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科爾圖諾夫:大國該如何應對敍利亞崩潰帶來的挑戰?
guancha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翻譯/馬力】
從目前的情況來判斷,敍利亞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突然倒台,完全出乎包括莫斯科在內的所有外部力量的意料。
當然,許多俄羅斯的區域研究專家長期以來一直在警告敍利亞,要注意其日益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腐敗和嚴重低下的國家治理效率。俄羅斯專家還對敍利亞政府武裝部隊的作戰能力和士氣提出了質疑,並提請其注意激進伊斯蘭組織日益增長的軍事潛力,特別是在分離的伊德利卜省這種情況尤其突出。
此外,俄羅斯專家還對大馬士革未能讓一些温和的反對派參與到有意義的民族和解進程中感到失望。所謂旨在有序推動憲法改革的“日內瓦進程”之所以陷入停滯,主要原因就在於大馬士革所採取的立場非常缺乏靈活性。
然而,沒有人能預料到11月底至12月初所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尤其是敍利亞軍隊,他們完全不願意捍衞掌權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國家領導人。要知道自1970年以來一直是阿薩德王朝在統治這個國家。這是所有敍利亞個人主義政權的一個特點——他們看起來非常強大,幾乎無懈可擊,但直到他們迅速而不受控制地解體的那一刻,其真實面目才暴露在世人面前。
可以説,敍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情所帶來的衝擊,即便不比哈馬斯去年10月7日對以色列南部發動的襲擊所造成的影響更大,至少也可以與之相提並論。這場地區性危機的兩個階段緊密相連,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儘管時間上有所延遲,2024年12月已經成為2023年10月的直接延續。
如果以色列沒有成功地削弱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朗,敍利亞政權就不可能迅速倒台。然而,大馬士革政權更迭無疑將產生更加廣泛的影響,其影響將不僅限於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力量平衡向更有利於前者的方向轉變。
在莫斯科,這些天來很多人都對俄羅斯在敍利亞的大規模政治、金融和軍事投資(包括在敍利亞的兩個軍事基地)感到非常沮喪。
位於敍利亞西部的塔爾圖斯海軍基地是俄羅斯在地中海唯一成熟的海軍設施,該基地為俄羅斯海軍作戰和後勤提供了關鍵通道。此外,塔爾圖斯海軍基地還是俄羅斯船隻的加油站和維修站,使它們能夠在不返回黑海港口的情況下運作。這在今天尤為重要,因為與烏克蘭的持續衝突限制了俄羅斯自由進入黑海的部分水域。
該基地還可以容納核潛艇。自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以來,該基地進行了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2017年簽署的一項條約允許俄羅斯免費使用該基地49年。
赫梅米姆空軍基地成立於2015年,是俄羅斯在敍利亞進行軍事行動的關鍵航空樞紐,駐紮着包括戰鬥機和直升機在內的各種飛機。擁有強大基礎設施的赫梅米姆空軍基地,在整個內戰期間一直是打擊激進反對派力量的空中行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這個空軍基地還是一個重要的人員和貨物過境設施,曾經協助俄羅斯在非洲各國展開行動。
這兩個基地完全在俄羅斯的控制之下,它們暫時都是安全的。不過這兩個基地的未來仍然很難確定,人們完全有理由質疑莫斯科是否有能力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佔有這些設施。

當地時間12月13日拍攝的俄羅斯赫梅米姆空軍基地 美國麥克薩公司
俄羅斯在敍利亞還有其他一些有價值的資產。俄羅斯是敍利亞的主要貿易伙伴之一,在敍利亞的累計投資總額超過200億美元,包括能源、交通和物流項目。
有許多敍利亞人在俄羅斯或前蘇聯接受教育,這個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依附於莫斯科。俄羅斯的敍利亞僑民相對較少,但他們在經濟上相當成功,在社會上也相當活躍。
我們不能低估俄羅斯和敍利亞兩國軍方之間的密切聯繫,他們經過了多年兄弟情誼的考驗。總而言之,對克里姆林宮來説,敍利亞危機事關許多實際問題,而且俄羅斯作為可靠安全提供者的國際形象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當然,有人可能會説,俄羅斯在敍利亞的參與一直是相當温和的,主要限於向大馬士革提供空中支援,而伊朗和受到其支持的當地什葉派民兵負責更重要的地面支援。
一些人還會辯稱,鑑於巴沙爾·阿薩德在政治上的僵化和對改革的抵制,他一直是克里姆林宮的負擔而非資產,他退出敍利亞政治舞台不應被視為一場歷史悲劇。
事實上,這位前敍利亞領導人和弗拉基米爾·普京之間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個人關係。不過,敍利亞政權更迭對克里姆林宮的確構成了新的戰略挑戰,莫斯科目前在敍利亞乃至整個中東地區必須做到及時止損。
俄羅斯該如何確定其對敍利亞的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目前在大馬士革全面掌權的前敍利亞反對派。這個觀點各異的聯盟包括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和伊斯蘭教法的堅定支持者,到西方新自由主義政治模式的擁護者在內的許多派別。派系之間脆弱的平衡可能會在一夜之間朝着難以預見的方向傾斜。
今天在敍利亞取得勝利的組織都不應被視為俄羅斯的戰略伙伴或支持者,但它們也並非都是俄羅斯一貫且堅定的敵人。這些組織中的大多數人對伊朗的敵意要比對俄羅斯的敵意大得多,其中的原因很簡單,伊朗人在當地比俄羅斯人更顯眼。
這種情況為俄羅斯提供了一些機會。例如,莫斯科支持巴沙爾·阿薩德打擊沙姆解放組織(HTS),該組織植根於基地組織,可能擁有後阿薩德時代最激進的政治目標。然而,現在俄羅斯正在與沙姆解放組織就其未來在敍利亞的存在進行談判。
俄羅斯方面與敍利亞其他有影響力的團體也有接觸,包括土耳其支持的敍利亞國民軍(Syrian National Army)和以庫爾德人為基礎的敍利亞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此外,人們也不應低估俄羅斯與該國西部阿拉維派社區的深厚聯繫。
當然,敍利亞的命運最終還是取決於敍利亞人自己,無論土耳其、伊朗、俄羅斯還是美國,都無法決定這個國家的未來。

11月29日,在敍利亞阿勒頗,傷者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新華社
然而,現實情況是,敍利亞多年來一直是國際對峙的舞台,敍利亞每一個政治和軍事組織背後都有強大的外國夥伴或贊助者。因此,在後阿薩德時代開始的政治過渡進程中,外部角色的作用不容忽視。
克里姆林宮的政策制定者現在必須在未知的政治水域中航行,密切關注其他有影響力的地區參與者和非地區參與者。
對於敍利亞的鄰國們來説,在某種程度上一切似乎都很清楚。他們都沒有足夠的軍事和經濟資源,也沒有必要的政治承諾來為敍利亞的未來承擔責任。因此,敍利亞鄰國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採取行動的決策,將主要根據他們當前的機會主義利益做出決定,並將根據敍利亞局勢的變化進行調整。
為了解決敍利亞危機的具體問題,其鄰國肯定會結成各種聯盟,但他們之間的利益分歧太大,無法建立長期的戰略伙伴關係。
對土耳其來説,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對大馬士革新領導層的影響力,以及將目前定居在土耳其的數百萬敍利亞難民中的至少一部分遣送回他們的祖國。與此同時,安卡拉將盡最大努力防止在土耳其邊境出現一個激進的伊斯蘭國家。
或許,如果大馬士革由敍利亞國民軍控制,而不是由沙姆解放組織的武裝分子控制,埃爾多安會舒服得多,但如今在敍利亞首都佔據優勢地位的是後者,而非前者。
以色列的首要任務是對敍利亞剩餘的軍事潛力造成難以恢復的損害,這正是以色列空軍現在正在積極做的事情,他們正在打擊敍利亞的軍事設施。此外,如果可能的話,內塔尼亞胡的目標還包括將伊朗完全趕出敍利亞,並最終鞏固先前佔領的敍利亞戈蘭高地,使其成為這個猶太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
而在另一方面,伊朗則必須做到使其自身地位和敍利亞什葉派少數民族地位所受到的損害最小化,而在這方面,伊朗可能會受到勝利的遜尼派團體的進一步挑戰。伊朗人在敍利亞有很多財產,而這些財產未來將如何目前還無法確定。
伊朗領導人(尤其是伊斯蘭革命衞隊的指揮官)也必須找到繼續支持其盟友真主黨的方法,因為通往黎巴嫩的陸橋已經運作了很長時間,而且一直在受到以色列的攻擊。
伊拉克需要警惕敍利亞危機對其東部地區造成的不穩定影響。兩國之間的邊境線長近600公里,目前有大量難民正在越過邊界,其中包括大量來自前敍利亞軍隊的穿制服的人。
敍利亞的不穩定局勢可能跨越邊境對其他國家造成影響,這已經讓黎巴嫩總理和約旦國王晚上無法入眠。
在埃及,人們開始關注敍利亞政權更迭對本國秘密激進組織的潛在影響,尤其是對2013年被軍方趕下台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影響。
讓我們再次指出,地區大國在敍利亞政治過渡過程中的作用將非常重要。這些國家可能會相互積極溝通,圍繞具體的安全和發展問題形成聯盟。然而,由於資源有限、利益衝突和明顯的信任缺失,它們很難找到解決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基本問題的持久辦法。
海外大國的參與看起來幾乎是不可或缺的。畢竟,大國都聲稱自己是偉大的,他們負擔不起純粹的機會主義的巨大成本,而機會主義正是許多其他小型國際參與者的典型特徵。根據大國的定義,他們必須戰略性地思考和行動,不僅要關注短期影響,還要關注自身行為的長期影響。
此外還應該指出,大國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和偏好,還要將全球和地區的公共道德納入考慮。如何處理當前的敍利亞危機正是大國需要面對的問題。
當然,現在還不是大國之間尋求共識的最佳時機,因為當下的世界正處於激烈的地緣政治對抗狀態。一個月後,華盛頓即將發生一場政治變革,這很可能會導致美國對中東政策的一些改變,而這種改變會使局勢進一步複雜化。
然而,拋開政治話術不談,在後阿薩德時代的敍利亞,各大國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首先,沒有人希望敍利亞最終分裂成幾個小國。不僅因為這些小國家不太可能生存下去,還因為對敍利亞領土現狀的改變很可能引發中東地區重新劃定邊界的連鎖反應,帶來不可預知且極其危險的後果。
其次,如果處於阿拉伯世界中心的敍利亞轉變為政治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温牀,那麼任何負責任的國家都不可能從中獲益。
2003年春,美國及其盟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後,伊拉克的悲慘命運應該給所有人敲響了警鐘。若伊拉克事件在敍利亞重演,這將影響到每一個人——不僅是大馬士革的近鄰,還有域外大國。
第三,防止大馬士革曾經擁有的潛在化學武器獲得重新部署符合各方的利益,根據2013年9月達成的俄美協議,這些潛在化學武器已被銷燬。目前尚不清楚大馬士革的任何政權是否有能力重啓有關化學武器的計劃,但這種可能性應該被徹底消除。
第四,該國長達數十年內戰的所有各方都積累了龐大而多樣的常規武器,應該確保這些武器不落入不負責任的極端主義勢力手中,無論是在敍利亞國內還是在國外,這應該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以色列現在正在用武力部分地解決這一問題,但是以色列的空襲無法解決目前在敍利亞全國各地大量存在的小型便攜式武器的問題。
第五,所有人都必須應對糧食、燃料、基本藥品短缺、國家和市政系統崩潰、武裝暴力温牀持續存在、犯罪集團活動增加等因素所造成的敍利亞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的前景。西方對敍利亞的單邊制裁必須儘快解除,現有的對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的限制也應全部取消。
第六,每個人都希望這個國家的新政權將具有包容性,都希望敍利亞能儘快擁有一部現代憲法,都希望在新的政治體制中,複雜的敍利亞社會中非常多樣化的種族和宗教團體的代表都能夠獲得自己的地位。
沒有人希望在敍利亞看到中世紀的性別歧視和性別隔離現象。在塔利班於2021年8月底在喀布爾奪取政權之後,敍利亞有能力而且也應該比阿富汗做得更好,但需要各個大國立場一致激勵新的敍利亞領導層朝這個方向前進。
第七,防止來自敍利亞的新一波移民潮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為這可能會使鄰國不堪重負,並波及其他地區。
此外,目前在中東、歐洲和其他地方定居的800萬敍利亞難民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應該返回家園,參與被內戰摧毀的國家的重建工作。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大批敍利亞僑民,能夠也應該在重建國家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第八,在後阿薩德時代,敍利亞應該繼續幾年前開始的迴歸阿拉伯大家庭的進程,敍利亞不再是阿拉伯世界的問題,敍利亞將成為建立一個新的區域安全和發展體系的建設性參與者,這顯然符合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這些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否足以使敍利亞問題不受到複雜的全球地緣政治的影響?懷疑論者無疑會説,這一切還不夠,敍利亞局勢的進一步發展將不可避免地被布魯塞爾、莫斯科、華盛頓和北京視為一場“零和遊戲”。
事實上,在當前形勢下,很難指望通過任何長期的多邊方案來促進敍利亞的戰後重建,或者至少很難指望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一份促進敍利亞國家建設的路線圖。

12月12日在敍利亞大馬士革市郊拍攝的以軍空襲後冒出的濃煙 新華社
大約20年前,大國能夠組建所謂的“中東問題四方會談”(由俄羅斯、美國、歐盟和聯合國四方參加),以共同應對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挑戰。最終,“中東問題四方會談”並沒有就該問題達成一份持久的解決方案。如今,敍利亞問題四方會談、五方會談或任何其他類似的機制看起來都完全脱離了地緣政治現實。
不過,我們不應該急於下結論。12月9日舉行的聯合國安理會關於敍利亞問題的閉門會議表明,大國在敍利亞發生的事件上採取了統一的立場,這在我們這個時代是非常罕見的。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瓦西里·涅邊賈(Vasily Nebenzya)強調,安理會各國的共同立場已經延伸到“維護敍利亞領土的完整和統一、保護平民、確保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等問題上。
當然,這種大國之間的團結可能是脆弱和短暫的。敍利亞衝突的主要外部參與者相互之間都有一大堆的不滿、猜疑和分歧,這使得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無法在敍利亞民族和解的努力中發揮天然的領導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説法“這不是我們的戰爭,我們必須讓危機自生自滅”,大國都從敍利亞問題上“退出”,那麼這實際上意味着大國作為世界政治中處於領導地位和負責任的參與者的合法性被剝奪。在各大國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和關切的情況下,如果他們對敍利亞局勢視而不見,這還算什麼大國?
在這種情況下,共同努力防止敍利亞事態進一步惡化的倡議,最有可能來自那些沒有直接參與敍利亞軍事對抗、能夠充當誠實中間人的國家。例如,中國也許可以提出建議,為敍利亞戰後重建建立一個多邊平台。如果獲得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這不僅對各國的經濟援助計劃,而且對來自歐盟、東亞和海灣國家的私人投資者來説,都將是一個重大的激勵。
在理想情況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該在2025年初就敍利亞問題舉行峯會。在當前的情況下,即便是低級別會議也可能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
當前敍利亞局勢仍然充滿變數,温和派與激進派之間、實用主義者與空想家之間、寬容與不寬容之間、秩序與混亂之間、國內和平與內戰之間的平衡隨時都可能發生改變。接下來的幾個月、幾周甚至幾天,都可能會決定這個國家未來許多年的發展軌跡。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上,大國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地位正在經受考驗。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大國曾多次未能通過此類考驗。我們希望這一次,他們能夠奮起應對所面臨的挑戰。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