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想象在科幻文藝中的百年演變

編者按

前幾期，我們曾探討人工智能作為工具如何介入文藝創作。事實上，人工智能本身也是文藝尤其是科幻文藝創作的一類耀眼題材。一方面科幻作品展示着智能發展的奇崛想象，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又把想象變為現實，同時又激發起創作者新的想象力。文藝與技術的雙向賦能，共同構築了科幻創作的蔚為大觀。本期兩篇文章立足新的技術階段，探討人工智能在科幻文藝中的發展流變和形象塑造，敬請關注。

人工智能不僅是技術進步的象徵，更是探討人類主體性、技術異化與未來社會圖景的絕佳載體。科幻文藝對人工智能題材的重視，源於其對技術變革及其影響的深刻洞察。作品通過設想與人工智能共存的世界，挑戰我們對“智能”的定義，探索機器與人類、人與非人之間的界限，以及這些界限可能如何被重新定義。面對人工智能飛速發展並已然造成種種機遇和挑戰的現實境況，有必要重新梳理科幻文藝發展過程中人工智能想象的發展歷程。

一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作為一種新興的通俗文類，早期的科幻文學便已開始討論人造智能生命的存在境遇及其與人類的關係問題。在此時，科幻文藝中的人工智能形象往往被描繪為人類依憑現代科技創造出的某種“物件”，與其他工業產品並無本質區別。但與彼時因現代科技蓬勃發展而產生的樂觀主義不同，這一時期部分科幻作品對人工智能反而持有懷疑和警惕的態度。作為此時探討人工智能問題的主要陣地，科幻文學展現出人類對於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社會變革和倫理挑戰的初步思考。

英國作家瑪麗·雪萊在1818年創作的《弗蘭肯斯坦》被認為是科幻文學的先驅之作。小説的主角維克多·弗蘭肯斯坦是一位充滿野心的年輕科學家，在長時間的研究和實驗後，弗蘭肯斯坦用來自不同屍體的部件創造了一個人造生命體。這個“怪物”雖然外表可怕，但內心渴望愛和接納。怪物要求弗蘭肯斯坦為其創造一個伴侶，以結束它的孤獨。因擔心怪物種族的繁衍，弗蘭肯斯坦毀掉了正在製作的第二個生命體。這一行為激怒了怪物，它開始對弗蘭肯斯坦進行報復。在《弗蘭肯斯坦》的誕生年代，“人工智能”這一概念尚未被正式提出，但小説中對人造智慧生命及其科技倫理問題的探討對後世科幻文藝中的人工智能想象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樣，法國作家利爾·亞當創作的《未來夏娃》則描繪了一個由科學家制造的完美女性形象。當小説主人公與機器人相處後，他開始質疑自己對她的感情是否真實，以及機器人是否真正擁有靈魂。

總體而言，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形式，科幻文學已經開始探索人造智能生命的存在境遇及其與人類的關係。這些早期的科幻作品不僅提供了對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想象，也同時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於科技進步可能帶來的倫理和哲學問題的擔憂。它們提出了關於未來“成熟”人工智能可能面臨的孤獨、認同和情感需求等有關“主體價值”的問題，以及人類在與人工智能互動時可能遇到的道德和情感挑戰。

二

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經過眾多作家的共同努力，特別是美國出版商的大力推動，科幻文學進入了所謂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的科幻作品對人工智能的探討也達到了新高度。美國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是這一時期最具影響力的科幻作家之一。他在小説集《我，機器人》中提出了“機器人三定律”，為人工智能倫理學奠定了基礎。這三條定律包括：第一定律，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個體，或者目睹人類個體將遭受危險而袖手不管；第二定律，機器人必須服從人給予它的命令，當該命令與第一定律衝突時例外；第三定律，機器人在不違反第一和第二定律的情況下要儘可能保護自己的生存。阿西莫夫提出的“機器人三定律”不僅在科幻文學中產生深遠的影響，也為現實中的人工智能研究所廣泛討論和引用。

此外，科幻電影在這一時期也有了長足發展，新興的視覺媒介為人工智能想象提供了新的表現形式。例如，在電影《大都會》中，城市統治者弗雷德森僱用了瘋狂的科學家羅特旺，製造出革命青年瑪麗亞的機器人複製品，希望利用它來煽動工人暴亂，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在電影中，“人工智能”首次以人形機器人的形象出現，展現了人工智能技術可能被權力者用於不當目的的風險。在里程碑式的科幻電影鉅製《2001：太空漫遊》中，高智能電腦HAL9000展現了AI的複雜心理。在前往木星途中，HAL9000電腦錯誤地認為船員們正試圖關閉它，於是，它開始採取行動保護自己，以致謀殺了三名冬眠的宇航員。最終，主人公發現真相，在與HAL9000進行了緊張的對決後成功將其關閉。

“黃金時代”的科幻作品通過多樣化的敍事和視覺表現，開始超越早期科幻文藝對人工智能的片面想象，着眼探討人工智能與人類社會的複雜關係，包括人工智能的創造者責任、自主可能，以及它們在人類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但是在發展過程中，這個時期的科幻生態對創作的種種標準化要求逐漸桎梏科幻創作。科幻創作者與讀者開始意識到，“黃金時代”科幻中的那些通俗故事在飛速發展的現實面前既缺乏現實感，又喪失了新奇感。當時科幻文學作為通俗文學，也不受主流文學界重視。以上多重因素疊加導致科幻文學變革。1965年夏，作家兼編輯家米切爾·莫考克出任英國《新世界》雜誌主編，開始鼓勵科幻創作將寫作手法接近主流文學表達方式，並開始融入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1968年，英國編輯家朱迪·梅麗爾正式將一部科幻選集命名為“新浪潮”作品。科幻文藝的“新浪潮”時代正式到來。

三

在“新浪潮”時期，科幻文藝中的人工智能想象經歷了一次重大轉變。這一時期，隨着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科幻作品中的人工智能開始被賦予更加接近“智能”的特質。這一時期，以美國作家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遊者》等作品為代表，賽博朋克文學興起，人工智能與網絡空間之間的關係開始受到科幻文藝的關注。這些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展現出某種反叛意識，對人類社會的傳統秩序提出了挑戰。賽博朋克文學中的人工智能形象，往往與黑客、網絡空間等流行元素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現象。

在這一時期的科幻電影中，人工智能的形象也經歷了多樣化發展。《星球大戰》《星際迷航》等系列電影中的AI角色，開始展現出獨特的個性和情感，不再是簡單的“工具”。與此同時，一些科幻電影如《西部世界》《異形》，則選擇將人工智能描繪成某種恐怖的威脅，反映出人類對於技術失控的恐懼和擔憂。此外，《銀翼殺手》通過複製人的形象，探討了人工智能與人類之間是否存在本質區別；“終結者”系列則展示了一種極端的人工智能形象——天網，它試圖通過消滅人類來保護自己。科幻創作者探索更加複雜和現實的人工智能議題，如人工智能的自主可能、情感、道德和哲學問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這一變革提供了技術基礎，使得人工智能在科幻作品中的形象更加豐富和立體。

四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人工智能技術進一步發展與所謂“人機共生”現實的到來，科幻文藝對人工智能的描繪走向了多元發展的階段，諸多作品着重探討了人工智能的存在意義、本體論價值以及與人類之間可能達成的某種共存未來。在科幻文學領域，美國作家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系列和英國作家石黑一雄的《克拉拉與太陽》等作品，不僅深入探討了有關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還提出了關於人工智能與人類共生的未來設想。

在“海伯利安”系列中，人工智能被稱為“內核”，它們不僅在科技發展和產業維繫方面超越了人類，甚至對詩歌等藝術領域也有所涉獵。人工智能與人類的關係在“海伯利安”系列中呈現出一種共生和相互依存的狀態。石黑一雄則在《克拉拉與太陽》中設想了一個高度依賴人工智能和基因編輯技術的未來社會。故事的主角克拉拉是一個專為陪伴兒童而設計的太陽能人工智能機器人，她的故事圍繞着一個名叫喬西的病重女孩展開。儘管她對喬西的愛是無私和深刻的，但這種愛是建立在她的程序和設計之上的。最終，隨着喬西的康復，克拉拉被閒置。石黑一雄通過克拉拉的視角，探討了人類在科技高度發展的社會中如何面對自身的脆弱和孤獨，以及人工智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科幻電影方面，從《黑客帝國》到《攻殼機動隊》的一系列作品，不僅想象了人工智能技術的潛在能力，還探討了未來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社會變革和倫理挑戰，將人工智能的銀幕形象推向了新的高度。進入21世紀，電影如《我，機器人》《變形金剛》等，通常將人工智能角色賦予更加豐富的情感和個性，使它們成為故事中的關鍵角色，與人類角色共同推動情節發展。2010年以來，隨着電影特效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在電影中的形象更加複雜和立體。例如，《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中的奧創和《機械姬》中的AI，不僅展現了人工智能的高級智能和自主意識，還揭示了它們對人類的潛在威脅和挑戰。

可以看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工智能想象不再是單一的科幻概念，而是成為文化、社會、倫理和哲學探討的重要載體。在探討“近未來”的人機關係時，這一時期的科幻作品常常將人工智能置於道德和情感的十字路口，由此思考所謂“人性”是否具有獨一性，以及人工智能能否擁有或模擬出與人類相似的情感和意識。除此之外，這些作品也積極思考關於人工智能權利和地位的問題，探討在一個由人工智能輔助或主導的世界中，人類如何保持其獨特的“人類價值”。

五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文學走向復興，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工智能想象。葉永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是“新時期”極負盛名的科幻小説，通過小記者小靈通的視角，展示了一個充滿科技奇蹟的未來世界。魏雅華《我決定和機器妻子離婚》則以一種獨特的視角探討了人工智能與人類情感的關係：機器妻子的順從和忠誠最終導致了丈夫的自我毀滅，這不僅對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定律”提出了疑問，也反映了人工智能在情感和倫理方面的複雜性。

進入新世紀，中國科幻進一步發展，逐漸產生世界影響，其中有關人工智能的想象也走向多元。劉慈欣在科幻鉅著《三體》系列中塑造了三體世界對地球科技實行封鎖和監視的超級人工智能——智子，其形象指向的是外星文明對地球文明的威脅。而在由劉慈欣短篇小説《流浪地球》改編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系列中，超級人工智能MOSS是相當重要的角色。MOSS的核心目標是延續人類文明，它通過精確的計算和預測來輔助或執行“流浪地球”計劃。可以説，MOSS的形象設計和行為模式提出了關於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和人類控制權的邊界問題。

在劉慈欣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中國科幻作家將創作視野投向了人工智能問題。陳楸帆的《荒潮》通過描繪一個電子垃圾污染嚴重的小鎮，探討了人工智能與生態危機的關係。小説中的“小米1”是一個由病毒引發的“後人類”存在，它在揭示科技對環境和社會影響的同時，也反映了人工智能在生態問題中的雙重角色與作用。寶樹的《人人都愛查爾斯》則以虛擬現實和直播經濟為背景，探討了人工智能在娛樂產業中的應用。

2023年，一部聚焦“近未來”人工智能技術飛躍的網絡科幻小説《造神年代》受到業界關注。小説通過兩個超級人工智能的形象，探討了未來超級人工智能誕生的條件與可能，以及在此背景下人類與超級人工智能的共存可能。小説不僅在科幻文學與網絡文學內部開啓了新的創作方向與可能性，更直指“近未來”可能出現的人工智能衝擊。

人工智能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僅改變了我們對技術的認知，也引發了對人性、倫理和未來的深刻反思。科幻文藝發揮着“預言”與“寓言”的雙重作用，持續啓發我們對未來的想象以及在現實中的實踐。可以預見，作為探討技術與人類關係的重要途徑，科幻文藝中的人工智能想象，將繼續在文學、電影和其他媒介中佔據核心地位。未來，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科幻作品將更加深入地探討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識、情感以及與人類共生的可能性，並激發我們對技術發展負責任的思考和行動。

（作者：李廣益、童博軒，分別系重慶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