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旦】哈茲姆·杜穆爾：共促全球治理更加公平公正

當今時代的全球治理體系正在面臨新舊交織、錯綜複雜的各種挑戰，導致國際機構及其治理機制疲於應對。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關的貧困、失業、社會撕裂等問題不再是橫在世界面前的全部風險。另外一些新的風險已經顯現，比如環境污染、難民危機、大流行病、氣候變化、糧食危機、過度依賴人工智能、地區衝突長期化以及核武國家之間衝突風險加劇等等。這些挑戰威脅着人類未來，對於這些挑戰與威脅的應對也超出任何單一民族國家的能力範圍。

鑑於國際社會在尋求應對這些挑戰的最佳方案時沒能進行充分合作與溝通，世界各國政界和學界都有人開始質疑當今全球治理體系的有效性，認為這個框架和體系不再能夠適應時代，不再能夠滿足應對新的威脅所需。面對這樣的現狀，我們必須提出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到底應該如何支持當下和未來的全球治理改革，以適應快速演進和更趨複雜的風險與挑戰？

為了找到解決方案，我們首先需要準確診斷當今全球治理體系存在的問題。這個體系是由國際機構以及相關規則、標準構成，要使有效達成和落實相關措施與方案的國際合作成為可能，就需圍繞該體系的這些組成部分達成共識。

當我們審視它的第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國際機構時，很快就會發現它們當下面臨的無力感。相關國際機構對於烏克蘭危機和新一輪巴以衝突的應對印證着這種印象，並加劇了國際輿論圍繞這些機構及其作用的討論，特別是在人道主義和經濟領域。事實證明，在聯合國相關人道機構層面達成的國際共識，尚不足以充分滿足加沙民眾所需。國際司法機構也是如此，迄今依然無法在停止這場衝突或者至少是減少平民傷亡方面落實一些更為有效的決策。

第二個基本組成部分是使全球治理體系得以運行的那些規則。在這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國際社會尚未就此達成一致性或普遍性的共識。尤其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不滿，越來越多國家呼籲對其中一些規則進行重新審視、更新以使其發揮應有作用。

但問題是，不少西方發達國家至今仍然在以20世紀90年代的眼光看待全球治理規則問題，其背後根源是基於地緣政治考量的現實主義以及護持霸權、鞏固優勢地位、繼續主導世界的算計。這些國家持此態度，很大原因在於未能認識到必須調整或重新確定事務優先次序才能有效應對國際舞台上正在出現的問題與挑戰。這種態度的結果，則是導致相關應對舉措變得複雜，擾亂國際合作框架，並使制定應對這些挑戰的全面戰略舉步維艱，同時還加劇了衝突和地緣政治對抗，使世界暴露在挑戰與威脅面前，變得分裂和脆弱。

作為全球治理體系的第三個基本組成部分，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標準是使前面兩個組成部分得以加強或削弱的基石。當我們尋找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功能受到抑制的原因時，必須要看到掌控和主導當前國際體系及其規則的相關大國在執行全球治理標準時的二元性，換句話説，就是“雙重標準”。比如在新一輪巴以衝突問題上，對此有重大影響力的國家遲遲沒有采取決定性的行動來促進停火止戰並向加沙民眾提供必要的人道主義援助，而在烏克蘭危機激化和衝突爆發初期，它們就快速發佈了相關立場、決定和措施。這些主導性國家對於兩場衝突的區別對待，也反映在了它們所掌控和主導的相關全球治理機構對於兩場衝突的解決效率上。如此一來，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給人留下的一種印象，就是它建立在具有選擇性甚至歧視性的標準之上，這反過來又可能會助長國際上基於國別、種族和膚色的非人道做法。

通過這番診斷，我們可以認識到當前全球治理架構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或不足，並可以利用這種認識來探究改革性和參與式的解決方案。不過，這項任務極其複雜，關聯因素較多，並且需要廣泛討論，因此我們有必要突出強調一下加強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使其不斷取得進展的過程中所應遵循的標準。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公平公正，就是將全球治理體系的規則標準與政治道德結合在一起，這不僅僅是以哲學和理論的視角，更是將“更加公平公正”的政治道德作為全球治理的本質、基礎和必要條件。

有人認為不應該將道德原則與政治“混在一起”，稱它們都是複雜概念，有時難以融合互嵌。但我認為，一些政治道德原則可以成為全球治理體系以及作為其主要載體的聯合國相關機構採取行動時的標準，這將有助於相關參與方在任何情況下、涉及任何國家時、對於任何問題都能做出統一判斷。 

最後，我想引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著名詩人、政治哲學家但丁的一個觀點。他在14世紀完成的著作《論世界帝國》中就肯定了一個“全球性政府”或者説是全球治理對於防止戰爭的必要性，即全球治理的理念必須被理解為基於所有人的共同點來治理人類，並通過使用普遍法律，引領所有人走向和平。（作者是約旦戰略研究論壇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