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伯：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個不同的美國

“1994年1月，我第一次去美國，看到的是一個自信、樂觀的美國。但漸漸地，美國變了……”

在11月15日由中國國際關係學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的“美國大選後的中美關係與國際局勢”研討會上，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從自己三十年來對美國的觀察講起，深入分析了美國變化背後的邏輯以及產生的影響。

另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地時間12月17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已在各州的選舉人團會議中獲得足夠的選舉人票，正式獲得總統職位。對於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吳心伯教授在其演講中也做了預測，認為中美關係會進一步探底，危機和衝突的風險也會增加，甚至會大大上升，因此，我們要為最壞的可能做好準備。

以下為演講內容，觀察者網整理，已經作者本人審定。

【文/吳心伯，整理/觀察者網】

對於美國研究來説，特朗普迴歸，説明“特朗普現象”不是一個暫時的現象，也不是一個插曲，而是一個會帶來重大變化的趨勢。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未來四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裏，美國會發生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會有多快、能走多遠？更重要的是，它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不能夠僅僅拘泥於這次選舉就事論事，也不能只討論“特朗普現象”，我覺得需要在一個更大的時空背景裏思考這個問題。

特朗普向支持者揮手致意 圖源：美聯社

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個不同的美國

美國研究，其實是區域國別研究，這種研究的知識來源一方面是書本，更重要的是實踐。對研究對象國和這一地區的長期觀察、跟蹤、思考和研究所積累的實踐經驗，能夠彌補書面知識的不足。

其實從我們目前對美國的研究來看，書本知識已經暴露出了它的侷限性。現有的分析邏輯和研究範式，已經不足以來解釋美國正在發生的變化。

我經常跟學生開玩笑，今年對美國研究來講有兩個重要的事件：一個是美國大選，特朗普要競選連任；第二個事件是，今年是我第一次訪美三十週年（開玩笑的）。

我還清楚地記得，1994年1月份，當時是我第一次去美國，待了一年。從那開始到現在三十年的時間裏，除了疫情中的兩年沒去之外，我基本上年年都去美國，中間還曾長期在美國工作和生活。

所以，我結合這三十年的對美研究，特別是在美國的實踐、觀察和了解，來看這個國家的變化。因為三十年的時間是判斷、觀察一個國家走向比較合理的時間框架。

我覺得，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個不同的美國。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看到的是一個自信、樂觀的美國。

冷戰結束，美國一家獨大。克林頓政府出台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有兩個關鍵詞——“Engagement”（接觸）和“Enlargement”（擴大）——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Engagement，就是指跟以前的對手，包括中國、俄羅斯都要接觸。

Enlargement，就是指要把美國的戰略觸角，從冷戰時期的西方陣營擴展到全世界。美國要推動全球化，要提供國際公共物品，打造美利堅治下的和平。

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看到的美國。記得千禧年到來之前，克林頓專門到舊金山發表了一個演講，題目叫《21世紀的美國與世界》，雄心勃勃。他説這個世界需要領導，而這個領導非美國莫屬。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資料圖：美聯社

變化來得很快，而且超出我們的預料。接下來，我看到了第二個美國：一個沮喪、挫折和憤怒的美國。

一切從9·11開始，兩場戰爭和一場危機（觀察者網注：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讓整個美國的局面一下子改變了。

記得2007年前後，我當時在美國待了一年，跟很多美國人聊起時，他們都很憤怒，覺得美國好好的，怎麼搞成這樣子？正是這種不滿和憤怒，誕生了美國曆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就是在這種變革的背景下上台的。

現在回頭想，這個十年中，美國的兩場戰爭和一場危機不是不可避免的，更多的是一種戰略和政策上的失誤。如果換一個更有智慧的領導人，或者顧問團隊更聰明一些的話，其實可以避免一些失誤。

進入2010年代，也就是差不多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裏，我看到了第三個美國：一個撕裂和對立的美國。就是從奧巴馬開始一直到特朗普時期，那個我們熟悉的政治極化、社會分裂、觀念對立、充斥文化戰爭的美國。

這些問題比前面的問題更加棘手，因為它是結構性的，關係到人口結構的變化，關係到利益的衝突，還有觀念的對立。某種程度上，你會感覺這可能是美國在發展中不可避免會遇到的一些矛盾。它不是一個選擇問題，而是一個變化趨勢所帶來的挑戰。

特朗普，就是這種趨勢的產物。當然，他本身也加強了這種趨勢。

這就是我在感性上認識到的三個不同的美國。

美國未來變化的三個關健詞

那麼，美國發生這些變化的邏輯在哪裏？怎麼從邏輯上去解釋這些變化，然後預測未來的變化？

我覺得這要回到二戰之後，因為現在美國的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形成，實際上是從二戰開始的。

國內是自由主義的上升，體現在治理方式上，從羅斯福新政開始，一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帶來了多元種族文化與社會的開放、包容。在這個期間，自由主義一直是個趨勢，在奧巴馬時期達到了頂峯。

對外則是國際主義或者是世界主義的上升。美國要轉向多邊主義，轉向國際機制和規則，要打造同盟體系。這跟二戰前的美國是不一樣的。

這些變化有兩個重要前提：從內部來講，這些變化不能挑戰白人的主導地位。講不好聽的，就是白人至上。從外部來講，就是不能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

但恰恰是在過去十年，這兩大前提都受到了挑戰。

在內部，人口結構、價值觀和文化的變化，影響到了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傳統的主導地位。在外部，中國的崛起，以及俄羅斯的戰略復興讓美國的戰略主導地位受到了挑戰，所以它要開始戰略轉型。

內部的轉型就是迴歸保守主義。外部的轉變我覺得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收縮，體現為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另一個是進攻，就是對挑戰國的遏制打壓，即遏制中國。

為什麼俄羅斯這樣跟美國對抗，包括在歐洲打這麼大規模的代理人戰爭，美國還一口咬定中國是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因為中國是真正崛起的大國，俄羅斯不是。美國覺得中國從根本上挑戰了自己的優勢地位，而俄羅斯只是形成對美國的局部挑戰。

根據這樣的邏輯判斷，我們就知道，美國未來的變化有三個關健詞：第一個叫“迴歸”，即內部迴歸保守主義；第二個叫“收縮”，從國際多邊主義收縮，甚至從同盟體系收縮；第三個叫“霸權的護持”，就是打壓崛起國。

那麼，美國要回到過去，究竟是要回到什麼樣的過去？如果從國內來看，有不同版本的美國。

我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是1.0版本的美國，就是WASP主導的基督教價值觀，缺乏種族和文化的多元。

從1960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運動之後是2.0版本的美國，一定程度上接受種族和文化的多元，但還是維持WASP的主導地位。

到了奧巴馬時期，開始打造3.0版本的美國。這個3.0版本的美國具有顛覆性，包括現在我們熟悉的所有的所謂政治正確，這就挑戰了WASP的主導地位。

這次選舉裏涉及到的性別問題、對美國曆史的修正主義觀點、揭露白人犯下的種種罪行並進行自我批判等等，就是3.0版本美國的表現。

從當下的變化看，一部分人認為，美國如果能回到1.0版本是最好的，但實際上我覺得不可能。因為從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後，已經走了這麼長的時間，有些變化已經出現結構性的固化，包括人口結構變化。所以，最終可能也就是回到2.0版本，即儘可能維持WASP的地位，適度接受種族和文化的多元。

從外部來看，也有三個版本的美國，美國的迴歸要到一個怎樣的邊界？

1.0版本的美國是二戰前孤立主義的美國，即西半球美國。

2.0版本的美國是冷戰時期的美國，它打造了一個西方陣營，塑造了一套國際機制。這個時候的美國更多是一個西方的美國，把歐洲很多國家變成自己的盟友，在亞洲也有一些盟國。

3.0版本的美國，就是冷戰結束後，單極世界的全球美國。

如果要往回推，這個邊界在哪裏？我感覺現在的美國不僅僅是要回到2.0版本，因為2.0版本一定程度上還要考慮國際機制和規則，還有同盟體系。對特朗普來講，他很可能希望回到1.5版本，介於1.0和2.0之間，有選擇性地維護同盟體系，包括承擔領導責任；對國際機制和規則也是有選擇地來決定美國的立場，標準就是美國利益。

特朗普的三部曲

按照這個邏輯來分析，特朗普接下來會推動哪些變化？我覺得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對共和黨的特朗普化，這個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本來2020年大選以後，共和黨可以去特朗普化的，但是這四年沒有成功實現。這次特朗普歸來，共和黨完全團結在特朗普的周圍，建制派基本上被清洗掉了。

第二部曲，內政外交的特朗普主義。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在第二任期內，他會加快對美國內政外交的調整，即特朗普主義的全面鋪開。

第三部曲，就是打造特朗普體制。改革美國的治理體制，重塑聯邦政府的架構和運作模式，清洗深層政府。十分聳人聽聞的説法是，70%以上的聯邦僱員要被解僱掉。當然，這能不能做到還很難説，估計會有很多的司法訴訟和衝突，但很多聯邦僱員心裏已經有準備了。

這三部曲裏，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第三部——打造特朗普體制。只有重塑體制，才能確保特朗普的政治遺產得以貫徹，確保他卸任以後，這套東西還能繼承下去。當然他們希望最好萬斯能接班，明顯看得出特朗普就是把萬斯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所以我們一定要關注特朗普體制的打造。

7月15日，在美國密爾沃基，特朗普（前左）和萬斯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圖源：新華社

“新美國”帶來的風險

這樣雄心勃勃的變革、迴歸、收縮和進攻，會帶來一系列的風險。

第一，內部調整的張力，主要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對立。

民主黨掌控的藍州，已經開始考慮搞藍州聯盟了。因為美國是聯邦制，各個州有很大權限，所以對抗是不可避免的。未來會不會走到宣佈獨立那一步，我覺得目前應該不會，但長遠很難講。由於內部的張力，紅州和藍州之間的分裂和對立會加快。

第二，外部收縮的張力，這肯定會對同盟體系造成衝擊。特朗普當選，美國盟友從亞洲到歐洲都感到陣陣寒意。這也就是為什麼最近這段時間，美國的盟友都往中國跑，就是為了給自己留點後路。

還有對國際機制的衝擊。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已經發生了，第二任期內應該也會繼續“退羣”，而且做得更徹底。

第三個就是霸權護持的風險，就是與中國的衝突。中美的衝突不一定是在指軍事上，也可能是在經濟、外交等各個層面。

基於這些分析，基本上可以預測，大選後的美國會更加分裂對抗、更加內向、在經濟上更加保護主義、在外交上更加單邊主義。美國的對華政策，會更加窮兇極惡。

中美關係的邏輯也變了

接下來看看中美關係的變化。這方面，我覺得也發生了重要的邏輯變化。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中美總的來講是合作時代，雙方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在不斷擴大的合作中增加自身的收益。把蛋糕做大，然後多拿一點。同時管控分歧，以減少分歧對合作的衝擊。大家要剋制，合作為上。

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競爭時代。中美關係的邏輯變成了如何在鬥爭中減少自己的損失，增加對方的損失。如何在戰略較量中，推進不得不開展的合作。因為還有一些東西要對方去幫你，比如説美國芬太尼問題等等。還有如何避免發生重大沖突，包括軍事上的衝突。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我相信他們都不希望跟中國發生軍事衝突。

根據這個邏輯來分析，可以有三個判斷：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的中美關係既不穩定，也不可預測。我們可以預測的是，兩國的聯繫和交往會大幅減少，包括經貿關係、社會層面的聯繫和人文交流，包括政府之間目前差不多二十個左右的對華機制。而且中美關係會進一步探底，危機和衝突的風險也會上升，甚至會大大上升。

第二，中美戰略博弈會更加激烈和結構化。兩國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會越來越多地反映出這種張力。同時，中美競爭對國際體系的衝擊也更加明顯。從聯合國到世界貿易組織，到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再到很多其他的多邊機制，都會越來越明顯地感受到中美戰略競爭的衝擊。中美戰略競爭的外溢效應會更加明顯，包括美國盟友、夥伴，也都會越來越多地受到中美競爭的牽連。

第三個判斷，對中國來講，未來四年我們對美關係當務之急是止損，不是再擴大合作，也不是謀求穩定，因為這都是不可能的任務。未來要做的，是怎麼樣儘可能地減少損失，並且要為最壞的可能做準備。

總體上，今年大選最獨特的地方，就是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長週期內美國這個國家的趨勢性變化，以及這個變化背後的邏輯。看清楚了這樣的趨勢，把握了這樣的變化邏輯，對我們今後研究美國和中美關係，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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