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説説沈逸讓“台獨”破防的深層原因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面對台灣無法理解大陸的善意，復旦大學教授沈逸脱口説出“揍一頓就好”，為什麼能引發島上各色人馬的崩潰破防？

“武統”早被各方勢力當作戰術用詞，經反覆借用而情緒價值日低，對於信息繭房內的台灣人來説，那顯然不是答案。深層的答案是，沈逸這句話，驚動了支撐幸福奴隸的精神認知——美國爸爸日本媽。

類殖民者的精神分析

正如“想要變成白人”的法農（Frantz Fanon）所述，殖民者即使已然離去，但他在社會和心理層面構築的消滅殖民地原來屬性的殖民體系，往往導致被殖民者的“文化原質失真”。後者在身份認同上成為“類殖民者”——傾慕殖民者優越身份的被殖民者及其精神狀態。

比如在台灣大行其道的各類身份認同民調，總是伴生焦慮、恐慌、強迫、憂鬱乃至歇斯底里的社會情緒。這種集體性的精神官能病症狀，正説明“台灣人意識”的底細，其實是自我否定——否定中國源流與中國意識，渴望美歐日他者的認可。而否定內在價值以後的“台灣人”，只為實現他者的存在而存在。

他者，對於島上不明就裏的多數人來説，是“台灣人”；對於傾慕賊父的“台灣人”來説，是美歐日。殖民者奴役類殖民者，類殖民者同化台灣多數人。於是，多數台灣人自謂的主體性，其實處於被殖民狀態，是精神層面上聽命反中慕洋的奴隸意識。

從當前較突出的幾個實例來看，對棒球賽的日本情結，對祖國的荷蘭認親，對科技和民主的美國崇拜，從來不是因為“台灣”或“台灣人”有什麼超然於他者的獨立性，而是在依附他者的認可下實現身份認同──有別於中國（人）身份的心理滿足。

所以，復旦大學女生宋思瑤在島上受訪時説出“中國台北”一詞，為什麼立即遭遇瘋狂網暴？

因為“台灣”是他者認可有別於中國的符號，是類殖民者通過自我否定來進行殖民煉成的通關密語。可宋思瑤不但稱呼台灣球隊為“中國台北隊”，還希望台灣同胞為“祖國”的棒球事業努力，這能不驚動早已殖民附體的喪屍？

沈逸的風波也如是。台灣畢竟還是中文社會，“揍一頓就好”不是賊父的用詞。在類殖民者的靈魂已然歸順簡單粗暴的邏輯上，必然反彈、拒絕沈逸們的温情主義。

也就是説，簡單粗暴足以對付喪屍般的類殖民者，而温情主義則是洗滌類殖民者靈魂的方法。面對簡單粗暴，類殖民者是隻能説“是”的奴隸；而面對温情主義（或叫統戰），他們居然成為能説“不”的自由人。

志願兵的歷史遺留

這兩年大陸有部系列電影，叫《志願軍》，講的是上世紀中葉中國軍人保家衞國的歷史。有些人不知道，在更早的1941年，台灣作家周金波曾有部同名小説《志願兵》，講的是台灣青年加入日本“聖戰”，以求“皇民煉成”的故事。顯然，前者是對美帝説“不”的自由人；後者是對日殖説“是”的奴隸。

台灣作家周金波（1920-1996）

薩特（Jean-Paul Sartre）在納粹佔領法國期間有句名言：“我們是痛苦的，因為我們自由！”台灣“志願兵”則是“幸福的”，因為他們只需要對日本殖民者説“是”。然而台灣“志願兵”即使倖存過來，仍然是奴隸身份；大陸志願軍則自始至終都是為自由而戰的人。

從歷史看，台灣《志願兵》出現在第一次全島範圍的“去中國化”時期。戰後曾經隱姓埋名以躲避台灣光復的周金波，又在第二次全島範圍的“去中國化”初始階段現身説法。可見“去中國化”與殖民地化，是相互為用的關係。

據日本學者藤重典子的回憶，1993年12月周金波在一場邀請日本學者的演講會上，效仿殖民者的思維和用語，稱呼大陸的中國人為“支那人”、“清國奴”。面對隻字不提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整體意義，也不論始自中國、擴及亞洲各國無辜受難的事實的表演，藤重典子震驚地感慨：

“（他）若無其事地演出了半世紀前的戲碼，把日本統治台灣教育下的思考模式，毫無保留地丟在日本人面前。……他的確不算是那種對人的生命與存在發出冷笑，讓人讀來怵目驚心的法西斯主義作家。但不也就是這些缺乏思考、幸福的精神奴隸，支撐了侵略戰爭的嗎？”（引自藤重典子《周金波的贈禮》，譯者：邱振瑞，《文學台灣》第23期，1997年7月。）

換句話説，台灣類殖民者不僅是反中慕洋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也是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協力者。殖民地化就是奴隸化，奴隸化社會大量製造類殖民者。所以真正的台灣問題，是台灣的類殖民化問題，是“缺乏思考、幸福的精神奴隸”的問題。

在解決台灣的類殖民化問題上來看，二戰後蔣介石政府雖然收回台灣失土，但在意識形態領域並未光復台灣。至今仍擁抱“中華民國”的各色人馬，還是對日本總督府、八田與一、嘉南大圳、神社、慰安婦定位、棒球迷思等遺留，沒有去殖民的知覺，連台灣“光復節”也一去不返。

這説明面對真正的台灣問題，“中華民國”已經失效，不但無法承擔光復台灣的去殖民工程，反而成為類殖民者寄居繁殖的掩體，異化成為類殖民者與殖民者的反中俱樂部，包括“台獨”與“港獨”。

後殖民理論先驅法農曾明確指出，殖民是結構的存在。殖民者在戰後淡出殖民地政府，並不意謂根本改善原有的殖民結構。因為掌握政權的新統治階級，往往成為延續殖民關係的代理人，複製以族羣差異為訴求的分化和歧視，形成種族內部的殖民關係。

狗咬狗的政治鬧劇

所以，類殖民者與掌握政權的殖民關係代理人，將“中華民國”異化為“反中”掩體後，必然實施“非我族類”的分化和歧視。比如日前，台灣立法部門爆發藍綠白肢體衝突，為的是與外部毫無干係的“財劃法”、“選罷法”與“憲訴法”爭議。然而綠營的邱議瑩當場唾罵韓國瑜等藍營為“中國狗”，卻正好體現自己是與其互咬的“美國狗”。

作家李敖生前曾在同一場合直指：台灣就是美國人的一條看門狗，而且是自備狗糧的狗。幫美國看門“反中”還得上繳保護費，其精神狀態估計超出法農的分析範疇。

李敖（1935-2018）

既然如此，類殖民者就不可能正確看待兩岸交流，不可能正確理解大陸的發展，更不可能正確掌握台灣的命運。為了變成美國設想的台灣，類殖民者就像梅米（Albert Memmi）所説的，“為了解救自己（至少他是這麼看的），他願意摧毀自己。”

這就難怪類殖民者願意接受萊豬（含有瘦肉精的豬）、核食、火山佈雷、M1A2T、無數次軍售，把所謂“中華民國”歇斯底里地咬成烏克蘭。

從這一點上看，外界確實很難體會台灣的看法與感受。畢竟，如何能感受以摧毀自己換取殖民者認可的看法？“讓世界看見台灣”，那得是多低能才會覺得悲壯的吶喊？沈逸説，台灣真正的悲情是若干年後，他們將憶起“一國兩制”曾是自己錯失的最大善意，就是基於同樣的邏輯。

“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解決。”英、日等帝國主義已經成為美國的成分與附庸，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當代中國人面對的是帝國主義的最終階段。自冷戰以來，美國一手構築的全球新殖民體系面臨最後一課，這就是島上掀起沈逸風波的外部環境。

極音速導彈試射、美聯儲降息、珠海航展威懾、特朗普戰略收縮、尹錫悦戒嚴作死、解放軍“未開口的軍演”、駐琉球美軍後撤關島、劉德華演唱“我們都是中國人”、陸生團高質量震撼……在這樣一連串的時空背景下，一句“揍一頓就好”，台灣人自然五味雜陳。

類殖民者難以置信中國能抗衡乃至超越美國；沈逸生活在集體迎難而上、自力更生、復興在望的環境裏，同樣難以理解什麼是“幸福的精神奴隸”與樂當“美國狗”的滋味。在新殖民體系下，台灣的類殖民者長期相信反美、抗美、非美的一切，必然是落後、野蠻、卑賤的對象。他們對“中國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早已失去共情的感官能力。

強大就是善意的最好方式

對類殖民者來説，大陸惠台讓利是討好收買所必須的，就像他們進貢“上國”那樣，這是他們最熟悉的套路和思維。沈逸説的大陸善意，全滿足了精神奴隸的想象。如今你一個“進貢者”居然擺出連“上國”也做不來的譜，這不是毀他三觀嗎？

這些年來，高攀“第五十一州”沒譜，下嫁“一國兩制”沒戲，不正是因為台灣掌權的類殖民者延續殖民關係所致？

在中美較量的進程上，大陸只要繼續撥亂反正，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回來，恢復類殖民者心理位階的“上國”位置，就能治癒台灣人自我否定的精神官能症，同時終結台灣人的“祖國記憶白痴化”。

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反帝去殖民工程的一部分，很可能也是最後一部分。類殖民者本身是祖宗被殖民者打敗的活印記，但這樣的人還不只分佈在台灣島上。要讓他們認祖歸宗的最好辦法，就是在科技、經濟、金融和軍事諸方面完勝最終的殖民者。

附錄：台灣前輩詩人巫永福在日殖時期的創作《遺忘語言的鳥》

遺忘語言的鳥呀

也遺忘了啼鳴

趾高氣揚孤單地

飛啊 不停飛啊

飛到太陽那樣高高在上

離開巢穴遠遠飛去

離開了父母兄弟姐妹

也遙遠地拋棄了祖宗

能遠飛才心滿意足似的

像不知迴歸迷路的孩子

固陋的，遺忘了一切

遺忘了自己的精神習俗和倫理

遺忘了傳統表達的語言

鳥已不能歌唱了

什麼也不能歌唱了

被太陽燒焦了舌尖

傲慢的鳥

遺忘了語言的悲哀的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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