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在家雖然説台語，但台語是方言”

今年7月，筆者第四次到訪台灣地區。過去10年，由於旅遊、訪學、參加學術會議等緣故，筆者曾經到過台灣3次，時間總計近兩個月。每一次都能感覺到，和台灣民眾的交流，除去口音和一些用語的區別，在情感和認知上，我們的確是沒有太大隔閡的一家人。筆者也能夠體會到台灣民眾的善良和愛心，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熟稔。隨着瞭解的深入，對台灣的觀感也更加立體和複雜，筆者希望大陸民眾更多瞭解真實的台灣，也希望台灣朋友可以正視大陸的進步和變化，不再被過度的“優越感”“政治化”所束縛，共同推進兩岸的文化交流和民間交往。

台灣地區由於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發展路徑，形成發達與落後並存的社會風貌。在交通和餐飲等領域，這種矛盾現象尤為明顯。首先是道路交通管理混亂。台南過馬路的地方有斑馬線但沒有過街指示燈，在大轉盤過馬路時，因為既沒有過街天橋，也沒有地下通道，甚至連地面的斑馬線也沒有，行人只能冒着生命危險橫穿馬路。在台南一處有斑馬線而無過街指示燈，斑馬線的標識極不明確的地方，筆者親眼看見兩輛摩托車相撞。

在屏東縣恆春鎮的轉運站，筆者又目睹一輛轎車為了在雨天接人，竟然直接猛衝上人行道，幾乎要開進候車大廳才停下來的全過程。恆春鎮有針對外國遊客的國際化醫院，但路邊停車不受約束，大量車輛打着雙閃隨時停在路邊，隨時離開，給步行者帶來極大不便和不安全感。而人行道往往被商家或住户隨意截斷，或停放摩托車或堆砌雜物，行人只能走到車道上，人車混行。不論是在台北還是小鎮上，摩托車常常開到人行道上。

台灣鐵路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奠定的基礎，導致其候車習慣和大陸不同。“台北車站” 不設候車室，旅客可以憑票直接上站台，但站台的電子顯示屏不標識列車車次，只顯示始發站、終點站和發車時間，發生過多起西方遊客因為找不到正確站台而誤車的事。在這方面，大陸顯然對外來遊客更加友好，大多會由候車室分類並引導旅客，明確知道車次、站台再上車。

台灣餐飲的服務水準總體不高，菜品簡陋而量小，點菜方式五花八門。有的小餐館要顧客自己寫單給老闆，有的小餐館要顧客自己寫單壓在石頭下面，有的要求自己寫單並寫明桌號，有的要顧客像在銀行一樣從取號機取號，有的則要求掃碼下單……嘉義的一家四星級酒店竟然沒有提供完整中式菜餚的餐廳。

台灣多數餐廳的服務態度也不如人意。台灣人自己也承認，在很多餐館要“看老闆臉色”。台灣多數餐館都喜歡問“外帶還是內用”，如果回答“內用”，餐館人員似乎就顯得不耐煩，可能因為涉及餐桌服務、清潔桌面等瑣事，有的還不得不為“內用”客人臨時開空調。 總體看，台灣的餐飲服務質量已經遠遠落後於大陸，在餐廳裝潢、服務、菜式等方面也是如此。

台灣民眾的歷史認知，也表現得較為矛盾和曖昧。比如對待日本殖民。台南“台灣文學館”的文字介紹，強調日本殖民帶來的“殖民現代性”以及這種“近代文明”和以“經濟掠奪”為目的的“殖民體制”之間矛盾而並存的關係。 “國立台灣博物館”則承認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山地民族的最早分類和調查，並重新豎立第四任台灣總督、推動台灣現代化進程的兒玉源太郎的塑像。在“中國人”的一面，台灣很自然地把孫中山叫作“國父”。在長榮航空的登機口，日本沖繩被標識為“琉球（沖繩）”。在路邊一個“國際文物展” 招牌上，筆者看見“中國台灣”的字樣，也看見過帶有“台灣省”字樣的摩托車牌。

在台北故宮，由於是暑期，筆者見到大量在教師組織下進行參觀的小學生團體，在“中研院”還見到宜蘭縣的初中生參觀歷史文物展覽館，這裏有甲骨文、清宮大內檔案、 漢代居延漢簡等。在台灣人的認知中，所有的朝代、皇帝、文物，自然而然就是“中國歷史”，也即“自己的文化”的內容。我們可以質問那些主張“去中國化”的台灣人，這些中小學生難道是在老師的帶領下，專程來台北故宮和“中研院”歷史文物展覽館學習“外國曆史” 嗎？台北“忠烈祠”所呈現的中國現代史歷史敍事，僅僅是“台灣”的歷史嗎？聽聽一位二十多歲的台灣女孩怎麼説。她告訴筆者，在家雖然説台語，但“台語是方言”。（作者是美國阿勒格尼學院歷史系副教授、中國研究項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