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診2025中國經濟】曹遠征：中國最重要的事是，不能總看美國的眼色行事

編者按：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4.8%、新能源汽車年產量首次突破1000萬輛、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1%……

回顧2024年，國際上，區域衝突的規模和範圍不斷擴大，大國競爭愈發激烈；在國內，中國經濟在下半年逆週期調節政策之後奮力直上。面對複雜的局面，以及國際上“中國頂峯論”、“定時炸彈論”等種種質疑，全年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展現出中國經濟龐大底盤的強勁韌性。

新的一年，經濟工作怎麼幹？剛剛開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做出部署。那麼，2025年，中國經濟會面對怎樣的內外部形勢？特朗普2.0時代的中美貿易戰將如何演進？為什麼擴內需如此重要？中國製造如何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市場？2025年，又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一攬子增量政策之後，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又穩又好？地方化債與經濟發展如何兩全？如何穩住股市樓市？

我們迫切需要深入探討這些重點議題，剖析2025中國經濟的挑戰及其背後的機遇。為此，觀察者網推出《問診2025中國經濟》專題，邀請國內頂尖經濟學家，圍繞這些關鍵問題犀利發問、深入研討，釐清中央戰略佈局和發展方向，消除輿論誤區，為中國經濟的穩健前行貢獻智慧與力量。

專題的開篇，我們邀請了原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前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曹遠征，來深入剖析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複雜外部局面，當前中美衝突的本質，以及我們可能的應對之法。

12月25，作者與觀察者網對話交流 觀察者網

【對話：高豔平 整理：鄭樂歡、劉冶】

世界正處在十字路口

觀察者網：首先，2025年的中國經濟正面臨什麼樣的外部世界？目前有各種説法，比如新型全球化、逆全球化，或者後全球化，您是如何定義和描述的？

**曹遠征：**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各方都很焦慮，缺少方向感。

二十大報告特別提出，世界之變、歷史之變和時代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我們現在面臨的世界，跟我們過去理解的世界不是一個世界了。過去是全球化的世界，現在可以説是個去全球化的世界，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全球化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世界主題發生變化的背景之下發生的，世界主題由“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發展成為世界的主題，所以中國有了改革開放。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又反過來影響了整個世界。

我們的改革，就是將過去由計劃主導的、由國營為主的國家工業化，變成了市場引領的、包括國資、外資和民營企業在內與的全民參與的工業化。工業化的加速，使中國快速從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更重要的是開放，中國的工業化被納入全球化進程，要素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並不斷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所以你會看到，中國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產業體系，從手工製造到現代製造全部都有，而且工業化、信息化和現代化是層層疊加的。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快速趕超的過程，這和全球化高度相關。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既是全球化的參與者、全球化的積極貢獻者，同時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正如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所説的：對外開放是中國現代化的鮮明標識。

環顧全球，像中國這麼開放的大國是很少見的。中國的進出口規模一度佔整個GDP比重超70%，現在降到了33%（2023年）。在大國經濟中間，很少有國家有這麼高的開放程度。實際上中國是在擁抱全球化。如果全球化受到挑戰，那對中國也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進出口佔比歷史變遷

全球化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如果我們來回顧下過程也能看到這一點。

2016年杭州召開了G20峯會。儘管全球化已經面臨挑戰，但那次會議仍然將發展問題置於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的中心位置，而且還重申聯合國的作用，要求成員國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來改善全球經濟治理。特別是要把結構性改革議程，和20國財政和貨幣政策協調置於同等重要的位置，希望能推動全球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的發展。

此後不久，中美貿易衝突爆發。緊接着疫情爆發、俄烏衝突爆發，這個世界開始碎片化。

那麼，這個世界將朝何處去？就成為吸引全球關注、引起全球焦慮的問題。其實這個焦慮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全球的焦慮。今年我出了一本書，叫《失衡與重塑——百年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經濟》，本來這是一本平常的學術著作，沒想到突然大賣。我想這就是原因，也成為你今天提問的答案：世界正在處於十字路口，這就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世界。

全球三大板塊都享受了全球化紅利

觀察者網：與美西方以及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相比，中國的輿論界幾乎一邊倒地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很正面的術語，截至現在也是如此。不過，從您的論述來看，經濟全球化還有另外一面：比如，全球化不僅僅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發展紅利，也使得美國和華爾街從資本流動中獲取了前所未有的好處：維護了美元霸權、加劇了華爾街的貪婪，也推動了全球的不平等，這些對於中心-外圍體系中的外圍國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未必都是好處，可否請您解釋一下？

**曹遠征：**其實經濟全球化是全球經濟合作的一個描述，也是一種結構的形成。全球化的底層邏輯就是自由貿易。今年是佈雷頓森林體系會議召開80週年。80年前，也就是1944年二戰勝利前夕，戰勝國們聚在一起討論戰後秩序怎麼安排。

在討論中他們發現：為什麼在短短20年裏就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如何實現永久和平？為了消滅戰爭的根源，人們發現了很重要的問題：過去兩次大戰爆發，是民族主義國家之間的互相競爭，是單邊和雙邊的競爭；國家之間要拼實力，爭奪原料，爭奪市場；而後起國家如果沒有殖民地，沒有市場，沒有原料基地，那一定會用更加激烈的手段來爭奪。德國就是這樣的，所以德國是兩次戰爭策源國。

如果要消滅戰爭，那麼開放市場、自由貿易可能是一個解決辦法。於是 1944年，全球化的兩個最基本的框架建立了，它們成為全球化延續至今的基礎。第一就是關税貿易總協定，其宗旨是自由貿易、減免關税、降低關税壁壘、開放市場。第二就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它以一國主權貨幣——美元作為國際貨幣，讓各國貨幣跟該主權國家貨幣掛鈎，而美元與黃金掛鈎，讓匯率保持穩定，這樣各國就不會通過匯率的貶值進行惡性競爭。

在過去幾十年裏，全球化已經使世界經濟更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全球產業出現了自西向東、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向亞洲地區轉移的態勢，從而相應地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在此過程中，共形成了三個板塊。客觀地説，這三大板塊都獲得了全球化紅利。

一個是以中、印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板塊。亞洲國家以製造業為基礎，把自己比較便宜但素質很高的勞動力納入全球化過程中，吸納全球產業轉移，成為全球的製造業中心。亞洲的製造品向發達國家出口，獲得了全球化的紅利，同時也給全球作出了貢獻。亞洲國家一方面提供給發達國家物美價廉的商品，同時又將賺到的外匯返流到發達國家，支持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發展。

第二個板塊就是資源出口國板塊，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就是典型。隨着亞洲地區成長為能與歐美髮達地區比肩的世界製造業中心，這些國家也因為初級產品的強勁需求，而加入了國際市場的競爭。

剛剛你提到了第三世界國家對全球化的討論，中國在加入世界全球化之前，這些外圍國家全然依附於傳統歐美市場，他們面向中心發達國家生產，市場非常之集中。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時，他們就只能壓低價格，貿易條件並不好。但自從中國加入全球化，資源型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得到了改善。

就拿石油來説，2008年，國際油價突破了147美元每桶；就在上世紀90年代，油價只有不到20美元左右每桶。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不僅使資源出口國出現了貿易順差，而且鼓勵全球資本投資礦產資源及相關基礎設施，帶動了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加速。於是，這些資源出口國在初級產品供給上支持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國際收支狀況不斷改善，形成了鉅額的外匯儲備。當然這個外匯順差，又通過購買美元資產，迴流到了發達國家市場。

中國融入全球化使得能源輸出國增加了議價能力，從而享受更多的全球化紅利。圖為2020年1季度以來的石油需求變化。紅色為中國，綠色為OECD國家，黃色為其他非OECD國家

第三個板塊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產業外遷。所以他們的製造業佔GDP中的比例就越來越低，美國的佔比目前已經降到了10%。但是美國的服務業卻在全球化中得到格外的發展。

舉個例子，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吸引外資很困難，到處聽到有人説“我有項目，你有錢嗎？咱們合作一下。”但是後來倒過來了，是發達國家的各種金融服務行業到中國找項目，他們説“我有錢，你有項目嗎？咱們合作一把。”這就是金融服務的全球化，資本實現了全球化流動，很多發展中國家獲得了資金，有了發展條件。但與此同時，對美國等發達國家來説也確實獲得了收益，而華爾街是獲得紅利最大的。

這三個板塊用一種特殊的方式連接在一起。實物都出口到發達國家，但是產品出口以後獲得的收入又通過投資美國金融產品，迴流到了發達國家。這樣的循環一定會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發展中國家在貨物貿易上是順差佔GDP的比重持續提高，而發達國家貿易逆差佔GDP的比重在持續提高。其中中美兩國最有代表性，而中美兩國國際收支又互為鏡像關係。也就是説中國的順差大部分來自美國，美國的逆差大部分來自中國。這個就被稱之為國際收支的失衡，失衡的背後是全球儲蓄和消費的失衡，或者説投資和消費的失衡。美國變成全球的消費中心，而中國變成了全球的投資中心。

世界經濟運行就是這樣循環進行的，也因此構成了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但這個依存關係是失衡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危機爆發，世界經濟運行的循環斷裂，所有的出口型經濟體都受到了損失，危機蔓延至全球。在美國金融危機中，世界各國難以獨善其身。而中國啓動了4萬億計劃擴大內需，帶動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復甦。

那個時候，人們就開始討論，這個失衡的世界經濟如何可持續？後來在G20國杭州峯會上通過了《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各國達成共識，決心要平衡，要可持續，而且還要強勁的發展；會上各國認為，只有靠“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發展才能解決世界問題。

G20杭州峯會：這是二十國集團成員和嘉賓國領導人、有關國際組織負責人集體合影。 新華社記者龐興雷攝

民族國家架構與超級全球化理想的不兼容

觀察者網：G20杭州峯會至今過去才8年，全球化的形勢卻明顯惡化了，而不是改善了，為什麼？

**曹遠征：**Ｇ20杭州峯會提倡用發展來解決世界問題，發展的邏輯就是全球各國要更加緊密化合作，尋求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共同辦法。

但是正當人們爭取經濟全球化更美好的前景時，去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思潮也走到了國際舞台的聚光燈下。當年英國舉行全民公投決定退出歐盟，隨後特朗普當選新一任總統。以此為開端，去全球化由街頭的非法集會，上升為政府的合法政策，並不斷上升為法律法規，成為建制化的安排。

而新冠疫情爆發尤其是俄烏衝突之後，西方價值觀至上的傾向開始佔據世界經濟的上風，“同誰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日益形成的“小院高牆”構成了與美西方曾倡導的經濟全球化的對立和對峙。

但是，問題產生了，解決問題的希望也一併出現了，那就是人們對“超級全球化”的理想憧憬。什麼叫超級全球化？就是通過超國家、超主權基礎上建立的全球治理秩序安排，來實現全球意義上的資產負債表平衡。

但是我們知道，世界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是民族國家，超國家超主權的安排和民族國家是有衝突的。那麼能否建立超國家的治理安排，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比如説，美元的問題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定需要一個超主權的貨幣。因為美元是全球性的貨幣，美國的中央銀行也是全球的中央銀行。但是美國的中央銀行實質上只是美國的中央銀行，它跟全球利益是有矛盾的。如果要美元真正變成全球的超主權貨幣，監管者就不應該是美國的中央銀行，而是應該建立超主權的中央銀行，建立超主權的全球性世界政府，才能對世界經濟的不平衡作出安排。

能否產生一個超民族國家、超美元的國際貨幣，這是十幾年前大家廣泛討論的問題。但是大家發現，在民族國家體系的現實框架之下，這顯然是做不到的。

超級全球化最典型的描述就是，世界是平等的，沒有任何障礙。但是最終你會發現世界並不是平的，而是有民族國家架構的。建立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的經濟全球化，始終處於否定之否定的矛盾運動中:一方而生產力是無國界的，市場經濟是普適的，兩者本質是全球性的，各國的經濟發展一定會走向全球化；而另一方面政府卻是民族國家的，其行為基礎是國家利益。

全球化的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利益出現了衝突，而且難以調和，現在問題就出現在這個環節上。

觀察者網：那麼中美之間的矛盾正顯示了這種全球化的努力與民族國家框架的衝突？

**曹遠征：**對，民族國家的利益跟全球化取向之間的矛盾出現以後，首先體現在中美衝突。特朗普提出，美國利益優先，美國第一。

為什麼美國第一？也很好理解，美國人認為，他們的產業轉移到亞洲，轉移到了中國之後，美國當年產業比較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空心化了，變成了鏽帶地區。他們的中產階級羣體衰落：沒有工作，對前途絕望，吸毒氾濫。新當選的副總統萬斯寫的那本書《鄉村的悲歌》，描述的正是鐵鏽地帶的家庭。而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的受益者是華爾街。

美國社會出現了內部矛盾：華爾街的少數人獲得全球化的好處，但是更多的人生活沒有希望。10 年多年前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已經暴露出鐵鏽帶的沒落。而這些人是特朗普上台的政治基礎。

特朗普認為這是全球化帶來的。但是我們認為，一定要有一個超國家、超民族的政治安排，才能妥善解決全球化的弊端；而民族主義的崛起一定會讓全球化向後退，出現逆流。這就是後來大家看到的中美貿易衝突，以及特朗普2016年上台後退羣，倡導美國再工業化背後的邏輯。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主要就是三點。第一是產業迴流，美國斥資補助支持鼓勵產業遷回美國。第二是高關税，美國通過關税壁壘限制外國的產業和商品進入美國，來保住美國的就業機會；第三是反移民，禁止非法外國移民來跟美國人搶工作機會。這些安排就構成了中美貿易戰的背景。

過去，學術界對全球化一直都有不同的意見，但之前還是學術思潮，到特朗普時代就變成了建制化安排。

現在，特朗普再度迴歸。他可能還會延續這一套，但已經不僅僅是個別案例，而變成普遍的制度安排了。比如他説要對全球徵税，還要對一些特別的國家加徵特別的關税，比如説對中國的產品要加徵60%的關税。

對全球徵税的概念，和80年前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自由貿易體制是背道而馳的。這對全球化是一個深刻的挑戰，還不同於我們過去説的“貿易摩擦”，“貿易爭端”，也不僅僅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衝突或貿易戰，而是對全球秩序的挑戰。

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全球秩序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治理體系，這區別於戰前的所謂雙邊、單邊治理體系。戰爭前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誰的拳頭大，誰就厲害，國與國之間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外交，但是二戰結束以後建立起來的多邊體系是普遍適用的國際規則。比如WTO，它是個規則體系，也有仲裁機構。如果哪方有意見和問題，可以起訴，由WTO 來裁決，這就叫按規則來進行，跟戰前體系有很大不同。

但是如果要去全球化，就會回到戰前以實力為基礎的競爭中，而這個競爭是無序的。那麼，是不是有戰爭的危險？為什麼説現在戰爭的風險在上升，這就是問題。更何況過去美國是全球的領導者，秩序的維護者，現在美國帶頭説“我不想維護秩序了”。

20天以後，特朗普就正式上任了，按照他競選期間提出的92條主張，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一上台就宣佈新一輪退羣計劃。他已經説了，上台之後，美國要退出世界衞生組織，再次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甚至是北約。特朗普一度還揚言要退出WTO，退出聯合國。這都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制度化安排的機制，美國要退出這些全球機制，這個世界會什麼樣呢？這是值得擔憂的問題，是焦慮的核心。

其實特朗普再次上台，全球都為之焦慮：未來會是什麼樣？如果過去我們認為世界是平的，未來是光明的，只要走下去，明天會更好。但現在突然發現，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明天不一定更好。

世界要退回到一戰前的“列強時代”？

觀察者網：您談了全球化努力和民族國家利益衝突引發的全球焦慮，那麼您認為，中美之間衝突的本質是什麼？

**曹遠征：**我們來講一個歐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一戰之前，德法兩國之間就一直矛盾不斷，兩次大戰原因之一就是德法矛盾的激化。戰後為了消除戰爭的發生，德法一定要建立起新的關係，這就是歐盟建立的基礎。

最初是歐洲煤鋼聯盟，後來是歐洲共同體和歐洲共同市場，再後來成為歐盟。歐洲從共同市場變成歐元區，代表的正是全球化的趨向：歐洲各國來往更加密切，開放市場、開放邊界，甚至開放移民。

但是現在已經走不下去了，英國率先不幹了。2019年英國實現脱歐，這成了歐洲去全球化的開端，也就是去全球化變成了建制化的安排。

很多人認為，中美體制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文化不同，所以產生衝突不可避免。但是，歐洲國家可是體制類似、文化同源，為什麼也出現了利益衝突和逆全球化潮流。國家之間的訴求一定是有差異的。當年的歐洲的全球化已經走到歐元區這麼高的水平，但還無法實現更進一步突破。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歐元區貨幣能統一，但財政統一不了，因為財政政策的統一是超越國家主權的。

可見，如果民族國家的框架仍然存在，超級全球化的理想就無法實現的。如果超級全球化做不到，那麼，在去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烈的時候，民族國家間的相互競爭一定會成為主流，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機制一定會出現。這跟我們過去理解的世界——一個整體、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再看看俄烏衝突，基輔羅斯曾是整個俄羅斯文化的發祥地，是俄國和烏克蘭文化的共同源頭，而且在30多年前，俄羅斯和烏克蘭還是一個國家；當年蘇共的很多領導人都是烏克蘭人，比如勃列日涅夫。

但是這兩個國家現在陷入了戰爭狀態。而且在俄烏衝突以後，俄烏雙方的支持者之間還發起以規則為武器的制裁，世界進一步碎片化。如果這麼競爭下去，過去我們説的全球化規則可能就蕩然無存了。

觀察者網：國內外一些關於中美競爭的描述，很多時候將其上升到意識形態，甚至描述成主義之爭。不過您還是更多的認為這是逆全球化潮流之下，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

**曹遠征：**我想討論的問題不侷限於國家層面，它是全球化安排還存在不存在的問題。全球化是全球形成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治理體系，將來會不會退化到以實力為原則的雙邊或單邊的治理安排？如果全球化基礎不存在了，就會退回到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

以實力為原則的治理安排我們見過，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前就是這種安排。所以我特別能理解2021年在中美談判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説的那句話：“你們在中國面前沒有資格説，你們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以實力地位説話，那就誰的拳頭大，誰有道理，這就是強盜邏輯！

觀察者網：您認為現在似乎又回到那個狀態了？

**曹遠征：**對，所以這是我們最擔心的，未來的世界，會不會退回到一戰前的秩序了？而一戰前的世界秩序，我們中國人的理解就是“列強時代”。這是問題的實質。

美國的貿易逆差是關税無法克服的

觀察者網：自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對美貿易的雙順差局面持續了很長時間。您提到中美貿易順差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因而，是關税壁壘無法克服的，您舉了幾個例子：比如匯率升值、控制出口配額、公平貿易等等政策，都沒有減少中美順差，在特朗普的上一任確實如此。不過，中美貿易順差在拜登上台這幾年下降了，只不過墨西哥等國對美的順差增加了。如何解釋呢？

**曹遠征：**美國現在要給墨西哥徵税，要給加拿大徵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快要名存實亡。我想説的是，我們已經不能從兩國關係來討論問題了，而是要以全球化視野來討論問題。全球秩序安排正在出現新變化，這是問題的深刻性。

我們不能將美國視為一個普通國家。它過去是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現在它不願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或者至少不願意免費提供。自由貿易變成價值觀貿易了，跟誰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全球陣營化開始出現了，這是問題的實質。

回到中美貿易逆差，為什麼關税無法克服？美元之所以能成為國際貨幣，是因為美國在國際收支中存在逆差；美國作為全球國際貨幣的提供國，它要履行國際流動性義務，它手上必須大量持有美元，才有可能維持國際貨幣的地位。美國的逆差是天然的，它不僅對中國產生逆差，也對其他國家產生逆差。只不過碰巧中國是它最大的順差擁有國，也是它逆差的主要產生來源。

所以中美貿易順差局面，僅僅靠中國匯率升值是解決不了的，靠出口配額限制也是解決不了的。

但是，中國的自主平衡已經卓有成效。2010年二十國集團(G20)首爾峯會的參考性指南要求，順差國經常項目盈餘和逆差國經常項目逆差不超過GDP的4%。所以你會看到，2007年，中國的順差佔GDP比重大概在10%左右。從那以後中國在不斷地擴大內需，2018年的時候，這個比重到已經下降至不到1%。在疫情期間因為中國的生產恢復得好，所以出口和順差又在增長，但目前也不超過2%。也就是説如果要求全球經濟再平衡，中國表現是最好的。

美中商品貿易逆差1992-2023變遷（左）和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國分佈（右）

但是美國的逆差始終減不下來。我想特別強調，減不下來不是美國的原因，是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的主導國，它一定是出現這種局面的。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要退羣，退羣就意味着美元不想再做國際貨幣，不想承擔國際義務了。

只要美元是國際貨幣，它一定會有逆差。因為很簡單，如果沒有逆差，美國手上沒有美元，就是流動性危機了。2008年出現的問題就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美元不能向全球補充流動性，全球的貿易幾乎做不下去了，因為沒有支付手段，沒有錢。

所以，特朗普就職之後如果要推行去全球化的安排，它不僅僅是個關税問題，它是一整套制度的問題。

以美元的錨定資產為例。現在美元的發行基礎是美國國債和石油。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佈雷頓森林體系1944年建立的時候，美元是跟黃金錨定的，一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美元跟黃金掛鈎，各國貨幣跟美元掛鈎，從而形成一個固定匯率制安排，這構成了當年全球穩定增長的制度體系基礎。1973年以後，美元跟黃金脱鈎了，但美元依然是國際貨幣。美元的錨轉變成為美國的國債和產油國的石油。

現在美國的債務已經高達36萬億美元，金融體系高度膨脹，而實體經濟又很虛弱，凸顯全社會資金已經高度錯配，所以人們擔心美國還可能會爆發金融危機。特朗普也擔心債務的無限制膨脹，所以特朗普大談比特幣，聲稱要將比特幣列為美國戰略儲備資產。如果這樣，將來美元或許也可能以比特幣為錨，那麼美國債券就會出逃，這是國際社會擔心的問題。

國際貨幣體系正在出現新的變化，這是美國去全球化、美元不再想承擔國際義務、國際責任的表現。如果是這樣，未來會是個什麼樣子？整個國際貨幣體現的規則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這就是特朗普説的美國優先，世界第二原則。”美國以外的事跟我們沒關係，你要叫我去幹，可以，拿錢來。”所以特朗普威脅要北約國家交保護費，否則美國就退出北約。美國過去是世界警察，是維持秩序的。如果美國不想當警察，這個世界會是什麼樣？其實我們今年已經看到，像巴以衝突，像現在的敍利亞政權更迭，美國已經開始袖手旁觀。這是問題的實質。

美國對中國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一帶一路”的意義凸顯

觀察者網：我們在來談談具體的中美貿易戰。您提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貿易戰沒有贏家。所以中國還是希望通過談判，爭取實現共贏。現在的形勢很明顯，中美貿易戰不是中國打不打的問題，而是如何打，如何迎戰的問題。您認為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貿易戰變局會是什麼樣的？

**曹遠征：**看世界當前的變化就會發現，如果説過去我們還有選擇，現在已經沒有太多選擇了——必須擴大內需，這就是為什麼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全方位擴大內需”。

第二，出口在中國佔着比較重要的位置，中國出口佔全球比重已經達到14%以上，佔全球的七分之一。全球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也就是説未來中國想在出口上提高份額是基本不可能了。

第三，美國對中國的重要性正在下降。6年前，中國對美的出口額在中國出口市場中排列第一位，現在已經下降到第三、第四了。而且在對美出口快速下降的同時，中國對東盟、對非洲、對拉丁美洲的出口都在快速增長，“一帶一路”上的增長超過了兩位數。

可以看到，對美國出口的下降是憑藉“一帶一路”和對亞非拉國家的出口增長來填補的。但核心問題是，中國已經在全球出口份額中佔了這麼高的比重，想再提高難度是比較大的，因此擴大內需就是必須的。

觀察者網：您在特朗普上一輪發動貿易戰時做過測算：美國對中國進口約500億元產品加徵25%關税，儘管對中國出口額的影響為270億到500億美元，但對GDP的影響僅為0.2%-0.5%。然而，對就業的影響會比較突出，有50萬-80萬人會受到影響。而中國對美國的反制，尤其是對美國農產品的反制，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物價，而且可能會影響大豆等產品的供應。那麼，在您看來，特朗普2.0時代的中美貿易戰，中國面臨多大的壓力？

曹遠征：首先，即使我們把美國加徵的所有關税全部算上去，大概對GDP的影響也不到1個百分點。但是目前，怎麼加？什麼時候加？加多少？這本身還是未定的。

其實這分成兩個部分，如果美國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那加關税水平就是42%。從2018年至今，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平均加關税將近20%。這兩個關税疊加在一起就是60%。

最惠國待遇要經過美國國會討論，能不能獲得批准還是一個問題，而且什麼時候批准也是一個問題，批准以後是永久取消還是分年度談判又是一個問題。因此你現在很難説加關税對未來的影響是什麼樣的。正因為存在不確定性，所以我們需要一些確定性的東西，那就是擴大中國的內需。

如果就從中美兩國來講，現在所謂的全球競爭其實就是看誰能主導世界市場。為什麼全世界的商品都賣到美國去了？因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更何況美元是國際貨幣，因此你到美國去做生意，還能獲得硬通貨。美國人也很簡單，你跟我關係好，你到我家來做生意；你跟我關係不好，你不能到我家來做生意，這就叫制裁。

中國現在有4億中產，未來可能還會再增加4億。到10年後的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那麼中國的消費市場就會超美國，成為更大的可持續增長的市場。如果這個市場對全球開放，為全球所共享，中國就能引領世界，這就是上海進博會、海南國際教育博覽會、北京服務貿易博覽會設立目的。

習主席説得很清楚，“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全球最缺的資源就是市場，中國的市場在持續擴大，為世界所共享，這是中國對世界的理解，這就是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它跟過去的秩序安排截然不同。

“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享”，把發展作為主題。第一就是要共商，與大家商量着辦，這是中國中庸之道的哲學原則。為什麼中國要重提絲綢之路？因為從全球來看，歷史上的各種商路早就有了，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只有絲綢之路持續了2000年。這條路上有不同的文化和種族，且戰爭持續不斷，但始終有貿易存在。所以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不要帶有價值觀，有什麼事坐下來商量、妥協、談判，最終總能達到一個結果，這就是共商。

第二就是共建，這也是中國的理念，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很好的實踐。我們知道窮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儘管富了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至少能夠為解決問題帶來條件，所以發展是硬道理。既然發展是大家的共同目標，那麼大家共同想辦法，這叫“共建”。

第三就是共享。大家知道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要想富先修路。正好中吉烏鐵路要動工了，這條鐵路經過新疆喀什，途經吉爾吉斯斯坦，再到烏茲別克斯坦的安集延，並且直通裏海、黑海。將會是中國唯一一條不通過俄羅斯，溝通中東和南歐的鐵路。再看看今年泰國通往老撾的鐵路——泰老鐵路和也已經與中老鐵路接軌了，這就意味着從新加坡開出的火車，通過中老泰鐵路來到昆明，然後經過喀什，可以一直開到阿姆斯特丹。

2024年12月27日，在吉爾吉斯斯坦賈拉拉巴德舉辦中吉烏鐵路項目啓動儀式。 吉爾吉斯斯坦媒體

過去為什麼海洋經濟如此重要，是因為海運成本最低，所以經濟發展都在沿海發生的。內陸為什麼窮？就是因為運輸成本過高。但是如果能把鐵路建起來，“陸鎖國”就能變成“陸聯國”，那麼經濟發展格局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基於這種變化產生的結果，那就是共享。共享可以説是全人類的理想，而且和中國哲學的“美美與共、和諧共處”高度契合。

2017年9月第71聯大會議上，中國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治理理念已被聯合國接受，成為改善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的新理念。這樣的治理體系同過去以多邊化為特點、按規則進行治理的體系不同。過去的治理體系是不包容且單向的，認為發達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明天，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就一定要按着發達國家的經驗發展，於是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就成了鐵律。如果不按這個鐵律發展，那就是離經叛道，就是“另類現代化”，是需要制裁的。

正因為這樣，現有的治理體系是不包容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但是我們發現，世界的發展是多線條的，它並不是單一的。中國的哲學是“美美與共”，這就跟過去的治理理念產生了重大沖突，這是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核心問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新的治理理念、治理規則和治理安排，而“一帶一路”正是這一新理念的實踐，它不僅對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也是對國際治理新理念的重要探索和貢獻。

捍衞全球化，要總結中國自己的發展經驗

觀察者網：在美國“小院高牆”層層加碼，顛覆現有經濟全球化底層邏輯的背景下，為什麼中國還要堅持經濟全球化？既然要捍衞經濟全球化，在此基礎上，為改善全球治理，除了一帶一路，更具體地，我們還有哪些重要的抓手和突破口？

**曹遠征：**中國全力捍衞經濟全球化，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構，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為造出來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

經濟全球化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不僅推動了經濟高速成長，而且使經濟深深融入世界。目前牽涉國計民生的許多大宗商品，如石油、大豆、飼料等中國都依賴進口，以投資貿易自由化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因此成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所在。

除了一帶一路，就像之前提到的，全方位擴大內需是一個持續的歷史過程。在市場的持續擴大中，繼續推進制度性對外開放，使中國市場為全球所共享，那麼中國就在影響世界，中國就在擁抱全球化。

制度型開放以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等為主要內容，通過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塑造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優勢，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比如説低碳，特朗普要退出《巴黎協定》，而中國恰恰在低碳議題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堅持低碳的發展，是符合全球人類利益，也是符合中國利益的。

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這就意味着對各個行業都有一定的低碳要求。而且中國的產能又如此之大，一旦有減碳的要求，都可能迅速商業化，“新三樣”的快速發展就反映了這個問題。

在2024年的北京高層發展論壇上，我和一位歐洲同行聊起歐盟對中國新能源車徵税的問題。歐盟給出的徵税理由是“產能過剩”。我們知道，只要是市場經濟，就一定有過剩問題，市場本身就是優勝劣汰的，那麼過剩的產能就一定是落後產能。但是新能源車是不是落後產能呢？至少歐盟不是這麼認為的，因為歐盟説到 2035年要禁止燃油車，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燃油車才是落後產能。

對方還提出一個問題，説他們是為了環保，所以要禁止燃油車；但是中國是發展新能源車的時候，順帶解決了環保問題，環保是發展新能源車的附帶產物。

COP29巴庫氣候峯會現場圖

這就引出了一個新問題——全世界都認為發展低碳經濟成本太高，但中國為什麼能把低碳經濟變成了發展紅利？大家知道，2009年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上，儘管各國已有共識要發展低碳經濟，遏制氣候變暖，但是所有國家都認為成本太高，所以發展中國家提出要求區別對待。現在15年過去了，我們看到在剛剛結束的巴庫氣候峯會上，大家還在爭論這個問題。但中國已經走出了另一條路，中國的新能源技術已經走到世界前列，中國的綠色金融也是發展最快的。

這就是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安排，這裏面有很多經驗是值得我們總結的。

討論中美問題，要注意一個陷阱

觀察者網：與南方國家加強聯繫，可能也是中國堅持捍衞經濟全球化的動作之一。剛剛過去的金磚國家會議上，金磚國家新儲備貨幣的呼聲再起，也有人説人民幣本身就具有金磚國家貨幣的潛質，我們的人民幣在IMF特別提款權SDR中的權重已經上升到12％了，等等。您怎麼看這種期待？

**曹遠征：**這種倡議要把人民幣變成南方國家的貨幣，那首先要問，中國是不是要承擔國際義務？中國要變成逆差國，這可以接受嗎？人民幣想成為國際貨幣始終要回答這些問題，這不是民族主義情緒可以解決的。

我是人民幣國際化最早的參與者，但我們現在不怎麼討論這一問題了，因為我們發現，人民幣要成為國際貨幣有三個前提：第一，必須是可自由兑換貨幣；第二，必須要有穩定逆差形成機制；第三，必須在金融上深度開放，利率覆蓋整個世界，中國人民銀行成為全球中央銀行。但這樣的結局肯定是重蹈美國的覆轍，這是主權貨幣本身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這三個條件中任一條的實現都不簡單。就以穩定的逆差形成機制為例，中國的高額順差要變成逆差，意味着失業問題會非常嚴峻。

我們討論中美問題的時候，要注意，這裏面有個陷阱。為什麼這麼説？我們越這麼表達，就越容易被誤解成“中國對全球有野心”，他們認為爭奪領導權是中美衝突的本質。

而我們認為，中美衝突的本質，更多的是對世界的理解不同，而不是領導權的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擔心，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不想當全球領導，怎麼辦？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領導，世界會變成什麼樣？中國人有沒有能力去當這個領導？如果沒有能力，那世界一定是碎片化的世界，這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千萬不能有很強烈的民族情緒，這不是對待中美問題的科學態度。中美問題應該放在全球化的角度去討論，因為這不僅僅是兩國的關係問題，這是一個世界秩序的安排問題。

而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應該是，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誰能引領世界科學技術前沿，這是中美博弈最核心的問題。中國的發展是在全球化的架構下進行的，現在這個架構要被拆掉，我們該怎麼辦？是我們創造一個新的架構，還是繼續捍衞原有的架構？這是中國的選擇問題，美國説了很多次，要和中國戰略性脱鈎，那麼中國要不要脱，如果不脱怎麼辦？

我們的輿論總討論説美國怎麼樣，其實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怎麼做。

中國不能迷失方向，不能看美國的眼色行事

觀察者網 ：對。您提到，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 把國內的事做好，保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是應對中美貿易戰的根本舉措。

一方面您提到，中美競爭是世界性的，涉及到如何看待世界，核心是全球治理的理念。同時，您又提到中美競爭其實只是，3.3億人的中國與美國的競爭！因此，可以説是，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捲入這場所謂的世界性競爭，是嗎？您認為，中美博弈的結局，是世界消費市場的轉移，中國而不是美國，下一步會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怎麼去理解這種可能性？

**曹遠征：**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句描述，就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在全球歷史上從來是沒有的。發達國家總共37個國家，人口只有10.8億，而中國一個國家就有14億人口。在這個規模上實現現代化，對世界有什麼意義？這是個重大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一點，如果中國實現現代化，中國的消費能力和市場就會變成全球最大。如果這個市場向全球開放，中國就會取代美國變成全球消費中心，那麼由此中國就可以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國市場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圖為吉林長春桂林路的熱鬧場面 中國吉林網

在世界的變局中，我們看不清楚對方怎麼變，所以我們得把握住變化的方向，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因為中國的體量很大，中國本身一舉一動就在影響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能看對方的眼色行事。現在很多人都是看美國人的眼色，説美國人現在怎麼做，我怎麼應對，結果發現根本預測不了它，也控制不了它。

所以最後還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以自己的發展來影響它。如果中國市場處於全球最大市場，中國市場以制度性開放面向全球，比如海南自貿港，這就意味着中國市場為全球所共享，這樣就能吸引很多人到中國來做生意，來中國發展，那麼中國實際上就是在影響世界。

什麼叫國際政治？用毛主席的話講，“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而這個過程就是一個秩序重建的過程。

所以不在於金磚國家，不在於美國，不在於全球南方，在全球化被解構的過程中，各國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考慮，但是中國擁有如此大的體量，中國的任何做法一定會影響到別人。印度為什麼敢跟中國競爭？因為印度現在是人口最大的國家，完全有能力影響世界，這就是為什麼莫迪想把“印度”改名為“巴拉特”。

這個世界是碎片化的，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各國都有自己的主張。但我們千萬不能迷失方向，也不能人云亦云，所以官方提出了要堅持“四個自信”。

當前，最核心的是事情還是要全方位擴大內需；提高中國的居民收入，然後將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由4億擴大增加到8億。讓中國的市場在自然擴大的過程中，通過制度性開放為世界所共享，那麼中國的影響力自然就有了。當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就成了世界。

過去，中國的經濟不斷做大做強是依靠外需，現在更多是要依靠內需，形成新的發展格局，即雙循環，以內循環為主，帶動外循環、內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地需要全方位擴大內需，這是最核心的問題，也是我最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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