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斯瓦蘭·辛格:戰略耐心是印中務實行動的答案
作者:斯瓦兰·辛格
經過4年多的邊境緊張局勢,印度和中國10月底就邊境問題達成了解決方案。這標誌着雙方開始了軍事脱離接觸的進程,並將恢復經過時間考驗的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的模式。10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印度總理莫迪在喀山舉行會晤。這是兩國領導人5年來首次正式的雙邊面對面會晤。作為此次會晤的一項主要成果,雙方同意發揮好兩國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作用。這一高級別邊界談判機制設立於2003年,最後一次會議於2019年12月在新德里舉行。
令一些分析人士感到好奇的是,這種邊境緊張局勢如何與不斷增長的印中雙邊貿易和各層級的定期互動共存,並在沒有第三方參與的情況下促成了和平的啓動?除31次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自2020年6月加勒萬危機以來大大增加頻率的22輪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外,人員流動,尤其是印度到中國的人員流動,如何保持基本正常?
無疑,這一時期印中貿易變得更加單方面。中國人獲得印度簽證需要經過層層審查,來自中國的投資需要額外審查和安全許可,但印中兩國外長仍繼續在多個多邊論壇上舉行會晤。今年7月,他們參加“上海合作組織+”阿斯塔納峯會和在萬象舉行的中國—東盟外長會期間兩次會面。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9月還在聖彼得堡會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雙方在外交和軍事方面進行着積極互動,促成了此次邊境問題解決方案的達成。
印中關係的變化,可以追溯到《新聞週刊》4月刊發的對莫迪總理的採訪。莫迪強調,“我們雙邊互動的異常情況可以被拋在身後”,並表示印中關係的穩定不僅對印度和中國很重要,而且對整個地區和世界都很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印中兩國第一次通過長期談判取得成果。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印度和中國一直圍繞邊境問題進行談判,並在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維持了“和平與安寧”。2017年的洞朗事件,最終於當年的8月28日達成脱離接觸協議,正好是2017年9月4日在廈門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之前。這一事件也沒有影響印中的雙邊互動。莫迪總理在2014至2019年的第一個任期曾5次訪問中國,並在2014年和2019年兩次接待來訪的中國國家領導人。
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了解這些矛盾如何共存,答案在於印中“戰略耐心”的文明範式。這恰當地作出瞭解釋,並確保了印中關係的大體穩定。
無疑,所有文明都強調耐心的價值。但這在很大程度上被定義為默默地等待,希望“時間”能治癒一切,並使情況隨着時間推移而變得更好。英文中“耐心”一詞源於拉丁語patientia,暗含痛苦、忍耐、剋制,帶有悲觀和軟弱的意味。這並不是印中文明對“耐心”的理解。延續至今的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已將“耐心”發展成為一種運用“等待時間”的藝術和科學,通過學習、適應和創新策略,為所有利益相關者提供持久的解決方案。
印中文明對“耐心”的理解,甚至將“擱置爭議”視為一種促進和平共處的可行性解決方案。新德里和北京對此進行了巧妙的實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正在持續的烏克蘭危機,美國牽頭成立了一個由50個國家組成的聯盟來支持烏克蘭,並切斷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幾乎所有聯繫,使和平談判變得不可能。
印中這種務實行為的答案在於它們的文明敍事,這種敍事以循環的方式闡釋了“時間”。“道”“陰陽”“無為”是中國哲學的重要概念,“達摩”“業”和“解脱”是印度哲學的重要概念。前者使中國人形成道、和諧和無為的行為方式,後者確立了印度人責任、行動和終極解脱的行為準則。這些哲學觀念通過將人的前世和來世聯繫起來解釋人生。
這些文化傾向被後工業化時代的歐洲帝國主義列強所利用,他們以此來征服那些擁有豐富文明的國家,摧毀這些國家的獨特藝術、工藝和知識傳統。印中文明的智慧在經歷數百年的屈辱後得以倖存,這是由於少數本地重要人士以及一些西方的印度學家和漢學家等,但更主要歸功於印中文明的內在力量。日益崛起的中國和印度正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偉大傳統和古老智慧。這越來越多地影響着它們的姿態和政策。
世界最近聽説“戰略耐心”,是關於奧巴馬政府的對朝政策。後來的安倍對華政策也被稱為“戰略耐心”政策,韓國的“陽光政策”也被這樣描述過。但所有這些都與“戰略耐心”的文明基礎關係不大。奧巴馬的對朝“戰略耐心”政策被特朗普的“極限施壓”政策取代,這更能代表西方追求強勢和出其不意的戰略文化。而印中“戰略耐心”文明範式將繼續存在,它不僅會指導兩國關係,而且可以成為國際關係的箴言。(作者是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