勢力的一張牌來打。

考慮到如今敍利亞和伊拉克較弱，如果美國提出這一主張，面臨的主要挑戰將來自土耳其和伊朗，分別是美國不聽話的盟友與地區敵手。這會成為特朗普同埃爾多安談判的籌碼，也會成為影響伊朗庫爾德人問題並對伊朗施加壓力的手段。因此，敍利亞這一輪變局是否會引發庫爾德人問題的再度升温，將是未來中東地區一個值得關注的熱點問題。

美國總統威爾遜1919年提出建立庫爾德斯坦國的大致範圍 《紐約時報》

觀察者網：巴沙爾政權的垮台是否標誌着以復興黨為代表的中東地區世俗化進程的終結？如何看待這樣的歷史趨勢對區域穩定的影響？

**劉中民：**我倒不能同意對這種趨勢的判斷。自“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伊斯蘭主義力量在中東的地位是有起有落，比如穆兄會在埃及執政了一年就下台了。突尼斯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黨現在也處於邊緣化。這些是温和派的伊斯蘭主義力量。

至於説極端派的伊斯蘭主義力量，代表就是“基地”組織與“伊斯蘭國”，兩者都曾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興風作浪，如今總體上已經遭到嚴重削弱，當然不能排除他們日後又在敍利亞掀起一定風浪。

至少從2014年到2017年“伊斯蘭國”在敍利亞和伊拉克的結局來看，國際社會與地區國家不會任由這些極端組織氾濫。目前還不能説世俗主義已經在中東地區退潮。包括沙特正在推動去極端化政策、對婦女進行賦權，都反映了世俗化的趨勢。

鑑於敍利亞國內局勢尚未塵埃落定，國際社會也廣泛關注，目前反對派勢力至少在明面上要維持一種尋求和解與開放轉型的姿態和形象。結合歷史來看，就算代表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反對派雙方最終撕破臉，無論是温和的還是極端化的伊斯蘭勢力，最終恐怕都不能主導敍利亞未來的政治生態。

當然，從更長遠的趨勢來看，整個阿拉伯世界確實面臨着“向何處去”的問題，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佔據主流，到1967年戰爭後伊斯蘭主義甚至極端主義崛起。總趨勢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越來越走向衰落，但伊斯蘭主義甚至極端主義也沒有取得成功。中東地區在意識形態上確實進入了迷茫期。一些海灣國家比較務實地選擇了對內改革，因此我認為現代化、世俗化依然是中東地區的總體演進趨勢。

這一次巴沙爾政權倒台，整個阿拉伯世界顯得相對沉默，也可以説是阿拉伯世界的又一次分裂。自冷戰結束後，這樣的事件是一波接一波：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危機開始，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10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都讓阿拉伯世界陷入碎片化與分裂。從阿拉伯民族的整體利益角度來説，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不過，阿拉伯世界畢竟包括22個國家，如果每個國家都能從自身的國家理性出發來處理地區事務，某種程度上説也不失為一種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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