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嵐：“AI曼哈頓”背後，遊走着硅谷最有權勢的華人-心智觀察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青嵐】

本週，美國國會某知名委員會年度報告提出的“AI曼哈頓計劃”，在國內引發了廣泛關注，不過輿論場上的討論雖熱烈，卻普遍在對基礎信息的梳理與解讀上仍有未盡之處。

從文本上看，報告中的曼哈頓式計劃（Manhattan Project-like）建議國會向行政部門提供慷慨的撥款和授權，以資助“領先人工智能、雲和數據中心公司”，致力於競爭並率先實現通用人工智能（AGI）能力，而在聯邦機構中，特別強調了應要求美國國防部按照所謂“DX評級”，將軍費向人工智能業界傾斜。

對美國政策圈稍有理解的讀者，此時應當已經嗅到了濃烈的“充值”氣息。

奧秘的答案並不難找，就清晰寫在這份報告的作者名單中。

作為該委員會“當紅炸子雞”的雅各布·赫爾伯格（Jacob Helberg），不僅是唯一具有大型科技企業高管履歷的成員，而且在不久前，接連被聘為軍用AI巨頭Palantir的CEO高級顧問和Palantir防務政策基金會會士。

而正是這位赫爾伯格，在華郵、路透等媒體近日採訪中，儼然成為“AI曼哈頓”的默認發言人：“歷史告訴我們，那些能夠率先利用技術快速變革時期的國家，往往能夠對全球力量平衡造成重大影響，中國正在全力衝刺AGI，我們必須非常認真對待這一威脅”。

顯然，登堂入室的“AI曼哈頓”倡議，與此公關係密切。

然而細看赫爾伯格履歷，卻與這種巨大的影響力形成鮮明反差。直到2016年，他還是一個典型的灣區“nobody”，其簡歷上列出的GeoQuant等創業經歷，甚至被人扒出是純粹的空殼公司，可就是這樣一個剛離開大學校園不久的年輕人，卻在2016年後如火箭般向上流社會躥升，谷歌政策顧問、CSIS兼職研究員、斯坦福大學某二級學院顧問……一個又一個知名機構+注水頭銜，短時間打扮出一個如同“洗澡蟹”一般的青年精英，並最終使其得以進入高規格的參議院附設機構。

這種“勵志”逆襲，當然是因為其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而那個能量巨大的政策遊説團體，自然不會只在國會山發力。

為AGI產業政策立法預熱的同時，以赫爾伯格及其同性伴侶、“Paypal黑手黨”大佬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為代表的硅谷精英也赫然位列特朗普2024選戰主要資助者名單。

這樣的“巧合”也就令人不難理解，為何上一個科技領域“曼哈頓計劃”——《芯片法案》，會在簽署短短兩年後驟然失寵，近期遭到特朗普過渡團隊點名唱衰。

畢竟，與白花花美元流向台積電、三星相比，補貼AI產業，顯然不會有肥水外流的弊病，而當美國AGI產業明星山姆·奧特曼端出7萬億美元的投資計劃，聯邦政府不湊一點“份子錢”也是難以想象的。

新瓶裝舊酒的熟悉套路，無疑清晰展現了當下硅谷科技精英在華盛頓日益強大的影響力，從通用人工智能的神話建構，到對緊迫國安威脅的恐慌渲染，“AGI關乎大國競爭勝敗”的敍事已經越來越成為朝野共識，成功的議題設置與動員，正使一整套為硅谷商業生態量身打造的政策體系加速成型。

對於這樣的影響力，坊間不乏庸俗化解讀，將之視為今年選戰期間政客與金主高度個人色彩的交易。

誠然，馬斯克和特朗普兩大IP可以完美嵌入這一故事框架，但如果將視野稍微拓展，就不難發現除了熱情高漲的馬斯克，其他硅谷鉅富們的關注領域仍然普遍聚焦於科技政策。

事實上，硅谷與華盛頓之間的融合，早已超越了“現做現結賬”、“花錢保平安”的選戰投機。建制化的遊説機器，使代表硅谷利益的政策獲得了穿越選舉週期的穩定性。如在高呼廢止《芯片法案》的同時，拜登時期的對華半導體技術出口管制卻贏得了特朗普過渡團隊高度讚譽，萊特希澤甚至直言民主黨做得“非常出色”。

因此，在事件解讀之外，對這個硅谷與華盛頓之間搭建起來的影響力機器，同樣大有挖掘的必要。

將合適的代理人送到合適的位置，在合適的時機設置合適的議題……這種在華盛頓權力迷宮中精巧而老道的謀篇佈勢，顯然既不是硅谷科技鉅富們的長項，更無法保障足夠的時間精力投入。

那麼，使東西海岸精英得以實現“對齊”、彌合話語和理念鴻溝的，是否另有隱身於幕後的“指揮家”？

答案無疑是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與軍工複合體“老錢”頗有淵源的智庫—未來聯盟，發佈了其編制的《勇敢者榜單》，以表彰所謂“對消除恐慌至關重要的行業的頂級投資者”，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在具有地緣戰略意義的新興產業生態圈中最有分量的資本大佬。

這份榜單上位列第一的，既不是硅谷左右翼代表人物埃裏克·施密特和彼得·泰爾，也不是異軍突起的“一字並肩王”埃隆·馬斯克，而是一箇中文世界略顯陌生的名字：

吉爾曼·路易（Gilman Louie）

（這份榜單排名第14位的Keith Rabois，正是“AI曼哈頓”倡議者Jacob Helberg的同性伴侶，亦是Palantir早期投資人）

這位在財富絕對值上並不起眼的人物，卻在美國科技界與軍情界有着一系列極其“過硬”的履歷：

大名鼎鼎的CIA投資公司In-Q-Tel創始人及首任CEO；

Palantir、Keyhole（後來的谷歌地球）天使投資人；

在美國科技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工智能國安委（NSCAI）成員；

總統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

美國國務院外交政策委員會成員；

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委員會（DIB）成員；

美國科學家聯合會（FAS）主席……

吉爾曼·路易的最新身份，則是美國前沿基金會（AFF）創始人與首席執行官。該基金聚焦於所謂“深科技”產業投資，並實際運行着美國政府大張旗鼓宣傳的印太地區“四方投資者網絡”（QIN）。

美情報界高官曾坦言，AFF的設立是為了解決一個關鍵矛盾，即私營部門專注於利潤的需求並不總是能很好服務於國家安全。作為國家意志的執行者，AFF明確鼓吹“美國必須引領下一次工業革命。爭奪前沿技術領導地位是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的核心，我們需要所有美國人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世紀”。

至於這家新基金的出資人，則罕見集齊了埃裏克·施密特和彼得·泰爾，能夠駕馭光譜兩端超級金主同時下注的平台，足見吉爾曼·路易在硅谷真實江湖地位。

這位如同水下冰山般的人物，其實是如假包換的華人，漢名雷富倫。

Louie這個看似法國化的姓氏，亦是舊金山華僑社區中“雷”姓的台山話發音拼寫，如抗戰時期飛虎隊華裔王牌雷炎均，其姓名拼寫即為Louie Yim-qun。

在硅谷商業史上，從黃仁勳、蘇姿豐、袁徵到楊致遠、陳福陽，乃至美滿電子創始人周秀文戴偉立夫婦，財富較吉爾曼更為耀眼的華裔企業家大有人在，但其面對政治議題卻普遍表現出獨善其身、逆來順受的被動作風，論起在華盛頓長袖善舞的意願和能量，恐怕沒有任何人可以與雷富倫相提並論。

這位極其罕見的“非傳統”華裔硅谷精英，又是怎樣實現了從上“菜單”到上“餐桌”的涅槃？

時鐘撥回到1982年。

這一年，還是在校生的雷富倫用父母房子做抵押，貸款3萬美元創辦了軟件技術公司Nexa，成為或許是硅谷歷史上最早的華人IT創業者之一。

Nexa團隊清一色的東方面孔，為這家寄身在舊金山市場南（SoMa）貧民窟的初創公司帶來了意外的商業機會。1984 年，一家日本大型軟件公司ASCII將射擊遊戲《1942》的開發工作外包給了Nexa，這款大獲成功的遊戲，為雷富倫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桶金。

或許是被商業成功喚醒了另一種兒時渴望，26歲的雷富倫很快作為候選人投身舊金山教育委員會改選，可惜未能成功。有趣的是，另一位與其同時參選的華裔餘胤良，則在從政的道路上一路凱歌，直至成為煊赫一時的加州參議員。

不過這次正面進攻失利後，命運很快為雷富倫開闢了一道“後門”，三十年後，餘胤良已經在一場離奇的調查中被迫退隱，而雷富倫則儼然成為了硅谷最有權勢的華裔大佬。

這道“後門”，就是雷富倫遇到的特殊“貴人”。

1986年，作為在美IT業佈局的一部分，英國媒體大亨羅伯特·麥克斯韋（Robert Maxwell）以23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Nexa，將其與另一美國軟件分銷商合併為Sphere公司，由雷富倫出任董事長。

這次看似乏善可陳的小額併購，其實隱藏着一個重要的背景信息：麥克斯韋本人與美國、英國、以色列情報界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

1991年，在企業軟件史上早期黑洞之一的Inslaw事件愈演愈烈之際，深度捲入其中的麥克斯韋在遊艇上“意外”墜海身亡，隨後在耶路撒冷橄欖山猶太公墓舉行的葬禮上，時任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沙米爾為其親致悼詞，表示：“他為以色列所做的貢獻比今天所能説的還要多”。

儘管麥克斯韋斯人已逝，但進入到他編織的國際網絡，顯然為雷富倫帶來了有別於普通硅谷創客的諸多特殊機遇。

90年代中後期，隨着互聯網技術的興起，美國情報社區開始出現如何更好運用新興技術的討論，時任中情局科技副局長露絲·戴維（Ruth David）提出了一種全新思維，認為政府機構不應等待私營部門新技術成熟之後再進行採購，而是需要建立深入產業界的觸鬚，瞭解處於開發階段的新技術並評估其潛力，基於這一理念，In-Q-Tel應運而生。

知名獵頭公司海德思哲（H&S）接受委託後，為In-Q-Tel物色的首任負責人正是雷富倫，順帶一提，日後在華盛頓呼風喚雨的埃裏克·施密特，同樣是通過這家公司的推薦接掌谷歌CEO一職，為海德思哲帶來了價值高達上億美元的谷歌股票期權回報。

言歸正傳，彼時已是成熟企業家的雷富倫，對於CIA的招攬表現得十分積極：“現在錢不是我生活中的首要任務，總有辦法賺更多的錢。以硅谷的標準來看，我並不富有，硅谷每天都有63位新的百萬富翁，所以我只是隨大流，（是時候）把為他們賺了這麼多錢的東西放回系統裏了”。

執掌In-Q-Tel的幾年時間，將雷富倫迅速磨練成了鏈接硅谷與華盛頓之間資源的首要人物，而Palantir，無疑是其投資記錄中最為耀眼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根據雷富倫回憶，其與Palantir最初的接觸只是為另一家創投基金幫忙，評估一下該公司是否值得投資。不過在與彼得·泰爾見面後，兩人之間顯然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In-Q-Tel不僅參與了Palantir融資，雷富倫本人還出任該公司顧問，幾乎是手把手指導了Palantir的產品定義和市場拓展：“我在黑板上寫下：‘它需要看起來像這樣’，團隊在兩週內製作了一個模型，然後我立即帶領該團隊進入中情局大樓，演示如何解決我們所説的反恐問題，他們才瞭解到，這就是Palantir”。其後擔任五角大樓國防創新顧問期間，雷富倫同樣以極大的熱情，向軍方推薦Palantir軟件解決方案，並將之與SpaceX相提並論。

今天，Palantir得以成為美國政企AI市場霸主，市值突破萬億人民幣（1500億美元）大關，離不開雷富倫的一份心血。

沿着Palantir摸索出的成功模式，以2018年成立的人工智能國安委（NSCAI）為標誌，硅谷與華盛頓之間的雙向奔赴進入到了全新階段，而雷富倫順理成章地繼續穩坐這一生態網絡中心。

為歸口技術官僚打造常設智庫“旋轉門”、重金資助乃至培養立法行政分支利益代言人、發動一個又一個關於AI與網絡安全的驚悚輿情……金錢與權勢共振的魔力，使短短數年間硅谷鉅富們就確立了對美國科技產業政策的話語權。

“AI曼哈頓”的倡議，顯然是在為新總統任期內的AI產業政策預熱，比照拜登任內對芯片巨頭們的慷慨補貼，AI生態圈“後浪”們已經準備就緒，只待百億乃至千億美元補貼的盛宴開席。

當然，對其中的大人物們來説，這樣的蛋糕似乎仍然還不足夠。

去年二月，美國前沿基金會一位代表曾出席科技金融研討會，介紹了AFF的所謂“瓶頸投資”策略，即瞄準芯片、稀土等在動盪的地緣危機期間價值飆升的行業預先佈局，一旦風險爆發，將會為AFF帶來驚人利潤。

“如果台海局勢發生改變，我們的一些投資將會在一夜之間增長10倍。我不想透露型號，但我舉的一個例子是某關鍵零部件……總市場價值為2億美元，但它是500億美元市場的關鍵部件，這就像一個瓶頸，對吧。因此，如果它只在中國生產，例如，當太平洋發生了‘動能事件’，那將在一夜之間翻10倍，毫無疑問”。

這位代表的發言，某種程度上正是硅谷頂級鉅富們的意向所在，

如果説AFF的投資策略只是另類，那麼結合其控制者對華盛頓決策的影響力，形如一個能夠控制牌局的賭客押上重注，不能不令人感到悚然。

而此時此刻，雷富倫這位爬上硅谷食物鏈頂端的華人，正和他的搭檔們等待着大賭注開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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