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玲：歐美不幹了，我們還幹不幹？

12月20日是澳門迴歸25週年。迴歸25年來，澳門本地生產總值（GDP）由1999年的519億澳門元，增長至2023年的3795億澳門元，增長超過6倍。近年來，藉助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澳門的發展也逐漸進入快車道。

在12月9日的第十三屆南方智庫論壇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特別提到，迴歸祖國25年來，澳門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在演講中，陳文玲還從改革的五大關係入手，就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如何通過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文/陳文玲】

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參加今天的會議。粵港澳大灣區我來過多次，中山市也來過多次，今天就藉此機會談談我對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如何通過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看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這個決定中有一段話非常重要，就是要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二十屆三中全會改革部署的時間節點是從現在起到2029年，也就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80週年的時候，我們要奠定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制度基礎。

進一步深化改革，必須處理好五個方面的重大關係，這五大關係也是推進改革的重要原則。即：正確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的關係。

我們在改革中要兼顧這五大關係，而如何把握兼顧的度，也是改革中最難的一點。改革的目標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而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宏偉工程。也就是説，中國如果順利實現了現代化，也就可以使全球的現代化人口從佔總人口的16%上升到34%，使世界上1/3以上的人口進入現代化進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標誌性事件。

到2035年，我們的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實現新型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特別是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經濟體系。而且，三中全會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提升現代國家的治理能力，最終到2035年要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

實際上，改革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對我們執政能力的挑戰，是對我們執政方式的挑戰，是對我們執政體系的挑戰。所以，能否真正建設成為法治國家，這是衡量未來改革成效的重要參照系。比如我們現在要加快推出《民營經濟促進法》，使民營經濟地位、權益等有法律保障。如果我們有穩定的、可預期的法治環境，民營企業就不會感到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就不會需要特別的政策支持，這樣我們可能就不需要連續出台36條、28條、10條政策等等。

再説回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按照國家總體改革部署，粵港澳大灣區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首先從粵港大灣區的經濟總量看，2023年達到了14萬億元，以佔全國不到0.6%的國土面積，創造了佔全國1/9的經濟總量，有望超過世界其他的四大灣區。

從國內對比來看，長三角地區的GDP是30.5萬億元，佔全國的24.4%，但長三角是三省一市，面積和人口比粵港大灣區大。粵港澳大灣區是廣東9個城市加上香港、澳門，其實是11個城市構成的大灣區，和長三角區域的覆蓋面積和所包括的省份完全不一樣。粵港澳大灣區中，廣東省就達到了13.57萬億元。

廣東省作為中國的經濟大省，如果能夠在改革中繼續釋放動力與活力，繼續走在前列的話，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絕不是14萬億元，生產力水平將邁上更大的台階。全國GDP超萬億級的城市有26個，其中北京和上海超過了4萬億元，有三個超過了3萬億元，這其中就有深圳，廣州今年也超過了3萬億元，香港是2.6萬億，佛山是13000億元，東莞11000億元，惠州5639億元，珠海4233億元，江門是4022億元，中山是3850.65億元。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門積極開展對外交往合作，全球“朋友圈”越來越大。珠中江+澳門雖然經濟體量小一點，但在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發展全局中具有獨特價值和優勢。

特別是澳門，迴歸祖國25年來，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目前澳門參與國際組織和機構的數量增加到190多個，獲得147個國家和地區免籤或落地籤待遇，適用於澳門的多邊條約多達750餘項，與外國簽署的各類協定接近60項。

澳門在2023年和2024年連續被評選為“最佳亞洲會議城市”以及“最佳會議商務城市”。與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穩固的經貿文化聯繫，友好城市增加到13個。25年來，往來珠海和澳門間的人員總量近28億人次。

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明確澳門作為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和區域發展核心引擎。2021年9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掛牌成立，打開“琴澳一體化”發展新篇章。珠中江+澳門這個城市羣，具有很強的潛能和優勢。

珠海橫琴金融島 新華社

2023年，粵港澳大灣區貿易總量已經佔到全國的19%，未來可以通過改革建立創新機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目前國家規劃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京、滬、粵港澳三個。到目前為止，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有2家國家實驗室，30家國家重點實驗室，430家省級實驗室，形成了一個實驗室體系。

在這個基礎上，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形成綜合性的國家科學中心，這是國家對這個地區的戰略定位。全國目前有這個定位的是4個地方，有北京的懷柔、上海的張江、安徽的合肥，還有就是粵港澳大灣區，這幾個地方各有特色。粵港澳大灣區的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南沙科學城等創新平台，都走在了全國前列。而且，廣東正在和港澳合作建設聯合實驗室。廣東科技創新“十四五”規劃中，對整個廣東的創新合作，特別是與港澳的創新合作作出了安排。中新國際知識城是中國與新加坡合作的第四個重大國家項目，現在在廣州建設的速度也很快。

廣東是全國頭部企業最多的省份和地區，當然也是被美國製裁最多的省份。如果加上這一次拜登推出的對中國140個企業進行制裁，美國對華制裁企業已經超過了900多個。在這之前，特朗普和拜登加起來，對中國推出了接近1900項制裁，其中對企業的制裁佔一多半，然後是對科研院所的制裁，對具有原創能力的大學制裁，甚至對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制裁，對參加南沙羣島建設的企業制裁，對新疆的企業制裁，對國家相關人員的制裁，比如説對參加香港國安法制定相關人員的制裁，人大原來13位副委員長都遭到了制裁。

廣東的這些頭部企業、領軍企業在制裁中不但沒有倒下去，而且都已經衝出來了，一是靠企業的韌性，付出了極其艱苦的努力；二是靠國家的舉國體制，為企業創新創造了最好的政策環境；三是靠中國強大的製造業能力，產業鏈和供應鏈上下游具有強大的黏性和連接能力；更重要的是靠改革開放，粵港澳大灣區是全國市場化程度、國際化程度、創新能力最強的一個區域。

所以，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創新高地、改革開放高地和人才高地。但是高地並不是沒有問題，高地的改革任務可能給比別的地方更艱鉅。在改革方面，粵港澳大灣區面臨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挑戰和極其艱鉅的改革任務。

第一，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國兩制”，有三個關税區、三套法律體系、三套貨幣體系，如何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

首先要解決的是標準規則如何對接的問題。前幾年受廣東省委託，我們做了粵港澳大灣區標準規則對接的專項研究，發現實際上影響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和釋放動能的最大阻力，就是區域標準規則如何對接以及向誰對接的問題。

美國原來是國際秩序、國際標準、國際規則的主導者，但它率先打破了二戰後既有的這一套標準規則體系，之後我們的標準規則該如何對接？向誰對接？這其實是非常嚴峻的問題，他們不幹了，我們還幹不幹？

近些年，歐美大搞產業目錄、產業政策、產業補貼，而我們原來的改革方向一直是要取消這些東西，向美西方看齊，以適應他們主導的國際規則和國際標準。現在這些規則和標準正在被原來的主導者打破，WTO仲裁機制已經停擺，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但反過來看，這其實也給我們創造了難得的機遇，可以更大力度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標準規則對接。我認為，在制度創新方面，特別是在國際化制度方面，我們可以更多地向香港的制度與標準規則對齊。

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僅次於紐約和倫敦。它擁有完善的金融體系和監管制度，吸引了眾多國際金融機構在此設立分支機構。香港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其營商環境備受國際投資者青睞。作為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香港在多個國際排名中名列前茅。

在“一國”的原則下，香港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家的支持成了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同時，“兩制”的實施又保留了香港原有的社會制度、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使其獨特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

香港擁有高度國際化、法治化和市場化的優勢，成為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擔當着“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把香港的獨特優勢釋放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而不是讓香港完全內地化，這可能也是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系。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改革不能動搖。已有的適應經濟規律的、適應經濟全球化要求的國際規則和國際標準，我們仍然要堅持，美國不幹，我們還要堅持幹。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對標最高標準的經貿規則。在國際治理的空白領域，我們要通過實踐，和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共同創造新的標準規則。

所以在改革方面，粵港澳大灣區通過標準規則的對接，可以創造新優勢。我們面臨着新的形勢，還要繼續往前走。我昨天在院子裏走路，看到一塊石頭上刻着鄧小平寫的“不走回頭路”。什麼叫不走回頭路？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不走回頭路。我們現在需要想想，在一些方面是不是走了回頭路？是不是往後倒退了？是不是在壓力下我們也動搖了？我認為，不走回頭路就是要向着更加經濟全球化、更加有利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有利於打造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的目標邁進。

第二，要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高效、便利、安全的數據跨境流動，要建立有利於數據資源有效利用的體制機制。

其實不光是粵港澳大灣區，全國也面臨數據流動的問題。能不能從粵港澳大灣區開始，加快打破這些壁壘？加快數據要素在粵港澳大灣區集聚和流通，探索數據資源共享的利益協調保障機制，從頂層設計、溝通協調、基礎設施建設、統一標準等方面推動數據的跨境流通？

香港數據流通是全開放的。據説有些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世界級科學家和學術領軍人物，查資料要跑到香港去查。粵港澳大灣區能不能率先實現數據開放，為大灣區創新創造最好的、最快速的數據流通環境，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現代商務環境。

國家安全永遠是在不安全的情況下來爭取的最優解。不能説因為要安全就採取封閉政策，因為要安全就把數據關閉上，我覺得這可能是最大的不安全。長期以往可能會與世界隔絕，差距就越來越大。

第三，要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改革開放和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戰略支點。要高標準的建設廣東自由貿易區，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門户樞紐。

第四，粵港澳大灣區的前海現在提出來要打造新時代的制度創新策源地和改革開放試驗地；南沙是重大戰略性平台，建立了期貨、航運、數據三大交易所。中山市發展是向遠而行，向改革要成效，把新質生產力作為未來發展非常重要的動能。

今天在中山參加這個會議我有很多感慨，因為這裏是孫中山先生的故居。孫中山一生都在謀劃國家的發展戰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習近平總書記，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在謀劃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的未來。我們要把改革進行到底，把開放搞得更好，不走回頭路，堅定不移地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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