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爾曼：阿薩德倒台，損失最大的是俄羅斯還是伊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東·尼爾曼，翻譯/ 薛凱桓】

阿薩德政府的垮台速度，與三年前阿富汗親美政府的迅速崩潰驚人地相似。

當時，阿什拉夫·加尼領導的親美阿富汗政府猶如多米諾骨牌般一觸即潰。有所不同的是，加尼政府在垮台前就一直被認為軟弱無能，阿薩德在此之前則被視為中東“強人政治”的典範，其政府驟然崩潰，無疑讓全世界為之驚訝。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阿薩德政府迅速垮台？阿薩德政府的垮台，又預示着怎樣的未來？

必然結局

阿薩德迅速垮台的直接原因，毫無疑問是內外矛盾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美國嚴厲制裁的重壓之下，阿薩德政府的經濟命脈遭受重創，敍利亞民眾的生活水平逐漸下滑。自2014年以來，敍利亞頻繁爆發人道主義與經濟危機，九成國民掙扎在貧困線之下，長期遭受營養不良的折磨。為維持基本生計，眾多民眾不得不舉債購買生活必需品。敍利亞的電網設施老化嚴重，就連首都大馬士革也時常遭遇長達20小時的停電困境，電費更是飆升至極點，僅在2024年春季便激增了約400%。

俄羅斯曾一度幫助敍政府軍擊退反對派武裝，但阿薩德政府的根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由於糧食與石油產地仍掌握在反對派武裝和美國駐軍的手中，阿薩德缺乏改革的物質基礎，也因為制裁難以通過對外貿易緩解經濟壓力。即便是部分敍利亞人為求生計而涉足的非法產業，也未能為政府帶來可觀的收益。即便有，也大多落入了當地流氓黑幫勢力手中，而非阿薩德政府。

正因如此，阿薩德政府連支付軍餉都顯得捉襟見肘，導致經歷過內戰洗禮的敍政府軍在關鍵時刻竟表現得如此不堪一擊。此外，阿薩德政權在外交上也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在此次危機中，真正站出來支持阿薩德的僅有真主黨及胡塞武裝等親伊朗勢力，但這些力量正深陷與以色列的軍事衝突之中，分身乏術。2023年，阿薩德曾向俄羅斯與伊朗求援，希望加大軍事支持力度，卻遭到了俄羅斯的婉拒。

12月8日拍攝的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街景 新華社

諸多不利因素相互作用，最終造成了敍利亞今天的結果：當危機全面爆發時，阿薩德的盟友無力支援，軍心渙散的軍隊在敵人面前一觸即潰。憤怒的敍利亞民眾紛紛倒戈，轉而支持反對派武裝。

敍利亞發生的事件絕非偶然，而是多年來不斷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所帶來的後果。它們共同創造了一場完美的政治風暴，推翻了先前“根深蒂固”的阿薩德政權。

但造成這一結果的，絕不僅僅只是敍利亞的內部因素。

敍利亞向來是地緣政治的戰場，外部勢力利用這場危機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從支持反對派的以色列和阿拉伯海灣國家，再到直接介入敍利亞局勢的外部勢力，每一方都追求自己的目標，進一步加深了衝突。

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等地區參與者將敍利亞的衰落視為加強自身影響力的機會。然而多年來，由於敍利亞得到了俄羅斯和伊朗的大力支持，這些計劃未能實現。反政府武裝和恐怖組織的活躍加劇了混亂，將敍利亞的派系鬥爭變成了一場大混戰。

關鍵的轉折點出現在阿薩德失去執政基礎之時。經濟制裁和日益增長的絕望感使許多人狂熱地相信“必須變革”，即使代價是毀滅。阿薩德押注于軍事和外部支援而忽視國內和國際的政治妥協的做法，最終使阿薩德在狂熱而組織嚴密的反對派武裝面前不堪一擊。

而阿薩德選擇押注的靠山：俄羅斯與伊朗，或是冷眼旁觀，或是有心無力，這令阿薩德政府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最終走向垮台。

俄伊不同的算計

輿論一般認為，敍利亞的政權變換，俄羅斯和伊朗同樣要負主要責任，但實際上，這兩國在敍利亞局勢中的利弊考量有很大的區別。

在阿薩德倒台的全過程中，俄羅斯可以説是冷眼旁觀。這是否與俄烏衝突有關？答案是肯定的。俄羅斯的軍事資源現在大量被用於俄烏衝突，敍利亞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淡出俄羅斯的視野。這也是敍反對派武裝所看到並抓住的機會。

有許多輿論認為，反政府武裝的成功是因為他們得到了土耳其的幫助。與此同時，澤連斯基和一些烏克蘭的高官也得意洋洋地宣稱他們在阿薩德的倒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確實，反政府武裝在進攻過程中使用了無人機和許多新型武器。這些東西顯然不可能憑空而來，所以土耳其和澤連斯基也完全沒有掩飾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並將“功勞”攬到自己的身上。  

但在筆者看來，與土耳其或烏克蘭無關，俄羅斯的“冷漠”是可以預料到的。

首先，我們必須從頭梳理一遍敍利亞的局勢走向：13年前，早在敍利亞內戰剛剛爆發時，俄羅斯就考慮過放棄阿薩德。隨後，伊朗革命衞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親自會見了普京，並在幾輪會談中成功説服普京支援阿薩德政府。

最終，俄羅斯聽取了伊朗的意見，對敍利亞局勢進行了干預，並從中獲利頗多：數十萬敍利亞難民湧入歐盟，俄羅斯控制了部分油田，有了通往非洲的軍事轉運基地，保留了塔爾圖斯海軍基地，還額外獲得了幾個機場。

俄軍精鋭部隊在敍利亞戰場上也得到了歷練，測試了許多新型導彈和軍事裝備。當俄烏衝突爆發時，此前曾在敍利亞積極作戰的瓦格納集團，以及曾在敍利亞作戰過的俄正規軍將領和軍官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但俄羅斯也許之前並沒有注意到，由於與伊朗的密切合作，它開始失去中東和波斯灣其他有影響力的勢力的信任。在俄羅斯的戰略設計者看來，他們做成了一筆非常划算的買賣。

結果，當敍利亞局勢穩定、烏克蘭局勢惡化時，俄羅斯在敍利亞只存留一支規模不大的“警戒部隊”，敍利亞在戰後轉而完全依賴伊朗，與俄羅斯的利益聯繫被淡化。

俄羅斯為了敍利亞，在中東放棄了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由於支持阿薩德，俄羅斯與海灣國家的關係受到嚴重影響，被直接指責為真主黨提供武器、支持哈馬斯並與伊朗建立軍事聯盟的“干涉者”。俄羅斯不再願意為敍利亞承受這種代價。因此，在本次敍利亞的政權變換中，俄羅斯權衡利弊，將手中的籌碼兑現並及時抽身，這非常符合俄羅斯的現實主義作風。

在這場危機中，相比於俄羅斯，伊朗才是有心無力的那一方。伊朗多年來一直通過與敍利亞結盟來建立影響力，但現在這種影響力已然消散。

2022年7月19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伊朗總統萊希（中）、俄羅斯總統普京（左）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會談前合影。 新華社

伊朗曾將敍利亞視為“抵抗之弧”的重要一環，意在將其打造為連接黎巴嫩、也門和巴勒斯坦的重要樞紐。敍利亞是伊朗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併為其提供政治和經濟支持的後勤中樞，阿薩德政府的垮台破壞了這一鏈條的完整性。

以色列利用這一形勢，向戈蘭高地的緩衝區部署軍隊，有效地擴大了其佔領區，這使伊朗失去了在該地區有效反擊以色列的能力。

黎巴嫩真主黨和阿薩德政府的遭遇，對伊朗來説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長期以來，真主黨和阿薩德政府一直被視為伊朗與以色列鬥爭的關鍵。援助和後勤鏈條被破壞使人們對伊朗勢力的戰備能力產生了懷疑。

對伊朗來説，這不僅意味着其在敍黎兩國的影響力被削弱，也意味着其大中東戰略的主要支柱被削弱。在這種背景下，伊朗面臨着改革外交政策的和緩和內部矛盾的艱鉅任務。

敍黎兩國的局勢不僅成為伊朗外交政策的新難題，也變相加重了伊朗的內部矛盾，進一步加劇了伊朗社會的分裂。主張與西方對話的改革派與堅持保持強硬路線的保守派之間的鬥爭正在加劇。嚴重的內部分裂已逐步升級為各政治和種族派別之間的公開衝突，削弱了伊朗的實力。

因此，敍利亞的危機不僅僅是一個局部事件，而是伊朗系統性危機的象徵，這場危機正在重塑中東的力量平衡，並可能導致伊朗內部和整個地區格局發生深刻變化。

矛盾下的新一輪混亂

敍利亞危機不僅僅是一場局部衝突，它是區域和全球對抗的一面鏡子。以美國及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支持反對派甚至是一些恐怖組織（如“伊斯蘭國”）的行動，土耳其支持的勢力試圖建立起對敍利亞全國的控制，以色列再次進攻敍利亞試圖獲取更多的戰略空間，阿薩德所代表的阿拉維世俗派也沒有滅絕，俄羅斯和伊朗仍在敍利亞保有力量。因此，歡呼雀躍“敍利亞動亂結束”還為時過早。

利比亞內戰後發生的事情生動地表明，非和平的政權更迭很少會帶來穩定與繁榮。卡扎菲被推翻後，利比亞非但未能實現和平，反而陷入了一輪又一輪的戰爭和派系衝突之中。直到目前，利比亞仍然處於分裂狀態，每個派系都盲目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時常大打出手，導致民眾流離失所且缺乏必要保障。

敍利亞很可能也會遭遇類似的命運。反對派及其支持者的“勝利”掩蓋了潛藏的長期衝突與分裂威脅，這可能會進一步分裂和耗盡敍利亞的國家潛力。

自內戰爆發後，敍利亞內部派系林立，派系之間互相攻擊，外部勢力如俄羅斯、伊朗、土耳其和美西方等在敍利亞的利益相互衝突交織。這一切都讓這個國家極難實現真正的統一。

在此次敍利亞政局變換中大獲全勝的“沙姆解放組織”，其之前的形象與“恐怖分子”高度相近。該組織曾是基地組織在敍利亞的分支“Jabhat al-Nusra”（征服沙姆陣線，原名努斯拉陣線）的分支。該組織堅持薩拉菲聖戰主義意識形態（伊斯蘭教的一個極端主義教派，信奉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並於2018年被美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同時也是多國政府的打擊對象。

因此，長期被視為恐怖組織的沙姆解放組織，在勝利後急於利用土耳其“老大哥”的支持，試圖真正建立起自身的執政的合法性，但這並不容易。

長期以來，為了推翻阿薩德政府，沙姆解放組織不斷地放出妥協的信號，以尋求認可與支援（主要對象是西方和阿拉伯海灣國家）。其領導人朱拉尼公開宣佈與基地組織保持距離，稱自己是聖戰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反對者，並希望美國將沙姆解放組織從恐怖組織名單中劃去。在對阿勒頗的進攻中，他聲稱自己不會清算基督徒和少數民族。

在接受CNN採訪時，朱拉尼解釋説，他希望建立代表敍利亞所有社會羣體的國家機構。實際上，朱拉尼的目的是與西方達成一定的緩和，在“較為温和”的前提下，努力在敍利亞重新建立薩拉菲主義秩序，推翻阿薩德的所有世俗化成果。

敍利亞反對派戰鬥人員在2024年11月28日進入阿勒頗西部郊區的安賈拉村 美聯社

然而，敍利亞的現狀，決定了沙姆解放組織不可能一家獨大。除沙姆解放組織外，其他武裝團體也對敍利亞局勢有重要影響。

其中包括同樣親土耳其的敍利亞國民軍（SNA），該組織起源於該國北部的民兵組織敍利亞自由軍（FSA）。在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後，該組織與伊斯蘭保守主義者一起對抗阿薩德政府軍。

敍利亞國民軍被認為與土耳其關係密切，曾被指控犯有危害人類罪，例如，據稱其士兵不止一次地用酷刑折磨庫爾德人和其他敍利亞境內的少數民族。在阿薩德政府被推翻後，同樣背靠土耳其並在內戰中出力的敍利亞國民軍是否甘心將政權拱手相讓於沙姆解放組織，這已經成為了敍利亞新的矛盾焦點。

此外，在敍利亞北部，庫爾德人仍然在武裝對抗敍利亞國民軍和站在其背後的土耳其。來自敍利亞南部的反阿薩德民兵也想要在亂局中分一杯羹。他們與沙姆解放組織的唯一共同點是“反對獨裁者”。

但在意識形態方面，高度世俗化的庫爾德人和東南民兵與試圖重建薩拉菲秩序的伊斯蘭保守主義者有很深的分歧。各派政治力量難以就未來國家的發展走向形成一致意見，這是敍利亞當前態勢的一個基本事實。

除內部矛盾外，外部勢力仍是決定敍利亞未來的重要力量。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不僅在為保持對中東的控制力而戰，而且還在努力鞏固自身的霸權。他們的行動表明他們願意使用包括支持恐怖組織在內的任何手段，以實現戰略目標。

土耳其也是長期介入敍利亞局勢的外部勢力之一，其目的是大幅增加其在敍利亞的影響力，並在敍利亞建立一個受大突厥主義影響的政府。土耳其試圖將自己描繪成支持反對派推翻阿薩德的“關鍵力量”，在與庫爾德人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以及沙姆解放組織試圖擺脱土耳其影響力的背景下，土耳其勢必加大對敍利亞局勢的干預。

至於以色列，在阿薩德下台後，伊朗勢力在該地區被嚴重削弱，但這不代表他們可以高枕無憂。在極端主義抬頭、敍利亞成為輸出難民與混亂的新源頭的背景下，以色列直接深度介入敍利亞局勢的可能性大增，甚至已經開始行動。

此外，仍保有一定力量的伊朗必定不會甘心就此失去敍利亞。伊朗的反撲和干預同樣也是可以預見的。

在這種內外勢力和利益極為複雜的背景下，敍利亞唯一的確定性，就是該國陷入新一輪混亂的“不確定性”。在阿薩德政府垮台後，輿論普遍將其與阿富汗加尼政府相提並論。但與阿富汗不同的是，敍利亞絕不會有一個在意識形態和民族問題上能夠團結所有人的新政府，它將被十幾個相互敵對的組織勢力所分裂。

沙姆解放組織和敍利亞國民軍等武裝派別就政權分肥上的矛盾不必多説，東北部的庫爾德人、地中海沿岸的阿拉維派、南部的德魯茲派（一個伊斯蘭融合教派，該教派受基督教和希臘古典宗教的影響較深，不認為自身是穆斯林）以及東南部的親美“温和反對派”民兵組織之間的宗教和意識形態矛盾也日益激化。公認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仍然在沙漠地區活躍。

在這樣的複雜格局下，敍利亞極有可能重蹈利比亞的覆轍，不再作為一個“單一國家”存在。這種情況不僅會給敍利亞人，也會給整個中東帶來巨大的麻煩。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