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蔣介石的演技，毛澤東為何看透不説穿？

明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十、蔣介石被迫與中共聯繫

這一節的主題是：蔣介石被迫與中共聯繫的情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人民自發的抗日救國行動此起彼伏，到1936年紅軍東征抗日被蔣介石軍隊阻回，全社會抗日救國的民族革命風暴越來越劇烈。

這裏就有一個問題，日本人佔領我疆土、殺戮我人民，已經佔領了東北控制了華北，甚至要吞併滅亡中國，為什麼統治中國的蔣介石集團卻不顧國家和民族危亡，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堅持打內戰，堅持對日不抵抗？對人民的抗日言論封口，對羣眾自發的抗日組織打壓？對中國軍隊自發的抗戰行動想盡辦法破壞？甚至簽約與日本人共同反共、消滅堅決抗日的紅軍？

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往往難以理解，為什麼他們會妥協投降、喪權辱國甚至採取與侵略者一致的立場和國策？

原因很複雜，應當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講起。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隨着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辛丑條約》簽訂，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工具，標誌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與完全殖民地的區別，在於只是形式上有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實際上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受到外國的控制和奴役，英、法、日、意、美等多個國家，甚至可以在中國多地包括京城駐軍。

近代以來的晚清政府，就是一個由多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操縱的政府，他們的作為已經嚴重損害了國家和民族利益，引起全中國各階層各界的鄙視和憤怒，很快就被推翻和迅速滅亡是必然的。

孫中山推翻清王朝，創建中華民國，但革命果實很快就被列強選中的代理人袁世凱篡奪。袁世凱死後的北洋政府還是半殖民地政權，以馮國璋和曹錕為代表的直系，背後主要支持國是英國和美國；以段祺瑞為代表的皖系和以張作霖為代表的奉系，背後主要支持國是日本。國共合作北伐，高舉的是孫中山反帝反封建旗幟，但在北洋軍閥即將土崩瓦解之時，控制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卻日益不安。

日本軍部認為：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全國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將遭覆滅，而日尤甚。英美等國也有同感。於是，他們開始在革命隊伍中尋找新的代理人，最後把目標落在了掌握着槍桿子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身上。

日本外相通過曾是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的黃郛向蔣介石表示，日本對蔣“頗存厚望”，希望蔣“與共產黨分手，搞純正的國民運動”，所謂純正的國民運動，就是要排除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羣眾；美英則通過上海大買辦虞洽卿向蔣介石提出，給6000萬元，但以“反共滅共為條件”。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財團，還有華北財團和華南財團，也放棄了快要完蛋的北洋政府，先是籌集40萬元當見面禮，又籌集8000萬元支持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從此背叛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成了嘴上主義背後生意、為了利益背叛主義的典型人物，本來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領導者，變成了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1927年，東方會議現場，右三為日本首相田中義一

由於蔣介石為私利驅使，背叛革命初衷，背叛革命人民，政變上台，得位不正，這就是南京政府成立後內亂不斷，外患不已，對內鎮壓，對外妥協投降的重要原因。“四·一二”政變4個月後，蔣介石就在內鬥中敗北下野。下台後幹什麼去了？他到日本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相見，此人5月份派兵佔領山東濟南，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還制定了把滿蒙與中國本土分開、確保日本在中國東北特殊權益的方針，也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田中奏摺提出者。

而蔣介石卻與他搞了一個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核心是：“日本承認由反共反蘇的國民黨統一中國，中國（蔣介石）則承認日本東北的特殊地位。” [1]從日本回國後，蔣介石馬上又離棄妻妾，在上海與宋美齡結婚，被戲稱為“中美聯姻”，之前的3個老婆就此別過，不算數了。1個月後復職，重新上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上海結婚

在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很重要，是蔣介石這類政治人物的靠山和主導。但是，那些幫他上台的帝國主義強盜，從來就不是無償的，不是在助人為樂，他們要的是超額利益，代價就是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巨大付出與割讓。

知道這樣的政治背景，就能理解蔣介石面對日本侵略時的態度了。

有一本馮玉祥回憶錄，書名是《我所認識的蔣介石》，是他住在美國時的口述，由他夫人李德全筆錄而成，新中國成立前就出版過。裏面載有大量親歷的事情，再現了當年那個真實的蔣介石。

馮玉祥説，“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面對日本人的攻擊，張學良的參謀長問張學良怎麼辦，張學良回答説日本人要佔什麼地方，隨日本人佔，我們是不抵抗主義。因為他請示過蔣介石，蔣對他説的就是這樣的話，而且蔣還對他説：“這話是我説的，但你不許對別人説。”現在有些人為蔣介石翻案，説沒看到相關文件，但不管看沒看到文件，蔣介石不抵抗也不準抵抗已經被那段歷史證明，事實勝於雄辯。

他們有一套看似有理的投降邏輯，在南京開會討論抗日問題，蔣介石講的是：“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人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何應欽説得更厲害：“日本有多少煙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廠，我們如何能比，不抵抗還可支持幾天。”當時，蔣介石、何應欽、汪精衞還有與他們親近的那些人，都認可抗日“三日亡國論”。[2]

馮玉祥説，日本人知道蔣介石的“三日亡國論”後，開始在華北上海各地積極侵略。駐上海的十九路軍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本人開槍他們就還手打起來了，而且還把日本人打退了，中國同胞送糧、抬傷、慰勞、贈禮，冒着槍林彈雨助戰，沒有一個怕的。

陳友仁、于右任和馮玉祥等提出派兵援助十九路軍，但蔣介石始終一言不發，何應欽還命令中國海軍，買青菜和雞鴨魚肉送給日本人。一面破壞十九路軍抗日，一面準備逃難，要遷都洛陽。後來蔣介石派了兩個嫡系師參戰，他們是有分寸的動作和打仗，十九路軍向後一退，蔣介石就和日本人另訂條約，好多人都覺得辱國喪權，很痛心。[3]

馮玉祥還講，淞滬抗戰被蔣介石破壞之後，不但日本人不相信中國軍隊還敢抵抗，就是中國有些人也覺得哪還有人敢和日本人作戰呢？

1932年，日本人像蠶食桑葉一樣，一支兵攻萬里長城，一支兵攻熱河，一支兵攻察哈爾。能和日本人打的軍隊，蔣介石一點也不補充，不同日本人打的軍隊，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蔣介石也不問他們的過失。日本人罵中國軍隊説，你們的腿跑得那樣快，報告勝利都沒有法子報告，希望蔣介石這些軍隊退的時候稍微慢一點。蔣介石是遼寧丟了不問，東北三省全丟了又不問，熱河丟了，冀東丟了，察哈爾也丟了4縣，還是不抵抗主義，讓何應欽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全國輿論沒有不罵的。[4]

日本關東軍慶賀《何梅協定》簽訂

當時，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退下來的軍隊，加上察哈爾、山西各地的軍隊湊在一起，共有20多萬。1933年5月，馮玉祥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隊伍從幾千人迅速擴展至十幾萬人，也有幾百共產黨員參與其中，很快收復多倫4縣，震動全國。

蔣介石不但不高興，還造謠説：多倫沒有日本人，哪裏打仗呢？這是馮某被共產黨包圍在那裏造謠言。汪精衞、何應欽説：塘沽協定剛成功，察哈爾的共產黨就又鬧出這樣的事情。蔣介石調重兵與日本人配合進攻同盟軍，還暗中許下龐炳勳為察哈爾省主席，要他打馮玉祥。[5]同盟軍失敗後，吉鴻昌和方振武被國民黨特務殺害。那時候蔣介石每天都説：“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敵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國共產黨。”[6]

實際上，無論誰説抗日都要上黑名單，甚至當共產黨抓起來，舉兵抗日的軍隊都被破壞。

這樣換來了什麼？是日本人得寸進尺。要的已經不僅是東北，也不僅是華北，而是全中國，連英美的勢力範圍也在內。攘外必先安內已經完全失去依據，妥協退讓已無路可退，整個社會猶如火山爆發。

蔣介石被迫調整政策，開始秘密派人與共產黨聯繫。為什麼不敢公開聯繫？首先是日本人不讓，再就是他的手下還在“剿共”，只能悄悄的。

1935年底到1936年初，蔣介石先是對蘇聯大使提出國共合作；又派陳立夫、張衝轉道歐洲去蘇聯，希望建立中蘇抗日同盟，但他們剛到意大利就被日本間諜發現，嚇得蔣介石急忙召回；蔣令駐蘇聯武官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負責人聯繫，王明要他找國內的；蔣介石又找宋子文，要他幫助打通聯繫渠道，宋子文找宋慶齡，宋慶齡給他推薦了董健吾。

董健吾公開身份是牧師，實際是中共秘密黨員、特科成員，還是宋子文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同學，宋家購買古董字畫的高參。孔祥熙給董健吾親筆簽署了一個“財政部調查員”委任狀，蔣介石接見他講談判條件。動身時，宋慶齡交給他一大包雲南白藥，因為她聽説紅軍缺止血藥。

這年初，宋慶齡等幫助買了一部大功率電台，通過地下黨秘密運到陝北，有大電台就可以同遠方的共產國際聯繫了。[7]還帶着一位到過陝北的隨員張曉華，連董健吾都不知道他也是秘密黨員，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派的。他們過西安時被張學良審出秘密，得到南京方面證實後，派飛機把他們送到膚施（就是延安），又派一個騎兵連送到瓦窯堡。[8]

紅色牧師董健吾

他們到瓦窯堡時，毛主席、張聞天、彭德懷等帶領紅軍東征，在山西石樓，只有博古留守。毛主席讓董健吾到石樓面談，但董急於回南京覆命，未能去石樓。3月4日，毛主席、張聞天、彭德懷聯名發給他一份電報，提出5條談判意見：一是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是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是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是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是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9]

董健吾走時，為了表達對宋慶齡的謝意和敬意，讓他給宋慶齡帶回兩樣禮品：三枚刻着鐮刀斧頭圖案的銀幣，還有一套紅區的紙幣。[10]

張子華從陝北迴去得晚一些。他帶着任務回南京後，5月份秘密會晤了陳立夫的代表曾養甫，對我們3月份提出的5條意見答覆4條：一是歡迎共方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二是共方武裝參加抗戰待遇同中央軍；三是共方有何意見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四是共方可選擇一些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11]從這4條來看，蔣介石還是有誠意的，既表示要一起對日作戰，又願意給紅軍平等地位，對我們黨的政治理想也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蔣介石的態度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1936年7月10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會前中共中央專門致書説，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於合作救國的談判，在會上宣佈後產生了積極反響。蔣介石在報告中説了句硬話：“中央對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外交部長張羣與日本駐華大使談判時，也採取了強硬態度，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未曾有過的。

但對我黨的回覆卻變了調子，提出與原先不同的4條：一是尊奉三民主義；二是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是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是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12]由比較誠懇的合作條件，變成了對中共及其紅軍的政治要求和約束。

對這個變化應當怎麼認識？毛主席指出：我們願意和南京談判，現在還是繼續這個方針。應當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和他談判，我們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政治局會議確定，以國民黨、蔣介石作為今後談判的主要對手，口號是停戰議和請蔣抗日。如果國民黨軍攻擊我們怎麼辦？

毛主席説，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對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後兵政策。[13]當時我們還在黨內發秘密文件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是一個重大轉變。

日本人希望蔣介石聯日防共，蘇聯希望蔣介石聯共抗日，之前蔣介石是聯日防共，此時在聯日防共和聯共抗日之間徘徊不定，中國共產黨希望從逼蔣抗日順利發展到聯蔣抗日。

為了形成更大的政治力量，促進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主席還致信南京政府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佩；還分別寫信給地方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做他們的工作，爭取他們支持。[14]這個階段，是毛主席一生寫信的第一個高潮，第二個高潮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了。

但事態發展並不如願，蔣介石不到山窮水盡時真的改不了，逼蔣抗日最後還是要兵戎相見，用硬手段。

1936年5月初，潘漢年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回國，王明給他的任務是國共談判聯繫人。他在香港與陳果夫聯繫，中統二號人物張衝到香港見潘漢年，又陪他到南京與曾養甫密談。曾養甫轉告潘漢年：我們的談判對手是毛澤東，你是王明所派，只代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不能代表國內的中共當局，建議他去趟陝北，帶來毛澤東的意見。[15]

潘漢年8月回到陝北彙報了情況。10月中旬，依據毛主席親自擬定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到上海與陳立夫會談，得到的竟是與此前完全不同的4條：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幹部可按材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16]這已經不是談判，而是要收編，核心是解除共產黨的武裝，我們不可能接受。

發生如此大的變化該怎麼辦？毛主席認為，對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與我們聯合。[17]

毛主席的認識如此堅定，在於他不只是看蔣介石一時怎麼想，而是從大勢所趨看問題，看本質和規律的決定性。在面臨亡國滅種危機和日本同時傷及其他列強利益時，這樣一個政治人物怎麼辦，要看必然。

當時，蔣介石不僅口頭上變化，還派出胡宗南部等十幾個師，要殲滅我軍於黃河以東的甘肅和寧夏邊境地區，他還親自趕到西安督戰。1936年10月27日，他在陝西省長安縣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時説：革命軍人要分清敵人的遠近，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黨，這是東北軍必須要打的敵人，日本離我們很遠。如果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就是遠近不分，內外不分，是非不分，緩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18]

他講完之後，引起許多東北軍軍官大罵，反應非常激烈。從他的話看又倒回去了，不再承認之前的共同抗日，而是把堅決抗日的紅軍當成主要敵人，主要矛盾完全顛倒了。當時他與我們往來，只是為了得到羣眾的擁護和日本的退讓，以鞏固他的統治。[19]

在這種情況下，國共談判只能暫且畫上休止符。這也留下了一個歷史謎題，蔣介石為什麼會變卦？上世紀50年代，與高崗、饒漱石案同時的“潘漢年案”，第一大“罪狀”就與此事有關。主要是説潘漢年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投降了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在黨內從事內奸活動，論罪該殺。1982年複查時，認定這是冤案，徹底糾正並恢復名譽。

解放後，潘漢年曾任職上海市副市長

問題在於，如何理解蔣介石為什麼變化如此之大？

有個客觀原因，兩廣事變逼迫蔣不得不分兵南顧，但到9月底事變平息後，背上的刀子暫時被拔掉，位居半獨立諸省之首的粵桂湘三省俯首聽命，蔣介石自認為這是史上鮮有的大功業，內部抗日要求造成的壓力減弱，他又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對付紅軍和共產黨了，所以過去的誠意和承諾也就不算數了。

只要有可能的話，用武力消滅共產黨還是蔣的第一選擇。其實毛主席對蔣也沒存更多幻想，8月底就指出：估計蔣在西南問題解決後，將出兵到西北，還有分化東北軍，撤換張學良之企圖。[20]從蔣介石一生的歷史來看，這樣翻雲覆雨、無底線的政治投機，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還有一個更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就是前面講的，在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統治集團受控於帝國主義主子，有千絲萬縷的利害利益關係，很難直起腰來，不可能如現在的人們想象的那樣，做到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最深厚的愛國力量在人民當中，統治集團反而要對外妥協投降，對內殘酷鎮壓，蔣介石就是一個這樣的典型樣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這個根本立場問題，只有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後，建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站起來的新中國才得到解決。

蔣介石一定要打怎麼辦？懼怕退讓是沒有用的，那就奉陪到底吧。主要矛盾明確，方針是逼蔣抗日，要打就打，要談就談，爭取達到目的。

[1]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頁。

[2]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2頁。

[3]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6頁。

[4]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頁。

[5]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頁。

[6]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

[7]任石平、郭寶主編：《數風流人物——1936年紅軍東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源自張震回憶《參加東征》。

[8]葉永烈著《國共風雲——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7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10]葉永烈著《國共風雲——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411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413頁。

[15]葉永烈著《國共風雲——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7頁。

[16]原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會談後，寫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這4條是報告中內容。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414頁。

[18]葉永烈著《國共風雲——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頁。

[20]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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