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美國大選，歐洲為何緊張

10月中旬，中國和德國媒體機構的代表在柏林舉行對話，我注意到兩個國家的與會者多數希望美國大選給世界帶來穩定。相較而言，德國媒體代表對美國大選的話題更為關注。

希望美國大選給世界帶來穩定，是人們在經歷了太多國際動盪和危機之後的願望，這其中也包括美國大選本身引發的動盪，2016年華盛頓權力轉移留給世界政治的影響令人難忘。歐洲有句話，“還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就成了現在的樣子”，人們要適應非常態的變化，這是我們所處世界的特點，用德國總理朔爾茨的話説就是“時代轉折”。這個時代轉折的複雜性在於，它不是僅僅朝一個方向直線變化，而是反覆越過邊界，無序地變來變去。變化本身不變，但每次變化都有獨特之處。

在和歐洲朋友的交流中，我明顯感受到，歐洲對美國大選的焦慮。這是有理由的。歐洲面臨的壓力很可能將是巨大的。俄烏衝突之後，這個大陸比冷戰後任何時候在安全上都更依賴美國。而大選之後的美國，或許並不想承受這樣的依賴，除非歐洲付出巨大的代價。這意味着歐洲在安全政策上離獨立自主的理想越來越遠。俄烏衝突未來怎麼走，是歐洲人相當關心的。直到現在，歐洲仍然認為，美國是歐洲可以信賴的安全保障者。這的確不可思議。美國長期被認為是國際秩序的警察，是歐洲安全的保障，但歐洲還是爆發了血腥的衝突，也深受中東戰場的困擾。這兩場衝突，美國都是關鍵一方，也是如何結束衝突的一支決定性力量。

儘管中國一再表明沒有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願望，華盛頓還是把中國視為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挑戰和威脅，將中美關係定義為戰略競爭，對中國在科技等關鍵領域進行極限遏制，並聯合盟國在全球範圍內阻礙中國的發展。美國最終的目標是保持自己在全球的絕對霸權地位，它認為中國應該是個服從者，像歐洲一樣。對此，相互對抗的美國國內各大政治力量有着高度共識。回顧歷史，歐洲、日本、蘇聯曾經是美國爭奪世界霸權道路上應對過的強大力量，後者或者被美國征服，或者在美國面前屈服。美國採取了不同的戰略：對歐洲實行分而治之和部分軍事佔領，對日本實行全面軍事佔領，對蘇聯則開展冷戰，最終致使蘇聯瓦解。

美國認為，可以用對付蘇聯的戰略“競敗”中國，這是它對華開展“制度競爭”的出發點。對於跟這樣的美國發展關係，中國的態度一如既往，用中國戰略界的話説就是：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準備，做最大的努力。中國希望中美可以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兩國關係可以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當然，這是北京的願望，華盛頓將如何應對？不管是什麼方式，在經歷過中美關係幾番波折之後，北京已經把安全和發展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時代變了，基於主權國家的焦慮也應改變。氣候變化加速惡化跨越邊界，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災難，也只有各國共同努力才能夠應對。時至今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協定、巴黎協定等為此奠定了有約束力的基礎，寄託着人類的希望。美國大選可能對此形成挑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再次退出巴黎協定，甚至拋棄氣候變化框架協定，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要再度振興化石能源，反對各國大力推動的風能、太陽能和電動汽車。如果果真如此，這對世界各國的去碳化努力無疑將是個噩耗，是對人類共同安全的威脅。各國，包括歐洲應該為此焦慮。（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