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接觸政策已經失效，美國還想重塑中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翻譯/觀察者網 彭宇萱】

隨着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宣佈其內閣成員提名，各界紛紛討論這些人事任命預示着下屆政府對華政策將走向何方。

一些人推測，秉持“交易至上”理念的特朗普可能會採取某種行動，並將此視為向務實的“以交易為導向”的中美關係邁進的窗口。另一些人則認為，特朗普厭惡戰爭，更傾向於將自己塑造為一位“和平總統”。就此而言，有預測認為，即便國會政客和華盛頓外交政策圈仍對中國抱有強烈敵意，但短期內美國與中國爆發衝突的説法也將逐漸平息。

推測性分析是政治評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會剖析個人的言論，希望能洞悉當下的態度和未來的行動。與其僅僅聚焦於個人的言辭，試圖把握某個人的可能或不可能的行為，不如通過重新審視美國外交政策圈的制度和文化環境，來洞察可能的態度和政策參數。我將此稱之為“首都圈內環境”（Beltway Milieu）。

這一觀點背後的預設是，個體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所處環境的產物，而且特朗普作為總統（及其行政團隊）遠非一個具有破壞性的局外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和文化環境的制約和塑造。另一種思考方式是將其視為一個“行動範圍”——即個體行動者能夠或可能塑造其周圍世界的空間，因此，他們能夠考慮作為回應的各種可能性。

美國外交政策和外交史學家保羅·希爾（Paul Heer）近期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及他在一次私密會議中所收集到的反饋，這次會議討論了美國及其盟友應如何在所謂的“印太地區”實施戰略以“應對中國挑戰”。希爾總結道，美國外交政策界對與中國和平共處毫無興趣。

他觀察到，“普遍的感受是，與中國的交往已變得極其棘手，甚至可以説是徒勞無功，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北京的戰略野心幾乎不給和解或和平共處留下任何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受到指責也就不足為奇了。他接着論證道，“許多與會者甚至認為，即便是中國的最低限度目標也是不可改變的，並且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無法調和”。

對於過去十年左右一直關注美國對華政策的大多數觀察者而言，這一基本立場並不令人意外。事實上，在2017年、2018年左右，政策制定者就已明確認為“接觸政策”已經失敗。

在2018年3月《外交政策》的一期特刊中，評估了過去數十年“接觸政策”的有效性，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得出結論：“無論是美國的軍事實力還是地區平衡戰略，都未能阻止中國試圖取代美國成為主導體系核心組成部分的企圖。而自由國際秩序也未能如預期般有力地吸引或約束中國。相反，中國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在此過程中打破了美國的一系列預期。”在他們看來，中國“違背了美國的預期”。

2024年2月，拜登政府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一次講話中證實了這一觀點，他哀嘆美國數十年來試圖“塑造或改變中國”的努力未能成功。接觸政策只是實現更廣泛戰略野心的一系列戰術手段之一，即“塑造或改變”中國。接觸政策不應被理解為其他任何形式，也不應被視為實現國家間平等和平共處的途徑。

資料圖：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AP

現實政治與美國對亞洲的態度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試圖按照自身利益與期望來塑造中國。對於美國政壇而言，中國問題主要是關於改變、遏制還是征服的選擇；而美國對亞洲其他地區的態度則取決於這一選擇將如何影響其遏制中國的能力。台灣的地位在這一系列動態考量中尤為突出，至今仍在美國的算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從純粹的地緣政治和力量投射的角度來看，美國在二戰結束前，在1949年和1950年敗退的國民黨軍隊逃往台灣島之前，就已經將台灣納入其規劃之中。

20世紀40年代初，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開始考慮台灣的未來以及美國在該地區的作用。到了1942年中，國民黨政府明確表示希望戰後能將台灣島主權歸還給中國。當時的中華民國外交部東亞事務司司長明確指出，台灣島的迴歸是合理的，因為其人口大多是中國人，而且長期以來，該島與中國大陸保持着密切聯繫。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這種私下裏的情緒就在公開場合得到了宣揚，這或許是對美國媒體提出的將台灣島置於“國際託管”之下的建議的一種回應。

《開羅宣言》實際上確認了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儘管如此，美國更傾向於由美國領導的軍事政權，並推遲了全面主權的移交。換句話説，當時國民黨在美國人眼裏並不受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曾為台灣制定了征服計劃和佔領計劃。儘管這兩個計劃都沒有實現，但這些規劃充分表明了台灣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毫無疑問，台灣被視為關鍵的軍事資產，雖然美國曾計劃攻擊日本在台灣的基地，但也在考慮未來佔領該島的挑戰。

到1944年中，美國為計劃中的島嶼佔領做好了人員培訓的安排。在計劃佔領期間，美國海軍被授權規劃和管理該島的民事事務。普林斯頓大學對這些人員的培訓計劃於1944年10月1日開始。

在上述規劃與籌備工作進行之際，1944年春，華盛頓方面獲悉，國民黨在重慶成立了一個台灣的臨時政府，並準備將其作為一個單獨的省份進行管轄。雖然美國沒有預料到國民黨會在美國計劃佔領台灣之前建立任何形式的政府，但美國決策者對於確保美國的首要地位還是感到十分擔憂。美國人認為，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迫使日本人投降，國民黨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能力妥善管理台灣。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一同在開羅舉行會議。 新華社

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在國民黨是否應全權負責美國計劃佔領台灣的前線事務的問題上存在分歧。雖然認為聽取中國人的意見和建議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美國竭力“防止中國進行不受歡迎的參與或干涉”，並宣稱“必須嚴格堅持美國軍事當局獨家責任和權威”。（引自美國國務院記錄，倫納德·戈登（Leonard Gordon）1968年在《太平洋歷史評論》上發表的論文《1942-1945年美國對台灣的規劃》，上述敍述大量參考了戈登的論文。）

戰後年間，隨着美國致力於鞏固其在“美國的湖泊”（即廣闊的太平洋地區）的地位，並減輕蘇聯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地位及其在亞洲其他地區（如韓國）的立足點構成威脅的風險，台灣的軍事戰略意義愈發凸顯。1950年6月，美國總統級別關於朝鮮局勢的討論便體現了這一點。在這次會議上，分發了一份由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準備的機密備忘錄，其中將台灣島稱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和潛艇補給艦”。備忘錄接着論證道，如果該島嶼落入蘇聯之手，“俄羅斯將獲得一支額外的‘艦隊’，其獲取和維持的成本將遠遠低於十艘或二十艘航空母艦及其支援部隊所需的成本。”在這種背景下，控制枱灣島是抵禦蘇聯在亞太地區風險的關鍵屏障。

在麥克阿瑟備忘錄發表後的15年，即1965年11月3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給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的另一份備忘錄中，描述了美國對越南戰爭中的態度，這一態度是在更廣泛的戰略框架下針對遏制中國而設定的。這一框架建立在對中國可能成為美國安全直接威脅的擔憂之上。麥克納馬拉論證道：

“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基於國內一種本能性的認識，即亞洲的人民和資源可能會被中國或由中國牽頭的聯盟有效動員起來對付我們，而這樣一個聯盟可能帶來的潛在分量，會使我們陷入被動防守的境地，威脅到我們的安全。”

他辯稱，中國“正逐漸崛起為一個主要大國，削弱我們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而且更長遠也更可怕的是，它可能會聯合整個亞洲與我們為敵。”現在看來，這份備忘錄彷彿就是今天所寫！

該備忘錄旨在概述一系列可加以利用的軍事戰略方向以遏制中國，同時避免激起中國或蘇聯的“強烈反應”。這份備忘錄是美國政治界當時對亞洲局勢所持態度的象徵，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影響着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和關切的評估標準。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期間，美國深陷印支衝突，因此幾乎沒有能力響應蔣介石要求美國援助以實施其針對中國大陸的各種收復計劃。歷史學家普遍認為，這些提議遭到了拒絕；美國在其他地方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不支持開闢新的戰場。儘管美國態度冷淡，但在1966年，蔣介石仍堅信反攻大陸的條件已經成熟，他再次向美國尋求支持，但再次遭到拒絕。美國在其他亞洲地區已經忙得不可開交，而且美國政治精英中的一些人已經開始考慮採取重大的現實政治行動，即從“中華民國”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更廣泛地迂迴包圍和孤立蘇聯努力的一部分。

儘管美國仍有不少支持“中華民國”或“反共”的頑固分子，但他們在當時的影響力受到了冷戰和其他地區壓力的制約，這些頑固分子只能等待時機。

到了1969年，自1949年以來蔣介石所採取的明確進攻態勢，已轉變為“攻防結合”的戰略立場。這一更為模糊的立場，最終在1991年台當局發佈所謂“國家統一綱領”後，被明確的防禦姿態所取代。此時，正如Takayuki Igarashi在2021年的一篇研究論文中所論述的，台當局實際上已經放棄了以武力收復大陸的戰略。當然，這時的“中華民國”已失去了美國和聯合國的正式承認。

20世紀60年代末，現實政治影響了美國的態度，最終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歷史性訪華廣為人知，同樣眾所周知的是，美國與中國開展對話的主要驅動力是獲取對蘇聯的戰略優勢。

1970年12月，基辛格在接受《時代週刊》採訪時闡述了這一戰略思維的本質。他指出，蘇聯希望與美國對話，以減少“西線”的牽絆，從而應對東部的中蘇邊境衝突。僅僅通過讓蘇聯知道美國正在“重新審視中國問題”，美國就能夠在與蘇聯的關係中獲得相當的槓桿作用。與中國的對話，首先被美國設想為用作制衡蘇聯的力量。

1972年2月21日，周恩來總理和美國總統尼克松在機場握手。 新華社

精神之戰與中國“失陷”

國民黨被共產黨擊敗，對美國來説不僅是一次地緣政治上的沉重打擊，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深刻挫敗。“中國落入共產黨之手”在國內政治上揭開了舊傷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裏，杜魯門政府因其在對華政策上的無能而備受指責。

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25年的時間裏，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將目光投向了中國人，將其視為有待拯救的兩大目標之一。傳教士湧入中國與新殖民主義的傳教計劃緊密相連，該計劃源自以救世主國家自居的、具有公民宗教傳統的美國。如勒內·霍爾瓦斯特（Rene Holvast）在2009年所述，這項任務旨在克服所謂的“10/40地平線”——即10度至40度緯線之間的地帶，基督教尚未立足且力量最弱的地方，覆蓋了北非、中東、印度、中國和日本。

1940年代，在這種傳教熱情的推動下，傳教士在中國的數量迅速增加。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了1950年代初，一些傳教士認為繼續留在中國已不再可行，那些沒有返回祖國的傳教士，隨着國民黨軍隊的撤退，前往台灣或香港。

美國對台灣的基督教傳教士的承諾體現在蔣介石及其夫人在20世紀20年代接受洗禮的事實中，他們被來自威斯康星州的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視為“為我們而戰”的人。在1950年的一次演講中，麥卡錫在抨擊約翰·S·謝偉思（John S.Service）向共產黨投降的行為時——這是他關於美國國務院內共產黨人演講的一部分——他指出：

“當蔣介石在為我們而戰時，國務院在中國有一名年輕人，名叫約翰·S·謝爾曼。他的任務，顯然不是致力於中國的共產主義化。然而，奇怪的是，他卻向國務院發送官方報告，敦促我們暗算盟友蔣介石，並聲明，共產主義是中國最好的希望。”

麥卡錫已踏上了他的征程，誓要揭露美國國內的共產主義影響。他的反共運動與中國戰爭局勢的動態交匯，最終與美國對中國“失陷”的深切哀嘆不謀而合。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敗於共產黨一事在美國選舉政治中被惡意政治化，這不僅從地緣政治（反共主義）的角度，更從精神層面界定了美國的利益。麥卡錫在那次演講中辯稱：

“如今，我們正處於共產主義無神論與基督教之間的終極決戰。現代共產主義的擁護者已選擇此刻作為決戰之時。各位，此刻已到了緊要關頭——真正的緊要關頭。”

因背叛而局勢危急。“中國失陷”既是國內問題——我們中間有叛徒，也是世俗打擊——一邊是基督教，另一邊是共產主義無神論。這些千禧年論與末世論的潛台詞，與摩尼教式的狂熱信仰相混合，在更廣泛的冷戰環境中掀起了一場激烈的精神戰爭。這場精神戰爭通過“40/10”框架獲得了空間形態，該框架界定了福音基督教被認為代表不足且勢弱的地區。

資料圖：約瑟夫·麥卡錫

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這些地區，反而成為了臆想中的“強大惡魔勢力的領地或據點”。為了進行傳教，理想情況下是在2000年之前必須推翻這些勢力（見O’Donnell的觀點）。精神戰爭的地域化加強了當時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偏好，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合力，至今仍在美國對華（包括對台灣地區）態度中發揮着關鍵作用。對於熱情的福音派信徒而言，領土上的皈依預示着上帝在地上王國的建立，併為基督再次來臨的高潮奠定了基礎。

台灣在這場領土與精神的佈局中佔據了重要地位。1958年初，曾任台灣駐日代表的沈覲鼎在美國向一個基督教團體發表演講時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的基督徒能為中國做些什麼？”他當時正試圖動員美國基督徒支持台當局正在進行的收復大陸的努力。

這場政治鬥爭絕非尋常，它從根本上來説是一場精神之戰。他認為，就美國利益與基督教傳教士的利益相一致而言，必須支持台灣島上的力量，以促成大陸的光復。因此，他論證道：“在台灣省，基督教會強大而自信地生存着。在與大陸分離的這些年裏，台灣的基督教會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台灣顯然被視為往昔美好時光的遺存，同時也預示着未來更加美好的時光。“台灣省”成為了基督教得以發展和繁榮的避風港，為了説明基督教在該島上繁榮發展的程度，他提供了一些統計數據。他告訴聽眾：

“1945年，台灣在歷經日本半個世紀的統治後歸還中國時，島上的基督徒人數不足三萬。當時只允許少數幾個教派活動，其中最活躍的是加拿大長老會傳教團。如今，台灣已有超過100個基督教教派在活動。在短短12年間，基督徒的人數從三萬增加到近三十萬，增長了近十倍。”

他證明了在僅僅12年的時間裏，島上基督教信徒的數量增長了十倍。請注意，他承認台灣是在二戰結束時由日本歸還給中國的。

對他來説，台灣是基督教的燈塔。他描述了他在台北所參加的士林教堂的一個“普通的星期日”的情況，明確地將政府的合理性與其精神導向聯繫起來，並特別指出蔣介石夫婦是教堂中引人注目的常客。台灣是一個精神上的堡壘，也是基督教使命再次啓動的平台，旨在重新確立基督教在大陸的傳播地位。反共鬥爭也是基督教的集結口號。台灣不僅僅是一個不能落入蘇聯手中的不沉航母；它更是中國精神戰場上的一處突破口，因為從這裏可以再次發起對中國大陸的精神戰爭。

接觸政策：目標相同，手段各異

接觸政策是美國近期追求其抱負的具體表現，其目的在於，希望憑藉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所主導的全球秩序——即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輔以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經濟政策，最終推動中國發生政治和文化變革。

在最近幾十年接觸政策實施之前，美國對中國的立場受到了週期性偶發事件的影響，比如基辛格和尼克松想要超越蘇聯的意圖，以及在此之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幾十年共產主義在整個亞洲傳播的擔憂。在那幾十年裏，美國的對華政策被深深的悲痛感所框定——“誰失去了中國”是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的尖鋭問題。

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盛行，同時，冷戰背景下一部分的精神戰爭心態也開始出現。這一背景下，“失去中國”這一事件一直刺激着美國的國內政治。美國的野心在於彌補這一“損失”，利用台灣島作為抵禦共產主義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堡壘，並可能將其作為針對中國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的跳板。這座島嶼既是地緣政治上的“不沉航母”，也是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撤退到島上的傳教士精神大軍的根據地。

如果不能依靠武力奪回中國，那麼就要通過傳教工作來努力爭取。不論是基督教，還是退而求其次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義，其目的都是要將中國人的靈魂從馬列主義那“非自由”、“無神論”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然而，面對坎貝爾和拉特納所描述的中國人的反抗，這些旨在“塑造或改變”中國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

美國政治圈的反應是放棄接觸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對中國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敵意被激發出來，國會為反華宣傳撥款16億美元（2024年9月）更是加劇了這一敵意，這股敵意是長期受挫的野心與千禧年例外主義的衝動相結合的產物。

通過經濟制裁和各種禁令來實現脱鈎；在美國教育和研究機構中追查中國“間諜”；以及正如李成（Li Cheng）在2024年10月25日《金融時報》中的觀點，對試圖瞭解中國日益表現出矛盾心理——這些都表明了一種政治文化，美國堅信自己的優越性，並對中國拒絕屈服感到憤怒。

制裁和關税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特朗普已明確表示，他傾向於將關税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他的親信、《沒有自由貿易那回事》一書的作者羅伯特·萊特希澤正在積極遊説議員，認為加徵關税是阻撓中國、振興美國產業的必要之舉。萊特希澤主張齊心協力，實現與中國的經濟脱鈎，一舉削弱中國、強化美國。對萊特希澤而言，中國對美國構成了生存威脅，必須採取積極手段予以應對。

No Trade Is Free 《沒有自由貿易那回事》

另一些人則更加激進。2024年5月至6月間，博明（Matt Pottinger）和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拜登政府過於關注圍繞“管控競爭”概念展開的短期戰術問題，而實際上，關鍵在於要實現對中國的全面勝利。對於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博明，以及身為眾議員兼眾議院中國共產黨事務特別委員會主席的麥克·加拉格爾而言，這意味着要推行政權更迭戰略。美國曾失去中國，現在必須重新塑造中國。

特朗普的論調和首都圈內的氛圍並不相悖。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本人的觀點助長了這種氛圍，而這種氛圍又反過來影響着政治格局，進而塑造了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互動的動態。他們是相輔相成的，而非針鋒相對的。

首都圈內部瀰漫着憎惡與好戰的情緒。中國被指責為美國國內困境的罪魁禍首，並對美國的全球地位構成了挑戰。幾十年來，美國一直試圖將中國塑造成自己的模樣，想要奪回被共產黨“奪走”的中國。中國拒絕屈服，這本應是希爾所描述的“相互妥協”必要性的生動一課。但華盛頓從不願妥協，其千禧年的狂熱和重燃的精神戰爭不允許他們這樣做。

特朗普能否跳出這個政治環境並重塑其氛圍，還是政治環境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找到體現？這是當今時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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