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龍：反對派掌權，敍利亞變局迎來三種可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玉龍】

2024年11月27日以來，“沙姆解放組織”（HTS）領導的“解放敍利亞聯盟”在以“威懾侵略”軍事行動為口號的背景下，對敍利亞政府軍發動大規模軍事突擊行動，這場軍事閃電戰在短短十多天裏取得重大戰果。12月8日，時任總統巴沙爾宣佈辭職後前往俄羅斯莫斯科進行政治避難，在敍長達半個世紀的阿薩德家族統治就此終結。

最新的消息是，據敍利亞媒體10日報道，以“敍利亞救國政府”的穆罕默德·巴希爾為看守總理的敍利亞過渡政府當日正式接管權力。

“沙姆解放組織”底色恐難改

“沙姆解放組織”是挑起新一輪敍利亞衝突的主要推手，該極端勢力前身為“基地組織”敍利亞分支。“沙姆解放組織”創建於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後，曾用名“努斯拉陣線”和“征服沙姆陣線”，其領導人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一度公開效忠“基地組織”時任領導人扎瓦赫裏。“沙姆解放組織”極端勢力具有較強的地方適應性和務實主義特徵。

朱拉尼（右）在接受CNN採訪時試圖模仿澤連斯基

為逃避國際社會和地區國家的國際反恐打擊，該極端勢力在2016年後宣佈與“基地組織”斷絕關係，對外宣稱實施“温和”伊斯蘭主義統治方式。但從該組織在敍西北部地區的統治經歷來看，雖然並未實施嚴格的原教旨社會政策，但對待反對力量仍採取非常強硬的懲罰手段，其所謂温和性帶有較強的媒體宣傳策略和對外形象展示的特徵，其對內統治模式具有較強的威權特質和伊斯蘭主義底色。

首先，“沙姆解放組織”是具有政治“聖戰主義”意識形態色彩的宗教極端組織，其旗下庇護了多支被國際社會公認的宗教極端團伙和國際恐怖組織。“沙姆解放組織”極端勢力的政治意識形態來自“聖戰薩拉菲”極端化意識形態。

但是，相較於“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等全球化極端組織或國際恐怖勢力，“沙姆解放組織”不具有全球“聖戰”的政治訴求和現實目標，而是聚焦於在敍利亞境內擴大其政治、宗教和軍事影響力。2017年以來，朱拉尼領導該極端組織逐步淡化了自身宗教“聖戰主義”色彩，強化其政治“聖戰主義”意識形態，注重在敍利亞西北部伊德利卜地區實施政治統治。

總體來看，“沙姆解放組織”在經過多年組織系統演變、意識形態更新和對外務實交往後，逐步淡化了宗教極端色彩，以務實主義謀取組織利益和領土控制，避免激發反抗其統治的反對派運動，對外洗白其宗教極端色彩，試圖規避國際社會和地區國家對其採取反恐打擊。

但是，“沙姆解放組織”領導層具有的“聖戰”組織背景和傾向，當前對外展示的温和政策和立場可能是一種策略性行為，其具有的宗教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底色可能並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其温和外衣較大概率是一種適應性策略而非根本性組織變革。

其次，“沙姆解放組織”武裝派系在伊德利卜蟄伏的七年間，逐步整合組建為一支具有現代化實戰能力的軍事同盟體系，在外部支持下獲取了許多中重型作戰裝備，還擁有軍用無人機等實戰化作戰理念與能力。

2017年以來，“沙姆解放組織”極端勢力不斷擴大其軍事武裝力量規模，目前至少擁有30000人的武裝力量。同時，該極端勢力致力於在敍利亞西北部地區整合其他世俗或宗教類型的反政府武裝派別，構建以“軍事行動管理部”為核心的傘形體系反政府武裝軍事體系，加強不同武裝派系之間的協調配合。

這一體系包括了“民族解放陣線”、“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榮耀軍”、“努爾丁·贊吉運動”和“東伊運”敍利亞分支等武裝派別。此外，“沙姆解放組織”還積極與土耳其支持的“敍利亞國民軍”（前身為敍利亞自由軍）相關武裝派別進行合作，共同在敍西北部地區實施軍事協調，共同打擊和應對敍利亞政府軍和敍庫爾德武裝力量。此次“沙姆解放組織”發動所謂“威懾侵略行動”軍事計劃，其所屬聯盟的其他武裝派系積極參與此次行動，包括“東伊運”敍利亞分支武裝分子積極參與了進攻阿勒頗等重要的進攻性軍事活動。

12月8日在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拍攝的武裝人員 圖源：新華社

在軍事裝備方面，“沙姆解放組織”擁有一定的進攻性中型和重型武器，在此次“威懾侵略”軍事行動期間，該極端勢力充分利用無人機作戰方式，對敍利亞政府軍武裝部隊、軍事安全部門官員發動定點清除行動。在武器裝備方面，“沙姆解放組織”掌握了自動制導反裝甲導彈、火箭榴彈、火箭發射器和坦克等中型或重型武器裝備。

再次，“沙姆解放組織”並非一般意義的宗教極端勢力或武裝團體，在伊德利卜地區建立了“敍利亞救國政府”為核心的地方治理系統。在“敍利亞救國政府”領導下，下設多個行政委員會分別實施地方治理職能，履行在行政、司法、經濟、財税、教育、文化、人道主義等領域的治理功能。

因此，“沙姆解放組織”極端勢力已完成對傳統“聖戰組織”的政治超越，建立起相對完備和系統的地方性治理體系，並通過地方自治政府獲取税收，以支撐其行政機構運轉和軍事力量開支，實施對伊德利卜地區數百萬公民的長期統治。

在此次軍事行動實施後，隨着“沙姆解放組織”逐步接管阿勒頗、哈馬、霍姆斯和大馬士革等戰略性重要城市，其地方治理體系也逐步向這些原政府軍控制的城市推行，發揮城市治理功能，向民眾發放救濟食品，實施城市管理，維護城市安全秩序。

因此，“沙姆解放組織”正在以其地方自治實踐形成的統治經驗，向原政府控制區廣泛實施，加強行政管理整合，發揮政府治理職能。12月9日，該組織正式將其地方治理實踐擴大化為敍利亞臨時政府的制度模式，宣佈組建“敍利亞救國政府”臨時過渡進程，實際上是該組織在伊德利卜地區地方治理體系與制度框架的翻版。

最後，“沙姆解放組織”與土耳其之間具有務實性合作關係，但並不是指令性代理—委託關係結構。土耳其對敍利亞伊德利卜問題具有較強的干預能力與意願，是形成伊德利卜衝突降級區的關鍵性力量，致使俄羅斯、敍利亞和伊朗沒能有效及時消滅敍反對派武裝，為當下的政治變局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總體來看，“沙姆解放組織”在敍西北部地區盤踞的七年間，逐步與其他反政府武裝力量派系完成整合，這一過程得到了土耳其政府默許與部分支持。土耳其在敍西北部地區主要依靠“敍利亞國民軍”推行緩衝區戰略，積極支持“沙姆解放組織”加強組織系統重建，土方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具有穩定、合作與秩序的伊德利卜地區。

因此，“沙姆解放組織”在土耳其支持下與部分“敍利亞國民軍”派系合作，共同維持了敍反對派武裝體系的脆弱合作與穩定關係。因此，外界不應高估土耳其對“沙姆解放組織”的影響程度，雙邊合作基於共同目標與利益，而非代理與委託的指令性關係。隨着“沙姆解放組織”快速崛起，土耳其能否施加影響以維持其雙邊交易型合作，取決於雙方共同利益契合程度與目標層疊。

巴沙爾政權這次為何快速崩潰？

“沙姆解放組織”等反政府武裝派系以驚人的速度推翻原巴沙爾政府，形成新敍利亞的政治格局版圖，這一結果是外界始料未及的，但可以從三個方面解析敍利亞政權快速更迭的原因。

第一，敍利亞巴沙爾政府賴以維持統治的三根外部支柱在國際和地區地緣形勢下失效失能，致使敍利亞政府軍與反政府武裝之間的力量對比迅速失衡。

2011年敍利亞危機爆發以來，敍利亞政府軍在與各反對派武裝衝突過程中，實際上處於正面戰場下風，2015年前後敍巴沙爾政府的政權統治已經岌岌可危，俄羅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的三方軍事幹預才確保了巴沙爾政府轉危為安，逐步從戰場劣勢轉為戰場主動，將各反對派武裝驅趕至敍西北部伊德利卜等地區。

因此，這三方軍事援助的大力支持是敍利亞巴沙爾政府得以維繫的主要原因。然而，由於俄烏衝突和新一輪中東戰爭的共同影響下，俄羅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受制於各自的制約性因素，無法迅速向敍巴沙爾政府提供有效的軍事支援，導致敍政府軍在此次衝突中一潰千里。

第二，敍利亞長期遭受美國和歐盟等西方國家的集體制裁，經濟脅迫致使敍經濟重建工作舉步維艱。

經濟扼殺致使巴沙爾政府在經濟、軍事、社會等領域復甦乏力，國家力量處於低位頹勢。在敍利亞內戰爆發後，由於政權更迭目標失效，美國轉而對敍利亞實施以所謂保護平民為藉口的《凱撒法案》經濟制裁措施，從經濟角度扼殺了敍利亞經濟重建的生存空間。

美國國會通過《凱撒法案》，制裁阿薩德 半島電視台

2018年以來敍利亞國內戰場形勢基本轉入凍結狀態，隨着俄羅斯、土耳其與伊朗建立阿斯塔納機制實現全國衝突降級，敍利亞似乎迎來了國家重建的機會。但是，由於美國實施的強力經濟制裁措施，致使敍利亞經濟重建工作處於停擺狀態，經濟、社會、民生凋敝不堪，敍利亞錯過了重要的國家機遇期。由於美國經濟制裁與遏制，敍利亞國家財政極為困難，致使敍政府軍軍事裝備、人員編制和軍心士氣逐步下滑，軍心民心低落。

在此次新一輪衝突爆發後，敍政府軍在戰場上毫無戰力和決心，正面戰場一觸即潰，美式經濟制裁的長臂管轄大棒從經濟上摧垮了敍利亞國家重建與軍事建設的潛在可能。

第三，敍利亞巴沙爾政府在政治外交方面存在許多戰略性失誤。

巴沙爾政府沒有在國家重建機遇期內有效實施全國政治和解，對外沒有抓住機會與土耳其等敵對國家實現外交正常化，致使其喪失了剪除敵對勢力威脅的潛在機會。在政治重建方面，巴沙爾政府沒能利用好日內瓦機制和阿斯塔納機制等協調平台提供的全國政治和解機會，與反對派武裝實際上仍處於軍事對立狀態。

因此，伊德利卜問題發展為壓垮巴沙爾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事實證明，在軍事優勢時期如果巴沙爾政府可以及時推動全國政治和解進程，消弭反對派武裝抵抗鬥爭的政治意願，可以降低其政權安全面臨的潛在威脅。在對外關係方面，雖然敍利亞近兩年來與阿拉伯世界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但沒有抓住機遇期與其重要宿敵土耳其實現外交和解，致使敍土矛盾始終難以化解，這是敍利亞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失策。

巴沙爾政權統治快速瓦解後，敍國內目前呈現為三方力量並存的複雜態勢：

一是“解放敍利亞聯盟”為傘狀體系的反政府武裝力量，這一派系核心力量為“沙姆解放組織”極端勢力。

二是“敍利亞國民軍”為傘狀體系的親土耳其武裝力量派系，這一支力量來自敍利亞內戰早期形成的“敍利亞自由軍”武裝，主要依靠土耳其的公開支持，盤踞在敍利亞北部敍土邊界地帶。

三是以“敍利亞民主聯盟”為名義的敍庫爾德武裝力量，這一派系核心組織為敍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對外依靠美國長期軍事支持在敍中東部地區推行地方自治統治。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三方力量並存的新形勢下，敍利亞正在迅速轉入政治版圖重構與大國博弈衝突的新階段。敍利亞政治與安全形勢發展前景目前並不明朗，但巴沙爾政權的快速瓦解，並不是敍利亞衝突結束的政治信號，更可能是新一輪敍利亞持續衝突與地緣震盪的新起點。國際社會和地區國家將在敍利亞變局進程中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敍利亞政治重建與平穩過渡、安全風險外溢、人道主義危機等議題，將是未來一段時間觀察敍利亞問題走勢的重要關切。

未來走向存在三種可能

最後，敍利亞變局之下的整體局勢走向，大體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是“沙姆解放組織”與其他反政府武裝派系組建包容性政府，實現敍利亞政治穩定交接與過渡，這是符合國際社會和周邊國家共同利益的期望結果。

目前，雖然該組織已宣佈建立“敍利亞救國政府”，但這一臨時政府能否具有包容性，是其國際合法性以及維持國內政局穩定的關鍵。因為“敍利亞國民軍”在敍北部地區還建立有“敍利亞臨時政府”，敍庫爾德武裝在東部地區建立有“敍利亞民主力量”。

反對派進入大馬士革時縱火焚燒了一座軍事法庭 美聯社

因此，這三個不同的政治實體能否完成一體化，構成容納各個不同政治派系、宗教、教派、民族的包容性體制，是敍利亞實現和平穩定態勢的關鍵。目前來看，“沙姆解放組織”可能將尋求主導敍利亞政治，與其他兩大政治軍事派系之間的合作，存在多方面的分歧與利益矛盾，這一包容性政治進程的外界期待可能會落空。

第二種可能性是“沙姆解放組織”聯合“敍利亞國民軍”揮師東進，與敍庫爾德武裝發生新一輪大規模衝突，這是敍利亞問題走勢最為危險的潛在風險，可能會導致安全風險嚴重外溢，人道主義危機再次擴散。目前，“敍利亞國民軍”正在採取所謂“自由黎明行動”，向曼比季等方向的敍庫爾德武裝發動攻勢，這一態勢得到土耳其政府明確支持與認可。

同時由於土耳其財政難以供養現有“沙姆解放組織”和“敍利亞國民軍”新控制佔領區人口，而敍利亞當地社會經濟在本輪戰亂前已經幾乎崩潰，如果需要維持現有作戰成果，獲取敍利亞當地糧食和石油產地幾乎是唯一解決方案。

由此來看，敍利亞變局發展第二種可能性是“沙姆解放組織”聯合“敍利亞國民軍”共同向敍庫爾德武裝發動攻勢，尋求統一全國，剷除其他非國家武裝行為體。但是，由於敍庫爾德武裝得到美國政府公開支持與庇護，“沙姆解放組織”可能會靜待美國兩黨輪替完成，在特朗普明年初執政後，試探美國新一屆政府對敍政策，來考量是否發動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

其三是三方力量之間保持微妙平衡，建立各自的領土控制區與所謂自治政府，各自宣稱對外代表敍利亞國家，這將是敍利亞國家解體與政治碎片化的結果，也是短期內有較大可能出現的政治現實。在“沙姆解放組織”等反對派武裝力量控制了主要中心城市後，需要在短期內穩固統治基礎，清除前政府武裝勢力或官員，對主要城市實施有效化管理，同時啓動新政府的過渡進程。

因此，“沙姆解放組織”可能將在短期內尋求鞏固既有領土控制區域，加強內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間的整合。這種三方勢力並存的政治格局，會在脆弱平衡中保持一段時間，但從長遠來看，“沙姆解放組織”較大概率會尋求以軍事手段完成對全國的領土統一，這種脆弱平衡格局難以長久和持續。

總之，敍利亞變局引發的蝴蝶效應與地緣震盪正在觸動地區局勢種種變化，巴沙爾政府倒台與“沙姆解放組織”崛起並不是敍利亞和平建設的積極信號。如果三方參與力量和多方外部干預國家不能在過渡期形成共識，構建出具有穩定性、包容性和長遠性的政治體系架構，形成利益分配共識，敍利亞可能會陷入碎片化政治態勢，加速國家解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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