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行·長江之歌｜青銅文明：萬里長江，“青綠”寶藏
【源流*·*長江】
對話嘉賓：
*孫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三星堆研究院學術院長
*徐長青：*江西考古學會理事長、江西省博物館二級研究員
*萬俐：*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南京博物院二級研究員
*曾攀：*湖北省博物館陳列部主任
王育茜：安徽博物院副研究員
3000多年前的一天，陽光灑在成都盆地的丘陵上，一羣人正在將一尊巨大的青銅立人像抬進神廟，人人心懷虔敬。若干年後，這尊巨大的銅像會被放進一座祭祀坑長久埋藏，並在千年後被考古學者重新發現，定名為“三星堆青銅立人像”，成為見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國之重器”。
如果説1萬年前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持續推進了農耕文明，是物質文明的基礎；那麼，兩三千年前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以其發達的冶鑄技術、複雜的禮器制度，逐漸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為主，相互借鑑又獨具特色的青銅文化體系，開啓了長江流域的青銅時代，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精神標識和載體。
行走於長江兩岸，聆聽幾千年前青銅的回聲，透過複雜的青銅紋飾，我們看到了祖先精湛的鑄造技藝、文化信仰和藝術創造及審美精神，看到了青銅文明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長江上中下游之間如何相互融合、互相影響，它們共同架構起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幷蓄的文化主體。
傳承文脈，觀知未來。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加強對青銅器文物的保護研究和宣傳闡釋，更好激發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對偉大祖國和中華文明的熱愛。本次【文化中國行·長江之歌】對話長江行動，我們邀請長江上中下游專家學者一起探討青銅文化，走進歷史深處，理解“中國何以中國”。
浩浩長江水，孕育多彩青銅文明
長江文化觀察團：長江流域是我國青銅文明的重要分佈區域，近幾十年來，長江沿線有哪些重要的青銅器考古發現，各有什麼特點？
*孫華：*在長江上游，最引人注目的重要青銅器羣當時是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青銅器，這是世界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1986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三星堆遺址兩個埋葬坑，出土了青銅凸目尖耳神面、青銅大神樹、青銅大立人像等大量精美文，揭示了一種全新的青銅文化面貌，也使得國內外學術界對三星堆的認識上了一個新台階。2019年以來，四川的考古學家又發現了六個埋藏坑，出土了包括象牙、青銅器、金器、玉器等更為豐富的珍貴文物。兩次考古發現證明，三星堆埋藏坑是特殊事件背景下，三星堆人將神廟內受到損毀的神像、人像和祭祀器具掩埋起來的遺存。
三星堆埋藏坑所在的三星堆遺址是迄今發現的長江流域西南地區所發現分佈範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古文化遺址。三星堆文化屬於該遺址的主體遺存，其年代在公元前1600至前1000年間，基本上與商代相始終。該文化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大量青銅器主要出現在三星堆文化晚期。在這個時期，三星堆古城已經通過擴建，形成了河流橫貫，北部為宮殿區、南部為祭祀區的城市格局。
*曾攀：*湖北擁有豐富的銅礦資源，大冶銅綠山遺址、陽新礦冶遺址證實湖北從商周開始就有了開採銅礦的歷史。湖北地區出土的先秦青銅器豐富多元，包括商文化青銅器、曾國青銅器和楚國青銅器等。考古工作者在長江之濱的黃陂發掘的盤龍城遺址，是商人在長江中游建立的一個軍事重鎮和礦產資源基地。盤龍城遺址出土大量青銅禮器，和商文化青銅器幾乎一致。1977年，在湖北崇陽發現的商晚期獸面紋青銅鼓，是存世的兩件商代晚期銅鼓之一，填補了我國早期銅鼓的空白。
1978年，隨着隨州曾侯乙大墓的發掘，一座先秦藝術寶庫被打開。出土的青銅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等共計6200多件。一個小諸侯國國君的墓葬能出土如此之多、如此之精美的青銅器，在考古史上罕見。此外，在對今湖北境內楚國、曾國、息國、鄧國等先秦諸侯國的遺址和墓葬的考古發掘中，我們也收穫了大量青銅器精品。
*徐長青：*1989年，江西考古發掘的新幹縣大洋洲鎮商代大墓，共出土475件青銅器，它們造型奇特、鑄工精湛、紋飾華美，反映了贛江流域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呈現出一個失落已久的“南方青銅王國”，它是繼河南安陽殷墟、四川廣漢三星堆之後，商代考古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發現。從大洋洲商墓、吳城遺址、牛頭城遺址等地出土青銅器造型特點、裝飾風格等分析，商中期前後，江西地區的青銅器一經出現，就達到很高的水平。
這種現象與區域內銅礦、錫礦的大規模開採密不可分。長江中游南岸、江西最北端的瑞昌銅嶺銅礦是迄今我國發現的一處時代最早、最重要的銅礦採冶遺址，發掘出豐富的採銅、鍊銅遺存，其採冶時代從商早期延至戰國早期。
*王育茜：*安徽長江沿岸有着豐富的銅礦資源，早在二里頭文化時期，青銅採冶活動就已開始，銅陵師姑墩遺址發現的青銅冶煉遺物——爐壁，反映當時已有熔鍊鉛、配製砷銅合金和熔鍊鉛錫等青銅活動。1972年肥西大墩孜遺址出土的銅鈴和銅斝，揭開安徽夏代青銅器的篇章。三官廟遺址發現的18件青銅兵器，風格多元，工藝高超，是夏商之際青銅器的重要發現，為夏王朝滅亡後的去向問題提供了考古學線索。
西周至春秋時期，安徽境內出土了羣舒、鍾離、蔡國、吳越等富有特色的青銅器，展現當時方國林立的歷史。戰國後期，安徽全境皆歸於楚。在安徽各地都發現了戰國時期的楚國墓葬。比如20世紀30年代淮南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眾多青銅器，包括著名的鑄客大鼎和楚王鼎，近些年考古發掘的淮南武王墩遺址，通過青銅器銘文已確認墓主為楚考烈王酓前。
*萬俐：*江蘇南部地區是吳文化的核心區域，吳文化是由華夏文化和土著“荊蠻人”文化相融合形成的區域性文化，鮮明的地方特徵體現在江南出土的吳國青銅器上。在寧鎮地區發現的吳國青銅器數量較多。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丹徒大港墩山西周墓中發現著名的“宜侯夨簋”，126字的銘文反映了西周康王時期分封“夨”到“宜”地，並賜給土地、奴隸的情況。在丹陽、丹徒、武進、溧水等地，考古工作者陸續發現了很多風格迥異於中原，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吳國青銅器。
吳國青銅兵器的複合劍、菱形暗格紋、劍首同心圓並稱為吳國青銅劍鑄造技術的“三絕”。南京六合程橋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銅劍，光澤如新，製作精美，尤其是圓形劍首內刻數道同心圓圈，細如毫髮，整齊精緻。在長江以北的蘇北地區，一些戰國窖藏和漢代墓葬中陸續出土一批製作極為精美的青銅器，如錯金銀鑲嵌絲網套銅壺、錯金銀銅犧尊、神獸紋銅牛燈等。它們廣泛使用鑲嵌、錯金銀、鎏金、鏤空和精密鑄造等工藝技術，製作極其精美，也是江蘇古代青銅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長江沿線，出土多少“國之重器”
*長江文化觀察團：*長江流域的各個青銅文明區域各自有哪些代表性的器物？
*孫華：*三星堆遺青銅器主要集中在埋藏坑中。這些銅器經過拼接和復原可以看出，它們分屬三個不同的器物羣：
第一個器物羣是三星堆人崇拜的神像羣。以兩棵青銅神樹和三具凸目尖耳銅神面像為代表。青銅神樹是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樹株最高的神樹，由底座、樹和龍三部分組成，採用分段鑄造法鑄造。兩棵神樹分別代表日出東方的“扶桑”和日落西方的“若木”，樹上棲息着的九隻鳥象徵九個太陽。凸目尖耳青銅面像則可能是神廟中人首鳥身神像，是包括太陽神或至上神的臉面裝飾。
第二個器物羣是表現三星堆祭祀者形象的人像羣，以青銅大立人像和眾多青銅人頭像等為代表，它們可能是三星堆統治階級的寫照。青銅大立人採用分段澆鑄法嵌鑄而成，高達262釐米，重180多公斤，是我國發現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銅造像。它頭戴高冠，衣上紋飾繁複精麗，整體形象威嚴莊重，可能是王者或者祭司。青銅人頭像根據髮型，可分為“辮髮人”和“笄發人”兩個社羣，可能分別代表世俗貴族集團和神權貴族集團。
第三個器物羣是三星堆人溝通人神的青銅祭器，以高大複雜的組合銅器最引人注目。這些組合銅器包括三件表現三星堆人駕馭神獸、馱着盛酒銅器去朝拜天上大神的銅器，以及一件表現天上大神的使者駕雲馱着空了的銅酒器從天而降，將受到大神賜命國王拖回人間的銅像，這些銅器神秘詭譎，精美絕倫，充滿浪漫瑰麗的想象力。此外，三星堆的青銅容器以尊、罍等為代表，也具有特色。
三星堆青銅器顯示，當時長江上游的鑄銅手工業已經有一定規模，鑄造技術與長江中游商文化及其地方類型如出一轍，但青銅藝術則有自己獨特的創造。
*曾攀：*曾國青銅器和楚國青銅器以工藝精美、紋飾繁複而著稱。出土於曾侯乙墓的曾侯乙尊盤是一套酒器，尊口、盤口和4個摳手均採用失蠟法鑄造，做成細密繁複、玲瓏剔透的鏤空紋飾。尊的頸部有4條圓雕的龍形裝飾，它們頭部向外，口吐長舌，身體也是由鏤空紋飾組成。尊體使用了34個部件，通過56處鑄焊連成一體，造型、裝飾、設計可謂鬼斧神工，是戰國時期青銅工藝的巔峯之作。
湖北省博物館的另一件鎮館之寶——曾侯乙編鐘由大小不同的扁圓鍾按照音調高低的次序排列，懸掛在巨大的鐘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長形的棒分別敲打銅鐘，能發出不同樂音。整套鐘體用渾鑄、分鑄法鑄成，代表了中國先秦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的最高成就。
*徐長青：*新幹大洋洲商代墓等級非常高，墓中出土了只有高級貴族才能擁有並使用的青銅鉞，其中一件更是重達11.4公斤，是我國考古中發現的“鉞王”。據推測，此墓埋葬的很可能是虎方國的首領。能夠代表新幹“南方青銅王國”的器物也出自此墓。
商代伏鳥雙尾青銅虎，為單體卧虎，重達6.2公斤，為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銅虎。在造型上，張口咧齒，獠牙外露，凸目猙獰，四足卧伏作欲縱之狀。背棲小鳥，尖喙圓睛，愜意安詳。虎鳥和平相處，極具特色。這件江西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虎形體大，造型奇特，形象生動，兼具勇猛霸氣與伏鳥柔情，將虎的神性和人對虎的崇尚之情表現到極致，具有強烈的地域特色。
同樣出土於新幹大洋洲商代墓雙面神人青銅頭像也非常奇特，頭部五官似人，卻有獠牙、圓目、闊鼻、尖耳和雙角，半人半神。頭頂有圓管可插羽冠，下端有方銎（插柄的孔）可插柄。此頭像神秘詭異，威嚴懾人，可能是巫師在進行祭祀活動時的重要道具，寓含着貫通天地的功能。
*王育茜：*安徽博物院館藏的青銅器中，1933年出土於壽縣李三孤堆的鑄客大鼎知名度最高。鼎是商周時期最重要的青銅禮器，是統治階級用來“明尊卑，別上下”的等級和權力的標誌。鑄客大鼎的鼎口平沿處陰刻銘文十二字“鑄客為集掇、伸啜、瞏腋啜為之”。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各刻“安邦”二字。“鑄客”是從其他諸侯國請來的工匠，説明戰國時期的工匠身份已比較自由。存世楚國青銅器中，鑄客大鼎最為雄偉，體量巨大，在造型設計上處處追求力量與氣勢的完美結合。
出土於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龍虎紋四環銅鼓座則是一件和鍾離國有關的青銅器，根據鼓座上的銘文分析，此物為鍾離公自用之器，是建鼓的鼓座。建鼓在古代常用於戰爭、祭祀、娛樂等場合，兩個鼓手相對敲擊，在戰場上指揮軍隊進退。
*萬俐：*地處江南的吳國工匠將中原青銅器與地方特色相結合，在器形紋飾等方面多有變化，呈現文化交融的嶄新特點。較有代表性是1976年出土于丹陽司徒公社窖藏的青銅鳳紋尊。主體為兩對大型鳳鳥紋，顧首相對，展翅挺立，眼睛作圓形凸起，目光炯炯有神。鳳鳥之間各有一隻雌雄相異的蛙紋，代表吳國前期青銅器的最高水平。
進入春秋時代之後，江蘇地區出現了很多造型獨特的吳國青銅器。比如，出土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的青銅鴛鴦形尊、出土於武進淹城遺址的雙獸首三輪青銅盤等，以及青銅鳳鳥紋兕觥、鳩杖、犧首匜等。
雙獸首三輪青銅盤是盥洗用的水器，聰明的工匠在盤的矮圈安裝三個可以轉動的輪子，前輪兩側各有一由底向上伸出的獸首，回首折向盤內，成為獨具匠心的曠世之作。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戰國錯金銀鑲嵌絲網套銅壺也是青銅重器，此壺又名“陳璋圓壺”，1982年出土於盱眙南窯莊。陳璋圓壺是一名齊國將軍伐燕獲得的戰利品，用兩條蟠龍交叉形成透空的青銅器紋飾，表面錯金銀紋飾極為華麗，結構非常複雜，與曾侯乙盤尊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謂先秦透空蟠龍紋青銅器的巔峯之作。
區域交流，推進華夏文明多元一體
*長江文化觀察團：*長江流域各區域的青銅文化是如何互相影響，呈現出哪些特色，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孫華：*三星堆文化與中原地區的商文化，以及長江流域其他區域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繫和頻繁的交流。三星堆遺址出土的一些青銅罍、青銅尊是商文化典型器類。其他看似三星堆獨有的青銅器上，也有一些紋飾模仿了中原商文化青銅器。或者與長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荊楚地區青銅器相似。
可以説，三星堆青銅文明既有吸收包容，也有創新應用。三星堆的先民並沒有對來自中原地區以及其他區域的鑄造技術和青銅藝術簡單傳承，而是融入了古蜀地區的獨特創造，大膽融入了人像、神像、動物等元素，產生了神樹、銅人像等造型誇張怪誕，充滿濃郁地方特色的器物，展現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創造力。三星堆青銅文化也因此呈現出鮮明的“複合文化”特徵。
作為長江上游地區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遺址，三星堆文化不僅豐富了中國青銅文明的內涵，也為中華文明貢獻了獨特文明基因，成為研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文明背景的重要物證，有助於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過程。三星堆遺址以鮮明的地域特徵和複雜的文化面貌，證明古蜀文明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昭示出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發祥地。
曾攀： 在湖北地區，商周早期的青銅器，如盤龍城發現的青銅器，其器類、組合、形制和紋飾都與商文化銅器相同，是中原商文化的產物。後期的曾國青銅器、楚國青銅器在吸取中原青銅文化的基礎上，呈現更多的荊楚文化特色，造型更精緻，紋樣更繁縟，工藝更高超，楚國後期採用錯金銀、填漆、鑲嵌等裝飾工藝，產生了靈動華麗的審美效果。
一些其他區域的青銅重器也出現在湖北地區，最為典型的是湖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越王勾踐劍。
此劍1965年出土於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墓主可能是戰國中期的楚國貴族悼固。越王勾踐劍的劍首向外翻卷作圓箍形，內鑄有極其精細的11道同心圓，劍格正面用藍色琉璃、背面用綠松石鑲嵌成美麗的紋飾，劍身滿飾黑色菱形幾何花紋。在劍身近格處有兩行八字的鳥篆銘文：“越王鳩淺自作用劍”。“鳩淺”即“勾踐”，説明它是越王勾踐的自用青銅劍，雖深埋於地下2400多年，出鞘時劍身仍寒光閃閃，毫無鏽蝕。
這件來自長江下游的寶劍，為何會出現在長江中游的楚墓中，目前有多種説法：一是認為它是越國嫁女到楚國的陪嫁品，二是認為是和戰爭、交流有關。吳越青銅劍現身長江沿線的其他諸侯國，反映各國之間交流的日益頻繁，對彼此的文化也在進行不斷地吸收和接納。
*徐長青：*新幹大洋洲青銅器屬於商代墓葬，出土的禮樂重器多達52件，大部分器物具有殷墟早中期特徵，可見深受中原殷商青銅文化影響。也有部分青銅器呈現出鮮明地方特色，揭示當地本已擁有悠久獨特的青銅文化傳統與青銅冶鑄技術。
比如，在大洋洲青銅禮器中，食器偏多，尤其是“鼎”佔半數以上，有大量扁足鼎，但在中原青銅器中扁足鼎反而相對較少；大洋洲青銅器特有一種“燕尾紋”，多飾於器物口沿、耳部等處，而在其他青銅器上較少見；大洋洲青銅器中的“虎”非常多，有多達56個老虎形象，大量卧虎形式裝飾的青銅鼎為江西獨有，表現了當地獨特的虎崇拜。
萬俐： 江蘇境內出土的最早的青銅器來自商代晚期，但數量較少。吳國統治江南地區後，發展出很多具有吳文化面貌的青銅器，新穎別緻。比如，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的青銅鴛鴦形尊，就是取材於江南水鄉特有的水鳥鴛鴦。在紋飾上，取材於江南原始瓷剔刺紋的棘刺紋是吳國青銅器特有紋飾。
長江流域的楚國、越國青銅文化對吳國青銅器也產生影響，這與吳、越、楚之間頻繁的征戰有關。交流融合過程中，吳國青銅器吸收了一些楚式青銅器和越式青銅器的特點。 1980年，在蘇州楓橋何山東周墓出土的“楚途盉”上有銘文“楚叔之孫途為之盉”八字。據考證，此銅盉原應為楚國貴族用器，很可能是伐楚入郢之戰時吳人掠回的戰利品，賜給了吳國有功之臣，死後以之隨葬。
宋元時期，江蘇、浙江、福建等地出現大量仿古青銅器，採用失蠟法鑄造工藝中的貼蠟法工藝。明清時代“蘇州造”仿古銅器在長江流域的流行，也體現了先秦時期的青銅技藝得到了有效的傳承和發展。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於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