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香港公務員去內地考察最愛去哪兒？你根本想不到是街道”

【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1999年12月20日，“七子”之一的澳門歷經滄桑，終於迴歸祖國，不再“哭泣”。悠悠25載轉瞬即逝，澳門在祖國懷抱中茁壯成長，其發展成就有目共睹，同香港並肩而立，證明“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

在時代浪潮奔湧向前的當下，港澳青年以中國文化為橋，築國家認同之根基，已然成為推動港澳地區持續繁榮穩定的強勁引擎。值此之際，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邱逸博士向觀察者網深度剖析了港澳青年對中國文化認同的整體現狀，以及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邱逸博士深耕歷史文化研究領域，於香港教育和本土歷史研究領域建樹頗豐。在他看來，早就實現深層次“心態迴歸”的澳門，在培養國家認同感上是毋庸置疑的“優等生”；而香港則因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舉步維艱，儘管近年來香港教育界、司法界在中央指導下大力撥亂反正，然而當下諸多舉措仍浮於表面，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令人欣慰的是，得益於兩地交流日益密切、文化產品推陳出新以及互聯網時代的蓬勃興起，眾多香港青年，尤其是中小學生正悄然蜕變，在日常學習與生活中表現出了對中國文化的主動探索，國家認同感於潛移默化間生根發芽。

邱逸告訴觀察者網，甚至一些學生“已經領先在老師的前面”，看得懂簡體字，玩得轉“東北梗”，“這是很特別的情況，以前我們的知識都來自於老師，現在反過來了。”

展望未來，談到在促進港澳青年國家認同方面，社會各界應如何“使勁發力”，邱逸直言不諱道，其實內地在許多領域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吃虧在“嘴笨”，不會講故事營銷自己，“內地發展得太快了，以至於有時候你們都習以為常了，沒有意識到很多你們以為的‘小事’其實是絕佳的宣傳素材。”

同觀察者網的對話中，邱逸給出了不少主意，“一味地講GDP這種宏大議題，普通人很難產生共鳴。不妨換個説法，重慶一個重工業城市，它的嘉陵江干淨到可以游泳，反觀法國塞納河，歷經百年治理，後來説能游泳了，結果巴黎奧運會的運動員上吐下瀉。這種貼近生活的故事要抓起來講。”

在“學會講故事”之餘，他還認為，內地更應該改變某些“迎合香港”的固有心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一些香港人覺得內地要討好他們，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被慣出來的。”

“經常有人問我，怎麼增強國家認同感。我認真地回答，無需刻意為之。自身足夠優秀，自會吸引他人。”邱逸提到近來的港人“北上赴深”熱潮，“如果有一天，香港人自願花錢去內地玩，打卡拍照曬到網上，這個就是勝利。”

邱逸博士與觀察者網對話

“從某種程度來説，香港需要‘治病’”

談到當前港澳青年對中國文化認同的整體現狀，邱逸做了一個比喻：如果把中國文化畫作一個大圓，內地是其中最為核心的一個圓，澳門、台灣的圓都靠近大圓的邊緣，而香港的圓則大半遊離在外。

兩兄弟間，澳門素有“優等生”的評價。回溯歷史，邱逸指出，雖然比香港晚了兩年才回歸祖國，但澳門民眾實際上在60年代就已經在“心態”上實現了迴歸，1999年實現的是“形式迴歸”。

加之澳葡政府管治時期對教育不夠重視，沒有對國家認同方面的教育加以壓制，因此澳門青年與祖國的文化紐帶並沒有被切斷。各個學校在愛國愛澳教育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價值觀念。

澳門迴歸後，在中央關懷支持下，特區政府大力投入教育資源，着力完善教材，大部分學校使用的都是人教版教材或是經國家教育部審核的內地版本，其中全套《品德與公民》及初中《歷史》教材的使用及參考使用率高達100%，高中《歷史》教材亦達95.7%，另有葡文及英文版的《歷史》教材供國際學校使用，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厚植中國文化自信。

近年來，澳門特區教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乘勢而上，推出了涵蓋大、中、小、幼的《國家安全教育》補充教材，緊密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系統性地推動總體國家安全觀進校園。

邱逸補充道，澳門教青局在教育教學監督方面具有較大的話語權，澳門也在兩地教育界互訪交流方面做出積極探索，比如“澳門千名教師精英培訓計劃”。

“因此澳門本身面對的挑戰難度比較小。反觀香港，以前教育局是負責撥款的，卻又沒有那麼大的權利，很奇怪的。”他直言，“從這一角度而言，澳門實際上是個‘正常人’，香港則是一個‘病人’，它要接受的‘治療’程度也截然不同。”

澳門小學中學的《品德與公民》課程教材。澳門教青局網站

俗話説“有什麼樣的教育，就會塑造什麼樣的青年”，邱逸對此深以為然。他親歷港英統治時期的教育，又目睹殖民思想侵蝕下的香港教育體系對一代一代港人近30年的毒害，深知教育缺位導致香港年輕一代國家認同缺失的苦果。

“為什麼只有香港總在強調中國文化？因為當時在港英政府統治下嚴禁教授國家認同。”邱逸對觀察者網説，過去本打算“曲線救國”，希望藉由提高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繼而喚醒國家認同感，卻未料在三四十年“荒腔走板”的教育下，香港僅勉強觸及中國文化的皮毛，與背後的國家認同感培養早就背道而馳。

港英政府時期的教育政策帶有極為鮮明的殖民烙印，當局大力推廣英式教育體系，從課程設置到教學語言，全方位滲透英國文化價值觀。學校教材充斥着對英國曆史、制度的美化，弱化甚至歪曲詆譭中國歷史，嚴格管控壓制教材中出現有關國家認同的內容，刻意誤導學生身份認知，香港青年對祖國的疏離感也由此滋生，遺毒至今，亟待拔除。

具體到教學內容上，邱逸舉例説，在香港，語文學科被硬生生拆分成“中文”和“文學”兩門課：文學學習的內容越來越本土化，其所選用素材過度偏向香港本土作家的作品，模糊中國文化全貌。如今，很多香港學生對魯迅的作品陌生，不會背誦《阿房宮賦》，沒看過《紅樓夢》，對“三國”的瞭解甚至源自日本遊戲《三國殺》。

而中文學習則被生硬地套上了外語的考評內容和方法，使之變成了一項單純的工具，中文藴含的深厚文化內涵被剝離殆盡，根本無談盡到文化傳承的責任和使命。

邱逸曾多次表達過對香港“毒”教材的擔憂。同時，有感於香港歷史學科的教育缺位，2021年，他還撰寫了《香港極簡史——關於香港歷史的十個命題》一書，梳理了自新石器時期至1997年的香港歷史脈絡。

他告訴觀察者網，港英政府給香港人灌輸“英國人帶來了文明，帶來了一切”的洗腦教育，刻意打造“香港意識”這種被歪曲的“本土主義”，這一點在香港歷史教育上尤為明顯。

“香港本應該是廣東文化的一支，進而是中華文明大家族的一員，但他把香港歷史與內地割裂開，‘我是誰？我從哪裏來的？’這些問題被虛化了。”邱逸繼續説，“1842年《南京條約》之前的不講，1949年建國後的不教。黨怎麼來的，新中國如何建立的，隻字不提。”

“如果你去香港的博物館看，這種感受會更深刻。”邱逸説，他參觀過的內地博物館，展覽都依託於一條主線，即“中華民族的發展脈絡”，地方文明的發展永遠是與中華文化的延續相互依存而生，但這在香港的博物館裏是看不到的。

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吸取教訓開始全力糾偏，更加積極推動中國歷史文化教育的普及，並希望藉此增強港人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不過，邱逸認為，國安法後特區政府直接強調了愛國主義教育，但目前的做法仍稍顯生硬，一些活動也流於形式，有較大改進的空間。

“看得懂簡體字聽得懂梗，有香港學生已走在老師前面”

在重視教材編撰之餘，邱逸還倡導港澳學生多借助新穎的數字文化產品和數字內容平台，深化對中國文化的認知。

話題繼續鎖定在香港。“香港無論是教材，還是文化產品，我覺得都已經落伍了，展現（中國文化）的方法很陳舊。”反觀內地，邱逸認為，內地在這一領域的發展非常“前衞”、“精彩”。

無論是像《黑神話：悟空》這樣藴含深厚文化內涵的遊戲產品、還是如“數字故宮”、“雲遊長城”、“數學敦煌”等藉助虛擬現實、高清影像等高新技術，打破時空界限的數字平台和小程序，都給人們開啓了一場場震撼心靈的數字文化之旅。

邱逸告訴觀察者網，實踐證明數字化平台對增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效果顯著。

“以‘數字長城’為例，我們一般只能看到白天時候的長城，但在這個小程序裏，學生可以欣賞夜幕下的長城風貌，還能模擬修繕長城。大家能真的感覺到長城很美、中國的文化遺產很美，未來很可能要親自去看一看。”

他還提到，電影《長安三萬裏》的熱映，在香港學生中掀起“唐詩熱”，“以前香港中小學生是不強調背誦能力的，這部電影讓他們領略唐詩之美、意境之高，這就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有我的一些學生，他們知道古琴、小篆，都是因為玩內地遊戲，還知道了古琴和中國書法是非遺。”

談及此處，邱逸也略顯遺憾地表示，“這種新的中國文化表達是香港極需要的，但香港自己已經做不出來了。我有時候跟我同事開玩笑説，乾脆直接從內地抄過來。應該這樣説，八九十年代是香港帶動內地，現在要反過來了。”

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根據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供的國寶立體圖像，運用全息投影技術為香港學生立體展示國寶風姿。受訪者供圖

不過，“照抄”也讓邱逸注意到了一個新情況。去年，他領導的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與騰訊基金會展開合作，將“雲遊長城”的香港版引進香港中小學，成為配合課程的多元學習資源。

為啓發香港青年關心及參與中國歷史傳承和文化遺產保育，這一版本特別配上了粵語旁白和繁體字説明，希望能讓香港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但是落地後我們發現，學生看簡體字、聽普通話毫無障礙，反倒是教師更需要粵語版本的輔助。”他説，“這種現象很特別，也就是説在國家認同上面 ，學生可能已經走到老師前面了。”

邱逸進一步表示，他做過許多實驗，發現在互聯網時代的加持下，此類情形並非孤例。

“我觀察到一些香港學生刷視頻號、小紅書，看到東北梗他們居然笑了，（我本以為）他們聽不懂。就連我的孩子都會問我，‘爸爸你知道上海的地鐵11號線可以通往哪裏嗎？’他是地鐵迷，香港的地鐵已經無法滿足他（的探索欲）了。”

“學生現在都活躍在數字世界裏面。”他還提到，有個叫《普通話小鎮》的騰訊小程序在香港很火，“很多香港學生在上面學普通話，可能説得比老師都好。”

邱逸繼而表示，“這也側面反映出當下香港人對國家認同是千層一面的，不同年齡段認同程度各異，分層次推進相關工作是當務之急。”

“雲遊長城”（香港版）截圖

“港英政府當初的做法是‘切割’，把香港摘出來，那我們就應該‘連接’，把香港融回到中華大家庭裏去。”邱逸給出的思路是，“認識中國文化的同時務必緊扣國家認同”，這可以通過最基本的小事做起，比如“重拾籍貫文化”。

“以前香港人會填寫他的籍貫，像我就是汕頭人。但現在全港中小學不用填這些資料，你是哪裏人，家鄉有什麼故事，全都不瞭解。”他説，“我們就從最基本的開始做起，你的父母是從哪裏來的，他們的家鄉有什麼習俗，慢慢地重建起來。”

除了“內調”，邱逸也認可增進港澳與內地交流的“外養”做法。不過他也指出一個普遍問題：不少交流活動最終淪為交功課式的“廉價旅遊”。他覺得尤為可惜的是，青年學生之間難能寶貴的交流機會，有時反倒遭到了阻礙。

他舉了個例子，“曾有香港中學生赴內地交流，三天行程裏，又是去科技公司，又是去旅遊景點，但他們最喜歡的其實是和當地學生自由交流的兩個小時。”

“所以我後來直接和（香港）教育局提議，能不能就安排整三天，只有學生們在一起純交流，任其自主遊玩、探索，這種記憶最深刻。現在的問題就是大人（干預）太多了，很多行程安排主要是為了拍一張大合照，徒耗時間。”

內地要學會講故事，不要慣着香港

在訪談中，邱逸反覆強調一句話，“要讓人們覺得中國文化酷”。而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他覺得內地政府有個“短板”：做的事很紮實，但偏偏不會講故事。

“不要一上來就談GDP，多悶啊。”他向觀察者網説起自己有一次隨特區政府代表團來到重慶，一個全程聚焦GDP、大談數據增長的視頻看得人索然無味。他當時就直言，乾巴地羅列發展成就，很難展現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他們問我應該怎麼做。我就舉例，我説你看到嘉陵江嗎，重慶一座常住人口在3000多萬、市中心居民1000多萬的重工業城市，它的嘉陵江居然是乾淨到可以游泳的。”邱逸接着説，“我在法國住過三年，它有個塞納河，100多年了還不能游泳，每年砸下去十多億歐元都沒辦法治理。巴黎奧運會的時候説是可以遊了，結果運動員游完上來就吐了八個。”

嘉陵江邊的跳水隊。央廣網

邱逸還舉了一個例子。他説，抗日戰爭後，香港人曾對日本人深惡痛絕，醫生拒醫日本病患。但現在香港人的旅遊首選卻是日本。

“緣由無他，八十年代打開電視，看到的是日劇《東京愛的故事》（內地譯作《東京愛情故事》），香港人被驚豔得不得了。日本料理也是，毫無廚藝可言，可它營造出的精緻高級感非常吸睛。”邱逸繼而表示，在他看來，如今內地城市的旅遊資源早就不輸日本，但吃虧在不會講故事“包裝”自己。

“有的時候你們可能（發展）太快了，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世界上很多領域是領先水平，很多與生活相關的小事其實都可以找出來。”

他隨手就往窗外一條小路指去，“像這樣的路，這樣的交通（設施），全世界難尋其二，香港的很多道路也是不平整的。還有你們廣泛普及了電子支付，以及很多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明明做了很多，但不善言説。”

“你猜，我帶香港公務員來深圳學習，他們最喜歡去哪裏？”聊着聊着，邱逸還出起了考題，“你根本想象不到，街道。”

“他們好奇內地網格化管理是如何運作的，這是他們最感興趣的。（所以）不需要多麼宏大的敍事，就是最貼近生活的故事，最具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深耕香港教育和歷史領域，邱逸同時也是香港著名的《孫子兵法》研究學者。他藉以一句“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指出在培養國家認同方面，內地既要 “善講故事”，也要轉變對香港的“迎合”心態。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一些香港人覺得內地要討好他們。我不開心，你就要討好我。慣出來的嘛。為什麼非得討好你？不要給他們這種感覺。此風不可長。”

他接着説，“經常有人問我，如何增進國家認同感。我認真地回答，不用做什麼。如果你對自己的好有自信的話，自然會吸引人來。”

就像今年，香港颳起一陣“北上”風潮，節假日港人“擠爆”深圳，攜家帶口拖着行李箱來“買買買”那樣。“人自然會對好看的、有意思的東西感興趣。”

“如果有一天，有香港年輕人願意自費去內地遊玩消費，而不是因為受邀被請去的，那就成功了。如果有人説，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在黃浦江畔留影，這就是成功。但現在我們還有一段距離，需要付出諸多努力”，邱逸期望，這一刻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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