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淵譚天丨“全球南方”的崛起時刻
這兩天，G20峯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
今年峯會的一個特殊之處，是與會成員從20個變成了21個。
新增的那個“1”，就是中國第一個明確表態支持、在去年加入G20的非盟。超過14億非洲人口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的力量正變得越來越大。
專業人士告訴譚主，如果説G20剛成立時，是發達國家給與會的發展中國家“拉單子”“提條件”，現在，這種不平衡正在被打破。
這背後代表的，是“全球南方”的崛起。這種改變，將為全球發展帶來哪些想象力？
10億人和更多人
當地時間1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G20峯會上發表關於“抗擊飢餓與貧困”議題的講話。講話中，習近平主席分享了中國的減貧經驗。
之所以講這個主題，是因為這屆G20峯會的主辦國巴西，將“消除飢餓貧困”作為首要議題。
巴西，一直深受飢餓與貧窮之困。相信很多人都看到過這個片段：
2022年，還是候任總統的盧拉在談到巴西正與飢餓作鬥爭時當場落淚，他表示，如果在自己任期結束時，每個巴西人都能再一次享用早餐、午餐和晚餐，自己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事實上，不止巴西一個國家在同飢餓與貧困鬥爭。現在，全球仍有6億人遭受飢餓。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金磚國家暨G20研究中心主任徐飛彪告訴譚主：
貧困和飢餓問題不是自然而然能解決的，需要政治決策。反貧困與反飢餓，是一個系統性、全局性的工程。當前，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都在惡化，而發達國家那套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被實踐證明解決不了這一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發達國家目前拿不出有效的治理方案、解決方案。
減貧政策的背後，是這個國家治理的思路。
對拉美國家政策有着常年研究的中國現代院專家嚴謹表示：
減貧是盧拉政府執政很重要的一項政策，近些年也取得了很明顯的成果，巴西在G20峯會上推動減貧議題，一方面是能分享自己的經驗，另一方面也可以藉助G20，在全球層面爭取到更多資源。
巴西政府認為，當前全球缺少一個可相互分享經驗的計劃。同時，G20不應只關注“黃金十億人”（發達國家人口數）的利益，同樣也應該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需求。也就是説，G20需要更多關心涉及更多人利益的議題。消除貧困，就是其中之一。正因如此，巴西政府在峯會前提出倡議，要成立“抗擊飢餓與貧困全球聯盟”。
譚主瞭解到，中國也是這個聯盟的創始成員。
事實上，在G20之前，很多國家已經在向中國學習這樣的治理經驗。
譚主瞭解到，今年訪華的國家都在提“向東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提到，和西方學習了100年，到了現在，在一些問題上甚至還出現了“倒着走”的情況，他們表示，不想變成西方現在的樣子。
所以，從減貧這一議題的設置就可以發現，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就表現在這些國家立志，解決那些發達國家都無法解決的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關乎更多人的利益。而這一理念，與中國一直提倡的理念不謀而合。
習近平主席曾在2020年的G20峯會上提道：
“發展是解決貧困問題的總鑰匙。”
飢餓與貧困問題的本質，還是發展問題。而發展，也是中國一直在G20引領討論的議題。
中國現代院專家嚴謹告訴譚主：
當前，發達國家的不公平的貿易政策、過分嚴苛的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在全球價值鏈重構過程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打壓，都在制約着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2016年的G20杭州峯會，首次把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核心位置。8年後，巴西又一次接過這根接力棒。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一直在積極尋找發展的增量。
2016年的G20杭州峯會上，“數字經濟”首次被列為G20創新增長藍圖中的一項重要議題。此後，這一議題持續成為G20核心議題。
譚主梳理了2013年以來中方在歷次G20峯會上的發言，中國關注的，都是事關發展的議題，都是顧及最大多數人的議題。
這，正是中國與“全球南方”共同發出的聲音。
一組矛盾數據背後的希望
峯會前，世貿組織發佈了一份關於G20的報告，其中提到這樣一組矛盾的數據：
2023年10月中旬至2024年10月中旬期間，G20經濟體在貨物貿易方面推出了141項貿易促進措施；但與此同時，G20經濟體提出了91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
要知道，G20成員的GDP佔全球的85%，貿易額佔全球的80%。世貿組織的這份報告意味着，全球化、貿易自由化正在經受越來越嚴峻的考驗。
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白明告訴譚主：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勢力的博弈其實一直都存在，從最近10多年的數據來看，在這其中大多數的年份裏，世界貿易增長速度是慢於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而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間，世界貿易增長速度都是快於經濟增長速度的。當時，貿易是發展的“發動機”，而現在，是在局部範圍內“拖後腿”。
儘管博弈長期存在，但最近這段時間，卻出現了更加危險的信號。
報告中特別提到了一項數據：
在報告所述期間，G20經濟體啓動貿易救濟的平均次數為每月25.4次。
貿易救濟工具，包括反傾銷、反補貼等等，而今，這些手段都在被濫用。最為明顯的，就是譚主最近在持續關注的，G20成員歐盟，對華電動汽車加徵關税的事情。
在談及這種轉變時，徐飛彪提到了一個詞——產業鏈上游。
事實上，這個詞也是這次G20峯會存在較大分歧的焦點議題。
專業人士披露稱，G7國家公開反對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產業鏈，只讓其進入供應鏈。
徐飛彪給譚主解釋了分歧背後的原因：
供應鏈更多的是產業內的供求聯繫，比如原材料及中間產品的供應、產業上下游之間的關係鏈條等；產業鏈則涉及跨產業間的關聯，是更廣的經濟合作狀態。發達國家與南方國家所謂的“供應鏈合作”，本質上就是發展中國家提供原材料，包括關鍵礦物、關鍵材料等。
按照現有的全球產業分工，發達國家佔據着產業鏈的上游，享受着科技溢價、技術溢價、品牌溢價。
很明顯，部分發達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就想要剝奪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發展的權利。
而全球南方國家，並不天然就是“接單”的角色。
中國擁有全球最豐富最複雜的產業鏈，通過“一帶一路”這一平台，各國可以更深更廣地融入全球分工體系。
巴西，已經是其中的受益者。盧拉總統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巴西這個月的汽車產量打破了歷史紀錄。
這背後，有中國企業的身影——多家中國企業在巴西建廠，包括純電動大巴底盤廠、太陽能板廠、電池工廠，幫助巴西構建自己的新能源產業鏈。
很明顯，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超越了發達國家對全球南方國家的限制與封鎖，讓各國平等享有發展的權利。
一個追求公平的協定
除了減貧與貿易，氣候變化問題，同樣是這屆G20峯會的焦點議題。
事實上，就在G20峯會召開的同一時間，聯合國氣候大會也在召開。
這屆大會的目標是商定新的應對氣候變化融資目標。2009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發達國家同意每年為發展中國家籌集1000億美元資金，以幫助其適應氣候變化並減少温室氣體排放。但直到2022年，發達國家才首次實現這一目標。
而今年探討的，是要在2025年前，將這個1000億美元的目標調高。根據聯合國的最新估算，到2030年，氣候融資需求將超過每年1萬億美元。
之前每年1000億美元都無法完成，現在每年的數字多了一個“零”，完成情況更令人擔憂。而更讓人擔心的，是新一屆美國政府，可能會再次退出《巴黎協定》。
長期關注氣候變化議題的清華大學唐新華告訴譚主：
美國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也是發達國家中最大排放者，美國的退出，對於其他發達國家履行承諾會形成極大負面影響。
也正是眼看美國有“退羣”的趨勢，部分發達國家，在G20峯會上，也開始動了重新制定資金方案的“歪心思”。
唐新華表示：
這筆錢誰來出、怎麼出，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這個氣候治理最權威的多邊平台已經有過明確共識。而發達國家在G20框架下去談資金問題，明顯是想推卸責任，要求發展中國家分擔其本該承擔的責任。
而這些行動，已經在阻礙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滕飛剛從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歸來，他跟譚主分享：
如果沒有明確的資金目標，很可能會破壞原來《巴黎協定》裏雙方達成的政治互信，導致將來發展中國家難以落實提出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減排目標，無法產生正向的循環和激勵，最終讓談判淪為互相指責的“遊戲”。
相比於“甩鍋”的發達國家，全球南方國家一直在通過合作，推動着能源轉型，創造着機遇。
有數據表明，2023年初到今年10月，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中國在至少130筆海外清潔能源技術項目中投資了超過1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正好是發達國家承諾的一年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融資。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全球南方國家，是行動更快的那一個。
第一次非盟加入的G20峯會
譚主注意到，就在這屆峯會召開前，有不少人提到，G20峯會已經接連在印尼、印度、巴西召開，下一屆的G20峯會，將在南非召開。由此，不少人表示，G20進入了*“全球南方”時刻*。
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媒體發表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了如何提升“全球南方”的話語權：
“要積極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提升‘全球南方’代表性和話語權。”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今年，是非盟參加G20峯會的第一年。而這，還只是第一步。
譚主找到一組數據：
當前，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擁有17%的總配額，仍是其最大股東，在任何關於配額公式更改的討論中享有實質上的否決權。
當前，非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擁有5.2%的總配額。其中，南非擁有最大的份額，為0.64%，其次是尼日利亞，為0.52%。
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呼籲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的原因。而G20，正是實現這一公平治理目標的可行路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通過特別提款權（SDR）特殊分配協定修正案，這使得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及融資能力得到顯著提升。而該協定，就是在G20敦促下正式生效的。
為何G20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徐飛彪告訴譚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現有重要國際組織，其行動決策是各國協商基礎上推動的，大國擁有決定性投票權。國際機制的存續運轉取決於大國合作，作為全球主要大國合作的平台，G20達成的共識和形成的行動方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有義務和必要推動落實。
事實上，在多個國際組織中，仍是以美歐為首的發達國家佔據主導權。
推動相關的改革，絕非易事。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也在積極地給出解決方案。
就拿債務問題來説。一直以來，由於美西方國家的偏見，加大了非洲國家的借貸成本，也客觀上加劇了非洲國家的債務風險。非洲國家一直呼籲多邊開發銀行重新審視修訂“債務可持續性”這一關鍵問題，但都沒有得到正面回應。
而中國與其他國家合作成立的新開發銀行，作為輔助性、補充性的組織，正在彌補現有機制的不足。通過這種方式，能讓非洲國家享有更公平的待遇。全球南方國家也在通過這種合作，倒逼相關機構的改革。
隨着“全球南方”的不斷崛起，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享有相應的話語權，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因為，全球南方國家，一直在行動。無論是減貧，還是發展，無論是綠色轉型還是全球治理，全球南方國家，一直在做。
正如古語提到的——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這，是歷史的必然。